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郭文贵现象”的迷雾

姜维平

 

一般情况下，有钱人都生活得非常低调，只有在他们感到不安全的时候，才变得愿意与媒体打交道，并寻求與论上的支持，实际上，一些复杂的案子放在透明的阳光下审理，的确比放在暗箱里操作要公平得多，大概中国的亿万富豪郭文贵，近日在海外网站的许多言论，与此有关吧，随着他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不妙，他的嗓门也提高了几度，读者们过于专注于他的派别属性，与郑介浦和谢建生相对应，一般评论认为，前者是属于江派，曾派的，而后者属于其它的派别，等等，都大同小异，而且双方都信誓旦旦地说可以立即回国，如何如何，依我看，由身处海外的老记们判断是非，相当困难，不如深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企老板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这是中国普遍存在的一个悲剧：由于体制的局限性，民企老板赚钱的机会很多，但也难逃行贿受贿的潜规则：比如，搞房地产开发，要申办地皮，要动迁，要规划，要验收，要出售，等等，哪一个环节都得求人求官，而求人不给好处能顺利吗？而一旦行贿就难免触碰红线，如果受贿的官员大权在握，步步高升，当然屁事没有，企业老板也安然无恙，而一旦官场人事更迭，就容易出问题，企业家刚摆平的官员，被对立派的官员盯上，就殃及自身，他们或出于内斗，或出于理念，反正都得抓捕企业老板，于是，一茬茬的企业家走马灯式地进进出出，不是进了监狱，就是跑到了海外，象郑介浦，谢建生，郭文贵们都莫不如此。

 

因此，我认为，对逃往海外的贪官污吏，一定不要放过，象吉林省原省长高严，应当早一点抓捕归案，重判严惩，而对郭文贵之类的民企老板，只要没有命案，就是行贿受贿的经济问题，完全可以宽容厚待，管他属于哪一派，哪一伙的，他们本身都是想赚钱的生意人，整他们有什么意思？而且，整得越惨，对中国民营企业的伤害越重，你说他行贿了某人，换了其他人，不改变现有的制度，也是如此，当然，现在，习王反腐打老虎，一些当官的有点害怕，贪婪的本性有所收敛，但风声一过，一切都会卷土重来，民企老板办事求人，还得请客送礼。所以，象郭文贵，谢建生这样的富豪，能争取的尽量团结，与其耗时费力追捕他们，搞得鸡飞狗跳的，不如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给企业家创造一个安全的经商环境。

 

我仔细收听了有关郭文贵和谢建生的录音报道，首先，应当肯定海外媒体给他们一个发表不同声音的平台，是完全对的，不论他们如何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不论如何谎话真话掺杂，难以辩清，他们都有这个权力，问题是，国内给他们断官司的法院是否公平，公正和公开，从他们的言辞里可以看出，彼此主要是利益之争，而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能都曾寻找靠山，可能都有一些问题，所谓的“猎权高手”郭文贵，大概以前找到的支持自己的官员权势最大吧，所以，司法不能独立审判的法院也曾站在他一边，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如同刘汉的靠山垮台，他不得不走向刑场一样，虽然，我不怀疑有关他杀人的证据如铁，但假如周永康得势时就抓他可能更好一些，同样的，现在，官媒和司法都对郭文贵之流变脸，似乎也不太公平。

 

由郭文贵乱了方寸的表现看，“猎狐行动”也许真的对他构成了威胁，他指控胡舒立与某人有私生子之类，并不能自救，而自以为聪明地发出一张与王歧山秘书合影的照片，不过是暗示通过此人知道一些老王的内幕而已，接着，他再表白一番与他的交往，似乎是求情：你别再整我，我也不尽爆你的丑闻，其实，既使有与老王的合影，既使有高层的色情录影带也救不了自己，因为中共的反腐是自己揭露和处理自己，他们完全有办法叫你郭文贵闭嘴，尤其郭还声称不认识曾，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实际上，他应当深刻反省：过去大半生都在绞尽脑汁地赚钱，相信财富能给人生带来安全和幸福，但恰恰相反，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钱越多越危险，越不快乐，假如曾的对立面，一定要通过抓他而做证人，进而给受贿的官员定罪，既便他寻求了美国的“政治庇护”，也不过是拖上一两年而已。现在，中国就是这个现状，命中注定的事谁也躲不过。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拨开“郭文现象”的迷雾，看到事件的本质，不论体制内的官员，还是正在大笔捞钱的企业家，都应当从官场与商场的裂变中，悟出一点真理，每一个人都从自身和眼下做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民众能监督和制约官员，法官能独立办案，民企老板才能一边做生意，一边享受稳定富足的生活，切不要等出了状况，危及自身，才高调自辩，亡羊补牢，想一想眼下这样的昨是今非的故事，实在是一场噩梦。我每当忆及上个世纪与东北一些高官与老板的交往，都深深地感叹人生的不测，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不能像加拿大的老板这样平和与安全，中国民企老板为什么要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为什么要购买当地的房产，年年给别国缴税，“郭文贵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隔空论战？我们为什么不争一口气，大家共同努力，把故乡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制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