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文革真相的力作--有关“你帮帮她（江青）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ZT 作者：丁东
对于文革研究界来说，很难对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十几年来文革领域一直是出版的严控区，有关文革的书籍数量极少。说严也是相对的。某些讲述文革的小说家言，某些按官方规定结论敷衍成文的文革人物传记，还是可以出版发行，在市面上流传。难出的是对文革历史真相有新的揭示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新书《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便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书中讲述和考证的中央文革的职能和办事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铸成为“四号人物”的原因，“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王力、关锋的发明？“按既定方针办”的产生经过，“五一六兵团”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斗王光美的穿着安排，“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产生经过，特别是两位作者直接耳闻目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的种种细节，都颇有新意。
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内幕的当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之下供职。1966年，分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
近几年，阎长贵、王广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这本书就是回忆和反思的一个结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已经过世。周围了解内情的人员，有的不愿意回忆，有的不善于反思，有的不长于写作。阎长贵、王广宇二位目睹师东兵、林青山、叶永烈等人的著作广泛流传，一些官方研究机构编撰的著作也采信了某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出于历史使命感，感到有必要站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以亲身经历和可靠文献追求信史，构成了本书的特殊意义。
当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其实有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他们之间比较信任，交流较多。外界人员不论是囿于阅历，还是其他原因，走近这个圈子并不容易。而阎长贵、王广宇先生，正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我是近几年和阎长贵先生相识的。最初是在凤凰卫视看了他的口述回忆，其中谈到江青随时可以从钓鱼台回中南海见毛泽东，给我留下委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吴迪家第一次见到他。原来他居住的小区离我家不远，又有共同的兴趣，于是来往渐多。我知道，他和毛远新、谢静宜等当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联系。去年我拿到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就在本书418页：“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说，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阎当即和谢静宜的通电话问及此事，谢说：“我何需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
阎、王两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后来却关到监狱长达八年，吃尽了苦头。按说，他们对构陷其入狱的江青等人应当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关历史时，却能秉持史家风范，“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江青垮台后，国内舆论对她在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基本上是负面评价，阎长贵却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后来做的坏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年代”。阎长贵特别考证，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此有“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政，不是事实。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江青，也不是事实。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江青）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阎先生写成《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后，让我转给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成婚经过的重要知情人。刘英晚年与何方有多次深谈。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说，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阎先生为探史实，多方求证，其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本书有些内容也可以讨论。比如阎先生不赞成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反驳，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在驳论过程中引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若干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来证明对方观点的不当，我认为似无必要。不论是中央的决议，还是领导人的言论，都是政治家主观意志的体现，而非衡量历史的客观尺度。学术争鸣，最好还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表达权利。搬出这些，对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讨论了
转贴者言：我想研究一下这篇文章的可信度。所以 转发此帖，与网友共同讨论。此文不一定代表转贴者的观点。
对于文革研究界来说，很难对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十几年来文革领域一直是出版的严控区，有关文革的书籍数量极少。说严也是相对的。某些讲述文革的小说家言，某些按官方规定结论敷衍成文的文革人物传记，还是可以出版发行，在市面上流传。难出的是对文革历史真相有新的揭示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新书《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便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书中讲述和考证的中央文革的职能和办事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铸成为“四号人物”的原因，“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王力、关锋的发明？“按既定方针办”的产生经过，“五一六兵团”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斗王光美的穿着安排，“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产生经过，特别是两位作者直接耳闻目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的种种细节，都颇有新意。
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内幕的当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之下供职。1966年，分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
近几年，阎长贵、王广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这本书就是回忆和反思的一个结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已经过世。周围了解内情的人员，有的不愿意回忆，有的不善于反思，有的不长于写作。阎长贵、王广宇二位目睹师东兵、林青山、叶永烈等人的著作广泛流传，一些官方研究机构编撰的著作也采信了某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出于历史使命感，感到有必要站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以亲身经历和可靠文献追求信史，构成了本书的特殊意义。
当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其实有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他们之间比较信任，交流较多。外界人员不论是囿于阅历，还是其他原因，走近这个圈子并不容易。而阎长贵、王广宇先生，正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我是近几年和阎长贵先生相识的。最初是在凤凰卫视看了他的口述回忆，其中谈到江青随时可以从钓鱼台回中南海见毛泽东，给我留下委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吴迪家第一次见到他。原来他居住的小区离我家不远，又有共同的兴趣，于是来往渐多。我知道，他和毛远新、谢静宜等当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联系。去年我拿到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就在本书418页：“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说，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阎当即和谢静宜的通电话问及此事，谢说：“我何需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
阎、王两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后来却关到监狱长达八年，吃尽了苦头。按说，他们对构陷其入狱的江青等人应当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关历史时，却能秉持史家风范，“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江青垮台后，国内舆论对她在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基本上是负面评价，阎长贵却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后来做的坏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年代”。阎长贵特别考证，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此有“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政，不是事实。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江青，也不是事实。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江青）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阎先生写成《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后，让我转给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成婚经过的重要知情人。刘英晚年与何方有多次深谈。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说，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阎先生为探史实，多方求证，其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本书有些内容也可以讨论。比如阎先生不赞成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反驳，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在驳论过程中引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若干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来证明对方观点的不当，我认为似无必要。不论是中央的决议，还是领导人的言论，都是政治家主观意志的体现，而非衡量历史的客观尺度。学术争鸣，最好还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表达权利。搬出这些，对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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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满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