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更正和补充】武汉肺炎爆发，责任何在？

关于此次的武汉肺炎流行，谈谈自己对责任归属的认识。

        【注：之前由于掌握的信息极其有限，而且有些是错误的，在信息+猜测的情况下仓促地写了一篇文章发在这个论坛上。根据这两天收到的一些新的重要信息，我对上文做了重大修改。但由于之前的文章已经被很多人阅读过，所以决定保留而不是删除。谢谢各位读者。】

        我个人判断，以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为首的国家级团队应为此次武汉肺炎的后期，即12月31日之后，爆发流行承担重大责任。高福和他的团队于当日来到武汉调查情况，说明这个事情在此之前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反映到了国家最高疾控中心，也就是国家卫健委那里。但是，他的武汉之行却没有提出最起码的相应措施，并可能误导了武汉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

        如果不是因为基层已经发现了问题并及时上报，高福及其团队不会被派来武汉。他们也应该是由于该情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高度重视而被委派来的，而国家卫健委则应该是从武汉卫健委得到了疫情通报。

        微信流传着一个曾光的受访视频。他曾是国家首席流行病学家和疾控专家，据说目前已退休。这次随团到了武汉视察，但仅仅待了半天，上午到，下午去华南海鲜市场看了一下，晚上乘七点左右的飞机离开返京。他在这个受访视频中自称(专家团队)相信了武汉的临床医生的经验判断，认为这个病传染性不强，致病性也不如SARS。在采访中他甚至说到2003年的那次萨斯(SARS)的爆发没能观察到该病的起点状况，而这一次观察到了。这对今后的防控是有价值的。还提到疾病防控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

        确实，对于传染病爆发流行的防控既不能杀鸡用牛刀，也不应散漫轻心。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一个国家伤筋动骨，造成巨大伤害。传染病的流行控制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与政经军工商文教体等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疾控方面，国家的行政系统真不是可以乱来的。它必须与疾控专家团队密切合作。

       我不知道这个专家团队在武汉期间到底说了什么，定了怎样的措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级最高专家团队没能从一个最高水平的流行病学和疾控专家团队的角度提出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犯下了严重的专家级错误，导致疫情被放任增长。据说，国家专家团队在武汉的讨论期间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有人拍了桌子，还有人愤而返京。

       据湖北疾控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与曾光在一起时的情景：”当时他到国家组看望大家来着，说了一番话。其中两点我印象深刻：1. 疫情防控要以控制疫情为目的，不是为了发文章。2. 新的冠状病毒重点不应该放在新字上，应该说我们为这个冠状病毒找到了它的位置而已。”

       根据多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早在2019年10月，武汉疾控系统就监测到了一例80多岁的患者因为该病死亡。在2003年的萨斯之后，国家将不明发热纳入日常监测。武汉疾控依程序将若干从临床收集到的病例的生物样品送到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由该室在这位老年死者的样品中分离出了一种类似SARS的新病毒，武汉疾控随即对该死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他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但不知何故，武汉疾控机构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有关地区和人员进行处理，不过加强了监测，并向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做了汇报。截止于12月底，已有41个不明发热被确诊，且全部被记录在案。直到这时，国家卫健委才派了这个最高水准的专家团队来武汉进行调查和处理。

       专家团队的负责人高福1983年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1986年在北京农大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1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病毒学博士学位，之后到了哈佛做博士后，在病毒学方面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2017年开始担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至今。这次他带了8-9名院士组成的专家团来到武汉后，听说是一个新病毒，表示出很高的兴趣，要求武汉方面提供样品和数据，打算至少出四篇文章。据说目前已出了8篇了。

       我们不清楚他率团到了武汉为何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已然稳步上升的疫情控制上，而是热衷于在武汉索取样品和数据以便带回北京做文章到国外刊物上发paper（其实，这种原创性文章可以发在国内期刊上，不怕没人引用和参考，也不会贬低文章本身的价值、还可顺便为中国自己的刊物提振学术分值。这只是本文作者的一家之言。不必当真）。何况，之前已有过SARS的巨大破坏，而这一新的冠状病毒已经被武汉病毒所的科研人员分离出来了，以该所国家级P4实验室的强大实力完成随后的病原学分析应该毫无困难。

