李南央：我家的老阿姨

        阿姨去世后，我总想着带女儿回国给阿姨上一次坟。想着带女儿跪在阿姨坟前对她说：“阿姨我后悔，你给我家做了一辈子饭，我却从来没有给你做过一个菜。我真的后悔呀！”

 

　　 阿姨的名字叫冯茶英。可是爸爸、妈妈叫她蔡嫂，我们孩子叫她蔡阿姨，我的女儿忙忙则叫她蔡阿婆。“蔡”是她第二个丈夫的姓。其实她跟了那个男人没几年，他就去世了。蔡阿姨不识字。在50年代初扫文盲的热潮中，我曾制定过一个暑假要给阿姨脱去文盲帽子的宏伟计划。可惜我的热乎气儿只持续了三天。这也要怪阿姨的积极性实在是不高，她老打退堂鼓：“不识字，不耽误我做好饭。”结果我轰轰烈烈干一场的仅存硕果是阿姨能写三个字，那就是“冯茶英”。
　　 
　　 不过阿姨是对的，不识字并不妨碍她在我妈妈和爸爸的朋友中成为名人，她做的那一手好菜，让爸爸、妈妈的朋友过口不忘。来家作客，有时就是冲着蔡阿姨的手艺来的。客人临走时跑到厨房和正忙着什么的阿姨道别：
　
　　 “蔡嫂，到我们家来做吧！”
　　 
　　 一句玩笑话，那位客人就成了阿姨永远的朋友。下次他（她）再来，阿姨会格外卖力地做得更好。
　　 
　　 阿姨其实真是个聪明人。一年365天，在我家干了多少个365天啊！我们从来没有吃腻过她的饭菜。这得是多大的功夫，动多大的脑筋呀！阿姨常常对着案板叹息：“天天做，真不知道今天该做点什么。”可是待饭菜端上桌，又必是让人胃口大开。阿姨做饭琢磨。“豆豉豆腐汤”不能放葱花，要加胡椒、青蒜，而且青蒜要剁成末；煸肉时要加点开水，肉就会嫩；蒸鸡蛋羹用温水调，打出泡沫，蒸出来才滑口。就连臭东西，到了阿姨手下都变成香的了。阿姨自制的臭鱼、臭豆腐、臭鸡蛋，闻着那叫一个臭，苍蝇围着你团团转，可是吃起来没治的香啊！我诚心诚意地向阿姨讨教过做饭的诀窍，她总是笑话我：“你学不会，你懒地做。”倒是我女儿在外公家吃午饭的那两年，跟阿婆学了几手。蔡阿姨教她可比教我当回事，就这几手，女儿的蒸鸡蛋和打鸡蛋汤的功夫至今在我和她爸之上。到美国后，我会突然想起阿姨的一道什么菜，试着做做，女儿在饭桌上就会问：
　　 
　　 “妈，你这是哪儿学来的菜谱？”
　　 
　　 我说：“阿婆做过这个菜。”
　　 
　　 女儿就说：“难怪这么好吃。”
　　 
　　 一到我工作有危机的时候，女儿就说：“妈，你把阿婆做过的菜好好想想，开个蔡阿婆餐馆，包准赚钱。”
　　 
　　 都说小孩儿吃别人家的饭香，可我女儿从我的朋友家作客回来，总是说：“还是咱家的菜最好吃，谁家的饭也没咱家的香。”现在女儿有了男朋友，是个美国孩子，也迷上了我家的饭。看来蔡阿姨又多了一个外国崇拜者了。
　　 
　　 尽管我如今饭已做得不错了，可是还是懒得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爱下厨房的。就是因为懒，每次回家，总是心安理得地享受阿姨的饭菜，从没想过要让她尝尝我的手艺。直到阿姨永远地走了，我才突然感到那么、那么地后悔。真的，活到现在，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事情，只这一件，刻骨铭心，永远、永远地不能原谅自己。
　　 
　　 阿姨命苦，她娘家是河南获嘉县城关镇大洛村人，不知怎么嫁到了武汉，给一个警察做妻子。抗日战争爆发时，有个不到三岁的儿子。日本人轰炸武汉时，丈夫带着他们娘俩逃命。男人上了桥，他们娘俩被挤在了桥下。结果桥被炸了，眼睁睁地看着男人没了。阿姨和小儿子就留在了汉口，她带着儿子给人洗衣、打杂糊口。我小时候，爱听阿姨讲她的故事。可是讲来讲去，从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只是那句话：“日子真苦啊！”我就永远记住了阿姨年轻时“真苦”。我就想着阿姨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是个硕大无比的木盆，洗呀、洗呀，永远洗不完的衣服。十冬腊月，手上是一道道不能愈合的血口子。她的小儿子就蹲在木盆边乖乖地玩肥皂泡。后来儿子生病死了。阿姨碾转到了我姥姥家，就一直做了下去。阿姨说：姥姥脾气可好了，手把手地教她做事。武汉人会做汤，阿姨做汤的功夫大概就是从姥姥那里学来的。后来有人给阿姨说了个婆家，男人在武汉开着买卖。依稀记得阿姨说过那人也是河南人，老家离阿姨的娘家村并不远。阿姨结了婚，就离开了姥姥家。没多久解放了，好象是镇 反 运 动，她男人不知因为什么害怕，跳楼自杀了。阿姨不得已回到乡下的婆家，可是婆婆家又被划成了地 主，家产被村里人分光了。阿姨形容那时的生活，还是同样说：“日子真苦啊！连被子都没有一床，东西都被抄走了。”不过阿姨说后来又还回一些，说是搞错了，给平了反。但是婆婆还是在惊吓穷困中很快去世了。阿姨本来在婆家就没有认识的人，这下更是无所依靠。正好我爸爸、妈妈到了北京，妈妈想起阿姨，找到她婆家，把她从乡下接了出来。阿姨就在我家落了户。
