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黎平会议 遵义会议的前奏曲】

通道会议

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的一次会议，

由于会议召开时军情危急，没有留下任何原始记录，所依据的多是亲历亲闻者的回忆或日记。

博古、李德、周恩来（以上为“三人团”）、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等。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直属机关从江西雩都县出发，在赣南、湘南、桂北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12月上旬，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进入湖南，12月11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折损过半，此时红军是继续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另谋出路已经成了红军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关于通道会议的性质，有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会议或临时紧急会议等说法。有学者根据当时的危急状况以及红军实际由“三人团”领导，认为通道会议可视为“三人团”扩大会议。会议的决议是中央红军向西进入贵州，军委于12月12日19时半向各军团发出万万火急电报，随后中央红军向贵州行军。

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

18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即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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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

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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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在长征前已被免去了在军中的一切职务，对军事指挥问题已无发言权。

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就未能参加军事决策会议。

据康克清回忆：

“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

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

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

 

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自1935-10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能对军事决策发声,第一次有了说话的权利（非正式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讨论，正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

尽管当时所有人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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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

“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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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湖南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在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后于18日召开黎平会议。中央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红军入黔第一次会议，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4][5]。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参加人员：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刘伯承、叶剑英、王稼祥、张闻天、凯丰等。

 

“会议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错误战略方针，让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不但是中共中央红军入黔第一次会议，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李德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逆来顺受到自作主张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