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失而复得的锁钥

姜维平

 

不是精心策划的，完全是漫不经心的一次巧合，它的故事，与今年10月12日的加拿大感恩节不期而遇，有一点戏剧性，也有点耐人寻味，不知道用什么文字形容更好，却叮嘱自己不要忘记，这一天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当地人要吃火鸡，并感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进而回顾久远的历史，但我对象征性的火鸡饮食，不以为然，这是因为它太油腻，加再多的香料也不如出锅后什么也不放的海鲜，所以，如同不是基督徒的圣诞节一样，既使另有信仰，也和大家一样，放松一下心情，品尝一下地方风味的西餐，但今天的心情先被一件小事破坏，后却得到意外惊喜的补偿，等黑夜来临近眠时又有哲理的启迪。

 

 

感恩节的前一天晚上，与几个朋友聚餐后意犹未尽，彼此分手后，又一个人顺着央街闲逛，不知不觉地走到邓达士广场，忽发奇想，为何不给自己买一条裤子，以前这种琐碎的小事向来由家人代办，现在，却因善待自己意识的觉醒而惶然：为什么不亲自找一条喜欢的裤子呢，既使不是名牌也要彰显个性，于是，第一次踏进了伊顿山特的南二楼，琳琅满目的商品立即吸引了我，我自选几种品牌的西裤，并在试衣间逗留了一会儿，我记得，我把随身携带的皮包放在地上，还把外套搭在门钩上，加拿大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像白求恩，拾金不昧的地方，所以，我一点也没在意身上的东西，故回家的途中，我为找到一条满意的裤子沾沾自喜而忘却其它，只是临近家门之时，才想起锁钥，摸索半天，大吃一惊，这下完了，我翻遍上衣和裤子的所有口袋，还把随身的皮包放在地下，翻了个底朝上，但未能如愿，钱包，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等，一应俱全，只有那个最关键的东西不翼而飞。

 

和其他人一样，我有一大串锁钥，拴在一件银色的铁环上，有大大的汽车钥匙，它是细长而尖亮的，它的形状常使我回忆坐牢时，杨凯池管教经常拿的那种大家伙，它能打开大连开发区看守所冰冷而厚重的大门；还有信箱和库房的精巧的小而薄的钥匙，它的齿痕简洁；还有闪闪发光的铜制的门锁，最重要的是一种能开大门的遥控锁钥，它是黑色的塑料制作的，上面有几个神奇的圆形按纽，轻轻一按，就能打开车库和楼道的大门。这些东西对我太重要了，生活中每一天都离不开它们，但此刻，我把它们全部弄丢了。我沮丧地停在门前想了一想，半个小时之前，我曾经去了什么地方，在哪一个所在有疏忽的问题，虽然光阴走得不远，大脑却一片浑噩，先在试衣间里左顾右盼，后在柜台旁徘徊不已；然后去了一家小酒吧，喝了一杯红酒，自觉血压降了下来，浑身上下一片轻松；再后来是乘上地铁，昏昏欲睡地坐在那里，皮包放在腿上，拉链是紧闭的。。。。。。

 

也许钥匙留在商场的试衣间里，也许它落在酒吧的靠背椅后，也许它掉在央街的马路上，总之，也许永远没有了“也许”，对我它须臾也不能离开，但它对别人却太渺小，太无关紧要，它一旦不小心离开了我，我便加倍地怀念它，还伴着一种少有的失落感，像刀子一样抓心挠肝。它是那么神奇而可爱，我却是那么笨拙而健忘，但现在它突然没了，象一个亲密的好朋友，以前整天在一起喝酒聊天，没觉得怎么样，但一瞬间就失去了，带走了心灵的一小片感情，真的是无言的痛楚啊，猛然间，我想起了一个诗人，我年轻时很崇拜的男人，他叫梁晓斌，他曾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辽大的校园里看了，想哭又想笑，还兴奋地在雪地上直蹦，蹦得身心疲惫，正因为我傻，我的一女同学成了我的老婆，直到今天。家庭，事业，工作，房子，好像什么都有了，但是，真的，自从那以后，我感到，中国的钥匙一直没找到。

 