　　 
　　 阿姨自己说，她当年在村里是有名的美人，我可从来没有觉得她漂亮过。她的鼻子太大，不过直直的；嘴巴也显太大，不符合“樱桃小口一点点”的美人标准；眼睛也大，但是是双眼皮。脚是半放过的小脚，大概就是这双小脚，让我永远看不到阿姨的任何美丽了。我知道那双脚脱去袜子很可怕，第四个脚指和小脚趾完全折断了，贴在脚心的一面。而且那双脚不论怎么洗，总是很臭。我小时候总忍不住要求阿姨脱下袜子让我看她的脚，看过后还要趴过去闻闻，然后小手在鼻子前急急地扇着，身子向后缩成一团：“好臭，好臭”。阿姨就开心地笑了。这种游戏我们常玩儿，且乐此不疲。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种很残酷的游戏。可是阿姨为什么从不为那双永远残了的脚伤心呢？
　　 
　　 阿姨到北京后，乡下还是不断有人来信提亲，我因此对乡下人认为阿姨漂亮也就不大怀疑了。后来据妈妈说：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让阿姨动了心。阿姨跟妈妈说好不做了，要回乡下成家，妈妈同意了。可是阿姨走了没几天又回来了。
　　 
　　 妈妈问：“怎么了”
　　 
　　 阿姨说：“那人太丑。”
　　 
　　 妈妈就说：“那不能勉强。”
　　 
　　 从此，阿姨断了找 男人的念头。妈妈说：“我们养你的老，你就一直做下去吧。”
　　 
　　 可阿姨还是觉得要有个自己的儿子才好，于是，乡下认阿姨当娘的信就渐渐多了起来。信总是我念给阿姨，并代她回。阿姨在这些出了五服、没出五服的侄儿中挑来选去，最后拣中了一个在郑州上大学的远房侄儿。但是阿姨谨慎地没有办过继手续，只建立了长期通信的关系。一来二去，这个侄儿露出了马脚，跟阿姨要钱，还要阿姨在北京给他找工作。阿姨气坏了，从此不再提找儿子。突然有一天，乡下来了个丁大姐，是阿姨老姐姐的女儿，说是要给阿姨当过继女儿。丁大姐在我家住了有日子，老实、本分，就知道干活。丁大姐走了以后，阿姨家信的收信人就变成了“丁世香”。后来就开始听阿姨念叨“麦穗”，麦穗也姓丁。我一直没弄清丁大姐和麦穗的关系，丁大姐是麦穗的姐姐呢，还是就是麦穗本人？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麦穗。后来又有了陈锡友大哥。阿姨说锡友大哥和麦穗是中学的同学，后来考上了大学可一直惦记着麦穗，要娶麦穗。麦穗不漂亮，就觉着自己一个农民配不上大学生，死活不答应。可锡友大哥认准了麦穗，非她不娶。后来麦穗还是嫁给了锡友大哥，到了锡友大哥工作的平顶山矿。锡友大哥后来还成了矿上的领导。81年锡友大哥的孩子也工作了，经济情况好了，到北京我爸家看阿姨，还采购了一堆衣服给麦穗。那是我第一次见锡友大哥，真是高高大大、憨诚可信的一个汉子。阿姨决定认女儿而不再要儿子的决定是太英明了！阿姨最后在过继女儿家的晚年非常幸福，那是后话了。
　　 
　　 阿姨是我童年最亲近的人。我两岁进了幼儿园，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多一半都是阿姨接我、送我。回到家，又多一半只有阿姨和警卫员在家。我觉得家里最疼我、亲我的就是阿姨。记得有一次妈妈的两个好朋友，两位姓徐的阿姨来家作客。妈妈本来说好了，吃完饭带我和她们一起上街，可到临出门又变了卦。我真是气坏了，大哭大闹起来。可是这一点儿也不起作用，妈妈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丢在家里就和朋友们走了。我就开始在地上打滚，从里屋地上滚到外屋地上。从武汉来家作客的小姨试着给我讲道理：“小孩子要听大人的话，要不不是好孩子。”我更不干了，“为什么明明是大人没理，还要说我不乖？”我把小姨正在椅子腿上缠的毛线乱扯乱拽，弄得一团糟。小姨吓坏了：
　　 
　　 “这丫头的脾气了得！”
　　 
　　 阿姨说：“不怪孩子，她妈妈总是说话不算话。”
　　 
　　 阿姨把我从地上扶起来，耐心地哄我：“我知道你委屈，是你妈不好。你妈不带你出去，阿姨带你出去玩儿。”阿姨领着我在家的附近转啊，转啊，最后碰上了个卖烫糖人儿的。烫糖人儿是一种糖稀做的糖玩具，可以看着玩儿，也可以吃。卖烫糖人的挑着一付挑子，一边是一个小火炉，一边是装糖稀的锅和工具。遇到有人要买烫糖人儿，就放下挑子，把锅架在火炉上。待糖变成液体状，就用长竹签挑起一些糖稀，三翻两翻，用嘴七吹八吹，糖稀凉了，凝固了，玩艺儿也就做成了。整个儿过程不足一分钟，看得人眼花缭乱。因为糖稀暴露在北京漫天的风沙里，再加上要用嘴吹，妈妈说不卫生，从来不给我买。看见我的眼睛盯住了烫糖人儿的挑子，阿姨叫住了小贩。阿姨问我：“要个什么样儿的？”我一下子破涕为笑。在烫糖人儿挑子上插的各种各样的样品中看来看去，拿不定主意。
