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5年，兄弟重逢

 

姜维平

 

从多伦多到纽约，乘坐灰狗巴士，要长达12个小时，冬天上路，全程白色的冰雪，一片沉寂蒼茫，心中惶然，何况纽约又因暴风雪而进入紧急状态，似有不祥之兆，如果不是自家兄长来美旅游约见，绝对不会冒此风险，尽受颠簸之苦。今年2月7日，我独自一人，前往纽约，行程中有足够的时间，回顾以往，万千旧事，如同车身外的雪片，纷纷扬扬地洒落，有的久远，有的在昨，有的刻骨铭心，有的散淡如珠，不论怎样，都有独特的韵味，带来几多人生哲理。

 

如果不是得罪了薄熙来，谁知道大连安全局是什么部门，以前，我在体制内做记者，每天接触的大都是生活的光明一面，印象里安全局是属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抓特务”，但没想到薄熙来的秘书车克民当了大连市国安局的党委书记，其职能就变成了内斗的工具，车克民不仅调动8个处，数十名特工，对我跟踪，监听，而且还诬陷我“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把我送进了监狱，更不堪回忆的是，他们还阴险地挑拨我们亲友之间关系，让我们互相猜疑而内耗。

 

2001年，他们利用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供的起诉书里，竟说是我哥哥主动地向其送去了我藏在他寓所的一个纸箱，内有犯罪证据，但其实，那里放着我撰写的一部近10万字的报告文学《林滴娟案件始末》，是我依据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的卷宗材料创作的，至于台湾民进党议员林滴娟被绑匪杀害一案，1998年，海内外媒体均有报道，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由于那时我工作忙，由哥哥代劳打印，打完了没来得及修改发表而入狱，事情完全不是他们编造的那样玄乎，但究竟为什么后来文稿到了安全局手里，又被其试图虚构罪名来整我，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谜，多年来困扰着我，即使我获释之后，在被软禁的3年里，经常与哥哥见面，他不主动说，我也不好问，因为安全局的特务王富选等人，挑拨离间，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很多亲友都认为哥哥胆小怕事，在薄熙来势力的淫威下，被迫出卖了我，而我做为弟弟，必须显得大器。

 

 

1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时过境迁，薄熙来已入狱，车克民也退了，亲友们不会再有精神压力，现在，我在美国与兄见面，总可以敞开心扉谈及上个世纪的故事吧，而且，我还有更多的疑问，像云雾一样缠绕着我，急需澄清，比上述那件事还重要，那就是，我曾在题为《薄熙来策划了对我的四次暗杀》一文里，提及的2007年初的一次经历。

 

原来，哥哥曾在大连某大型国企任电工车间党支书，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连人刚兴起经商热，国企员工想辞职下海做生意，要经过所在单位党支部批准，那时，哥哥有个徒弟叫于某，其户口所在地是大连南关岭镇某大队，其父辈亲友中有人担任村级领导工作，故有经商办企业的条件，但如果车间党支部不批准，他也无奈，好在，哥哥的性格像我的妈妈，非常善良，帮助别人从不求回报，他认为徒弟小于要改行，顺应社会潮流，未必是坏事，就积极支持，没想到此人文化水平不高，经商是天才，他很会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下海十几年，成了搞房地产的大老板，资产已是过亿，并在9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其众多亲友也去了洛杉矶，后来，于老板不忘旧情，就把退休的哥哥聘去当了副手，一干就是多年。即使哥哥现在已在他的公司再次退休，于老板不仅每月继续支付薪水，而且还出钱，要他们公司员工一行多人到美国旅游，这样，我们兄弟俩人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机会。

 

然而，既然哥哥是他的恩师，他们的交情原本不错，为什么2007年那次车祸，却与于老板有关呢？我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已经描述了细节，不再重复，现在，我终于有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揭开这样一个谜底，或许在2009年我出国前，薄熙来还在位，党羽还操控大连国家安全局，哥哥不敢讲真话，于老板也不便直言，所以，我这次去纽约，一路上都在想，于老板通过我哥哥，把我从家里请到公司，说是要见我，但等我如约赶到，他又婉言拒见，当我返回南关岭车站时，却被不明身份的两个人驾车撞伤左肩膀，所幸并无大碍，这是怎么回事呢？于老板究竟在其中扮演一个神马角色呢？

 

