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近期几件事情已经使我无法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不得不在这里郑重承认：
TNEGI//ETNI = 陈立功 （1）
即原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系的副教授陈立功，也就是2000年在网络上发表过关于武汉地区高校合并的那个著名评论的作者（参见Wikipedia词条“陈立功事件”或友人博文《同济往事：卡尔》）。现居马里兰一带，工作于USUHS的预防医学与生物统计系。
顺便在此纠正一下那个友人博客中提到的我在同济被称为卡尔的来历。这是因为有一天时任87级卫生系政治辅导员的我去校团委办公室和张晋聊天，不知道在什么话题上我发表了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张晋就说，哇！你真是个卡尔·马克思。从此，张晋每次都喊我卡尔，从来不喊我陈立功。这个称呼也就慢慢地在几个办公室相互邻近因而常聚在一起的年轻人之间传开了。人类历史上有两个智者，一个是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另一个就是统计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张晋说我像卡尔·马克思，因为我时常给出令人感到不一般的观点和看法。那时我以一个非中共党员的身份（我也从未加入过，特别是1989年后，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有兴趣了解我这段个人史的读者可以浏览我在文学城上的博文《我的打架史》，同名原文载于MSN上的《我的打架史(原版)》， 文学城的博文已对此作了显著修改）在做学生政治辅导员，根本没有进入统计学领域，甚至还不知道统计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就是我在校内被几个同龄人 （包括张晋、王健、陈健、潘宏志、蔡效恒等）称为卡尔的源头。但是，以后来王健的眼光，我应该如他的博客所言是由于我长相混血有一付大络腮胡子的原因。事 实上，我从未敢说自己是一个卡尔，仅仅只是对自己有一份这样的“期望或志愿(wish)”，因为那两位是我眼里最杰出的智者之一。我仰慕他们。其次，需要更正的是2007年我回国并非为了牵什么研究项目，纯粹是一趟私人的家务旅行，因为当年父母同满80大寿。第三，我给女儿取的名字是陈赛伦思，不是陈赛伦斯。这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字。在前者，赛就是比赛、竞赛的意思；伦即同类；思则思想。由此，大家可以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了。此外，这个名字的来历与她出生的那一刻有关。她的第一声啼哭就降临在《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即《平安夜》的音乐声中）。这是她得名的另一个原因。当时我守候在同济医院妇产科大门外，听着武汉调频台播放的这首音乐。于是就想，如果是男孩就叫赛伦 特。正在这时，一声啼哭传来，我知道我的孩子出生了，因为产房里当时只有我太太一个人，而我是在太太上产床前一刻被护士赶出来的。很快，护士将孩子抱了出来，告诉说是女孩。所以，一个月后就被取名赛伦思。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夜是1993年11月20日，太太在去医院产房生产的路上天空里下着小雪。这是“有史以来武汉很少在11月份下雪的”一次记录。
自从我在此坛发表了《这里的水平很低，就其置顶的内容看》的短评后，立刻引发了本坛的热烈讨论。其中，一个笔名为“酸不溜鳅”的发出了一个略带讥讽的跟贴：“Mr. TNEGI//ETNI：做见习斑竹吧。不用递交申请，立马到任。”还为此对我进行了人肉搜索，透露了我的部分信息，并怀疑我可能由于那个6天6夜的无眠经历落下了病根？？？这样的情形对于任何处于公众视线下的人来说，都到了必须予以澄清的时候。为此，我将以陈述事实不证自明的方式回答酸不溜鳅的怀疑，并借此机会阐述我作为一个非专业音乐人对音乐的见证。
让我言归正传。
我出生在湖北洪湖第二中学（简称洪湖二中）的校园里。这是原称洪湖县现称洪湖市的一所非常重要的市属高级中学，位于峰口镇。每年都有很多学生从这里毕业并 进入从四类大学到北大清华的各类院校从而开始自己崭新的人生历程。我很幸运地降临在这个当年的教师由于遭受反右等各种不公平的政治待遇而来自全国各地的、 在最不宽容的年代里充满着最大宽容和尊敬的、拥有当地小镇上最高文化气息的校园里。从我开始记事起，白天，校园里因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宣传常常有广播。它常 常播放些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歌曲和样板戏，然而，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每天早上以及下午课间操时的广播体操音乐。这一切应该是我接 触到的最早的音乐了。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收音机，每天吃完晚饭后，除了家人说话走动搬动家什洗刷锅碗瓢盆的声音以及夜半时分老鼠在屋梁上奔跑发出的叽叽喳喳的 声响外，家里没有任何其它声响。从上小学二年级起，我就开始读诗歌和小说，因此，晚饭后常常点着父亲用空墨水瓶自制的油灯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大字不 识，晚上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在我读书的油灯下缝衣钉扣子做鞋上气眼（气眼指的是棉鞋上用于穿鞋带的金属孔洞）。一边做一边还不时地跟我唠叨她那些陈年往事以 及湖南老家的事情。
那时的二中有两排互相垂直的平房教师宿舍。一排很长，略呈东南往西北走向，住了30多户人家。在这排房子的东头，住的是书记和 校长两家人，各住两间房。其它教师每家只有一间房。另一排很短，与长排房子的东端垂直但不相接。两排房子间有一个缺口通向一个位于校园最角落的垃圾场和公 共厕所。这两排房子最相互靠近的两个房间的门以相互垂直的方向分别正对着同一口露天水井。而短排房子的这个末间房曾一度被用作图书室。除了这间房外，它的 另一个相对方向上的末间房就是敲钟人的住房，那里紧邻校园大门。其余的四间房分别住了两个双职工家庭，每家住两间。一 家是物理老师王树德周秀娟夫妇，两人都教物理。有趣的是，王树德和周秀娟年轻时是师生恋。夫人周秀娟是广西人，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出生不好的人。她是王树 德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王毕业后就随他来到这里教中学物理。在那个社会各层面都等级分明的年代，自愿从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来到一所破烂不堪的中学等于 是自降一格。但她并不后悔，与他在此结为夫妇，并接连生下了三个儿子（王宇，周瑜，王新），其中大儿子比我小两岁。尽管留给外人的印象是夫妻俩都不爱收拾 屋子，且常年很少换洗衣服，总是一身邋遢样，但一家人非常和睦，为人也很随和。另一家是彭标桐翟会琴夫妇，彭教数学，翟教历史。翟有个舅舅是原国民政府在 参与创建联合国时派驻的二秘。这对夫妻俩也有三个儿子（彭宏，彭绍强，彭绍青），其中老二和我同年。
长排房子的西半段朝南面对着两个篮球场，两者之间是两到三排不整齐排列的树林，好几种树木构成了这道风景线（有关二中校园的详细描述请参见《五岁时第二次跨越生死线》）。 篮球场之外就是大运动场。我们家紧邻这排房子最西端的体育运动器材室。那时，校园里每一条小道和空地上都种着不同的树木，一年四季中为校园增添了许多的风 景，也吸引了许多来往过去的飞鸟。相对来说，长排房子里住的孩子们比较多，因为空间距离较短，互动方便，相互之间联系也就更紧密。又由于年龄相同或相近的 男孩女孩都有，所以，玩在一起时都比较文明和谦让。那时，校园里的孩子们每天都互相串家，打牌玩游戏，尤其是到操场上玩“中国美国”的 游戏。这个游戏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参与的孩子无论男女将随机自愿地组合成两个小组，一组叫中国，另一组就叫美国，然后每组以一个篮球架为自己的据点 集中，一声号令后，各方成员全体一致向对方阵地冲锋，中途可以互相阻挡，但必须尽力占领对方的据点，决定胜负的标准是看哪一方的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部抵达 对方的阵地。这是第一种玩法。另一种玩法是，分配好据点或阵地后，由某一方一次派一个人出去越过篮球场的中线挑战对方，等到对方派出追兵后立即返回。如果 没有被逮住，就由另一方派一人出来挑战。如果一方挑战的人被对方逮住，就被当成俘虏扣留在对方的篮球架下。此时，他/她的伙伴就必须全体出动营救他/她。 而俘虏在等待被救的过程中须一手接触到篮球架的水泥柱体，另一手就伸出去。防守的一方就围着俘虏以阻止对方的营救。每个个体都在运动和奔跑之中，只要有一 个俘虏的同伙在奔跑中突破防守在空隙中接触到俘虏伸出的手，俘虏就被解救了。于是，又开始新的一轮挑战和营救。遗憾的是，并非每次都是中国赢。如果美国赢 了，大家也不会担惊受怕。
