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邻居
1995年的夏末秋初，在我们到美国两个多月以后，我和我先生从佛罗里达东南部辗转搬来美国东南部最大的城市--亚特兰大。
我们居住的公寓有着开阔而幽静的庭院，稠密的树木环绕着稀疏的房舍, 到处都种植着五颜六色的鲜花，小鸟、松鼠常常在这里驻足玩耍。刚刚远离北京那大都市的繁忙生活，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新奇，那样美妙。晚饭后我和我先生常在公寓的庭院里散步，使自己能够更贴近自然，享受清新的空气，感受泥土的气息。在这个时候，往往能看到一位穿着格子衬衣，夹克衫，牛仔裤，休闲皮鞋，匆匆行走的华裔老人。开始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彼此点个头打个招呼，但不久就熟悉了。他就是许先生，住在我们楼上的邻居。
许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出生于中国江南的一座城市，三四十年代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服务，参加过抗日战争，当时打过仗，开过军车。以后去了台湾。给在台湾的美军司令部做过生活秘书兼翻译，从而结识了一些美国朋友。后来又跑过远洋货轮，到过亚洲，欧洲，南美洲的很多国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的帮助下移民美国。到美国后，在东西部的几个州都生活过。先在加州开过钟表店，后来生意衰落了。以后又在中部、东部开过中餐馆，老年后他卖掉餐馆，定居在这座城市，在他过去的一位美国朋友开的餐馆里做大厨。
许先生工作的餐馆，地处这座城市最高档最繁华的路段，生意很好，档次不低。餐馆的建筑是一个巨大的游轮造型，很豪华，很典雅，设计上很有创意。在那里消费的人多是些利用吃饭谈生意的美国商人。餐馆菜单的封面印着许先生的名字，由此可以看出他在这家餐馆中的地位。由于他年长资深，老板对他很尊重。他上班的时间比较自由，每周只去三天，每天只工作五到六个小时，但老板却付他全工资，而且不低。据他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包100多个饺子，做成锅贴。七个锅贴一份，价格是十几美金。菜单上还特别说明这种锅贴是许先生的特别手艺，请吃饭的客人不要打听做这种锅贴的秘诀。
初到异国他乡，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要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要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要面临大量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要熟悉许多过去从没接触过的东西。尽管每天都会有新的感受，会对完全有别于过去的生活充满着兴奋，好奇，但这段时期通常也是面临各种挑战、遇到困难最多、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生活阶段。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许先生成了我们交往最多的朋友之一，我们之间逐渐有了一种情同家人的亲近感。
自从我们认识许先生，他就是一个人生活。下班后，他常来找我们聊天。偶然他会讲一些过去的经历，象他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往事，他跑远洋货轮到世界各地的见闻和各国的风土人情，等等。一次他讲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们的货轮到新加坡，正赶上那里上演大陆电影《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 》。他和另外几个船员偷着跑上岸去看，回到船上后谁也不敢说，怕有人告密回台湾后被抓坐牢。我时常想，像他这样有丰富阅历的人如果能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一定非常有意思。我一度还曾经想过和他好好聊聊，然后帮他整理出来。
以后的接触中，越发感到许先生很热情，爱开玩笑，英文很好。他生活上也非常有规律，很爱干净，平时他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他乐于助人，尽力帮助我们。主动教我先生开车，介绍他认识的一个在修车店工作的美国人为我们修车。有一次我们的旧车出了问题，他跑前跑后，帮我们联系拖车。他还经常介绍一些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有时也传授给我一些做菜的方法。我们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他一些帮助,尤其是在我做一些新鲜好吃的中国食品时，总送一些给他。每当这种时候，他都很高兴。他在夸奖我做得好吃的同时，有时还会指出我烹制中的一些不足。有一段时间，他动了一个小手术，在家休息。我每天做一些中国菜送给他。别看他在餐馆工作，但吃中国餐的时候并不多。在家的时候，也常常就是吃面包色拉。他若有空闲时间，很愿意和我们一起去购物，或参加公寓组织的一些活动。他和美国人很谈得来，很多美国人也喜欢他，他对美国的风俗习惯似乎了解得比较多。