哥哥是2月8日晚上，到达美国新泽西一家酒店的，此前，他在美国西岸一些旅游景点逛了一圈，游兴正浓，但他不知道，东部的名城纽约不仅天气寒冷，而且因暴风雪进入紧急状态，大街小巷已是人烟稀少，车辆凋零，与旧金山和洛杉矶不可同日而语。好在，我们之间会面比什么都重要，我提前入住这家酒店，在大堂苦等了他十几个小时，虽然，预订酒店的名单里有他，我也不敢懈怠，因为华人办的旅行团常会应时而变，待他的身影，在晚上7点多出现在门口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显然，哥哥变得老了，头发已经几乎没了，用帽子遮丑，因旅途劳顿而眼角皱纹密布，原先，酷似父亲的一双大眼，已变成三角形，而且走路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进入花甲之年，过早地谢顶，这一点像我们共同的长辈，但他的精神还不错，紧拉着我的手，久久地不放，整整阔别5年多，我2009年2月4日突然离家远行，也来不及向他道别，哥哥说，你走后安全局的人来过电话，让我们转达警告，叫你在外少讲话，更不要发表文章，但我对他们说，你们都没看住，让他去了，他也不和我联系，叫我怎么转告他？

 

“后来呢”，我拉他在酒店的一楼餐厅坐下，要来两杯啤酒，边喝边谈，我问他具体谁打的电话，他还是有点恐惧，支支唔唔，含糊其辞地说：“还是原先那些人啊”。我再也不便细问。这时，哥哥给我一一介绍了他的同事，都是总公司下属的几个分公司的领导，以前有见过的，但大都是新面孔，大连老乡重逢，别有一番感慨，一个同事说，原来，你弟弟就这个样啊，我看他比你还瘦，我明白他的意思，说我比哥哥还苍老，我的心猛地颤抖了一下，而且，哥哥想像中的我，出国后发了大财，不像现在这样寒酸而落魄，他拿出装备优良的相机，配备各种镜头，而我只有一个“小傻瓜”，为了联系上哥哥才买了一部可以漫游的手机，我问他，要不要点吃的，他说西餐吃不惯，我想再要几杯酒，但哥哥说太累，要回房间休息。

 

以前，我在国内东北作老记，经常有应酬，请别人吃饭喝酒是常事，从未有过只喝一杯啤酒的时候，何况是亲哥呢，所以，等哥哥洗澡过后，稍事休息，我提议去纽约唐人街吃饭，哥哥问，你有车吗，我说没带啊，只有搭出租，多少钱，我说，要100多美金吧，哥说太贵了，我们明天由旅行团带队去玩，今天就不去了，我说，新泽西和纽约是两个城市啊，他皱了一下眉，叹了一口气，谁知道导游把我们拉到这个鬼地方，看看外景，不如大连呢，再说，我一个人去把他们丢下也不好，我听了，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依据目前的条件，即使在纽约唐人街，我也无力请这么多人赴宴，哥爱面子，我深感羞惭。

最后，他建议由旅行团叫10几个盒饭，送到房间里，也算我一个。于是，我们哥俩的回忆，就是在吃着一个简单的盒饭而展开的。

 

2000年12月4日，笔者被捕后的第3天，大连国安特务王富选，彭东辉等人乘车到位于南关岭的某地产公司，把我哥哥忽然拉走，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在市区的某一处神秘小楼前停下，哥哥回忆说，因为汽车玻璃贴着纸膜，看不清外面，两个神情严厉的秘密警察分坐两边，把他夹在中间，谁也不讲话，不好判断是去什么地方，他吓出一身冷汗，汽车转了半天，好像是在昆明街一带，把他带下车，走进一个小院，又上了二楼，在一个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其他设备，只有几把椅子大房间里，安全局专案组的人，对他进行了恐吓和审讯。

 

如今，面对美国新泽西某酒店窗外的夜色和零散的灯火，哥哥脸上的轮廓清晰，时过十几年，他声音发颤，还心有余悸，我反复强调薄熙来已倒，不必再怕，哥哥才继续描述了细节：王富选和彭东辉等人一会儿恐吓威胁，一会花言巧语诱供，中心主题是，你弟弟都曾经找你打印了哪些材料，尤其是有关薄书记的，还说，反对薄书记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背叛国家和人民，就是犯罪行为，你包庇他，也是死路一条。他们还欺骗我哥说，我是间谍特务，正在接受调查，我发表在香港某杂志的文章就是证据，帮助他打印就是同案。他们还警告我哥，安全局找他，和我被抓捕这件事，是目前大连最大的“国家机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要判刑3年刑，吓得哥哥浑身发抖。

 

此前的12月5日，安全局派人第一次抄了我的家，哥哥当时在场，知道他们这些人的能量，薄熙来是“大书记”，车克民是“小书记”，在大连他们就是“爹”，想整谁易如翻掌。他们软硬兼施，把哥哥搞得筋疲力尽，但他确实没给我打印什么涉及薄熙来的稿件，只打印了一部我写的《林滴娟案始末》，文字较长，是记实文学，我还没来得及投稿，哥哥已看过，觉得没什么敏感内容，以前也没放在心上，现在，想了半天，不知道该不该坦白交代，哥哥一再说：“没有什么关于领导的，让我回去想想，好不好”?经过几个小时，也是这个结果，审讯他的人没办法，就放他回家了，临行前还说，你别有侥幸心理，你应当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已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还威胁说，我们还会随时找你的，今天不送你进看守所，是看你的表现还行。就这样，又原路把哥哥送回了公司。