看到这种玩法，大家可能会体会到，哇！这简直像个儿童乐园啊！没错。尽管那个时代的父辈之间可能由于政治背景和观点不同而引起相互恶斗，但孩子们哪能理解 大人之间的冤仇呢？只要有一两个孩子出来玩，大家就都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非常亲近和友善。在我的记忆中，在孩子们之间无论是年长的大哥大姐还是年幼的 小弟小妹，除了可能因为家庭地理位置上的远近而形成关系上相对亲疏的小群体外，绝无仗势欺人以强凌弱的现象，更谈不上群内或群间打架斗殴的事件。这个校园 里还有一个传统。每到夏季的时候，只要是晴天，家家户户都会搬出竹椅竹床就近到篮球场上或自家门前乘凉，孩子们之间则更是热闹非凡，场面煞是壮观，情景火 热。这样的童年生活情调可能是极少有人能体验到的。
其实，那时不仅仅是我们家买不起收音机，大多数教师家庭也都没有收音机。除了物理老师王树德周秀娟自己组装了一个实验用的收音机外，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罗福 田薛才英夫妇（薛老师在紧邻二中的小学教书，小学有两个后门直通二中校园）自己买了一部收音机，因为夫妻双双工作，用现在的话说，他们那时很“有钱”。夫 妻俩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罗鸣（小名叫平平，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在校期间曾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现在中国农业部欧洲处工作）比我大2岁，小的叫罗兵（小名叫兵兵，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现在铁道部部大桥局物质处）比我小4岁。 兄弟俩感情特好，真真是情同手足。由于我们两家相邻，我们三个之间来往最密切。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互相串门，或者一起读小人书打牌玩游戏，或者相约外出玩 耍游泳钓鱼放风筝。特别是夏季乘凉时两家的竹床总是在一起，罗老师或者罗鸣也总是带着那个收音机，这样，我就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听收音机中播放的新闻、故事 和音乐。罗老师大学时就是学生乐队的小提琴手，拉得一手好琴，而且在平平长大后还亲自教他拉琴。这成为我童年时代印象深刻的情景之一。我很喜欢平平拉琴的 样子。除了拉琴，他还由于长相英俊，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活动。由于他从小多才多艺，年龄和心智又长我2岁，所以成为少年时代 的我仰慕的唯一对象，当我们在同一所小学时，我还经常跑到他的教室里找他玩。我喜欢去找平平玩，是因为我喜欢听他和他的同学们聊天的内容和打闹的方式。那 体现了高年级的孩子们所具有的更高的智慧和能力。这种现象甚至到了他上高中时还有过一两次。（申明：我不是同性性取向。）
与长排家属宿舍的中间部分垂直的是二中的教师办公建筑。这个建筑的北部是教师办公室、校广播室以及音乐器材室。南部整个就是一个大会议室。两个部分之间有 一个东西走向的开阔通道将两者分开。由于这个通道里有很好的回声效果，每年春节期间小伙伴们都喜欢跑到这里来在水泥地上放鞭炮。教师办公室等房间的门都呈 对开，中间形成一条走廊。走廊的一端向南连通这个通道的中部，另一端通向家属宿舍。会议室的两扇大门也开在这个通道的南墙的正中间。
平时，孩子们很少到教师办公区里面玩。然而有一天，大约七、八岁的我和几个小伙伴跑进去了。由于没有照明设施，走廊里光线很暗，但我们发现音乐器材室的门 没关，几个人就溜了进去。我发现门边有一个落地式的脚踏风琴，就掀起盖子开始用手胡乱地捣起琴键来，可是却没有声音发出。又捣弄了几下，才发现要用脚踩那 个踏板，于是就边踩边按，骤然间胡乱响起的几个声音吓得我冒出冷汗。与此同时其他的几个人也受到了惊吓，纷纷向外跑了出去。看到大家都跑了，我也赶紧跑 了。这就是在我的一生中第一次由我演奏出的“音乐”。从此以后，再也没敢进那里。
不过，二中老师里还真有人才。体育老师李思引是广东梅县人，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这个人，你绝对不会相信他是搞体育的。因为他身高绝不超过164厘 米。别看他个头矮小，身体却非常结实，全身除了肌肉，没有脂肪，就像现在的健美运动员。他动作非常敏捷，反应极快，并且很爱打篮球。那时，峰口镇上所有工 厂企事业单位每年都举行篮球比赛，比赛的赛季会持续较长时间，而比赛的地点就在我家门前的篮球场上。每次比赛看的人很多，每场比赛场边都围满了人。我则经 常钻大人间的腿空挡挤到最前面看比赛，而比赛的激烈程度由场边的观众吆喝声之热烈可见一斑。由于比赛好看，我非挤进去不可，不然，我看不见会不甘心的。因 为是二中的体育教师，李思引每场必上。可是他个头矮小，只能打组织进攻。另外，他还有一个技术上的毛病，每当他有机会投球时常常不准，因而很少得分。对 此，场边的观众们总是抱以一片笑声。
然而，这个小个子体育老师却有一副极其雄浑的嗓音，唱歌唱得非常好！在这方面除了他之外，就是罗老师和我父亲。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罗老师及其夫人的歌声我 是听见过的，但遗憾的是，从未听见我父亲唱过。这是因为我父亲在那个年代即文革期间受到了他所在群体中最严重的迫害，被剥夺了教书资格不说，还被下派到离 家10多里地远的二中农场种地兼管理农场。由于学校和农场之间无机械交通工具只能步行，他一年四季偶尔回家一两次。他在那里不甘寂寞，在将近11年 的时间里自己搞起了所谓的棉花水稻杂交试验（他是教地理的）。可想而知，他那时应该很悲苦，哪有心情唱歌。因而，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从未听见过他的歌 声，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返回学校担任文科班班主任，并且在这个“主任”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正是在这个位置上，我才有机会了解到咱老爸会唱歌，因为他经常 教他的学生唱歌。那时，文科班是二中最活跃的班级。
不过，李思引老师在文艺方面远比咱老爸厉害。除了唱歌最好（尽管他从不教学生唱歌），他竟然还会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每次从他家门走前过，不是听见他在家里 唱歌就是听见他在拉手风琴。那歌声和风琴声真的是美啊！美得令人神往！因为他所唱的都不是中国的革命歌曲、更不是文革歌曲，很多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原苏联 歌曲和音乐。那是学校的大喇叭以及罗老师的收音机里不曾发出过的声音。
除了这个经历，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就是从罗老师家的收音机里听见并记住了开头旋律直到上大学后才知道的贝多芬的《F大调浪漫曲》。
我有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长大，有幸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听见了无比优美的音乐。然而，像这种对音乐形成深刻记忆的经历在我小学毕业后的日子里渐渐地离我远去了。直到走进武汉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同济医科大学。
在这所大学里，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带上了从校团委借的一把小提琴和从校图书馆里借的一本简谱版的《怎样演奏小提琴》的教材回到了洪湖老家度寒假，并开始了自学小提琴演奏（雷人吧！都快满19岁了，以前从未有过音乐教育的背景，甚至连简谱都不懂，还想学小提琴演奏且是自学!），并逐渐爱上了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我的另一篇专文《我和小提琴的不解之缘(文学城更新版)》或《我和小提琴的不解之缘(MSN原版)》。这里就不另辟空间浪费时间了。
