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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5年,兄弟重逢

阔别5年,兄弟重逢

博客
阔别5年,兄弟重逢
 
姜维平
 
从多伦多到纽约,乘坐灰狗巴士,要长达12个小时,冬天上路,全程白色的冰雪,一片沉寂蒼茫,心中惶然,何况纽约又因暴风雪而进入紧急状态,似有不祥之兆,如果不是自家兄长来美旅游约见,绝对不会冒此风险,尽受颠簸之苦。今年2月7日,我独自一人,前往纽约,行程中有足够的时间,回顾以往,万千旧事,如同车身外的雪片,纷纷扬扬地洒落,有的久远,有的在昨,有的刻骨铭心,有的散淡如珠,不论怎样,都有独特的韵味,带来几多人生哲理。
 
哥哥扛着箱子去找安全局?
 
如果不是得罪了薄熙来,谁知道大连安全局是什么部门,以前,我在体制内做记者,每天接触的大都是生活的光明一面,印象里安全局是属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抓特务”,但没想到薄熙来的秘书车克民当了大连市国安局的党委书记,其职能就变成了内斗的工具,车克民不仅调动8个处,数十名特工,对我跟踪,监听,而且还诬陷我“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把我送进了监狱,更不堪回忆的是,他们还阴险地挑拨我们亲友之间关系,让我们互相猜疑而内耗。
 
2001年,他们利用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供的起诉书里,竟说是我哥哥主动地向其送去了我藏在他寓所的一个纸箱,内有犯罪证据,但其实,那里放着我撰写的一部近10万字的报告文学《林滴娟案件始末》,是我依据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的卷宗材料创作的,至于台湾民进党议员林滴娟被绑匪杀害一案,1998年,海内外媒体均有报道,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由于那时我工作忙,由哥哥代劳打印,打完了没来得及修改发表而入狱,事情完全不是他们编造的那样玄乎,但究竟为什么后来文稿到了安全局手里,又被其试图虚构罪名来整我,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谜,多年来困扰着我,即使我获释之后,在被软禁的3年里,经常与哥哥见面,他不主动说,我也不好问,因为安全局的特务王富选等人,挑拨离间,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很多亲友都认为哥哥胆小怕事,在薄熙来势力的淫威下,被迫出卖了我,而我做为弟弟,必须显得大器。
 
谁是用车撞我的幕后黑手?
 
1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时过境迁,薄熙来已入狱,车克民也退了,亲友们不会再有精神压力,现在,我在美国与兄见面,总可以敞开心扉谈及上个世纪的故事吧,而且,我还有更多的疑问,像云雾一样缠绕着我,急需澄清,比上述那件事还重要,那就是,我曾在题为《薄熙来策划了对我的四次暗杀》一文里,提及的2007年初的一次经历。
 
原来,哥哥曾在大连某大型国企任电工车间党支书,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连人刚兴起经商热,国企员工想辞职下海做生意,要经过所在单位党支部批准,那时,哥哥有个徒弟叫于某,其户口所在地是大连南关岭镇某大队,其父辈亲友中有人担任村级领导工作,故有经商办企业的条件,但如果车间党支部不批准,他也无奈,好在,哥哥的性格像我的妈妈,非常善良,帮助别人从不求回报,他认为徒弟小于要改行,顺应社会潮流,未必是坏事,就积极支持,没想到此人文化水平不高,经商是天才,他很会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下海十几年,成了搞房地产的大老板,资产已是过亿,并在9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其众多亲友也去了洛杉矶,后来,于老板不忘旧情,就把退休的哥哥聘去当了副手,一干就是多年。即使哥哥现在已在他的公司再次退休,于老板不仅每月继续支付薪水,而且还出钱,要他们公司员工一行多人到美国旅游,这样,我们兄弟俩人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机会。
 
然而,既然哥哥是他的恩师,他们的交情原本不错,为什么2007年那次车祸,却与于老板有关呢?我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已经描述了细节,不再重复,现在,我终于有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揭开这样一个谜底,或许在2009年我出国前,薄熙来还在位,党羽还操控大连国家安全局,哥哥不敢讲真话,于老板也不便直言,所以,我这次去纽约,一路上都在想,于老板通过我哥哥,把我从家里请到公司,说是要见我,但等我如约赶到,他又婉言拒见,当我返回南关岭车站时,却被不明身份的两个人驾车撞伤左肩膀,所幸并无大碍,这是怎么回事呢?于老板究竟在其中扮演一个神马角色呢?
 