 

我问，他们真的没打你？没打，哥哥回答，不过很严厉。他们当时靠薄熙来这棵大树，想抓谁判谁都是一言九鼎的事。所以，他一直忐忑不安，因为我毕竟有一部稿件在他那里。哥哥还透露，就从那天开始，这家名气不大的乡镇企业调来一个年轻女性，专给哥哥当助手，哥哥是办公室主任，她是文员，整天与其共事，行影不离的，但她的先生是安全局的，哥哥看了一眼窗外的霓虹灯说，这事是我后来好多年才知道的，是巧合还是上面故意安排的，不清楚，不过，那女的现在离婚了，这次也参加了旅游团。我听了大吃一惊。也就是说，此后哥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而车克民每天都向薄熙来汇报。

 

回忆上个世纪，薄熙来之所以如此心虚枉为，是因为他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数额巨大，但他想继续往上爬，表面上就装成廉洁清官的样子，当然，就要掩盖真相，打击言论人士，所以，后来，我翻阅《大连日报》的报道，2001年，有关大连市委常委会的报道主题是：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造谣，诽谤和颠覆，渗透，如今想想，哑然失笑，历史已足证薄熙来是骗子，是贪官，是徇私枉法的高手。

 

我把所思所想告诉哥哥，他说，现在回忆那时，就像一场情节离奇曲折的噩梦，你不死是一个奇迹，我们都还活着，是老天爷长眼啊，关于我们家的故事，大连早就传遍了，你写的书法作品不太好，字歪歪扭扭的，但因为是名人，卖得好极了，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你的传奇故事，也没几个人能预见薄熙来坐牢呀，这家伙坏透了，一切都是报应啊。他大声笑起来，脸上满是细密的皱纹，我第一次看到哥哥笑得如此开心，我觉得这个机会问他那件事，恰逢其时：哥，那书稿是谁交给安全局的？

 

哥哥说是这样的：又过了一两天，安全局的王富选和彭东辉再次驾车来到公司，对哥哥说，我们想到你家看看，这应当有搜查证，哥哥懂法，但吓破了胆，不敢申辩就顺从了，在他住宅的一间居室的床底下取走了一纸盒文稿，就是上述那本未发表的记实文学，但安全局找法律专家仔细审读，没看出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只找到一个另外的罪：“泄露国家机密”。

 

原来，我在描述林案时有一段话说，公安机关通过监听电话的方式，得到了嫌犯某人的外逃踪迹，最终把他抓住了，安全局特务郑义强认为，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因为别人都不知道电话还能被监听，你写出去了，公安还怎么办案，我曾辩白：文稿没发表，何来泄露？郑说，你打算发表，就是犯罪，再说，你哥已看了，也传播了啊。他们把这条罪证写在起诉书里，自知理亏，把卷宗称为“国家编密文件”，还造谣说，我哥哥主动把书稿罪证送到安全局，检举揭发了我，这使我的两个弟弟和我的太太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如今，这事却成了郑义强等人永远抹不去的追随薄熙来做恶的罪证。

 

趁哥哥心情轻松，我抓住时机讯问他最关键的问题：2007年2月25日，为什么你的老板要像“引蛇出洞”一样，把我从家中骗出来。令我吃惊的是，他说，这事记不清了。我想，他能活灵活现地叙述2001年的往事，却忘记我2006年获释后的变故，这显然不合情理，但五年不见，与他闹翻也非我所愿，而且，哥哥的思想性格就是这样的，他的老板给他月薪，给他出国旅游的费用，够慷慨的，他怎么敢得罪呢？再说，他老板也未必知道那些人要调我出来的真实目的啊。

 

于是，我说，哥啊，你徒弟当了老板，有了钱不忘你，给你工作，这说明他是一个大好人，但他事业成功后经常去美国等，还办了几个亲友移民，不论是给你配助手，还是“引蛇出洞”，都说明他和安全局有合作，虽然薄熙来治下，把它的职责给搞乱了，王富选，郑义强，彭东辉等人，都成了薄熙来徇私枉法的专政工具，现在，他们或许也后悔，醒悟了，但在当时，他们的确搞了一个世纪冤案。你的老板也是上当受骗了，为什么不提供线索，把那天用车撞我的幕后黑手找出来，绳之以法？

 

