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先中将：是不是 强渡大渡河18勇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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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毛主席与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系主任的孙继先握手 |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孙继先 与 杨得志
长征时，红军红一师一团团长 杨得志，一营营长 孙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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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
“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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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版
2016年版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对于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孙继先一直保持缄默、低调。他的几个孩子过去都听父亲讲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在初中语文课上也都学过《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课文。他们都为父亲光荣的战斗经历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当听到有关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没有父亲时，孩子们都很郁闷、不解，曾多次追问父亲，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孙继先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孙继先多次对孩子们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尽管有关单位正式发文，在党史、军史资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说法，但《红旗飘飘》丛书和初中语文课本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杨得志言之凿凿：强渡大渡河的应该是十八勇士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发行不久，孙继先看到有关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叙述后，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翻开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杨得志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认真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一见孙东宁臂上戴着黑纱，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哽咽着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他是个好同志，优点很多，打仗很勇敢，会武术，能耍大刀……”
在讲到长征时，杨得志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
杨得志又说：“我还可以找到几位见证人。当时的二营营长叫陈正湘，他现在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还有一位是武汉军区政委萧思明，当时是红一团侦察参谋。那天，勇士们渡河的渡口距离誓师出发地还有几百米的路程，我只带了几个人送他们出发，现场的情况别人不清楚。侦察参谋萧思明就在我身边，他可以证明！”
正在这时，济南军区老干部局杨局长来电话，征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评语是否准确。
杨得志回答道：“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随后，杨得志又深情地回忆起与孙继先一起战斗、工作的往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到在南京军事学院，又讲到在济南军区。他说：“‘文革’中，有人批判我，你爸爸出来说话保我，别人又去抓他。我说不要去抓孙继先，批我好了！”
孙东宁临别前，杨得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爸爸在北京住院时，我去看他，我动员他，不要一个人在济南，赶紧回到北京来。他出院后，又到我家来看我，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他的年龄比我小一点，身体原来比我好，没想到走得这么快……”说到这儿，杨得志已经泣不成声。由于病重住院，杨得志不能去济南参加孙继先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特委派儿子杨建华代表他前往济南，向老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孙继先临终前，曾嘱咐家人：待他身后，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里，他要伴着大渡河的惊涛骇浪，向后人讲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创造的惊世传奇！
前些天，孙东宁为笔者找到一本1957年版《红旗飘飘》第二集。笔者惊奇地发现，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的结尾，杨得志请执笔人张重天清晰地写上了一段附记：
十八勇士一度被认为十七勇士，杨得志同志认为正确地说应该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营长孙继先同志)。文中叙述经过，由于写时离开事情发生时间较长，故虽然竭力回忆，恐个别地方仍有错误，请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指正。
手捧陈旧泛黄、印迹斑斑的原版图书，细读《大渡河畔英雄多》，一种崇敬之情在笔者心中油然而生——杨得志襟怀坦荡，他唯真唯实的崇高品质令人肃然起敬！（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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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中 20兵团 代司令
55年开国中将
1958年10月，第二十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
1959年2月18日，孙继先和栗在山（少将）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十训练基地(以下简称“二十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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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1975年11期《解放军文艺》）-- 此文说17勇士
杨得志说，此文未经他审阅同意，战斗经过也有失真。他当时外事出国（？）
2006-08-02 10:08:15
光荣的使命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我们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当时，我在一团当团长。
这天，上级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团。部队立刻从离大渡河一百六十多里路的一个庄子里，冒雨出发了。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据传是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处境也很险恶：后有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精悍部队”扼守着大镀河所有渡口。蒋介石猖狂地吹牛说：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有翅也难飞过。他还梦想，要让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经过一天一夜冒雨行军，部队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这里离安顺场只十多里路，大渡河哗哗的水声都可以听到。一百四十多里路的急行军真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倒头就睡着了。这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我急忙找来几个老乡了解情况。
老乡介绍的情况和我们侦察的基本一致。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己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团的主力在渡口下游十五里处)，上游的沪定城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首先强占安顺场，夺取船只。
情况刚了解清楚，指挥部便来了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特别指示我们说：“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看完命令，团政委黎林同志坚决地表示。
胜利的前奏
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冒着毛毛细雨，摸黑继续前进了。
根据分工，黎政委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便吸引那个团的主力；我带一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前进。大约走了十多里，便靠近安顺场了。我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因此毫无戒备。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回答象春雷，扑向敌人。