        据说，他离开武汉前说过要给他两周时间完成病原分析后再定防控措施。这是明显的外行话。在武汉的疾控专业人士看来，这非常的不专业，因为启动初级疾控措施应该与病原学分析同时展开。随着病原分析结果出来，可以调整措施，或减轻或加强。遗憾的是，这个团队没有为武汉开启防控。由于他们的怠慢，武汉疫情的防控部署至少被推迟了2-3周，给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地方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被动，也给武汉和湖北人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也许，高福及其团队回避采取强有力的疾控措施是因为该团队行前受到了卫健委的压力要求冷处理。但是，既然卫健委在收到武汉方面的及时通报后迅速派遣了这个团队前往武汉调查处理，表明在国家最高疾控层面由于经历过萨斯的巨大破坏力之后对此类事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所以，卫健委应该不会糊涂到要求他们淡化这件事，因为传染病是捂不住的，越捂后果越严重，收拾的代价越大。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武汉方面一直很重视这件事，也没有对国家相应机构以及这个专家团队隐瞒信息，也许它确实对大众隐瞒了，但这是传染病防控中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在没有稳妥的防控措施保障下对大众公布真实疫情有可能引发恐慌和混乱，反而会因此而造成更大的破坏。所以，传染病的防控需要国家级的最高决策，但是，武汉方面有人对与国家团队的讨论结果感到不满，不顾纪律约束对有关医疗机构透露了这个结果，警醒武汉医护人员高度警惕。

令人遗憾的是，据武汉地区的校友传出的消息，国家团队在武汉制定了一个非常高的“非典萨斯”的诊断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武汉的疫情不能被判定为萨斯流行。在高福及其团队的主导下，当时拟定的策略是低调、冷处理、内紧外松。

       于是，我们看到了武汉的CDC主任李刚在电视上说武汉的肺炎可控可防，没有人传人的风险；湖北省政府在1月21日还举行了春节团拜晚会；武汉市的一个社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万家宴”。

        为什么武汉发生的此事不是由武汉方面来全权处置而是要由国家最高疾控中心来出面做决策呢？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里，传染病的防控是一个全局工作，而传染病的防控应由一个垂直的专业机构来进行统筹。所以，武汉方面主要负责的是各种法定传染病的监测、报警和向国家最高防控中心通报。从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方面武汉已尽职尽责了，做的相当不错。

        高福之后，国家卫健委又派了钟南山带队来到武汉，这才使得整个事件得以逆转。钟南山的受命重返武汉说明了什么？说明高福团队当初来武汉做出的决定是令人失望的。我估计也许是由于当年的SARS造成过巨大破坏，令人谈萨色变，所以，高福等人不想再来一次令当局倍感压力的事件，尤其是当临近春节了。曾光在那个受访中也提到疾控措施会影响到地方经济等等，但这不是一个最高疾控专家应有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出发点。

        但传染病终究是捂不住的。一切传染病的防控应做到“随时监测、及时报警、迅速扑灭”的三原则。但是，政府或行政当局不可能直接从事疾病防控，这不是它的专业，它需要依赖一个高素质的疾控专业团队。一般说来，传染病的控制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医学方面，包括：1）临床诊断和预防监测。2）流行病学调查查明原因、病原、过程和影响因素。3）流行病学和疾控专业团队制定防控措施。其次，由疾控专业人士与行政系统联系启动防控措施，行政负责组织实施，其它必要的部门密切参与。最后就是公众的组织与配合。

        由此可见，政府在疾控行动中可以起着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传染病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随机事件，可以不是政府的责任或过错，但政府切不可有意阻扰甚至粗暴干预疾病监测和防控机构的工作，否则就是失职甚至罪过。政府应该做的是对国家疾控系统积极支持，认真听取，坦诚相待、密切合作。

        由于高福及其团队犯下的此次严重错误导致错过了早期扑灭的时机，使得后期的防控、临床、行政和社会大众均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这是新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史上的一次巨大失败。中国的这类教训之深，已有了两次切肤之痛。但愿事不过三。

        为此，我想借此机会征集签名，寻求更多的人们支持罢免高福的国家疾控中心主任的职务。在我们面临着未来仍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的类似传染病的巨大破坏的情况下，中国疾控中心应由德高望重的疾控专家来领导，以重振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声誉，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


以下是签名：

陈立功，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副教授，目前旅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