不然的话，凭什么力量，前不久的一天，深圳的警察，能海啸般地一下子淹没我的好朋友，资深记者王建民呢，能山崩地裂般地把香港刚问世的两本杂志《脸谱》和《新维月刊》关闭了，是“神马”东西夺走了人们去取杂志的大门的锁钥？是谁剥夺了媒体人士自由表达的权力？又是谁把中国人打开文明世界之门的钥匙给藏了起来？。。。。。。由自己的渺小的钥匙想到中国的巨大的锁钥，我的心碎了。偏偏又赶上了香港占中，占得一塌糊涂。我的心像钥匙一样，不知不觉地丢了。我想，那些举着雨伞的人是不是在寻找锁钥？

 

在自家的门前，我犹豫徘徊了一会儿，不停地扪心自问：要不要回去寻找，回忆刚才行走的方向，路线和地点？评估偶然成功的把握有多大？要不要告诉太太，然后忍受她无休无止的唠叨？。。。。。。感恩节的前一夜，我感到极度地烦躁：今天我要早一点回家休息，却迟迟打不开门锁；明天一早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有几个学生，读者要给我感恩节的小礼物，我应当高兴，但我没有了汽车钥匙，立即兴致索然；后天我要去上班，缺席要扣工资，写作只能糊口，却远不能养家，所以，必须拼命地工作，却不见了办公室和车库的锁钥。假如去配一串钥匙，我不仅要破费金钱，而且还要浪费时间，我一方面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自责，一方面为近日的运气不佳而愤怒，繁乱的心绪搅得我坐立不安，最终，我还是萌生出一线希望，并决定立即去寻找，于是，我又走进了地铁站，像一个夜色里的晃动不停的幽灵。

 

我先到了那家小酒吧，它位于邓达士广场的右侧，在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夜色里的暗淡的灯火和蜡烛给它增加了神秘的情调，我常到那里去一个人独坐，看宽大电视频幕不停地切换和闪烁，任凭思路在暇想里折断，把碎片抛回我的故乡，而一无所获，永无回音，这回，我自己听到“咔达”一声，一个故事的片段终结了，真的完了，酒吧老板听完我的陈述，淡淡地笑了笑，大胡子颤抖着，他问遍所有的员工，包括那个总在笑的美丽女孩，没有人看到那串锁钥，却检到一个钱包，但那不是我的，我傻笑着连声道谢，神情失望地溜出了酒吧，又向伊顿山特商场奔去，但我吃了“闭门羹”，原来，时间迟了，已是月上中天，它已经关门了，只有一个保安的黑人铁塔似地站在门前，他微笑地告诉我，我很同情你，但很遗憾，你只有明天来看看，碰碰你的运气，如果确实在这里丢的，一定会放在失物招领中心，它会物归原主的，讲完这些话，我看到他洁白如玉的牙，像黑夜里的星星，我却无心观赏，于是，我只有拖着疲惫的身体，打道回府。

 

 

次日是多伦多的感恩节，我分别给朋友们打了电话，为自己的失约而惭愧，我必须马上再去一次，因为那件东西太重要了，如果新配一套钥匙，也必须过了长周末和假日，有些事再办连黄瓜菜都凉了，我得今天决定一切：或者今天失而复得，或者明天立即补配，有的部门还要换锁，于是，我吃过早饭就去了那家商场，好在，感恩节它也照常营业，楼上楼下，人来人往的，生意十分兴隆，在二楼营业柜台，我把情况对一位黄头发的年轻人ERIC GRIGOR讲了，他放下手里的样品，立即给楼上的有关部门打电话，不一会儿，下来两个大约二三十岁的男子，他们都西装革履，温文尔雅的，其中的一个叫A，另一人名叫B，A站在左边，把双手抄在裤兜里，用大而蓝的眼睛看我，非常认真地听取我的诉求，我讲了事情经过，仔细描述了钥匙的形状,大小和性能，还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他眨动着眼睛，仿佛有一点怀疑，我想，这不是钱包，大概没有人会冒领，不过，因为有汽车钥匙，他也必须慎重才对。他的表情是职业习惯使然，我不必在意。

 