除了自学小提琴，在这所大学里，我有幸获得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和西方哲学的启蒙人，我的大学哲学老师袁建国先生。他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一位 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才华横溢且英俊潇洒的年轻学者。当时他还是单身，一个人住汉口老城区一个名叫“六合里”的里弄中的一个小阁楼里。他非常欢迎我们这些 青年学生前往其住处。我有时和几个同学结伴去，常去的伙伴有张亚梁（现在是中国国内有名的投资和股票专家）、李仁丰（现任卫生部健康报某版的责任编辑）和 我，有时还有胡建平（现在中国卫生部信息统计中心）。另外还有80级卫生系的高卫中、81级医疗二系的朱少纯（现在美国波士顿）以及朱的同班曾奇峰（失去联系了）。大家常常是相约同行。乘公交车需要约15~20分钟，加上出校门需要 8 分钟左右以及不确定的等车时间，来回一趟需要约一个小时。聊天时可以说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历史到当今，从中国到世界，从专制 制度到民主共和，……。那时是一个言论相对开放的时期，各种思想可以私下或半公开地讨论，有些论述西方民主自由法制的书籍更是公开出版。所有这些活动的主 体不用担心会有人告密打小报告从而被整治穿小鞋直至被剥夺发言权甚至蹲监狱。
这样的聊天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每次去的人多话题也多，常常聊到深更半夜转钟几点，因此去的时候乘公交车，回来时就得步行1个 多小时返回学校。尽管如此，每人从未感到过疲倦，相反，每次去因为收获颇丰，大家情绪都非常高昂。此乃所谓青春年少雄心勃勃也。然而，那时的我对政治不是 太感兴趣，倒是对哲学和音乐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力。而这些同伴中没人愿意听他讲音乐，主要是对他的政治哲学观点感兴趣。由于寡不敌众，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极 少有机会谈论与音乐有关的话题，所以，我有时就找机会独自一人去听他聊音乐。有时有约在先，有时擅自成行，从未感觉到他因为常被不速之客打搅而有过什么不 愉快。
大约在1983年的9~10月（但也许是1983年的4~5月）间的某一天，我第一次独立去拜访了他。直到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浏览他的空间。这是一个单一的矩形空间，面积约15平 方米。唯一的门开在矩形的一条长边上且紧邻一条短边，而床就靠着这个近门的短边，因此，打开门就是床的脚头。一张桌子顺着床的长边放在屋子的中间，与床相 距约一尺的距离，他就在桌边与床相对而坐。桌上堆放了一些书，几本书组成一堆，一堆一堆相互并排看齐，绝无零乱摆放的现象。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每一本 书，除了桌上的外，还有两到三个（不记得了）摆在更远处的书架上的，都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奇特的包装方式用白色的铜版纸（应该是废旧的挂历或海报等）或其 它种类的纸包着，并用他那独特而极富美感的笔迹写上书名。每本书从外观看上去极其的规整，包装手法非常细腻，仿佛是由工厂干的活。这种包法与传统包法不同 的是，即使没有任何其它外力（例如胶水、透明胶、订书针）的帮助，在打开书的封面或阅读过程中，包装材料与封面之间几乎没有松动现象！因此，每一本书都可 以说是呵护备至，没有一丝卷皮折角。正是在这里，我学会了他的包法，因而受益匪浅。除了那些书以及一个放笔的砚台外，桌上还有的就是一台那个年代很流行但 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或没钱但酷爱音乐因而耗尽所有也要买的日本产SANYO（国内称三洋）牌的合式磁带录音机，且是昂贵的双声道的。
那天进屋后只简单地寒暄了几句，然后他让我在床头处坐下，将录音机的喇叭转向我。因为此前我从未特意听过西方古典音乐，所以，他专门为我选了一盘由上海音乐学院电化教学室编辑的西方古典音乐小曲目，其中第一首就是巴赫的《G弦 上的咏叹调》，其它的有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圣.桑的《天鹅》、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舒曼的《梦幻曲》、古诺的《圣母颂》、勃拉姆斯的《摇 篮曲》、奥芬巴赫的《船歌》、德沃夏克的《幽默曲》以及柴科夫斯基一部弦乐四重奏中的第二乐章，也就是著名的《如歌的行板》，等等。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里，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听。他拿着一本书，不时地啜饮一点啤酒，而我就坐在他的床头处。正是在听《如歌的行板》的过程中，一种无法言喻的清纯甘甜的感觉 突然间悄悄地流入到了我的心田。它久久地、舒缓地运动着，不愿离去，直到全部乐曲结束，仍然没有停止。我们又开始听第二遍。这时，即使是巴赫的《G弦 上的咏叹调》也令人感到无比的优美。这就是这种音乐的神奇魅力。我不知道袁先生第一次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是如何感觉的，但我现在应该可以相信，那些小作品对 于那晚的他来说不足挂齿。离开的时候我向他借了这盘磁带返回学校。第二天晚饭后，向同班隔壁寝室山东籍同学邵兴光（现在烟台市疾病控制中心）求助复制了一 盒磁带。从此，这盘复制的磁带就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若干年，直到我二姐夫的侄儿考上同济医科大学医学院后，我将它转送给了他。
在袁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1984年二月的一个星期一，我和几位同班同学以及那几位高年级的校友组织起了“武汉同济”史上的第 一个完全独立于团委和学生会的学生自治组织“星期一”学社，其管理机构是一个被称为“秘书组”的团队， 不设秘书长，只有一个常务秘书根据其它秘书的建议负责召集会议讨论学社的事务。学社在短时间里迅速发展，会员人数超过了一半的在校学生。我在这个秘书组中 是负责文艺活动的秘书，在任期内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当年的五月以学社的名义前往武汉音乐学院的钢管弦系联系当年该系的毕业生来我校演出。在当时该系系 主任朱耀熹教授的带领下，有该系小提琴专业当年最优秀的毕业生杨革放等参与的乐团为我校广大师生上演了最精彩的节目。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作品是该校作曲 系毕业生创作的大提琴曲独奏曲《山民印象》。这场演出应该是武汉同济医科的历史上不曾有过也不再有过的高质量的现场演出。
1985年9月，即秋季开学后的第一个月，校园里的布告栏上张贴出了一张制作精美的海报《西方古典音乐欣赏 会》，主办方是同济医科大学工会爱乐小组，地点是位于原实验医学研究中心（该建筑物及其实验医学设备由原联邦德国即西德政府出资援建，该建筑物现调配给了 公共卫生学院）的学术报告厅。这是文革后本校恢复这一历史传统的第一次活动。这个传统是由梁思成和林徽茵夫妇于三四十年代在同济大学工作期间种下的。现有 成员都是当年的学生，主要有国内著名的麻醉学家金士翱教授及其夫人免疫学家毕爱华教授、微生物学家张训桓教授、印尼归侨画家和器乐演奏家温少曼等。那一 次，我去了。用什么语言才能描述那次的场面呢？无语！人太多了。整个学术报告厅的近三百个座位全满，除讲台所在一面墙没有人外，其它三面都挤得水泄不通。 在音乐的播放过程中，几百号人静得像什么似的，连呼吸声都难以听到。从此，这个活动除了寒暑假外每月一次，每年10次（没错，是10次，即使是7月份最紧张的考试期间也开一次），每次活动都在同一地点。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讲座安排，工会是要付钱给学术报告厅的管理机构的，因此，爱乐小组前要冠以“工会”二字。