　　 
　　 “能多要几个吗？”我问阿姨，
　　 
　　 “几个都行。”阿姨说。
　　 
　　 记得我要了一个孙悟空还有其他几个什么东西，拿在手里一直舍不得吃。看看天不早，到做饭的时间了，阿姨和我商量：“吃了吧，咱们该回家了。”我乖乖地几口把烫糖人儿们吃进肚里。
　　 
　　 阿姨说：“可不兴告诉你妈妈我们买了烫糖人儿啊。”
　 
　　 我说：“知道。”
　　 
　　 心里满足极了，觉得比跟我妈妈出去玩儿值多了。觉得只有阿姨顺着我的心，把我这个小人当会事儿。
　　 
　　 说阿姨把我当回事儿，我还有个好例子。有一次在不该回家的周末，阿姨突然来到幼儿园接我。阿姨告诉园长：我小姨从武汉来了，要接我回家看小姨。园长准了假，我兴高采烈地拉着阿姨的手坐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满屋子跑着找小姨，可连个影儿也没见。
　　 
　　 阿姨笑了：“小姨没来。你爸妈出差了，我接你回来跟我作伴儿。”
　　 
我吃惊得嘴都合不上，“阿姨敢撒这么大的谎骗幼儿园的园长！”不过心里实在高兴，因为我太想回家了。特别是家里只有阿姨在，会是多么自由！那个周末足吃、足玩儿。阿姨接我、不接哥哥有她的道理，因为我不会告诉我妈，而哥哥老实，会向妈妈讲实话的。我和阿姨的这种默契配合，一直延续到我长大成人，离家出走。那时，是我帮助阿姨了。
　　 
　　 后来，我上了小学。学校在通县，那时叫通州，还不属于北京市，坐公共汽车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又是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每两周，燃料工业部就派专车到学校把我们接回家。记得一共三辆专车：一辆是送到广安门外的电力部宿舍，一辆是送到北兵马司的煤炭部宿舍，我是在到六铺炕的石油部宿舍的专车上。因为爸爸所在的水电总局宿舍与石油部是在一起的。不回家的那个周末最难熬。春天还好，生活满老师会带着我们到野地里去玩儿，坐在大树下给我们讲狐狸精的故事。冬天就很难过了。宿舍里很冷，我们一个宿舍十几个人，就各自缩在自己的床上，用棉被裹着，看老师发的小人书。书就那么几本，看过几遍就实在没什么味道了。大家就盼着爸爸、妈妈会来看自己。我确确实实盼到过家里的来人，那不是别人，是我的蔡阿姨。阿姨常常是叫住在操场上碰到的学生，报出我的年级和姓名。那个同学就会飞也似地冲进宿舍楼道，大声喊：“李南央，你家里来人看你了！”我就会在一屋子伙伴羡慕的目光簇拥下，从床上一下窜起老高，顾不上提好鞋，就一溜烟地没影儿了。一出宿舍楼门，就会看见阿姨站在操场上，手中提个草编的提包，笑着冲我招手。我和阿姨就在篮球架下压架子的大石头上坐下。暖暖的阳光里，阿姨从提包里一件件地拿出好吃的。我不记得都有什么了，只记得最好吃的是阿姨给她自己带的午饭，冰凉冰凉的葱花饼。我三下五除二一扫而光，吃完了才想起：
 
　　 “哎呀，阿姨，我把你的午饭吃了，你吃什么呢？”
　 
　　 阿姨就说：“我不饿，”怜爱地看着我：“孩子真可怜，凉饼有什么好吃的，一定是平时没吃的。学校的大师傅没良心，揩孩子的油。爱吃，下次阿姨还给你带。”
　　 
　　 阿姨从不进我的宿舍，因为她不希望别的同学分吃她给我带的东西。
　　 
　　 我九岁那年，家里出事了。我不知道具体出了什么事，只知道爸爸犯了大错误，被撤了职，要去北大荒劳 改。机关派给爸爸的公务员自然没了（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警卫员换成了公务员）。那时家里用着两个阿姨，除了蔡阿姨，还有一个带着一岁妹妹的金阿姨。妈妈找蔡阿姨谈话，告诉她爸爸的工资被减了很多，我们没有钱雇两个阿姨了，只能留下她一人。她要做饭，还要带孩子。可是工钱只能照旧，没有能力给她长。一家三个孩子，主要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要精打细算。
　　 
　　 “当然，我们现在是犯了错误的人家，”妈妈说：“蔡嫂，你要嫌钱少，嫌我们名声不好，可以不做，可以换人家。”
　　 