酒店里异地重逢,不胜唏嘘
 
哥哥是2月8日晚上,到达美国新泽西一家酒店的,此前,他在美国西岸一些旅游景点逛了一圈,游兴正浓,但他不知道,东部的名城纽约不仅天气寒冷,而且因暴风雪进入紧急状态,大街小巷已是人烟稀少,车辆凋零,与旧金山和洛杉矶不可同日而语。好在,我们之间会面比什么都重要,我提前入住这家酒店,在大堂苦等了他十几个小时,虽然,预订酒店的名单里有他,我也不敢懈怠,因为华人办的旅行团常会应时而变,待他的身影,在晚上7点多出现在门口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显然,哥哥变得老了,头发已经几乎没了,用帽子遮丑,因旅途劳顿而眼角皱纹密布,原先,酷似父亲的一双大眼,已变成三角形,而且走路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进入花甲之年,过早地谢顶,这一点像我们共同的长辈,但他的精神还不错,紧拉着我的手,久久地不放,整整阔别5年多,我2009年2月4日突然离家远行,也来不及向他道别,哥哥说,你走后安全局的人来过电话,让我们转达警告,叫你在外少讲话,更不要发表文章,但我对他们说,你们都没看住,让他去了,他也不和我联系,叫我怎么转告他?
 
“后来呢”,我拉他在酒店的一楼餐厅坐下,要来两杯啤酒,边喝边谈,我问他具体谁打的电话,他还是有点恐惧,支支唔唔,含糊其辞地说:“还是原先那些人啊”。我再也不便细问。这时,哥哥给我一一介绍了他的同事,都是总公司下属的几个分公司的领导,以前有见过的,但大都是新面孔,大连老乡重逢,别有一番感慨,一个同事说,原来,你弟弟就这个样啊,我看他比你还瘦,我明白他的意思,说我比哥哥还苍老,我的心猛地颤抖了一下,而且,哥哥想像中的我,出国后发了大财,不像现在这样寒酸而落魄,他拿出装备优良的相机,配备各种镜头,而我只有一个“小傻瓜”,为了联系上哥哥才买了一部可以漫游的手机,我问他,要不要点吃的,他说西餐吃不惯,我想再要几杯酒,但哥哥说太累,要回房间休息。
 
以前,我在国内东北作老记,经常有应酬,请别人吃饭喝酒是常事,从未有过只喝一杯啤酒的时候,何况是亲哥呢,所以,等哥哥洗澡过后,稍事休息,我提议去纽约唐人街吃饭,哥哥问,你有车吗,我说没带啊,只有搭出租,多少钱,我说,要100多美金吧,哥说太贵了,我们明天由旅行团带队去玩,今天就不去了,我说,新泽西和纽约是两个城市啊,他皱了一下眉,叹了一口气,谁知道导游把我们拉到这个鬼地方,看看外景,不如大连呢,再说,我一个人去把他们丢下也不好,我听了,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依据目前的条件,即使在纽约唐人街,我也无力请这么多人赴宴,哥爱面子,我深感羞惭。
最后,他建议由旅行团叫10几个盒饭,送到房间里,也算我一个。于是,我们哥俩的回忆,就是在吃着一个简单的盒饭而展开的。
 