第一次活动结束后，我就留了下来，向几位老教授讨教并表达了渴望参与的意向，答复是没问题。自此，我成了其中可能是“第一个”以学生身份参与的一员。从第 二年开始，在计划筹备阶段，我就被小组纳入了讲员计划，须主持一次讲座。由于我年轻，还要负责跑腿，包括确认每次场地使用、送交讲座文稿到校印刷厂铅印 （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字设备）并取货、张贴海报、甚至有时在音响设备室帮助组织磁带（最初时磁带是唯一的存储媒介）和CD光盘（当CD普及后）。等到后来电脑普及后，我还要负责打印、排版、复印等。
正是在这个活动中，我结识了我在同济最好的朋友吴立。他比我年长一岁，父亲是武汉音乐学院的退休教授，母亲是医学院基础科部的教师，但很早就过世了。吴立 从小就开始学拉小提琴，然而他不是这个料，终于放弃。现在也就偶尔拉拉。在我加入后不久他也很快加入了爱乐小组，我们俩开始分担小组的日常事务，且合作默 契。随后若干年里加入的还有83级德语医学班的岳绚（父亲是原华中理工大学的教授。她因为长得娇小玲珑，美丽过人，有“同济小公主”之美称，现与丈夫居于德国）、85级卫生系的黄敏（也是同济校园那种常见的娇小玲珑类的美女之一。目前居北京，曾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医生之友》栏目的制片人，现在中国医师协会工作）、87级卫生系妇幼卫生专业的杨燕涛和韩辉等。总的来说，小组规模一直很小，没有对外扩大的任何宣传活动，完全靠主动和自愿。在活动中也100%是奉献，没有丝毫报酬及付出体力和时间不说，有时甚至自己还要贴钱。
作为小组成员，自然会对内部开额外的小灶。每年都会有两次组内欣赏和交流，这样的活动通常是在金士翱教授那栋两层楼的小洋房里的一个房间举行。所以，作为 一个普通学生能进入这样高级别住宅是一件令人有些许激动的。这些年事已高的老前辈有一种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幅和蔼可亲的态度，一套为人处事的哲学。不 仅如此，更以他们的身体力行营造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氛围，而这种氛围应该是同济文化和学术氛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一活动在我2002年年初离开同济前从未间断。然而，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形如何，因为当我2007年回国探亲时得知张训桓教授不久前以80多的高龄已过世。现在金士翱教授和夫人也都应该年高80好几了，温少曼老师则已高龄90多了。最近从网上得知温老师还在开画展。他的身体确实是健康长寿型的，70好几80多岁的身体，跑起步来竟然像小伙子一样，健步如飞，毫无老态龙钟之虞（我真的不是夸张）。我走得如此干净，不再与大家有任何联系。写到这里我感到非常的愧疚，因为我实在是太无能。
1987年我毕业前夕，小班长周思源邀请我在班级范围内为大家搞一次音乐欣赏讲座。我从校广播室借来留声机和几张塑料唱片（现在这 类家什恐怕只有在博物馆才找得到），就在他的寝室里开了一个讲座。此时我才发现，咱班同学里还真有几位蛮感兴趣且很有理解力的。只是遗憾得很，为什么不早开始这样的活动呢？
1989年秋季（但也许是1990年的4~5月份。我没有记笔记的习惯），中央交响 乐团的常任指挥韩中杰先生应武汉交响乐团的邀请前来武汉指挥该团的音乐会。从新闻媒体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代表爱乐小组到武汉交响乐团去联系访谈韩中杰先生 的事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宣传同济的爱乐史。韩先生听说后非常高兴，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我们进行了会见。那一次，我带上了我所带班级（那时我以非中 共党员的身份从事大学生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又雷人了吧）的两个学生，他们是杨燕涛和韩辉。我们一行到了韩先生所住的宾馆与他进行了２个多小时的交谈。我们 介绍了自己的活动，交换了许多关于西方古典音乐的看法，受益匪浅。临别时韩先生对我们的活动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1997年11月，硕士毕业刚满5个月。这个月的某一天，一个关于分段回归分析的灵感突然闯入我的脑海。这是因为在读硕士期间我从事的是一个关于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经济学评价研究，该研究由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 带病项目资助。这个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评价并比较两种防治策略的成本和效果。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疾病感染率与单位防治成本之间存在着一个二 次或三次曲线规律，当疾病感染率下降到一定的水平后，继续以同样的防治策略也就是相同的防治成本来进一步改善感染状况从经济学上看已经非常不合算。因此， 我试图找出一个或两个临界点来修正防治策略。但是，这个二次或三次曲线模型都不能帮助我找到这样的点。于是，我就不得不开始寻找其它的办法。那时我们在国 内因为信息比较闭塞，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如何使用Spline（样条）技术找knots（结点），而 且这样的技术对于医学背景出来的只有极其可怜的数学知识的我来说，要完全理解是极其困难的。我自己试图找出一个合理的算法，而这就等于是要求一个医学背景 的人从事一个新的统计算法的创立，这无疑相当于要求一个数学家完成一个临床医生的使命。可想而知，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我还是坚定地走上 了这条未知的布满荆棘和险恶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去探索的道路。我一定要找到它！因为那样的模型不是我们需要的。
为了找到新的分析逻辑，也为了弄明白统计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我开始用业余时间阅读罗素写的《西方的智慧》。这是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简略介绍本。 书中给了我大量有益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帮助我系统地归纳了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和逻辑。不久，我又开始读《统计学简史》，因为我相信从一个学科的历史中可以 学到独一无二的知识。结果，读史的过程中我被统计学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所折服，他们激发了我强烈的探索兴趣（参见《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当然知道仅有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还需要加添数学知识。为此，我开始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上找书店以便购买到合适的数学书籍，并着手从集合论、映射、对应等基本概念出发理解数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逻辑。此外，从1997年11月 底开始，我便穿梭于（不是每天）武汉大学和同济医科大学之间。两校相距很远，但有公交车直达，所以也算方便。我到那里去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到该校的 数学系旁听测度论的课程；另一个目的就是找人交流分段回归分析的思想。我与之讨论过的只有胡亦钧教授，当时他可能还只是副教授，博士毕业也没多久，而且即 将出国。我们讨论了将一个正态随机变量进行三分的逻辑而非具体的计算问题。当时我问他，如果要分的话，应该是三部分的合并方差和最小化。他说这是当然的。 这是最优化理论和逻辑的一个具体实例。
事情到了这里，逻辑上的问题似乎都解决了，因而我所追求的解决方案的整个理论问题也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因为大家都在遵循着这个逻辑以解决相同或相似的问题。然而，我最终发现，这个理论在统计学中是一个错误！