　　 妈妈说这些话时我和哥哥都在场。妈妈大概是觉得我们也不小了，应该知道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应该知道家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富裕了。
　　 
　　 阿姨哭了，说：“范同志，你放心，我不走。没有工钱也可以，我不能在你们落难时离开这个家。我帮你带孩子。”
　　 
　　 妈妈也哭了。我其实并不真的知道到底怎么了。但是妈妈、阿姨都哭了，事情一定很糟，我也抹开了眼泪。可是我并不害怕，因为阿姨在。只要阿姨在，我们就吃得上饭。从此，我也有了一份工作，那就是帮阿姨记帐。我每次从学校回家，就要帮阿姨记下两个星期里的花销。阿姨的记性真好，几分钱、几分钱的菜，一笔笔背给我，我就一笔笔地记下来，然后打着算盘算。但是对不上帐的时候总是很多，毕竟东西太琐碎，时间又长，哪能都记住呢。我就给阿姨出主意：“阿姨，你就随便编一个什么记上吧。我又不会告诉我妈。”阿姨说：“那不成啊，不能扯谎呀。”我搞不懂，可以骗幼儿园园长，怎么不能向我妈编瞎话呢？我不知道，在阿姨那儿，这可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往往是阿姨用自己的钱补上对不上帐的那部分才算完事。我真地不明白：妈妈为什么非要记帐呢？为什么就不能相信阿姨呢？还有的时候，阿姨会用自己的工钱补贴家里的花销。妈妈每个月给阿姨的家用钱是固定的，但是意外多花钱的时候总少不了，比方这个月要订蜂窝煤、那个月要买冬储大白菜。遇到这样的时候，阿姨踌躇着，要不要向我妈多要钱。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算了，阿姨说：“你妈要说我不会理家了，还是自己垫上吧。”我那时早没了小时候敢跟妈妈大发脾气的勇气，妈妈日渐暴躁的脾气，使我尽量躲着她。生怕哪件事做得不对，就会是一顿翻天覆地的混骂。我觉得让阿姨出钱不对，她的工钱只那么点，可是我也不敢将钱不够用的事告诉妈妈。妈妈会说：一家五口全靠我一人的工资，我到哪儿去变钱。文化 革命中，妈妈曾被停发过工资，家里的银行存款也被悉数没收，我们第一次经历了真正没钱的窘困。妈妈在补发工资后，变得对钱更加斤斤计较，数落我从小到大用了多少钱成了经常性的话题。给我买了东西，会开一张清单，一项项、一共花了多少钱。待你真的按数将钱寄还给她，她又跟你大吵大闹。我也就始终没有找到过机会告诉妈妈：阿姨曾一次次地用她不多的工钱，给我们买煤、买菜。阿姨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过她当年曾给我们家补贴过多少钱，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钱不够用，自然是自己不会理财所至，用自己的钱补窟窿，那是补自己的错，是不能说的。
　　 
　　 爸爸出事后不久去了北大荒。妈妈的脾气坏到极点，常常为一点小事冲阿姨发火。阿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随后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阿姨会常常天不亮，就扭着一双小脚，提着篮子去到通往六铺炕商场的煤渣铺成的马路边，向郊区来的农民手中买田鸡、买鸡蛋。这种买卖那时是黑市买卖，当然只能在黑暗中进行。往往阿姨提着一篮鸡蛋回来的时候，全家还都在睡梦中。阿姨还养了两只鸡，一只叫小白，一只叫小黄。每天除了给人做饭外，阿姨又多了给鸡伺候吃的。当鸡开始下蛋时，阿姨真高兴啊！模着温温的蛋壳，小心奕奕地放进篮子里。一个个的鸡蛋都给了妈妈和妹妹，阿姨自己从来不吃一个。阿姨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算计，怎么让我们吃饱，怎么让妈妈和妹妹吃好。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件事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催促我和哥哥给在北大荒的爸爸写信。我那时在读小学，并不知道要与爸爸划清 界限，只是贪玩，不爱写信。阿姨就好言相劝：“你爸一个人在那儿可怜，你给你爸写封信。”我总是在实在被催不过的情况下，才勉强动笔。我根本不懂，这些家信会给爸爸带去多么大的快乐。
　　 