安全局特务对他软硬兼施
 
2000年12月4日,笔者被捕后的第3天,大连国安特务王富选,彭东辉等人乘车到位于南关岭的某地产公司,把我哥哥忽然拉走,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在市区的某一处神秘小楼前停下,哥哥回忆说,因为汽车玻璃贴着纸膜,看不清外面,两个神情严厉的秘密警察分坐两边,把他夹在中间,谁也不讲话,不好判断是去什么地方,他吓出一身冷汗,汽车转了半天,好像是在昆明街一带,把他带下车,走进一个小院,又上了二楼,在一个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其他设备,只有几把椅子大房间里,安全局专案组的人,对他进行了恐吓和审讯。
 
如今,面对美国新泽西某酒店窗外的夜色和零散的灯火,哥哥脸上的轮廓清晰,时过十几年,他声音发颤,还心有余悸,我反复强调薄熙来已倒,不必再怕,哥哥才继续描述了细节:王富选和彭东辉等人一会儿恐吓威胁,一会花言巧语诱供,中心主题是,你弟弟都曾经找你打印了哪些材料,尤其是有关薄书记的,还说,反对薄书记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背叛国家和人民,就是犯罪行为,你包庇他,也是死路一条。他们还欺骗我哥说,我是间谍特务,正在接受调查,我发表在香港某杂志的文章就是证据,帮助他打印就是同案。他们还警告我哥,安全局找他,和我被抓捕这件事,是目前大连最大的“国家机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要判刑3年刑,吓得哥哥浑身发抖。
 
此前的12月5日,安全局派人第一次抄了我的家,哥哥当时在场,知道他们这些人的能量,薄熙来是“大书记”,车克民是“小书记”,在大连他们就是“爹”,想整谁易如翻掌。他们软硬兼施,把哥哥搞得筋疲力尽,但他确实没给我打印什么涉及薄熙来的稿件,只打印了一部我写的《林滴娟案始末》,文字较长,是记实文学,我还没来得及投稿,哥哥已看过,觉得没什么敏感内容,以前也没放在心上,现在,想了半天,不知道该不该坦白交代,哥哥一再说:“没有什么关于领导的,让我回去想想,好不好”?经过几个小时,也是这个结果,审讯他的人没办法,就放他回家了,临行前还说,你别有侥幸心理,你应当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已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还威胁说,我们还会随时找你的,今天不送你进看守所,是看你的表现还行。就这样,又原路把哥哥送回了公司。
 
我问,他们真的没打你?没打,哥哥回答,不过很严厉。他们当时靠薄熙来这棵大树,想抓谁判谁都是一言九鼎的事。所以,他一直忐忑不安,因为我毕竟有一部稿件在他那里。哥哥还透露,就从那天开始,这家名气不大的乡镇企业调来一个年轻女性,专给哥哥当助手,哥哥是办公室主任,她是文员,整天与其共事,行影不离的,但她的先生是安全局的,哥哥看了一眼窗外的霓虹灯说,这事是我后来好多年才知道的,是巧合还是上面故意安排的,不清楚,不过,那女的现在离婚了,这次也参加了旅游团。我听了大吃一惊。也就是说,此后哥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而车克民每天都向薄熙来汇报。
 
中共大连市委的中心工作
 
回忆上个世纪,薄熙来之所以如此心虚枉为,是因为他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数额巨大,但他想继续往上爬,表面上就装成廉洁清官的样子,当然,就要掩盖真相,打击言论人士,所以,后来,我翻阅《大连日报》的报道,2001年,有关大连市委常委会的报道主题是: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造谣,诽谤和颠覆,渗透,如今想想,哑然失笑,历史已足证薄熙来是骗子,是贪官,是徇私枉法的高手。
 
我把所思所想告诉哥哥,他说,现在回忆那时,就像一场情节离奇曲折的噩梦,你不死是一个奇迹,我们都还活着,是老天爷长眼啊,关于我们家的故事,大连早就传遍了,你写的书法作品不太好,字歪歪扭扭的,但因为是名人,卖得好极了,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你的传奇故事,也没几个人能预见薄熙来坐牢呀,这家伙坏透了,一切都是报应啊。他大声笑起来,脸上满是细密的皱纹,我第一次看到哥哥笑得如此开心,我觉得这个机会问他那件事,恰逢其时:哥,那书稿是谁交给安全局的?
 