“砰！”敌人开枪了。我们的火力也从四面一齐吼叫起来。愤怒的枪声，淹没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敌人的惨叫，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没命地逃跑！两个连的敌人不到三十分钟就全被打垮。
正在战斗时，我来到路旁一间屋子里。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枪栓一拉大吼一声：“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事也凑巧，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我急忙要通信员将这几个俘虏送到一营去，要一营想法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这里只有这条船，它现在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
占领了安顺场，我来到河边，只见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三百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卷起老高的白浪。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是困难的。我急忙一面把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指示一面作渡河的准备工作。这一夜，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一会踱着步，一会坐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
我首先想到凫水。可是河宽约三百米，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
我又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钟四米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于是我立即把寻找船工的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
一营长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一个、两个、三个……等到找到了十几个船工，天已大明了。
十七勇士
天明、雨停，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高大。大渡河水还在一股劲地咆电翻腾。此刻，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一切：对岸离接口一里许，是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围筑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四周都是的黑的岩石。估计敌人的主力隐蔽在小村免企图等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来个反冲锋，迫我下水。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定决心。随即命令炮兵连的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布置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接河。一只船装不了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文坚强悍的渡河奋勇队。于是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
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后，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着抢着要参加，弄得孙继先同志怎么解释都不行。
“怎么办？”一营长问我。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因此我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
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选派。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静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连长熊尚林，二徘长曾令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土张桂成，肖汉尧……”十六个名字叫完了，十六个勇土跨出队伍，排成新的队列。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都是二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
突然，“哇”地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奔向营长。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孙营长激动地看看况我也被眼前的场面所感动。多好的战士啊！我向孙营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孙营长说了声：“去吧！”通信员破涕为笑，赶忙飞也似地跑到十六个人排成的队列里。
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十七个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飞舟强渡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带领着十六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色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胆颤心惊的敌人，向我渡船开火了。
“打！”我向炮兵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同志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通通”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也发挥了威力。炮弹一个个炸在敌人的碉堡上，机枪象暴风雨一样卷向对岸，划船的老乡们一桨连一桨地挤命划着。
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
突然，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我一阵紧张，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静下来了。
渡船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企图封锁我渡船。十七勇士外过一个个巨浪，避过一阵阵弹雨，继续奋力前进。
一梭子弹突然扫到船上。从望远镜里看到，有个战士急忙捂住自己的手臂。
“他怎么样?”没待我想下去，又见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出几十米，一下撞在大礁石上。
“糟糕！”我自语着，注视着渡船。只见几个船工用手撑着岩石，渡船旁边喷起白浪，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涡中，船非翻不可。
“撑啊！”我禁不住大喊起来。岸上的人也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就在这时，从船上跳下四个船工，他们站在滚滚的急流里，拼命地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四个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一阵插斗，接船终于又前进了。
渡船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跳上岸去。
突然，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捅向渡口。不用说，敌人梦想把我们消灭在岸边。“给我轰！”我大声命令炮手们。“轰轰！”又是两下巨响， 赵章成同志射出的追击炮弹，不偏不歪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李得才同志的那挺重机枪又叫开了，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
“打！狠狠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敌人溃退了，慌忙地四散奔逃。
“打！打！延伸射击！”我再—次地命令着。
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个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土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次向我发起了反扑，企图趁我立足未稳，把我赶下河去。我们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十七位勇士趁此机会，齐声怒吼，猛扑敌群。十七把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我们胜利地控制了渡口。
过了一会，渡船又回到了南岸。孙继先同志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向北岸驶去，继后我随之过河。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我们乘胜追击，又在渡口下游缴了两只船。于是，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
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很快，沪定桥被我红四团胜利夺取了，红军的千军万马在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企图把我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而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这次行动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刘、聂首长的正确指挥，人民的支援，和红一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服从上级指挥，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取得的。这个历史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
（杨得志／1975年11期《解放军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