　　 我小学毕业那年，阿姨回老家探了一趟亲。我担起了生火、洗衣、做饭、喂鸡的责任，才知道阿姨一天到晚是多么地忙。我不会封火，炉子常常灭。那年的暑假北京天天下雨，煤特别的潮，就更难点着。我和哥哥弄得满屋、满脸的黑烟，就是不见冒火苗。实在没办法了，就跑到一楼小妞姥姥家，把人家炉子里着着的煤要了，托在簸箕里，三步并做两步窜到三楼的家里，放进蜂窝煤炉里，上面再加上引火煤，把火生着。真想阿姨早点回来呀。搬着手指算，总算到了阿姨该回来的日子，不见阿姨的影子。我害怕了，“是不是妈妈对阿姨太不好了，她永远不回来了呢？那我们可怎么活呀！”直到阿姨突然出现在家门那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真高兴。我说：“阿姨，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一楼的小妞姥姥说：“你可回来了，孩子们遭罪了，吃不上饭。”原来，阿姨的村里发了大水，根本出不了村。她急呀，知道我们会吃不上、喝不上。水稍稍退了，她逼着侄子把她背到县城，上了火车回到北京。阿姨说：“傻孩子，我哪能扔下你们孤儿寡母呢。”
　 
　　 但是终于到了阿姨不能不离开我们的那一天。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水电部的造 反派到我家向阿姨出示了“驱逐令”。说是文化 大 革命了，不能允许人剥削人的现象再继续下去，所有的保姆要一律滚回老家去。尤其是黑 帮家，就更不能让人伺候。阿姨经历过丈夫自 杀、抄 家 没 产，比我们对“革命”有“认识”得多。当天就说一定要走，一天都不能多留。我们匆匆给阿姨办了转户口手续，买了火车票。第二天，哥哥用自行车把阿姨的行李驮到车站发运，我陪阿姨坐公共汽车去北京站。一路上阿姨什么话也没说。送阿姨上了火车，看着渐渐远去的阿姨露在车窗外的脸，我的鼻子酸得不行。阿姨却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没有掉一滴眼泪，“阿姨你心好硬啊”。
　　 
　　 阿姨走的第二天上午，造 反派又来敲门，摆出的已经是要打人的架式。我们说阿姨走了，回乡下老家了，他们没趣地走了。那天有人家的保姆挨了打，听说造 反派出手很重。我才明白阿姨是在逃命，能顺利逃出“虎口”，她只有松了一口气，哪里还有别离的悲伤呢。
　 
　　 后来文革渐渐进入尾声，妈妈由敌我矛盾转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干校回到北京，又将阿姨接回北京。阿姨到北京那天，我也正从陕西回家探亲。打开门看到阿姨，那叫高兴啊！阿姨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硬朗了。问她在乡下可曾吃苦，她说没有，这几年过得可好了。村里人选她当了妇女队长，带着村里的女人们下地干活、唱歌，很开心。只是她在北京大干部家做事的名声太大，远近大大、小小的干部不断派人来请她去做事，很烦心。后来公社革委会主任亲自来请，请了好几趟，又送礼，又说好话，软磨硬泡，实在躲不过，只好去了。阿姨说：这个主任是个造 反派，在外没少干坏事，不过对她很好，把她当长辈待，家里钱全交她管，不像我妈一分钱都要记帐。不久前，主任让对立面给搞倒了，那帮人一天到晚让她揭发。阿姨对我说：“这个主任不是个好东西，可做佣人的，不能说主人的坏话。”正在被纠缠得难以脱身，接到了我妈的信，就立即动身来了北京。
　　 
　　 阿姨还带给我们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她的第一个丈夫没有死，还活着！武汉那边的造 反派居然找到乡下她那里，向她调查她前夫在武汉当警察的那段历史。她才知道：她前夫没有被炸死，而是过了桥。多少年打听不到他们母子的消息，就又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后来那男人给她去过信，要接阿姨到武汉看看。我问阿姨：“你去了吗？”阿姨说：“有什么好去的，他有老婆，有孩子。”可我总是替阿姨有些遗憾，毕竟那男人还是惦记着她的，还是想见见她的。看来那男人当年是爱阿姨的。难怪阿姨那么恨日本人，在电影上一看到日本人就咬牙切齿。日本人毁了她美满的家庭，夺去了她的男人和儿子。
　　 