我给了A一张名片，他接过来看了看，转给另一个人B，可能是因为我的英文不好，他们给我准备了懂中文的营业员，不，原来，这家商场是专门卖名牌货的，中国顾客太多，遗失物也非常频密而复杂，故专门配备了中文翻译，但B的口语很差，有点南腔北调的，他又用中文核实了情况，我禁不住笑起来，或许是情绪受到感染，他们都笑了，笑得有点灿烂，那位英语讲得不流利的男子，两只手同时从口袋里猛然掏出，我一下子惊呆了，共有四大串钥匙，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健忘的人不少，我立即察看，一下子认出了“老朋友”，我的那串闪亮的东西，正在向我闪射着焦虑和思念的光芒，我接过来，捧在手上，送到唇边，亲吻了一下，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虽然才失落了一夜，我就受不了，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是的，中国，我的钥匙找到了，但是，那把更大的更久远的影响未来的锁钥，现在还是没有找到。

 

 

在回程的路上，我的心情变得轻松无比，又来了关心政治的雅兴，我取阅几份放在地铁站里的免费报纸，其中有一份充满有关香港占中的新闻，梁振英的代表，香港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在10月10日宣布暂不与学联对话，立即声援的学生，市民又多了起来，有的警察殴打示威者，被记者的视频留证，还有很多反占中的人群与占中的学生，市民发生肢体冲突，我想，邓小平无奈地搞了“一国两制”，留下历史的难题，而后人没有创新思维启动政改，只能维持现状，怎么能风平浪静呢？像这样的街头抗争事件是难免流血的。我想，有人要民主，有人要专制，有人要发展，有人要生存，于是，两种思想的抗争和冲突就会不断，总有一天，“一国”必将变成“一制”，实际上，一个国家只能一个制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相反，目前的“占中事件”就是矛盾爆发，势力对决的必然产物。是的，自从“六四事件”以后，中国的民主化的钥匙丢了，人们一直在寻找而至今也没有找到。

 

至于我自己却有一点点幸运，我却找到了有限的“自我”，就像这串属于我的锁钥一样：2000年至2006年，我坐满薄熙来虚构的“文字狱”获释，他调离辽宁省了，但还没倒台，政府对我的政治迫害还在继续，只是力度减轻了一些，我被软禁整整3年。2009年，我移居多伦多，接着，斗转星移，昨是今非，薄熙来倒台了，他自己进了监狱，但至今我的冤案也没有得到平反，这说明了什么呢？

 

尽管如此，我还残留一线希望和期待，不论怎么样，我找回精神上失落的锁钥，就像上述的小钥匙一样：我的特长是写作，我既不想加入组织，也不想立党竞选，如果将来中国变得民主和法制化了，我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家乡大连钓鱼，我自幼在海边长大，对钓鱼有浓烈的兴趣，它能培养我的耐性。我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手段是写作，但做到这一点在中国是危险的梦想和奢望，给媒体投稿，在我的家乡是不安全的，除非违心地歌功颂德。但是，在多伦多的湖边，我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在海外的网站上发表文章，但支付稿酬的媒体寥如晨星，而且微薄。我的著作不能在大陆出版，就失去了最大的市场。于是，我把精力转向书法，我发现写大字比写小字值钱，而且，近年我的书法作品行情看涨，所以，我活得还比较滋润。这一切都提醒我懂得感恩。为了感谢帮我找到锁钥的ERIC GRIGOR和A以及B，我在10月24日，专程再去一次商场，赠送他们每人一付书法作品，留作纪念，有的内容是：“送人枚瑰手有余香”，有的是“天道酬勤”，总之，我知道感恩，又为巧遇西方的节日而欣喜。我感谢加拿大移民部长给我特许的永久居留权，虽然它姗姗来迟；我感谢我的朋友，同学，读者对我的无私而慷慨的帮助，虽然暂时我还不能回国；我感谢家人对我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还感谢多伦多大学一再聘请我为访问学者，并给我提供优越的写作条件和丰盛而免费的美食；我感谢免费的英语学校和多位义工的教育和培养，也感谢类似商场失物招领处的朋友的关爱。我加倍地赞美你，加拿大的感恩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