听许先生讲，他和在大陆的家人曾经失散很多年。他在大陆有一个哥哥，现在生活在江南的祖籍。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哥哥被下放到内蒙古劳改，生活条件很艰苦，经济上也很拮据，还要负担他父母的生活。大陆开放后，他联系上了他的哥哥，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因为他多年未能尽到赡养父母之责，总觉得对家人有歉疚之心，于是他寄了一些钱并买了几大件电器送给他哥哥。1998年，他终于回到大陆探望他的哥哥。回来后，他很兴奋，拿出在大陆照的照片给我们看，并赞叹说大陆变化太大了，上海已经完全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了，他家乡的变化也使他十分惊讶。后来他多次提起过两年一
定再回去看看。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也没能实现他的愿望。有一次我们问他，为什麽不回大陆养老，瞬间，他那张刻满岁月沧桑的脸上掠过一丝无奈，迟疑片刻，缓缓地说：“在美国住惯了，回大陆怕不适应了。”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我们买了新房子，搬离了公寓。不久，许先生也换到了另一处老年公寓居住。距离远了，我们接触少了，但始终保持着电话联系。我们告诉他，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找我们帮忙。他总是客气地说，谢谢，不用了。他说他的美国老板和那些美国同事们都很好，他搬家时，会帮忙搬运家具；他买大件电器时，会帮他运输；他看病需要接送时，会开车接送。他平时从来不麻烦我们，只是在他买了一个新的直角平面大屏幕彩电和DVD Player时，才让我先生帮忙去接线，调试。此外，在每年报税的时候，他将算税所需的文件整理好后，请我先生帮忙为他算税。我先生是一个很寡言，从不爱评论别人的人，但每次为许先生算税后，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许先生头脑真是清楚，条理性很强，办事很仔细，相关材料保留得很完整。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和他见上一面。每次去他家时，他都很有兴致地拿出他保存的中国大陆近几年出版的京剧录像带或DVD碟，让我们欣赏。边看边讲解评论，介绍一些京剧名角。只可惜我们对京剧只是略知一二，并不十分感兴趣。他还爱和我们探讨一些中文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或一些有关文字演变的话题。他尤其爱听北京话，对北京话的儿化韵很感兴趣。常常就一些字或词的发音让我帮他区别北京话和普通话的不同。和他在一起时，总觉得他的生活兴致很高，很健谈，有时还带有一些童趣之心。他年龄长我们很多，可却他经常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有学问, 和你们交往，使我懂得了很多新东西。而每次在我们给他帮忙以后，他也是会很诚恳地说很多客气的感谢的话。同时还会送些礼物给我们，并且说这些礼物是别人送给他的，而他又吃不完，用不了，送给我们只是想请我们给他帮帮忙消化掉，避免浪费等等。我想这不过是他希望我们接受礼物时感到心安理得罢了。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被敬重的感觉，他有着一颗感恩的心。
以后的日子里，许先生在电话中越来越多地讲起他的身体有这样那样的不适，但他还是坚持每周上三天班。他说反正上班也不累，一个人在家里呆着也是没有意思，而餐馆里的同事又都很好。每次电话中，他还少不了讲一些风趣的话。一次我告诉他，我在网上买电话卡，给在北京的家人打电话。他听后，马上托我在网上也给他买一张电话卡，他说要打给在大陆的哥哥及亲友。以后我就承担了给他买电话卡的任务。我想，如果在中国大陆，像他这个年龄，早该颐养天年了。而他一人在美国，生活很单调，内心一定非常孤独。我猜想他在生活中一定经历过很多坎坷、磨难，但他给我们的印象却是乐观豁达，保持着一种宽容大度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2005年，我们又一次搬家，住到离许先生住的公寓更远一些的地方，大约有30英里的距离。那年圣诞节前我们打电话请他来我们的新家做客。他表示很想来，但开车这样远的距离有困难了。于是我们开车去接了他来。