阿姨回到我家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与别人合住的单元内一间七平米小屋里。平时只有妈妈和妹妹，我和哥哥回家探亲就打地铺。阿姨来后，妈妈嫌她睡觉打呼噜，不让她和自己睡在一间屋内，阿姨每晚只好在厨房用三个凳子搭块板当床。阿姨来北京的第二年，我又回北京探亲。妈妈正好在小汤山疗养，我就和阿姨睡在了屋里。一天，我从小汤山看我妈回来，进门见阿姨伤心地在哭。一问，才知和邻居发生了争执，邻居骂她奴 才。起因是为了门厅的地盘。与我们共住一个单元的是一对工程师夫妇，男的原来是我妈妈的下属，女的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当初搬家时，机关本来是把单元内的大间给了我们，他们分的是我们住的小间，他们却抢先搬进大间。分房搬家时，只我一人在北京，能有个放东西、立足之处就已心满意足，哪还注意什么大间小间。门厅应该是共用的，一家一半。可邻居欺我们是下了台的干部，占了大间还不算，东西也越来越侵入我家的“地盘”。那天他们又搬东西，阿姨看不过，说：“你们不要太不讲理。”结果那位女技术员破口大骂：“你这个奴 才，主子连张床都不给你一张，你还护主。真是地地道道的可怜的奴 才！”
　　 
　　 是啊，我妈妈是黑帮，黑帮的女儿我，是狗崽子。甘心伺候黑帮、狗崽子的就更不是人了。在那个人歧视人、人不当人的年代，还有阿姨护着我们。不管我妈怎么不公平地对待她，她还是护着我妈的利益。你说她是“奴才”，我称她是“义仆”。这种德行，现在是没有了，是永远的文化沉淀了。
　　 
　　 不过阿姨反 叛过一次。妈妈平 反后，在我们与人合住的单元楼前面的一个五层楼的顶层分到了一间也是与人合住单元的房间。那间房间较大，且向阳，所以妈妈和在北京读书的妹妹就搬进了那一间，阿姨才得以从厨房搬入七平米小间睡觉。可是每天的饭要阿姨在后楼做好，送到前边的五层楼上。一天三顿，已经六十多岁的阿姨感到吃不消了。而且妈妈对阿姨态度越来越坏，有时到了蛮不讲理的程度。饭凉了要骂，不合口味要骂，买错了东西更要骂。阿姨说：“我不知道怎样伺候你妈，她才能满意。”阿姨决心要走了，她向妈妈几次提出自己实在是不知怎样才能干好，换个人吧。妈妈不同意，阿姨又改成要回家探亲，妈妈也不准。阿姨是度日如年，就在我结婚回北京探亲那年，阿姨对我说：“我老了，实在受不了了，你帮我给河南老家写封信，把我在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侄子云成。让他给你妈写封信，编个瞎话，就说要分家，一定要我回去处理房子的事。”我说：“阿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替你办好。”
　　 
　　 回到陕西，我就给阿姨在洛家村的侄子李云成写了信。不久就接到阿姨从河南发出的信，说到家了，一切都好，让我放心。以后妈妈几次写信催她办完事就回北京，阿姨决计再不回去了。可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阿姨从我姥姥家做起，直到把我们三个孩子看大成人。我们本来说好是要为阿姨养老送终的，却让阿姨在忍受不了虐 待的情况下走了。虽然阿姨不是我逼走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保护过她。我就和丈夫商量，想把阿姨接到我们在陕西三线工厂的小家养老。丈夫悌忠说：“应该的。”我就给阿姨写了信。说你到我这儿来吧，你不再是范家的保姆，我和丈夫把你当自家的老人待，你不用干活了。我们这里风景好、空气好，跟乡下一样。阿姨立即回了信，说过了年就来。没想到大年初一一早，车间的生活干事就来敲门，送来我爸从合肥发的电报：“接中央通知，四日返京。”我立即向车间党支部书记告假，当天下午就上了回京的火车。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8年。再回去时，已是带着高中毕业的女儿和先生一起从美国回到魂牵梦绕的麦李西沟“探亲”了。
　　 
　　 那年五月，丈夫也回到了北京。爸爸身边没人照料，我们就和爸爸住在一起。局势这么快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阿姨来我小家的事搁浅了。但是我惦记着她。可是我们和爸爸住在一起，阿姨要来就不能是家里的长辈，又要做保姆了，不知她是否愿意。我就试探着给阿姨写信说：“我和悌忠都到我爸这儿来了，我爸平 反恢复了工作，现在有了房子，想让你来，不知肯不肯，也不知你敢不敢。我妈毕竟也在北京，她早晚会得到消息的。你不给她做，给我爸做，怕不怕我妈骂你？”阿姨的回信很快就到了。她说没想到你爸还能平 反，今生还能见到他，真是高兴极了。说你爸为人好，事儿少，我也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我要来做。正是春节前，爸爸赶紧打发悌忠买了火车票，到河南接阿姨。悌忠在大洛村，云成一家把他像贵宾似的招待。住的是刚起好的新房，盖的是新被褥，一村的小孩儿跟在他屁股后头转，他领着他们放炮玩儿。过了初二，阿姨就和悌忠上路回北京了。进家门，见到离别了二十年的我爸，阿姨说：“李同志，你受苦了。”爸爸说了声：“蔡嫂，多少年不见了，你还好吧？”阿姨老泪纵横。