哥哥说是这样的:又过了一两天,安全局的王富选和彭东辉再次驾车来到公司,对哥哥说,我们想到你家看看,这应当有搜查证,哥哥懂法,但吓破了胆,不敢申辩就顺从了,在他住宅的一间居室的床底下取走了一纸盒文稿,就是上述那本未发表的记实文学,但安全局找法律专家仔细审读,没看出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只找到一个另外的罪:“泄露国家机密”。
 
原来,我在描述林案时有一段话说,公安机关通过监听电话的方式,得到了嫌犯某人的外逃踪迹,最终把他抓住了,安全局特务郑义强认为,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因为别人都不知道电话还能被监听,你写出去了,公安还怎么办案,我曾辩白:文稿没发表,何来泄露?郑说,你打算发表,就是犯罪,再说,你哥已看了,也传播了啊。他们把这条罪证写在起诉书里,自知理亏,把卷宗称为“国家编密文件”,还造谣说,我哥哥主动把书稿罪证送到安全局,检举揭发了我,这使我的两个弟弟和我的太太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如今,这事却成了郑义强等人永远抹不去的追随薄熙来做恶的罪证。
 
他的老板为什么要把我“引蛇出洞”?
 
趁哥哥心情轻松,我抓住时机讯问他最关键的问题:2007年2月25日,为什么你的老板要像“引蛇出洞”一样,把我从家中骗出来。令我吃惊的是,他说,这事记不清了。我想,他能活灵活现地叙述2001年的往事,却忘记我2006年获释后的变故,这显然不合情理,但五年不见,与他闹翻也非我所愿,而且,哥哥的思想性格就是这样的,他的老板给他月薪,给他出国旅游的费用,够慷慨的,他怎么敢得罪呢?再说,他老板也未必知道那些人要调我出来的真实目的啊。
 
于是,我说,哥啊,你徒弟当了老板,有了钱不忘你,给你工作,这说明他是一个大好人,但他事业成功后经常去美国等,还办了几个亲友移民,不论是给你配助手,还是“引蛇出洞”,都说明他和安全局有合作,虽然薄熙来治下,把它的职责给搞乱了,王富选,郑义强,彭东辉等人,都成了薄熙来徇私枉法的专政工具,现在,他们或许也后悔,醒悟了,但在当时,他们的确搞了一个世纪冤案。你的老板也是上当受骗了,为什么不提供线索,把那天用车撞我的幕后黑手找出来,绳之以法?
 
哥哥听着,一言不发。我对他说,你过去连自己受审都不敢讲,现在,等薄熙来倒了才敢回忆,才敢告诉我,这我不怨你。同样的,你老板要做生意,要和政府官员拉关系,出国要办签证,得罪不起公安局,安全局,我也理解,但是,那天我差点被撞死啊,这是一次故意伤害公民身体和生命的犯罪行为,现在,习近平说“依法治国”,你们为什么不给有关方面提供线索和证据,侦破这一案件呢?
 
哥哥还是沉默不语,我又说,也许是这样的:我被捕之后,安全局找了于某,他顺从了,在你身边安了钉子;等我出狱了,他担心我发表文章讲出真相,很想干死我,但因知名度高,杀了我影响太大,他们也不敢,就策划了撞车事件恐吓我,逼迫我闭嘴。
 
我还说,他们可能是这样运作的:打电话或亲自找到于老板说,你把老姜的弟弟叫来,但不要说是我们的意思,于是,我就来了,他们又说,你别管,接下来是我们的事,就发生了那一幕。我说,于某如果知道这事,也不敢参与。第一,撞死撞伤一个人都要判刑的;第二,你是他的师傅,也是下级,可以说,你们情深意重,合作多年,他也不忍心。但是,薄熙来当政时,能给你老板优惠政策,有人因动迁告他,薄的人马可以帮他遮掩,所以,他参与了这场阴谋事件,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车上的那两个人是谁,幕后指使的“黑手”是车克民,还是薄熙来,反正都是一样。
 