有时为了就近，也常常去自己学校的基础部数学教研室找老师交谈，谈得最多的是当时是副教授的刘早清老师。我在读卫生统计学硕士学位课程时，他为我们讲授 《线性代数》。同样的问题也与刘老师讨论过。可是他说，一个正态分布就是一个整体，很多的统计方法都建立在这个基本分布的理论上，现在你把它分开了，那它 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无法回答。
在这些活动中，我开始构筑起自己的分析逻辑，特别是泛函分析的逻辑。这是一个极其简单又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至于复杂的数学理论层次上的问题，例如性质、 定理、引理以及证明等，我都不需要了解，更不需要掌握。我从中理解到，要找出我需要的临界点，我就必须进行数据迭代，而迭代的过程等于一个随机测量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数据集是随机改变的、回归模型则基本不变就像一个函数关系f，得到的结果就是一大堆随机的分段模型，而我要从这些模型中找出一个最好的，从而最优化就是唯一的必然选择。这个完整的分析逻辑不是在和他们的讨论中由他们告诉或启发的，而是我在点点滴滴的思想火花的碰撞中逐渐领悟出来的。
事实上，泛函分析的思想也不是这两位老师告诉我的，而是在读硕士期间，我的师姐妹侯长荣提到的。有一天她对我说老板（即国内著名的生物统计学家余松林教 授，也是我的硕士导师）要她去武汉大学听《泛函分析》的课，她说她听不懂，枯燥得很，没意思，不想去了。就是这段对话，我知道了数学中有一个泛函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泛函呢，不用任何解释我就知道，“泛”意味着“全部、一切、一般”，而“泛函”就应该指的是所有问题都可以“函数”的思维来解决。因此，剩下的 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泛函”问题。为此，我去问了刘早清老师。他迟疑了一会告诉我说，一个泛函好像应该满足８个条件。他在说出前面的２～３条后就 截止了，因为他手头没有书，无法准确地说出全部内容。于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就到此为止。我至今也不知道那８个条件是什么。但不论怎样，以我对基本函数 的理解，一个泛函应该包括至少两个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和一个关系，并且由这个关系可以得到一个结果。没有结果的泛函是没有意义的，它意味着统计学上的 不可测，也就是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上的不可知性。因此，只要我构造的随机测量的算法有结果，就表明了统计学上的可测性，也就是认识论上的可知性。逻辑就是这 么简单。因此，在武汉大学数学系旁听期间，主要听的就是测度论，因为在数理统计范畴内它被认为是概率论的理论基础，而概率论是统计学的基础。
1998年3月25日那天，一大早，我来到了武汉大学数学系。在系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则消息，陈希孺院士将在当天给数学系数理统计专业的学生作一个关于统计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报告。这对我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决定去听这个报告而不去听测度论的课程了。应该是大约9点左右，陈希孺的报告在一个很小的教室中开始。除我之外，在座的大约只有10个人左右。关于统计学的历史，在此之前我已基本了解，从最初的国势学到政治算术到统计学最后到数学介入后的数理统计学，就是这么一条线。在读史过程中我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这个学科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拉丁语系的Statistics的词源说可以追述到1589年的意大利学者基利尼斯（G. Ghilinis, ? - ?）出版的（Civile, Politica Statisticae, Enilitare Scienza）。在这本书中，他首创了意大利语statisticae一词。可是，他写的这本书与现代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完全不沾边。可就是这个术语，最终却成了这门学科的术语源头。按我个人的理解，这里的Politica Statisticae应 该是讨论一个关于政治的状况。结合现代统计学的理论与实践不难理解，中文所说的统计学（这源于日本人的翻译）并非简单的数值计算，而是关于某种状态的描述 和解释，这属于认识论而非数学的范畴。它不过是借用了数学的计算技能为手段，而目的是为了认识某种未知的状态，因此，统计学实质上是一门数学化的认识论（mathematized epistemology）。这是由手段到目的定义一个行为时得出的必然结论。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
陈希孺在谈到当前的状况时说道，美国有一位大统计学家（应该是Robust Regression法的创立人Peter J. Huber。 时间过去太久了，我不能确定。但我的印象中他好几次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还说他曾是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我想应该就是他）在一个著名的统计杂志（这个杂志的 名称是真真的忘了。没办法，我从来不喜欢记笔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批评当今统计学界存在的一个普遍倾向，即很多数学背景出来的人习 惯于用数学的确定性思维来解决统计学中的非确定性问题。事实上，我们是不可能搞确定的。还说，很多人搞了很多新奇而复杂的方法，没几个人能看懂，而常用的 方法还是那几个经典的。最后，这位美国的大统计学家悲观地认为，要想从统计学内部纠正这个倾向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一股外来的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数学的公 理体系本身是不容怀疑的，我们显然不能推翻这个体系另建一个。最后就是展望未来了。结论是前景堪忧，并对各位在座的年轻一代寄予希望。
在听讲的过程中，我始终处于比较激动的状态。陈希孺讲完后，我说我能不能说几句。陈院士就让我站上了讲台。我将自己对三分段回归分析的思想提了出来，认为 这应该是有前途的发展方向，因为这样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到一个总体的内部去讨论其关系的随机可变性，从而为控制复杂系统提供有效的统计依据。我之所以 要求发言是因为，在陈希孺的讲授中完全没有涉及到分段回归分析的基本问题。这一演讲中的主题性选择应该体现出了在当时的整个统计学界人们认为这个领域不重 要的现象。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最重要的问题和最高挑战之一。因此，我就上去讲了这个观点。陈院士在我讲完后没有提出重要的评论， 也没有予以否定，只是说但愿它有意义。
这天，我连中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坐车回了自己的学校，一头扎进自己科室的计算机房，由此开始了长达6天6夜几乎无眠的思考，并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我仍然使用了最优化，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根据回归分析中残差分析的原理归纳出了这个逻辑，且当时对它毫不怀疑，认为它天经地义。这6天6夜里主要思考的是如何回答刘早清提出的那个问题。它可以被归结为：你为什么要分段做回归？这是一个哲学的而非数学的问题。为此，我首先以最快的速度重读了与认识论有关的西方哲学史部分。正是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最终找到了答案：分，可以分且必须分！
可是，怎么分？这既是一个数学的算法问题，更是一个哲学的逻辑问题。于是我开始读严士建写的《概率论基础》。读了100面后实在是读不下去了。我无法逾越学科之间的鸿沟这道巨大的障碍。但前面100页的那些内容里给了我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随机空间、测度或可测空间、概率空间等。