　　 
　　 万没想到的是，悌忠和阿姨前脚离了河南，我妈妈拿着她给阿姨办好的落实政策的进京户口后腿进了大洛村。李云成知道老太太的厉害，打死也不敢说实话。只好说阿姨过年串亲戚，要过几日才能回来，心想这就可以把老太太打发了。怎么也料不到，老太太居然住进县里的招待所等。云成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儿，我妈就是见不着阿姨的人影，她只道阿姨不愿意和她走，让侄子搪塞她。住了几日，实在等不到，没办法只好留下进京户口手续，说：“蔡嫂回来，让她来北京找我，我会好好待她的。”泱泱地走了。她绝没想到阿姨已经在我爸家了。
　　 
　　 老太太一离村，云成赶紧把户口手续寄给我，信中说：“快想想办法吧，范同志要是再来，纸里总包不住火。她要闹起来，我们可实在害怕。”这消息实在是太意外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妈会亲自到乡下去接阿姨，还办了进京户口，老太太知道事情真相后的怒火是绝对不难想象的。阿姨吓坏了。我爸也紧张：“你妈那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万一打上门来可怎么办？”我想了想：“有办法。俗话说'横的怕不要命的’。我妈一直觉得悌忠是个工人子弟，而工人家的孩子都是会动粗的，让悌忠给我妈写封信吧。她知道悌忠也在这儿，就不会闹上门了。”悌忠说：“看来只好我做恶人了。”他就按我妈对他的要求以同志相称——不能称伯母，那是资产阶级的叫法；不能称阿姨，那是革命队伍的特权，工人子弟不配；写了大意如下的一封信：
　　 
　　 老范同志：
　　 
　　 蔡阿姨已经到了我们这里。她不愿意去你那儿再做了。你过去对她太不好了。请不要再去她老家打扰。
　　 
　　 此致，

　　 敬礼！
　　 
　　 巴悌忠
　　 
　　 我大姨知道了此事，对我说：“现在办进京户口有多难！你妈能费这么大的力气给蔡嫂落实政策，还自己亲自跑到农村去接蔡嫂，她一定是太需要她了。你这是对你妈釜底抽薪，这事做得太绝了。即使蔡嫂不愿意给你妈做，你也不应该把她弄到你爸那儿。”
　　 
　　 我说：“我们接蔡阿姨在先，这没有诚心跟我妈作对的意思。再说我这算什么'绝’，我妈这辈子对别人做绝的事才多呢。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过分，再说阿姨有选择给谁干的权利。”
　　 
　　 虽然我们接阿姨时完全对我妈的想法不知情，但是我妈永远把这当成我和阿姨对她的合伙报复；更认为巴悌忠用心歹 毒，因为她当年没有同意他和我的婚事，就用“如此下 流”的手段报 复。由她说，由她想吧，我从来没为自己做的这件事后悔过，因为阿姨在我爸家过得十分快活。她有了自己独住的房间，我爸的衣服都是玉珍妈妈洗，饭也是玉珍妈妈和她一起做，吃饭是大家在同一桌上吃。特别是又见到了我爸50年代时的老人儿和常客，大家都记得她，都记得她做饭的手艺。见到阿姨，都是那么兴奋。
　　 
　　 我爸50年代的司机老乐伯伯说：“蔡嫂，没想到我们还能在部长家里见面啊！我老了，不能给部长开车了。你还能做事，好好照顾部长，他受苦了。”
　　 
　　 当年的小陆、小张秘书都已成了老陆、老张了。陆秘书问：“蔡嫂，你还认得我吗？”阿姨笑得合不拢嘴：“认得，认得。模样一点没变，就是老了，没想到还能再见。”说着说着又抹开了眼泪。
　　 
　　 周末玉珍妈妈的儿女来，他们都下厨房，帮阿姨干这儿、干那儿。我回家，阿姨还是老习惯，什么都不让我干，总是说：“跟你爸去聊天吧，不用你做事。”
　　 
　　 阿姨在我家干到78岁，死活要回老家，怎么说都不成。玉珍妈妈说：“我们再请一个人，你什么都不用干了。我们给你养老送终。”这样阿姨还是不同意，阿姨一辈子没有这么认过死理儿。那天爸爸的司机开车把阿姨送到车站，阿姨坐了一次部长专车。我陪着阿姨直到火车开。
　　 
　　 我说：“阿姨，你可要回来看我们呀。”
　　 
　　 阿姨说：“一定要来。”
　 
