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定良是薄熙来黑打的侩子手

由于重庆地方势力对清算薄王罪行的抵制，使许多“黑打”的内幕雪藏至今，外界所知只是冰山一角，目前得到的证据显示，除了王立军与“四大金刚”之外，还有一批公安局警员，充当了薄熙来枉法追诉的急先锋和侩子手，他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不仅奉命加入了270个专案组的某一部分，而且成为破坏国家法律的骨干，前者似乎可以原谅，后者却不能不查清，查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之所以近日最高法院下发文件，改变“口供至上”作法，督促平反冤假错案，并一再强调要排除刑讯逼供得到的非法证据，主要就是针对薄王统治下的诸多案件，李修武案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而重庆“091专案组”的民警黄定良就是必须追究法律责任的一员。

 

从李庄等人披露的一些内幕文字中，不见黄定良的名字，但重庆消息人士透露的故事情节里，有当年紧紧地跟随王立军，郭卫国等人，具体着手对李修武等在押犯用刑的细节描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使我看到了“唱红打黑”的乱法年代，政治野心家薄熙来为了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而趋使黄定良之流的警察抓人，打人，栽赃陷害，指鹿为马的事实，他们为了满足王立军取悦上级的需要，争取所谓的“立功表现”，不仅丧失了原则，而且丧失了人性，黄定良和魏新等人，亲自对李修武用刑144个小时，不让睡觉休息，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让排便，等等，连轴转了6天6夜，直到获取胡编乱造的口供为止，而这时李修武排出的第一次尿液已是红色的血尿。

 

这一溅血的细节，类似于我10多年前的遭遇，读者不必怀疑，因为没有几个证人，亲身经历了薄熙来的“黑打”而能穿越十几年的时空，同时指证一样的情节，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时，就犯下了贪腐和枉法的滔天大罪，后来去山城又重蹈覆辙，应是人神共愤，为什么他在不同的城市和年代，可以同样地践踏国家法律而诬陷良民，并一再得手，在我看来，除了体制的原因，还在于国民的愚昧和劣根，而警察更易于成为专政的工具，从黄定良与李修武的对话中，可以找到弥漫整个社会的思想根源，李问他为什么要抓他，重庆渝中区刑警大队政委黄定良是这样回答的：“我跟你好说，你以为我软弱，我是来办案的，不是来听你诉苦的。”李修武回忆说，他的“反常”表现令我大吃一惊，正在我一惊一乍，云里雾里的时候，他把桌子拍得山响，说出了狂放的话：“我明确告诉你，我们是091专案组的，我们代表党、代表政府、代表重庆人民、代表这个时代，也就是代表薄熙来、王立军在“唱红打黑”的大好形势下把你拿下。有没有罪不要紧，说不说无所谓，就算你再干净我也要把点点滴滴的灰，把大大小小的事串起来扩大十倍、二十倍，看你黑不黑。你不要想不通，刘少奇、彭德怀够伟大吧，打倒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需要，打倒你是薄熙来、王立军时代的需要。。。。。。多么肆无忌惮、赤裸裸的论调啊，像一个晴天霹雳在我的脑中炸响，把我一下从温暖的春天拖到了冰冷的冬天。它使我惊醒，使我真正意识这些人都想给我清白的身体上抹黑，把我搞臭，打倒我才是他们唯一目的。我绝望地想到，看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我是背定了。强烈的失落感和内心的苦痛使我决定保持沉默。免得黄定良恼羞成怒，他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大放厥词，然后满嘴脏话骂骂咧咧，后来又用黑罩子蒙住我的头，一通乱打，断断续续地身心折磨一直延续到了晚上。

 

无疑地，这一细节透露了重大的惊人信息：如果薄熙来上台，他会进一步利用黄定良，魏新等警员，按照他的政治需要，进行“二次文革”，他们根本不在乎证据和司法程序而把他的政敌关进监狱，他没有从父辈的经历中找到中国民主与法制转型的理由，而是继承了官员内斗，徇私枉法的卑劣残酷手法，并运用到极致，不惜把中国再次带入动乱的年代。而在同一审讯场合，黄定良还明目张胆地转达了薄熙来，王立军的野心和志向，他们要摧毁百分之九十的中国民企，把老板关进大牢，把财产充公，表面上是恢复公有国营，实际上搞“官员所有”，因为薄熙来可以随意任命一个总经理或董事长，而掠夺或贪占国家的财富，至于他在辽宁扶持的民企，可以成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点缀和装饰品，也就是说，薄熙来全面葬送了11届3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抓捕薄熙来并重判，是一场关系中国前进与倒退的政治斗争，由于他的贪腐与枉法牵扯的高官太多，中共担心动摇统治基础而掩盖了路线之争的实质，不得不切割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打手，不得不回避了重庆“黑打”的滔天罪行，也使黄奇帆，张轩，李剑铭，刘克勤，黄定良，魏新等人至今逍遥法外，这样一来就埋下了定时炸弹，当然，每一个得到薄熙来好处的公检法人员都怀念他，因为他调动7000名警察参与抢钱分赃，吃掉了数千亿的民企血汗钱，“唱红歌”，印发《读点经典》，发“红色短信”，等等，掏空国库5000亿民脂民膏，几乎每一个类似黄定良似的警员，都对人民欠下了血债，毫无疑问，“黑打”曾使数以千计的民企垮掉，数以万计的职工失业，数以百计的老板向海外转移财产，使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中产阶级人士感到恐慌，进一步推动了波澜起伏的移民潮。所以，薄王之罪是毁掉中华民族前程的十恶不赦之大罪。

 

现在，不要以为把薄熙来关进秦城就高枕无忧了，国民还没有反思一个问题：与“文革”不同的是，那时紧跟老毛抓人打人时，动手的人是实心实意地认为对方是错的或犯罪的，也就是说，人们是被摘去了灵魂似的盲从，而如今，像黄定良这样的警犬，却从专案组一成立开始，就心里明镜似地知道，他们是在枉法追诉，之所以要主观上故意犯罪，是由于物质利益的趋动，以前我曾撰文多次讲过，薄熙来“抢大钱”，王立军“抢中钱”，故意叫警察“抢小钱”，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与薄王捆在一起，这正是历史事件类似之际的不同点，也是至今无法顺利平反的原因，黄定良，魏新之流，或是趁机抢了钱或物，或是立了功升了官，怎么可能自己吐出吃进去的肥肉呢？所以，他们并不会因为上级把他们放行而心存感激，只会出于个人私利而念及使他们发财致富的薄王，并千万百计地继续刁难民企，李俊所办的俊峰置业，至今举步维艰，多次被围困，而沙坪坝区公安局的警员看笑话，就是一个例证。

 

然而，不论如何，18届3中全会《公报》和一周后出笼的《决定》，毕竟再次肯定了国企和民企并存的现状，指明了经济改革的前景，只有亲身遭受了“黑打”的民企老板，才深远地体会了抓捕薄熙来的意义，它是文革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不必计较官员内斗的动机和细节，历史只看结果，胡温习李以非凡的勇气和胆略，除掉了“国难”的始作俑者，避免了大倒退，使黄定良之类的警察成了丧家之犬，这卓越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愿下一步要彻查大连，重庆两地的冤假错案，对徇私枉法的黄定良等人要绳之以法，对李修武，彭治民等民企老板的案件要重审，该平反的一定要平反，该抓捕的一定要严惩，该让他们吐出来的钱财，一定要施压，否则，一旦风吹草动，在秦城养老的野心家薄熙来翻身，与海外薄瓜瓜投靠的分裂敌对势力相呼应，黄定良之类就会再次冲出来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