这个思考过程是如此的艰难，常人无法想象。极度的痛苦折磨着我的整个身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开始听音乐！当时，我已将一些音乐光盘存放在这个计算机房里的水泥台上，其中有莫扎特的《安魂曲》，贝多芬的《D大 调小提琴协奏曲》、《三重协奏曲》以及《英雄交响曲主题的钢琴变奏》、《第五、第六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维瓦尔蒂的小提琴协奏曲《四 季》、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三交响曲》以及孟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等。正是在些音乐声中，我的思想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任意驰骋。无数的概念、定义、思想都闯了进来：哲学的，数学的、统计学的、音乐的、艺术的、文学的、爱情的、历史的、甚至关于64的、……。这些概念和逻辑一大堆，混乱得很，无法理清。于是我开始以散文形式写关于自我的故事，题目就是《觉醒与决心——一个认知主体的自述》，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思想的突破。6天6夜 里就是在整理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写完一遍看看后觉得不满意，再写！一边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一边心里则回荡着深刻的痛苦，泪水不停地奔涌着。我已 经记不得究竟流了多少次泪，只知道流得既痛苦又酣畅，无法自持。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折腾了几个来回，也不知道外面的时空变换怎样。正是在这篇散文风格的、 充满非理性的论述中，我对统计学、数学以及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独立思考，得到的结论是统计学是数学化的认识论。这个思想最终被表达在2007年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的会议论文集里。我想这应该是关于统计学的定义的一个重要的新思想。这个属性表明，统计学不是单纯的数学，也不是单纯的哲 学，而是两者在认识论领域的完美结合。任何一个统计方法必须首先有一个分析的逻辑，其次才是这个逻辑的数学化，从而才有了统计方法的数学算法。但是，逻辑 在先，算法在后。因此，好的逻辑会导致好的统计方法，不好的逻辑会带给我们不好的方法；正确的逻辑会导致正确的方法，错误的逻辑会带给我们错误的方法；完 善的逻辑会导致完善的方法，而有缺陷的逻辑会带给我们有缺陷的方法。这里，数学是无辜的，而哲学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这个进程中的某一刻，正当我的思路进行到了某个时点上，突然间，一个巨大的幻象闯入了我的脑海。只见它坐在一个巨大的座位上，头部笼罩在巨大的光芒之 中，全身套在漆黑的金属盔甲里，双手则平静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而左手的一个手指指尖处的保护套破了一个洞，而我感到自己像一个渺小的婴孩一样伸出一个手 指通过那个洞碰到了他的那个手指，而就在触碰的一瞬间，两者的手指之间发生了一道电流般的颤栗（这一颤栗的感觉当时非常的真切），随即整个幻象便迅速消失 得一干二净。整个过程应该没有超过1~2秒钟。一切又重归平静而极度艰难的思考之中。
这是我第一次写关于那个6天6夜 的经历并要将它提交给公众，因此，我意识到我必须在此记录下这个幻像。这是我经历的一个“事实”，或者说是一个真实的“经历”。绝对不是我在胡说八道。作 为一个医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员，我意识到它可能是由于严重疲劳产生的幻觉。可是，我当时的思维还非常清醒且无论是精神还是躯体都并未达到极度疲劳的状态。此 外，它为什么不是其它任意类型或内容的幻觉而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呢？我真的无法解释。尽管在此之前有过阅读圣经故事的经历，但仅仅只是把圣经看成是故事、传 说和神话来对待。那时我也并未接受过任何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
这几天里几乎没人来打扰。有时候即使科主任或太太来了（太太与我同一个本科专业、同一个硕士专业、同一个科室、同半个硕士导师），她们看看后也就走了。当时我们住在离校12.5公里远的东西湖居民小区。每天早上学校派两班车接，相隔半小时；下午则由两班车送，也是相隔半小时。由于我一直不回家，她每天就负责接送年仅四岁的女儿上校内的幼儿园，还不能错过校车。如果错过了，就只好自己出钱搭公交车，那样的话一路上停停走走，时间就耗费得太多了。
太太在结婚前就和我同一间办公室，结婚后也还是这样。我们教研室人少，只有四间房，两间位于一楼的办公室以及一间实验器材室，另有一间计算机房，位于二楼。而我就一直呆在这个机房里。有时候太太也上来用计算机算东西，顺便来看看我， 但她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只知道我在写、在听音乐。在此期间我曾让她到校外去给我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这两个作品我当时都只有磁带版的。而那一刻我听音乐的工具只能是电脑的光驱和一个耳机。可是，最终她只买到了前者。
当时饮食是一个大问题。办公室和机房当然都不能做饭。我的解决办法是弄个电炉在机房里烧开水，将从学校大门对面的农贸市场和副食店里买来的鸡蛋、牛奶以及糖等混合在一起用开水冲服。想吃就吃，没有餐数限制。这就是那几天里我的全部食物。
最终，我觉得该停下来了，而此时已经是6天6夜过去了！此时的我已处于极度危险的失眠、亢奋和恐惧之中。在前往楼下办公室的路上，我就开始反复对自己说着一句话：“陈立功，你一定要控制自己。”这句话说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星期里，每天只能睡一到 两个小时，但终于彻底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去看医生，也没有服用任何的药物。随后的情形只是严重的失眠。每天只能睡上两个小时左右。但不论怎样，这种情形并 没有影响到我的教学工作。事情也凑巧，那几天里我恰恰没有什么教学任务。就这样，从科主任到我太太，都无需干预我的那几天。
大约一个月后，我开始进行样本计算，还跑到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花了100元人民币找了一个学生按照我的计算逻辑帮我编写了一个简 单的单变量三分法程序。然后，我就用这个程序计算一个关于血红蛋白研究的临床数据。结果显示的非常合理。但过了没多久我就发现，结果是可测的没错，但算法 存在问题，这就是当时的三分法单纯地依据被分割变量的信息，而其它相关变量都没有参与。这是个问题。我需要的是全部变量共同参与的三分法。然而这又涉及到 回归模型的算法问题，这就必须修改那个学生编的程序，这又得需要一笔更大的费用。于是，我自认为我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放弃了对这个样本的处理，改为用SAS软件中提供的计算模块处理那个血吸虫病的经济学评价问题。然而，这需要我有能力进行宏编程，遗憾的是，我以及当时的我的太太都没有这个能力。好在这个样本只有40多 例，如果采用完全枚举法只估计一个临界点，充其量也就几十步迭代。这不是个大问题，只是程序要编得很长。但是，不论怎样，我知道我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经过 约大半年的休整和恢复，我又重新陷入到冷静得多的思考，但已无需进行那样高强度的思考了。每天上下班乘车步行接送孩子，我都会随时随地陷入新的思考中，很 多概念得以重新抽象、定义并进而修正，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很多新的正确的思想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并开始耐心地编写用于逐步迭代数据的SAS程序，最终我实现了，运行后的结果随即也出来了。一看，非常理想！