我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故意显得大度而宽容,但哥哥还是说,记不得了。他没看过我发表的《薄熙来策划了对我的四次暗杀》一文,也不知道薄熙来判刑的文件证据里有一个叫“车辉”的家伙,就是车克民。别看这个眼睛很大,个头很矮的人,现在焉头搭脑的,对谁都温情细雨的,但是,当薄熙来当权时,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也是一个贪官。他在大连湾里乡房产界玩“空手道”,赚了上千万,那时,谁想见薄市长,不给他个10万8万的,没门啊。为什么不把他送进大牢,听说审查一段时间,又把他放了。
 
显然,哥哥对这些事,不太感兴趣,也不想深究于某的故事,两人相对,时光飞逝,已是天高月明,我叹了一口气,改变了话题,哥说,原定老板也一起来,与你会面,但临时可能有事改期了,但老板一再告诫他见到弟弟,只谈家事,不谈政治,我说,我们谈的是法制啊,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荒诞不经的枉法追诉的案子,你说,对我们家来说,如何能绕过政治而心情平静?对我来说,平反我的冤假错案,恢复我的工作和名誉,给予国家赔偿,就是最大的“政治”。
 
不获平反,不回家乡
 
哥哥还谈及家人生活,讯问我的工作近况,他说,听说你在美国获奖,得了一笔大钱,我说,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是把2001年的新闻自由奖授予我,但只是荣誉性和道义上的,没有一分钱,这一切在网站上可以查看。只是加拿大笔会2006年颁发给我的“人道主义奖”有5000美金,但因经济困难,他们只给了2500元,至今余额成了欠账;2012年,我回捐了它1000美元,因为这家笔会太穷了,穷得关了门。我说,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是一个荣誉称号,也没薪水,而且,加拿大报纸说我是“政治难民”,实际上我申请的是家庭团聚的“枫叶卡”(永久居民),没拿一分钱的“难民金”,也未申请过任何政府救济金,5年来,我所有的收入都是微薄的稿费,就是靠这些小钱而生存的,所以,我只能给你点小钱买几份礼品带给大连的亲友,做一个纪念,回程为了省钱,我还得坐大巴。
 
哥哥听了,有点失望,我拿出3幅书法作品,都是近作,赠送给他,我说,这一生未必能回去了,因为薄熙来倒了,我还批评过其他“大人物”,他们不太可能给我平反,等我死了,这就成了纪念品,或许谁收藏了,还能发笔大财,但这一切与我没关系了,我这一生就是苦命啊。哥听了,眼泪含在眼圈上,有点激动地说,这书法我不卖,装裱后挂在墙上,看到它就想起你,弟啊,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大连人有爱你的,有恨你的,但都认为你做了大事,但愿你别失望,还是回去看看啊。
 
他还一再劝告我说,你千万别反党反国家啊,还絮絮叨叨地讲述习近平强力反腐的事,我说这些故事都已知道了,因为网上新闻都有,我什么组织没参加,也无政治野心,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就想写点稿件为生,我没别的能力,又不愿讲假话,这是国家《宪法》允许的事,言论自由嘛,我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好,哪些写错了,就重新写,不过,由薄熙来事件足证,上个世纪和现在,我写的大都是对的。如果对了,我不要功,如果错了,不该治我罪,我可以再修正,你就放心吧。这时,哥哥长长舒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坚定地回答:不平反我的冤假错案,不回国内。整我的人不向我道歉,永远写下去,让这一切都成为白纸黑字的历史,留给子孙后代看,防止悲剧重演。
 
2014224于多伦多。
514修改。
现场照片请点击谷歌“大连成子博客”,上面有很多,题目是《见到维平弟》,这是我哥哥姜维成的博客。
香港《前哨》杂志20146月号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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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记者姜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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