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划分的文革三种人

                                     《干校六记》小引

　　杨绎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去糟塌一些好人；或者(就象我本人)惭愧自己是儒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曲，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批“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致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谁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问世的缺陷。

　　一九八○年十二月
　　(《干校六记》，杨绛著，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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