在我的分析逻辑中有一个非常简单而又重要的突破。这就是将分段模型（piecewise model）与全域模型（fullwise model）结合起来讨论分段回归分析。为此，我用全域模型的残差平方和（FMR）与分段模型的合并残差平方和（PMCR）构造了一个随机测量，我称它为残差遏制系数（coefficient of resisting residual），即
残差遏制系数=(FMR - PMCR)/FMR (2)
而这个系数在数据迭代过程中的最大值就被称为残差遏止系数（coefficient of resisted residual）。这是在最优化基础上评价分段模型的一个重要的可测的随机测量。这个随机测量成为我的方法论对现行方法论的重要突破，因为当时我认为这已经是最好的了。然而，出乎我的意外的是，更大的突破远远超过了这个逻辑与方法。这就是在随后的12年里对最优化理论的认识、反思与否定的过程。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开始写文章。与此同时，在1998年5月里的某一天，我开始对那几天的思维过程及 其结果展开哲学思考。我感到这是认识人脑工作机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个案和机会。于是，又开始利用空闲时间浏览起神经生物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查阅认知科学 的某些理论和成果，走访武汉大学哲学系科学哲学教授桂起权老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从事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高新民老师。然而，结果却令我感到非常失望。我发现没 有一套理论和模型可以解释我所经历的思维活动。于是，我开始自己认识自己。我相信只有我才能认识我自己，因为大脑长在我的头上，而它自己经历了那个过程。 我需要帮助它认识它自己。认识的方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仍然是基本的观察法再加上三大逻辑：归纳、演绎和辩证。最终的结论将取决于我的观察是否完整和准 确。于是，我开始构造认知的递进结构，用最原始、最笨拙的方法构图，反复地回忆当时的情景，不断地修改结构图，渐渐 地，一切都清晰起来了并最终完成。与此同时，对该结构的逻辑阐述也在同步地进行。这样的好处是双向的，一方面修正结构图，另一方面可以返回当时的情景寻找 各阶段所经历过的实例，还可以因此检验自己的统计分析的逻辑与方法是否存在值得修改之处。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到1999年5月，一篇在神经生物学基础上结合哲学讨论关于《论智慧的递进结构与认知的逻辑流程》 的文章完成了。我把它发给了《自然辩证法》杂志，得到了该杂志社一位专家胡新和的回信和审稿意见，他首先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章，有很多新的观点，但 要我加添一些文献，并阐述现有理论和模型中存在的问题，以此作为突破口再提出自己的理论。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过份了。我不是文科人才。为了完成这篇文章， 我推迟了有关统计方法学文章的进度，而是先完成这一个。因为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确立一套科学的方法论并进而反思自己提出的新统计方法的逻辑 体系。没有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我将事倍功半；反之，有了这个武器，我就可以事半功倍。正如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经过与胡新和先生的几次交流，仍然没有得到被采纳的可靠结论。与此同时，几个月一晃也就过去了。这令我感到某种不安。最终，我放弃了在这个期刊上寻求发表的念头，改投《医学与哲学》杂志，结果，大约一个月左右，该杂志社在没有返回审稿意见的情况下将它刊登在了当年的第9期 上。我相信，这是人类史上关于这个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因为它讨论的是人脑如何认知外部世界，包括它自己本身，因而这是一切方法论的方法 论。它突破了一切在此之前的认知理论和模型。然而，它应该不是最终结果，因此，我期待着它被修正和完善。不难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当且仅当研究者本身能亲历一个认知过程才有可能获得，由且只能由他本人才能认识自己大脑的认知过程。他人没有这个能力完成这样的工作。
2000年，我提出的统计算法发表在了当年的《中国公共卫生杂志》上。由于这个方法基于最优化算法因而存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但新的突破还是有的，也就是公式（2）及其体现的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正是这一关系，导致了一个全新而又完整的分析逻辑的诞生。
2000年5月，我的文章被即将于当年8月在Indianapolis召开的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采 纳，并被安排在大会第一天的一般方法论小组进行交流。但是我没有经费，也不知道从哪里能得到资助。在时任同济医科大学校长洪光祥教授的建议和校行政经费的 资助下，我到了北京向中国教育部负责国际会议资助的机构递交了我的资料并寻求帮助，最终，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办理接受经费和出国手续的各项事务时，师 资科的陈英汉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和及时的帮助。在那次会议期间，我有幸和很多人交流我的思想，其中一位中国学者在了解了我的基本逻辑后问：“既然你用了全 部的样本点进行迭代，为什么不用这些点来估计临界点的平均期望呢。”我立刻明白了，我应该这样做而且可以这样做，这就是随机加权法，而随机权重变量就是那 个残差遏制系数，而不是残差遏止系数。在那个6天6夜里，我就提出了这两个系数的定义。事实上，加权随机测量的思想原本也在那个6天6夜里在我的脑海中朦胧地闪现过，但由于此前对最优化的认识很自信，且计算上又很简单，终于没能激发起对加权测量的认真而深度的思考。
这个思想在会议结束后带回了国内，并从此成了我最坚定的思想和分析逻辑。回国后不久，收到了本次会议论文集组委会发来的邀请，希望我将自己的论文提交给组 委会以便收录出版。然而我放弃了，因为我已经放弃了那个旧思想，而新的思想已经发现但却没时间认真整理，也没有能力进行随机模拟试验。虽然一直想实现它， 可终因各方面原因一推再推。随着太太移居美国，我下了决心不顾一切放弃在国内获得的成就感而到美国寻求机会以便完成我的这个个人研究项目，因为国内的研究 环境实在是不可能为我提供成功的可能性，而且，我对新大学的合并结果感到失望。尽管这个项目没有指导老师、没有合作者、没有经费、甚至可能没有一个可供我 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我还是毅然出走了。
到美国后的最初半年里，呆在家里照顾太太和女儿的读书生活适应新环境，并努力调整自己尚未完全恢复的睡眠时间。直到半年过后，睡眠时间逐渐由每天4~5小时恢复到了7~8个小时。这是一个巨大的弥补。它使得我重新拥有了进行清晰的逻辑思考的生理基础。与此同时，关于随机加权法的算法逻辑及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开始引起我的一些思考。而更重要的，要解决基本的算法问题，我必须学会使用SAS的宏编程技能。我可能学不会，但我太太可以学会，因为她正在这里攻读统计学的硕士学位，而她们系有一位这方面的教授，台湾人Morgan Wang。
与此同时，我开始从自己的角度思考Spline的分析逻辑（不是其数学算法。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数学算法不是最重要的，它受分析逻辑的支配）。逐渐地，我开始明白了一些事情。
2006年5月底，我被Henry M. Jackson Foundation雇佣，并被派往CPDR从事医学实验样品的数据管理。这个研究所有一个Database和一个流行病学小组，由Dr. Cullen牵头，我被安排在她的手下工作。她很欣赏我过去的工作经历，我则向她提议申请一个项目以便对前列腺癌的临床数据库进行分段回归分析，而目标模型就是三分模型。她对这个新奇的想法很支持，要我负责写出统计分析的计划(protocol)。我完成后交给了她，她完全采纳了。经过两个多月的程序审查后得到了批准。这样，从8月份开始，我就正式重新启动了这个项目。太太也参与其中，负责用SAS的宏编程技术将我的算法编成SAS程序。我首先用了一个91例的冠心病样本和Logistic Regression算法来检验自己的分析逻辑。计算结果显示，随机加权法的三分模型极其稳定和可靠。然后，我们又用了1429例的前列腺癌数据建三分模型，结果大大出乎我们的意外，带给了我们极其丰富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提出了完整的分段回归分析的逻辑体系，它包括以下5个方面：