看上去他精神很好，身体也不错。他在我们新家的楼上楼下到处走，到处看，就像是他自己买了新房子那样兴奋，那样开心。吃饭的时候胃口也很好，边吃边谈笑着。他说，他接连出了几次车祸，虽然责任不在他，身体也没受伤，但毕竟老了，反应慢了。他还说，他的车子太旧了，很想买一辆新的Toyota Corolla，并征求我先生的意见。吃饭的过程中，他还不时夸奖着菜做得好吃，临走时还主动提出要带一些爱吃的素菜回去。送他回家回来的路上，我先生很感慨，说：“许先生的身体真是不错，如果在中国大陆，很难想象80多岁的人，还能开车并坚持上班，真不容易。我看他能活到100岁。”是啊，现在的老年人寿命都长，许先生身体好，又爱运动，生活有规律，饮食上也很注意，一定能长寿—我在心里赞同着我先生的看法, 并默默地祝福着他。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大半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回国探亲，走前匆匆忙忙没顾上告诉他。从国内回来后，每天又是琐事不断，也没顾上和他联系。转眼2006年圣诞节又快到了。我和我先生商量好今年还是我们开车接他来一起吃顿饭，聚一聚。12月24日下午，我先生拨电话到他家，传来的是接线员的声音：这个号码已经切断了。我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说出口，试探着问我先生，许先生不会有什麽意外吧？我先生想都没想，便十分有把握地说，不会的，他就一个人，和外界交往不是很多，一定是用手机而切断了座机。他工作的美国餐馆今天肯定很忙，他可能是在上班。于是，我们将电话又拨到他工作的餐馆。接电话人的声音听上去是一位美国小姐，在问清找谁之后，她问，能否留下电话号码，将会给我们打回电话。我先生留下了姓名和电话号码。
晚上10点多钟，电话终于打回来了，但却是一个陌生的美国中年男子的声音。他确认了下午是我们找许先生后，沉痛地告诉我们，一个月前，许先生已经过世了，是在他上班的时候。那天刚刚吃过午饭，许先生感到很不舒适，当即摊倒在地上。他的同事们马上将他送到医院，但是人已经不行了，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大约半个月之前，他们为许先生开了追悼会，餐馆里的同事们以及与许先生同住一个公寓的很多美国老人参加了追悼会。许先生的遗物里有很多是中文的，因为没有人认识中文，所以没有办法联系上任何和许先生有关系的中国人。我们是许先生去世后第一个打来电话的中国人。许先生的这位美国同事表示，一直期待着和许先生有关系的中国人能够和他们联系。今天接到我们的电话，总算感到了一种释怀，一种安慰。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惊呆了，很久不愿意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不知用什麽语言能恰如其分地形容我们当时的感受。我回忆着许先生和我们认识以来的一幕幕往事，仿佛他刚刚还在和我们谈笑风生，也猜想着他去世时的情景, 真是感到生命实在是这样的匆忙, 这样的不可预知，有时又是这样的无奈。我很后悔从中国回来后，没能及时打电话联系他，给他更多一些关心，更多一些问候。我想，在那段时间里他一定给我们打过很多次电话，一定非常奇怪我们的电话为什麽总没人接。也许想过让我为他再买一张电话卡，也许希望和我先生再商量一下买新车的事，也许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我们说，……。
一位如此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老人, 就这样地走了，走得那样毫无声息，那样不留痕迹，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我不知道他的生命中是否曾经有过轰轰烈烈，但我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却是那样平平静静。也许这正如他的为人，从不愿意打扰任何人，不愿意给别人增加一点麻烦。
……
那年的圣诞节真的是非常阴冷。
这里记录的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普通的中国老人的真实故事。他一生漂泊，没有儿女，没有过多的财富。只是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是一些与他朝夕相处的美国人陪伴着他, 照顾着他。他一生辛劳，直至最后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台旁。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位亲人，甚至没有一位自己的同胞。最后为他送终的，仍然是他身边那些极其平凡的美国人。
-于美国亚特兰大
（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