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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善斋主:“老大,给俺照张遗像”

独善斋主:“老大,给俺照张遗像”

博客

“老大,给俺照张遗像”
独善斋主
2006年1月




站在瘦西湖徐园的月亮门前,白发苍苍的老爸拄着拐杖,神态平和地向我命令道:“老大,给俺照张遗像。”

我笑了:“急什么?您身子骨儿好好的,还有的活呢。”

“叫你照你就照,啰嗦个啥。”

唉,老爷子老了,可还是当兵的那股脾气。我端起相机,把老人家的风采转换成一组珍贵的数据。

爸爸是个老八路。在我的记忆中,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当初为什么跟了共产党,当了八路军?爸爸似乎不愿回答,要么对我的问话置之不理,要么把话题岔到一边。去年回国,电视里正播放《历史的天空》,看到姜大牙阴错阳差地当八路那一幕,老爸会心地笑了:“妈了个巴子,跟老子一个样。” 我连忙接茬问下去,爸爸才吐了实话。

“那是38年,日本鬼子占了咱老家徐州,到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那时俺才十五岁,还是个半大小子,根本不懂得啥个主义。但是俺念过几年书,知道啥叫国家存亡、民族节气,拼个死,也不能当亡国奴。俺也没敢告诉你爷爷奶奶,悄悄离了家,跑到外边去当兵。跟着一支国民党部队走了十来天,啥法子都试了,活缠死磨,可人家是正规军,嫌俺小,就是不肯要俺。转来转去,又回了村,正巧赶上八路军来招兵,不管年龄,是个爷们就成。就这样,俺参加了八路军。没有军装也没枪,就发了一把大砍刀,跟着老兵的屁股后面上了前线。”

文革武斗最激烈的时候,爸爸怕我闯祸,把我遣送回徐州老家。爸爸的远房堂兄、我的四大爷带我去锄地。面对着田野里几座荒凉的坟茔,四大爷说:“咱村叔伯兄弟那一次当兵走了二十多个人,就剩下俩。一个你爹,另一个就是俺,你这不争气的四大爷。”回家后我问爸爸,爸爸叹了口气:“你四大爷是个逃兵。”沉默了一刻,爸爸的眼神有点迷惘:“都牺牲啦。你四大爷不开小差,也活不到今天。”

在那个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岁月里,爸爸是个幸存者。幸存的原因是他那点微薄的文化,在连队扛枪不到两年,就调到团部当了报务员。皖南事变后,为了重振苏北根据地,爸爸所在的部队更改了番号,从八路军变成新四军。小鬼子投降,部队潜入关外,成了林彪麾下的头等主力,也就是黑土地上由钟伟将军率领的5师,辽沈战役的十二纵,大军南下的49军。爸爸从报务员、报务主任、电台台长,一直干到师通讯科长,从徐淮老家转战东北,又从东北打到广西。在风景秀丽的漓江边,爸爸看中了师宣传队的一位东北女学生,后来她变成了我的妈妈。

说起来是个老兵,爸爸却没有什么辉煌的战斗经历。我问过爸爸,战场上打死过几个敌人?爸爸显得神情索然:“就打死过两个鬼子。”随即又解释道:“俺后来搞技术工作,捞不到上前线。”我理解爸爸的遗憾,在指挥部工作,虽然安全,但“进步”得慢,当兵那么多年,只混到个“副团”。就在49军解散,部队划归为广西地方公安师的时候,爸爸的前途有了转机。总参通讯兵部发来一纸调令,命令他到高级通讯学校高工班学习。于是,爸爸和妈妈带着一岁的我,告别了山清水秀的南宁,来到崇山峻岭怀抱的塞北名城张家口。

我想,爸爸一生中的亮点大概是在张家口的最初几年。文革后,总参组建通讯工程学院,我把院长的名字告诉爸爸,爸爸撇撇嘴:“他呀,当年在高级通校,俺俩一个班,他的学习成绩最差。”我曾经看到过爸爸的学习笔记,从那一板一眼的笔划中,我仿佛看到年轻的爸爸,吃力地,然而却是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怀揣着优异的成绩,爸爸毕业了,走进解放军通讯学院当了教官。两年之后,又来了一纸调令,要爸爸进京,到国防科工委报到,专门研究原子战争下的通讯问题。就在爸爸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灾难降临了。后来妈妈告诉我,他们的组织关系都转走了,没几天就要出发,你爸爸是学院的篮球队长,打完告别赛,一桶凉水从头上浇下去,人就倒下了,舌头从嘴里歪了出来。那一年,爸爸三十四,妈妈二十五,我五岁。

爸爸突然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就连北京总院的专家们都奇怪,爸爸那么好的身体,胆固醇正常,血压正常,血液也没有问题,怎么会形成血栓?当爸爸恢复说话能力后,脑科主任迫不及待地问到,你的脑部是否受过伤?爸爸回忆了半晌说,不知道那算不算受伤,40年反扫荡,脑袋后面中了鬼子的一颗流弹,子弹已经没劲了,撞到头上就掉了下来,只留了个小疤拉。老主任摸摸爸爸的后脑勺,这就对了,你那时候命大,没见阎王,可这笔帐还得算在鬼子头上,那颗子弹造成脑血管畸形,才导致今天的病变。