1）用平均期望和可信区间估计两个随机临界点；（这意味着每个临界点都是由一个随机变量来估计。这是对最优化理论下临界点只能是一个随机的点估计的突破）
2）检验两个随机临界点的差异显著性；（这是对临界点的个数进行统计检验）
3）建立三分模型并检验模型间的差异显著性；（一个新的卡方统计量被构造出来）
4）任意两个相邻模型的连续性检验；（这是对强制连续性假设的抛弃和决定性的突破）
5）分段模型对全域模型的拟合优度。（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这里，第1）项是关键。只要找到了，其它都简单了。这个方法被我命名为泛函化的广义三分回归分析 (Functionalized General Trichotomic Regression Analysis, FGTRA)
很快，年底没到，文章就基本定型了，文章摘要则发往了即将于2007年8月在盐湖城召开的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 (JSM, 2007)。它被收录了，并安排在统计算法组进行讨论。然而，思维活动远未停止。大约在2007年3月中的某一天凌晨，当我还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处于睡梦中的时候，一个声音将我惊醒了。它说：“如果你能证明常规统计量中的样本量n的两个基本性质，那么你的方法论就基本正确了：1）它是一个权重和；2）它是在所有其它权重都等于1的条件下的一个特例。”于是，所有常规统计量中的n都可以用权重和来广义化。于是，我从梦中醒来后便开始琢磨着怎样证明这两个性质。仅仅一个多小时，证明的思路就基本成型了。到了上班的时间，我一打开电脑就开始写下整个证明过程。为了证明上述两个性质，我首先定义了一个广义的加权期望，并引入了一个n'来取代n，然后在证明过程中又由n'过渡到n，从而一举证明在广义加权期望这个统计量中的n存在着上述两个性质。这个证明应该可以被推广到所有其它常规统计量中。
到了8月份，我带着大女儿去盐湖城参加了JSM2007， 并在会上就自己的研究作了口头报告，其全文也被当年的会议收录后发表在光盘版的论文集中。由此，一个崭新的分析逻辑和基本算法诞生了。遗憾的是，由于自己 数学素养有限，发生了几处表达不规范的地方。在此期间，我曾试着投稿到一些统计期刊，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所有的期刊都拒绝刊登，因为我完全摈弃了最优化 方法作为期望分段模型的判定准则。这使得各杂志的编辑无法认同。他们认为我在挑战数学和统计学的large body。与此同时，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还在继续进行，终于，2008年2月13日的那一天，我在修改文稿的过程中，以纯正的数学语言写下了最优化理论是一个错误的表达式。我本来想在2008年3月25日那天将文稿完成寄往某个杂志社以纪念整整10年 前开始的这场极度艰难的探索。然而，就在这个念头闪现的一刹那，一阵巨大的恐惧感骤然笼罩了我的整个心胸，并且开始感觉到四肢乏力，身体也微微颤抖起来。 我立刻意识到我绝对无法承受这一巨大的恐惧将可能导致我的身心平衡遭受的巨大破坏。我觉得我应该立刻去看心理或精神科医生，也许需要用药物控制一下自己 了。恰好在这个时刻，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让我开车去她同学家接她回家。这个电话将我从这个巨大的恐惧感中带回到了现实中，于是，我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 作，离开办公室，开上车去接我的女儿。一上路不久，泪水便顿时泉涌，整个身心开始剧烈地抽动着，在将近两个多miles的路上，我不停地嚎啕大哭着，边哭边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来完成这个工作？它远远地超越了我的能力所能及的范畴!!!”整整十年啊！无法言喻!!
待平静下来后，我意识到任务远未完成。要想全面论证最优化的理论错误，我必须澄清统计学中有关随机变量的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些公理性陈述，这些澄清和陈述也将作为新的分析逻辑的理论基础。这个工作一直到2009年的3~4月间才基本完成。于是，我将最后的文稿投给了Annals of Statistics，遗憾的是，该杂志的副主编认为我所讨论的问题对该杂志不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因而他建议我改投一个比它稍微低一点的刊物。然而，我放弃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将它投给了即将于当年8月在Washington DC召开的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 2009，我希望先通过会议的论文集形式让它面世。
2009年8月我如期参加了首都华盛顿召开的JSM 2009，全文最终被收录在会议论文集里，它进一步改进了2007年关于三分回归分析法的算法。这应该是统计学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彻底否定最优化理论的一次尝试。否定最优化理论的数学原理是依据random correspondence（随机 对应）的逻辑。而当我试图在网上搜索“随机对应”的数学定义时，竟然一无所获！如此重要的概率论和统计学基础概念，竟然没有任何人曾经给出过一个恰当的定 义！如果我们能够定义这个概念，那么在这个对应的基础上理解“分段回归分析中的最优化是错误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尽管从分析的逻辑学上我认为我已经完 成了几乎全部的工作，然而，具体算法中依然存在着问题。这就是加权标准差和加权标准误的最终定义。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形式和统一的内涵。它关系到统计学作 为一门科学在理论叙述和方法论构造上的完美的一致性，它不应该有着随意的和不严谨的任意选择项。这个问题终将得到彻底的解决。[现在，这个问题在我最近提出的自权重及其测量的标准化以及样本量的上述两个基本性质的基础上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这将是2011年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上最重要的突破，因为它预示着统计学领域中一道崭新的地平线已经冉冉升起了。（此处是相对于原文的最新修改部分。作者修改并注于2011年4月16日）]
我以一个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背景出身的人，以极其少量的数学知识，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项统计学领域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我只能说，我能完成这一工作，西方古典音乐以及西方哲学为我提供了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它们所拥有的最高的智慧。这里，音乐对我而言比哲学更重要。正是这些音乐帮助我创造了一项科学史上的奇迹。没有长达15年（1983 ~ 1998）的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我将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和意志乃至得到智力训练；没有这些音乐，我将不可能在那个6天6夜里获得无数的灵感，更不可能战胜极度的痛苦、恐惧和疯狂。它们帮助我实现了彻底的思想突破和理论创新，进而初步完成了方法论的创造。目前，随着2011年在JSM上提出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它已趋近完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