哥哥听着，一言不发。我对他说，你过去连自己受审都不敢讲，现在，等薄熙来倒了才敢回忆，才敢告诉我，这我不怨你。同样的，你老板要做生意，要和政府官员拉关系，出国要办签证，得罪不起公安局，安全局，我也理解，但是，那天我差点被撞死啊，这是一次故意伤害公民身体和生命的犯罪行为，现在，习近平说“依法治国”，你们为什么不给有关方面提供线索和证据，侦破这一案件呢？

 

哥哥还是沉默不语，我又说，也许是这样的：我被捕之后，安全局找了于某，他顺从了，在你身边安了钉子；等我出狱了，他担心我发表文章讲出真相，很想干死我，但因知名度高，杀了我影响太大，他们也不敢，就策划了撞车事件恐吓我，逼迫我闭嘴。

 

我还说，他们可能是这样运作的：打电话或亲自找到于老板说，你把老姜的弟弟叫来，但不要说是我们的意思，于是，我就来了，他们又说，你别管，接下来是我们的事，就发生了那一幕。我说，于某如果知道这事，也不敢参与。第一，撞死撞伤一个人都要判刑的；第二，你是他的师傅，也是下级，可以说，你们情深意重，合作多年，他也不忍心。但是，薄熙来当政时，能给你老板优惠政策，有人因动迁告他，薄的人马可以帮他遮掩，所以，他参与了这场阴谋事件，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车上的那两个人是谁，幕后指使的“黑手”是车克民，还是薄熙来，反正都是一样。

 

我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故意显得大度而宽容，但哥哥还是说，记不得了。他没看过我发表的《薄熙来策划了对我的四次暗杀》一文，也不知道薄熙来判刑的文件证据里有一个叫“车辉”的家伙，就是车克民。别看这个眼睛很大，个头很矮的人，现在焉头搭脑的，对谁都温情细雨的，但是，当薄熙来当权时，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也是一个贪官。他在大连湾里乡房产界玩“空手道”，赚了上千万，那时，谁想见薄市长，不给他个10万8万的，没门啊。为什么不把他送进大牢，听说审查一段时间，又把他放了。

 

显然，哥哥对这些事，不太感兴趣，也不想深究于某的故事，两人相对，时光飞逝，已是天高月明，我叹了一口气，改变了话题，哥说，原定老板也一起来，与你会面，但临时可能有事改期了，但老板一再告诫他见到弟弟，只谈家事，不谈政治，我说，我们谈的是法制啊，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荒诞不经的枉法追诉的案子，你说，对我们家来说，如何能绕过政治而心情平静？对我来说，平反我的冤假错案，恢复我的工作和名誉，给予国家赔偿，就是最大的“政治”。

 

 

哥哥还谈及家人生活，讯问我的工作近况，他说，听说你在美国获奖，得了一笔大钱，我说，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是把2001年的新闻自由奖授予我，但只是荣誉性和道义上的，没有一分钱，这一切在网站上可以查看。只是加拿大笔会2006年颁发给我的“人道主义奖”有5000美金，但因经济困难，他们只给了2500元，至今余额成了欠账；2012年，我回捐了它1000美元，因为这家笔会太穷了，穷得关了门。我说，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是一个荣誉称号，也没薪水，而且，加拿大报纸说我是“政治难民”，实际上我申请的是家庭团聚的“枫叶卡”（永久居民），没拿一分钱的“难民金”，也未申请过任何政府救济金，5年来，我所有的收入都是微薄的稿费，就是靠这些小钱而生存的，所以，我只能给你点小钱买几份礼品带给大连的亲友，做一个纪念，回程为了省钱，我还得坐大巴。

 

哥哥听了，有点失望，我拿出3幅书法作品，都是近作，赠送给他，我说，这一生未必能回去了，因为薄熙来倒了，我还批评过其他“大人物”，他们不太可能给我平反，等我死了，这就成了纪念品，或许谁收藏了，还能发笔大财，但这一切与我没关系了，我这一生就是苦命啊。哥听了，眼泪含在眼圈上，有点激动地说，这书法我不卖，装裱后挂在墙上，看到它就想起你，弟啊，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大连人有爱你的，有恨你的，但都认为你做了大事，但愿你别失望，还是回去看看啊。

 

他还一再劝告我说，你千万别反党反国家啊，还絮絮叨叨地讲述习近平强力反腐的事，我说这些故事都已知道了，因为网上新闻都有，我什么组织没参加，也无政治野心，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就想写点稿件为生，我没别的能力，又不愿讲假话，这是国家《宪法》允许的事，言论自由嘛，我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好，哪些写错了，就重新写，不过，由薄熙来事件足证，上个世纪和现在，我写的大都是对的。如果对了，我不要功，如果错了，不该治我罪，我可以再修正，你就放心吧。这时，哥哥长长舒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坚定地回答：不平反我的冤假错案，不回国内。整我的人不向我道歉，永远写下去，让这一切都成为白纸黑字的历史，留给子孙后代看，防止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