爸爸瘫痪了,组织关系被退回通讯学院。在一个日本鬼子遗留的兵营里,我们一家和另外几家部队病号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从那时起,我慢慢地开始记事儿了。记忆中的爸爸是严厉的面孔、暴戾的脾气。我记得我们兄弟几个面对着墙壁跪成一排,我记得被禁闭在黑屋子里听着老鼠的尖叫而胆颤心惊,我记得多次被打得离家出走在学院里四处流浪。我甚至怀疑过,我是不是他的儿子。这种猜疑伴随着我长大,直到我告别童年,告别少年,才慢慢理解也谅解了爸爸。年轻力壮风华正茂的爸爸,一瞬间变成了废人,不能从事他喜爱的工作,不能陪伴着妻子在公园里散步,不能和战友们手持酒杯引慷高歌,不能在篮球场上奔驰跳跃你冲我撞,甚至不能自理日常生活。他的暴躁、他的凶狠,都是男人的无奈,都是对命运的发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我过于顽劣。

为了重新站起来,爸爸作了各种尝试,中医、西医、还有蒙古大夫。长大后我才知道,蒙古大夫是蒙人的江湖郎中的代名词,可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家来过的那位蒙古大夫。他脱下散发着一股羊膻味的长袍,把爸爸的脚捆绑在凳子上,用织毛衣针那么粗的钢针穿过爸爸的大腿,针尖带着血丝从大腿的另一侧冒出来。爸爸疼得龇牙咧嘴,满头大汗,蒙古大夫还念念有词,忍着点,这是我家祖传的“过海针”,专治偏瘫。说来也神奇,扎了过海针之后,爸爸可以撑着拐杖走路了。然而,爸爸也知道,他永远不可能痊愈,永远不可能恢复工作了。65年,爸爸办理了退休手续,带着我们一家六口搬到了山温水软的古城扬州。

爸爸脱了军装,变成了老百姓。扬州的烟柳荷塘,扬州的晓风残月,扬州的饭庄茶社,扬州的菱藕虾蟹,像一锅温温的、浓浓的汤水,渐渐地融化了爸爸,他的脾气好多了。他不再有抱负和野心,不再感到无助和沮丧。他终于意识到,人的一生,原本有着许多许多的无奈与无常。他恢复了农民质朴的本色,心甘情愿地过起了平淡宁静的生活。那段日子如歌的行板,我曾幼稚地写道:

十五从军走天涯,
血溅疆场染红沙。
北国寒夜搏霜雪,
南江清晨披彩霞。
壮志未酬突生变,
解甲归田效农家。
弈棋玩鸟饲鸡狗,
架豆种瓜养芝麻。
夫妇无端相逗趣,
儿女管乐任喧哗。
依衾卧看红楼梦,
神仙比将亦心斜。

多年之后,我因“反革命”罪坐牢,提审员指着这首诗问道,你写的是谁?我说是“咏父”,写我爸爸。提审员怒斥道,你是在歌颂一个革命军人吗?我看像一个修正主义分子!

爸爸变“修”了,我也长大了。我很像爸爸,我肯定了继承了他那种易于冲动的秉性和不安分的基因,十六岁就迫不及待地离了家。后来的岁月中,我独自在外颠簸闯荡,离家越来越远,直到远隔重洋。即便回家度假,也忙着和自己的朋友聚会,很少和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拉点家常。2002年,妈妈打来电话,要我无论如何回国一趟,家里为老爷子和我准备了寿筵,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五十了,爸爸八十了(虚岁),我们都老了。

寿筵上,爸爸神态自若地说:“本来只打算活到六十岁,如今都八十了,老子赚了。”客人们不懂爸爸为何作此说,个中缘由只有我们心里明白。小时候,爸爸喜欢和妹妹开玩笑:“丫头,你先死还是俺先死?”妹妹回答:“你先死。”“俺啥时候死?”“等我过了二十你再死。”打那以后,爸爸就把活到六十挂在了口头上。不过,爸爸说那番话还有一个我能解读的秘密,宴会之后的第二天,爸爸住进了医院,他得了直肠癌。尽管谁也没有告诉他,但爸爸凭着直觉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一家人都到了医院,似乎看不到爸爸有丝毫恐惧,微笑着进了手术室,又被安安静静地送了出来。那几天,我陪伴在病榻旁,仿佛一辈子都没和爸爸说过那么多的话,老爷子调侃道:“真没想到,俺还能享到你的福,你这个老大没白养。”

一晃又是四年了,老爷子依然活着,活得好好的。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迷上了计算机。爸爸和妈妈天天抢着上网,打麻将,下象棋,水平还不低,像个小孩似的,对着屏幕催对方快落子,嘴里骂骂咧咧说对方走“臭棋”。他还学了不少的新名词,当我们用QQ视频聊天时,老爷子说他手脚不利落,要我买一个左手使用的光电遥控鼠标带回去,那玩意儿用起来方便,还说最好弄个无线网,再装一台计算机,省得老婆子一天到晚跟他抢。

爸爸老了,可他活得年轻。我端详着老爷子为自己预备的“遗像”,回想起四年前他在病榻上说的一番话:“谁也不是个神仙,到时候就该走啦,你怕也没用。人哭着来到这世上,不能再哭着离去。活一天,就好好活,活过了,就没白活。想明白了,你就会笑。死,没啥了不起。”

写到这里,我有点犹豫。我好像背离了中国人的传统,老人家还健在,我不去说什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却在这里大谈“遗像、死亡”。可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他老人家能够如此豁达,活着好好活,死了笑着死,我又有什么好忌讳的?

我想,真到了那一天,我会微笑着在他老人家灵前朗读这篇文章,让他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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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北美女人创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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