　　 阿姨在大洛村住了一阵，就被锡友大哥接到平顶山矿。后来阿姨把她在那儿的生活录了象，作成磁带，托人捎到北京，说要留给我拿到美国给忙忙和悌忠看。阿姨在那里种了很大一片菜园，吃自己种的新鲜菜。一大家子在一起做饭，阿姨不再动手，站在一边指挥。吃饭时，七、八口子围坐在一张地桌上，阿姨坐首席，还有一只欢蹦乱跳的大黑狗，整日围着阿姨转。阿姨说她晚年很幸福，她在锡友大哥家是一家之主，全家人敬着她，大事由她做主。看了录像，我懂了阿姨为什么一定要回乡下养老。她在我家做了一辈子，我们再怎么对她好，她根深蒂固地觉得自己是做“仆人”的，是“下人”。这个位置再怎么也不能变，她得守着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守着她理解的做仆人的规矩。只有到了乡下，到了过继给自己的女儿家，她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长辈，是可以发号施令的家长。她这辈子最后能享受到这种做“上人”的尊严，她满意了、知足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姨是1997年，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给我爸过八十大寿。爸爸特意让玉珍妈妈的儿子胜利到河南把阿姨接到北京和我们见面。阿姨那次说要和我换美元，我问她要多少。她从贴身的裤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拿出五百元人民币，说是要给自己凑土葬费。如果她给家里人留下美元，他们就不会把她火化了。我说：“阿姨我可不跟你换钱，你要用钱，我给你就是了。”这以前我每年的春节都给阿姨寄点美元，那其中总有几块女儿给别人弹琴伴奏攒的钱。钱不多，但我知道国外寄到乡下的钱，会给她在家里挣足面子。阿姨拿着美元高兴地笑了。
　　 
　　 阿姨最后是中风瘫在床上的。玉珍妈妈打电话给她，她只是哭，说不出一句话。阿姨原来就有血压高的毛病，老好说：“我不怕死，怎么死都好，就是别让我瘫在床上。”可偏偏让她赶上了，所幸拖得并不长。阿姨瘫在床上以后，锡友大哥试探着问她：“死后葬在哪儿？”要土葬是阿姨早就交代了的，这大概也是她坚决回乡下的另一个原因。可是葬在哪儿，却从来没有说过。阿姨一直对锡友大哥的问题保持沉默，没有人知道她想些什么。直到临去世的前两个星期，她最后一次清醒过来，突然清清楚楚地说出了自己第二个丈夫的名字和婆家所在的村名，说死后要葬在丈夫坟边。锡友大哥赶紧找到那个村子，可是已没有人知道冯茶英这个人，也没有人听说过她的丈夫。几经打听，见到了村里的老人，说：“是有这么个人，后来去了武汉。不过是埋在村里的。”锡友大哥居然还真找到了坟头。就这么阿姨人生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与丈夫同床长眠了。她是作为锡友大哥一家的长辈、妇人“蔡氏”离开这个世界的。阿姨这辈子只做了“保姆”，可我敬重她胜于自己的母亲。没有她，我的童年不会那样欢乐；没有她，女儿忙忙小学的那两年不会无忧无虑。谁又能说，我爸爸晚年丰硕的成果中没有蔡嫂的功劳！就连我妈那么个厉害人，也离不开她。阿姨实在是很了不起的。
　　 
　　 阿姨在带给我的录像带里，多次对着镜头说：“可惜老了，走不动了，要不真想到美国去看看你们。”我一定要带着女儿回去给阿姨上坟，给阿姨供上我做的菜。我要跪在坟前对阿姨说：“阿姨你去不了美国看我们，我们回来看你了。我是你带大的，你疼我、爱我，你比我的母亲待我亲，你是我可敬的长辈。你生病后，我虽然托朋友给你寄过好多次钱，可是钱不能弥补我没有孝敬过你的过失。阿姨我对不起你。我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再来看你。一定来……”
　　 
　　 2001.5.
　　 
　　 后记
　　 
　　 ２００３年的１２月２６日，我和丈夫还有女儿到了新乡，陈锡友大哥领着我们去给阿姨上了坟。因为不能占耕地，阿姨的坟没有坟头，就在一片庄稼地的中间，墓碑躺放在地上。我们给阿姨献上了在美国做好的花圈，三个人一起给阿姨跪了下去。就在那一刻我失声痛哭，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想念她，她给我的温暖从来没有离开我须臾，我一直把她给我的那份爱当成了母亲的爱。那一刻我记起了阿姨拉着我的手上街，给我买烫糖人儿，哄我；恍惚地看到阿姨在东郊小学的操场向我亲切地招手，给我摸出她为自己准备的午饭：一块葱油饼，怜惜地看着我狼吞虎咽；泪眼模糊地看见阿姨坐在马凯餐厅的饭桌旁，为了买那一斤不要粮票的米饭，用自己的钱买了一盘菜，自己不吃，疼爱地看着我心满意足地叭嗒着吃完。我给阿姨连着磕头，几乎站不起来，我心里后悔呵，悔我不曾将阿姨接到自己家让她享享我的福。女儿抹着眼泪将我扶起，悌忠也是满眶的泪水。我感谢他和女儿对我的理解，对阿姨的敬重。真希望阿姨在天之灵知道我们来看她了，能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