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王建民，救人也救己

 

姜维平

 

自从六月一日儿童节之前，王建民被深圳警方拘捕，至今已三个多月时间了，这位三个小孩的父亲，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强烈印象，是谈及刚过一岁的儿子时的笑声，从电话的听筒里远远地传来，一点也不比他的太太逊色，它是那么柔情，悦耳而动人，而如今，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太太，对忽然失去他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她不仅要策略地回答儿子找父亲的讯问，还要精心安排另两个较大孩子的生活和学业，更重要和麻烦的是，她还要以带“罪”之身，去和专案组的人周旋，她和她的父亲被取保侯审，全家成年人都成了嫌犯，却不知道犯了哪家的法律？难道中国的公民不可以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办几本杂志，不可以卖杂志或拉点广告什么的？难道为了生活好一点，为了养育一大家子的人，不可以赚一点钱吗，做点生意就可以被强加“非法经营”的罪名吗？

 

这是深圳警方在抓捕王建民时，巧妙而拙劣地强加给一个书生的不能接受的罪名，现在，随着国内高层内斗形势的变化，对王建民的羁押，审讯，处理，变得越来越神秘，刚开始还允许家人聘请律师，他还可以与律师交谈，眼下一切都被禁止了，不仅家人不知道他的真实的状况，而且律师也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在8月18日却有四位专案人员，忽然奉命到他家录像，主要内容是关于小宝宝的，如何玩耍逗笑，如何饮食起居，如何想念爸爸，等等，像拍电视剧似的，还要求王建民太太对老公讲两句，不外乎是顺从警员之类的好言相劝，由此推断，王建民的态度不太好，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硬的叫“逼供”，软的叫“诱供”，这些我都经历过，也上过当受过骗，其目的都一样：叫嫌犯违心认罪，写出文字材料，以便符合上级领导的需要。

 

而且，公安人员还给家人播放王建民在看守所的录像，建民像背书似的，赞扬看守所如何人性化管理，警员很善待他，一天可以洗三次澡，一次日光浴，口粮吃不完，有人浪费粮食，建民还批评人家，他还可以读英文书，等等，真像免费的疗养院一样，建民太太在复述时，声音都被感动的发颤，我没说什么，但我不相信，既然那么好，为什么办案人员自己不进去呆着，建民要耗费国家那么多钱，尽早放了不是大家乐，真是拙劣地表演和掩饰到了极点，只有脑残的人才会认同当真，我承认，深圳第二看守所对建民这样资深媒体人会比较好，但毕竟是失去了自由，人是放养的有思想感情的高级动物，是有尊严和信仰的，不是猪狗，把“因言获罪”的记者抓起来，还搞这一套花架子骗人，真的是可恶之极，这正好说明这一案子的神秘诡异之实质。

 

为什么要抓捕王建民？我请教很多与他有来往的朋友，大家众口不一，有的说他和曾庆红的秘书关系不一般，曾当过亲共的香港某智囊机构的副院长，不自觉地卷入了上层政治斗争，目前，曾庆红和周永康都背运，王建民就成了牺牲品；有的说，他在香港办媒体赔本，在国内却用批评权力要挟而敲诈勒索，搞所谓的“有偿新闻”，赚了不少钱；有的讲他和广东省的某派系官员有联系，收了钱而提供炮弹，打击政敌，正被另一派抓住把柄，受害方要狠狠地报复他，等等，反正我也回不了国内，对这一切都难以核实，姑且听之。我唯一确信的是，嫌犯进了无法无天的内地公安局手里，就是把人丢进“垃圾堆”的大筐，随便可以往里装罪名，上级要下令放人，下级有一万条理由抚慰，像对待薛蛮子那样；反之，当官的一锤定音，下级也可以编造一万零一个罪状，把人犯关进大牢，像出版官方不喜欢的书籍的香港老板姚文田一样。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泱泱大国，已进入世界首富，首强的前列，有庞大的军队和警员，却要抓捕办几本杂志的可怜的文人，贪官动辄贪占数亿元，书生收点小钱还有罪，抓了先生还要再骗太太，孩子，让人坐冤狱还得叫人感恩戴德，这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都是仅见的，还好意思讲“依法治国”呢。“法律”在哪？“国威”在哪？治了神马？治得是报纸杂志吗？没有文人和杂志，官员做得那些坏事，丑事，就没人知道吗？我看，不论什么罪名，什么情节，都讲不过去，收点小钱也是取财有道，无伤大雅，国家的公民不应当赞助文化新闻事业吗？我不清楚，王建民是否从事了商业经营活动，但假定他做了，也是生存必须的，由于内地网络封锁，老百姓读不到非官方的媒体，王建民不畏艰险，把香港的杂志送到客户手里，这是积大德的功臣，应当受到政府的奖励，也应当接受人民的赞助，何罪之有啊？谁说他是非法吗？《宪法》不是明明写着公民有言论自由吗？每个人不都是靠特长而自食其利吗？

 

笔者与王建民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亲身感受到他对人的善良，无私，慷慨，义气，他不仅是新闻界的好记者，好编辑，而且是热情的社会活动家，有底线，守规矩，讲信誉的文化商人，他又是对家人充满爱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总之，建民是我的老师，我的诤友，我的好弟兄，我至今还记得，他1998年在大连勇敢地帮助惨死狱中的黑龙江省的张律师申冤的故事；还记得2006年笔者走出大牢曾得到他的无限关爱，他曾令我写一张便条给邱立本，内容是感谢《亚洲周刊》第一个报道我的“文字狱”，他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让我抄写了两遍；他委托一位朋友把香港演员张云赞助我的2000港币带到天津，下半夜还打来电话问及情况，当时，我藏在那里的一家民企创作书法作品，实际上是在逃难，而薄熙来正是如日中天，问鼎中原；我2009年移居加拿大之后撰写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王建民办得刊物《脸谱》和《新维月刊》上，无疑地，这些文章，有助于中共的改革派扳倒“薄骗子”，如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感谢，但求宽恕；过河拆船，卸磨杀驴，却是现实。深圳警方把王建民抓起来了，没有上级的指示，谁敢下手啊？上级是何人？难道还是周永康的死党吗？这要如何解释呢？

 

近日，王建民的太太向警方递交一份申请和病志，它足证做为一个嫌犯，因病应当取保候审，王建民身患甲状腺疾病曾做过手术，也易于复发，他又不是危害社会的暴力犯，不适于继续关押，而专案组强力要他失去自由，就是要他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消耗他的体力，摧毁他的意志，贬低他的形象，有罪推定地编造和虚构他的罪行，判其入狱，从而达到逼其停办刊物，闭嘴消声的目的。同时还要一箭双雕地警示其他文人，尤其是香港人。也许这正是香港发生“占中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决策者必须清楚，当一个公民把嘴封上无法自由表达愿望之时，很可能行动就要失控。虽然我并不赞成以违法的方式占领公众地盘，还是应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我深知，像王建民这样的香港老记被抓，一定如同有人往正在燃烧的铁炉里添柴加油一样，使执政者坐在火山口上。我请求中南海的领导下立即下令释放王建民，就像朝火炉浇水一样，救人如救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