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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正义感☆群众运动

热点新闻☆正义感☆群众运动

博客

0.

那天教会结束以后,一位女士突然对大家说起最近的热点新闻:在深圳卖唱的钟音,与朋友宵夜回来,看到有歹徒拿菜刀要砍手中人质,便大声喝斥:“你想干什么?”歹徒反手一刀,恰好砍中钟音的脖子,然后逃逸。钟音抢救无效死亡,但事后其行为却被定性为“劝架”,而不是“见义勇为”。

教会这位女士提起此事,说是希望大家为钟音及其家人祷告。她说他的卖唱是家中唯一经济来源,孩子还小,老妈和老婆都没有工作,现在只能靠在菜市场捡烂菜叶维生。她还说,她会跟一些网友一起去探望钟音的家属,也盼望大家共同伸张正义。

我缺心眼,在那个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响应倡议,反而提出了一个不招人待见的问题:我们如何为已经去世的钟音祷告呢?祷告什么?让他得永生?让他复活?我的意思是说,那位女士的请求,虽然是出于好意,但其合理性待考。我以为既然在那种场合提出那样的请求,必定不是为了把教会当作一个八卦场所,而是真心地要为落难的人祈祷。那么这个祷告怎么做,是很正当的议题。

但是我错了。我的话刚一出口,立刻有几个人异口同声道:“我们是说为他的家属祷告,怎么不可以?!”他们的意思是:这位同学你站错队了,旦分有点正义感的人,其它都先不必去管,头等大事该是振臂疾呼。

我即刻噤声,暗自寻思,最近一直担心的状况大概真在逐步现身:正义感变得肤浅泛滥,运动一场场陆续登台。

 

1.

看到这里,肯定已经有同学不乐意了。不过请先让我继续把故事讲完,咱再做进一步的议论。

紧接下来的,是对于这一社会新闻的扎堆讨论。我听了几耳朵,有人说钟音当然是见义勇为——身为一个瘫子,怎么可能冲上去与歹徒肉搏呢?他已经尽了全力;也有人说,他的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国家竟然不做补偿,于心何忍?

其实仔细看过此事报道的人都会知道,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不乏添油加醋的描述。首先钟音四肢健全,并非瘫痪。其次他的妻子怀孕,孩子还没出生。尽管这些讹传并非事件的关键点,但是它们的出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现在类似负面新闻多如牛毛,每天都有新的热点被报道被转载。且不说最初的报道本身就有一些属于捕风捉影,单说事后的各种传播途径,除了平媒与网媒相互摘抄之外,就是大家的口口相传。我们大概都做过那个传话游戏吧?一句简单的陈述句,传到第一百个人,已经面目全非,更何况是传到了成千上万的人耳朵里,其完整性和确切性,已经颇值得怀疑。可是为什么大家看完之后几乎从不怀疑,也从不考证,三下五除二把消息继续传播下去?正面的消息我们习惯性地质疑,负面的消息我们习惯性地笃信,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洗脑么?

我们等不及让事实浮出水面,就趁着新闻还有热乎儿气,火烧火燎地将它们八了出去。至于一同被八出去的那些边角料,非但无伤大雅,甚至还可以让受害者显得更加楚楚可怜,以此坚固自己的同情心,也把一个豆腐块的新闻炒大炒烫炒得喷喷香。

无中生有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当它无中生有的本质偶然被揭露,便会瞬间由热变冷,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留不下反思的痕迹。那个《应尽快将在拘留所意外死亡者的家属送入精神病院》的虚假议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它被传得沸沸扬扬之时,群众反应多么热烈。但是伍皓一出来辟谣,这个议案立即销声匿迹,将它四处转贴的大家没有像当初转贴时候那么热烈地反思,因为那热烈,很快就给了下一个雷人的事件。

梁文道在他急不可耐举手发言的时评集子《常识》前边,写了几句比较中肯的序言,对他自己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提醒。我们在看、在听、在讲、在评一桩时事的时候,我们究竟有没有用用自己的头脑,拿出一些耐心?

“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2.

回到钟音这件事。试问果真他的行为被定性为劝架,是由于他卖唱的身份么?我并不怀疑钟音的见义勇为行为,也不怀疑他家人的处境艰难,但是不认为我们总能够给进行时的社会事件成功定性。

现在网络平台的方便,还有媒体报道的进步,给了人民很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无疑是件好事。可是我们也需要善待这个宝贵的机会,不要用滥了它。手无寸铁的人民固然处境可怜,但是可怜的人民并不见得就善良,就正直,就有智慧,就能够准确地为正义代言。任何人民,如果得到了某种权力,照样可以疯狂、暴虐。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小看了手里这点可怜的话语权,它可以救人,也可以伤人。对于很多的事件,如果我们在没有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去下结论,去站队,去表达同情及援助,那么对于事件的另外一方,我们就是在滥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同情心。

网络的狂潮让人民的含义越来越接近于网民,于是形成了一个虚虚实实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看了与己无关的传闻,然后要做出与己有关的姿态,除了与统治阶级划清界限,还承担着重建国家未来的重任。我们的民主我们的改革,我们人民的出头之日,似乎都跟手里这虚拟的一票有着重大关系。

就算我们不表态,我们的无动于衷本身也表明了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细看眼下的网络热潮,疯狂转贴,疯狂互助,借的是追求合理秩序之名,究其根本心态,倒更像是在开展一场运动,一场全民运动,一场八卦水准与同情心BSO的全民表演运动。就说这么多弱势个案吧,有哪一桩真正唤醒了大家的同情心呢?一个犀利哥,得到无比多人的关注。当他终于同家人团聚,我们多欣慰啊。可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欣慰,想到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家可归,更没有人去把其中任何一人领回自己家中,给他洗个澡换身衣服,送他回家去与家人团聚。如果经过我的提醒,真有人这么去做了,怕只怕TA会把自己的行为放在网上,等着被转贴,甚至等着被人肉搜索。

诚然,我们有责任通过大众的声音,提醒政府他们该做点儿什么了。But that’s it。然后我们便大可以心安理得地每天按时打开电脑,点开一个又一个新鲜热辣的社会新闻,感受那更多次的高潮。哇,又出事了,TNND,这个SB政府,那个SB几零后!

可是同学们,高潮过去,扪心自省,我们都将承认,通过对某个人某件事的关注,哪怕这关注曾经很真诚,也表明不了良心,解决不了问题。它最能满足的,恐怕还是个人的好奇与虚荣。生活多么无聊啊,工作也很无趣。那些令人悲伤的事件,是让我们兴奋起来的强心剂。偷菜固然也能解乏,但它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网络时代的侠肝义胆。毕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3.

长此以往,只担心我们会越接近事实核心,便越远离真诚的初衷。

房价、医保、教改,所有这些问题,出离愤怒、叫骂哭嚎,其实是最容易的,谁都会。并且法不责众,集体唾骂一个大多数人都讨厌的家伙,不仅很解气,而且很安全。这时候不容易做到的,其实是不被周围嘈杂的声音所干扰,做一些冷静的独立的判断。有人发表了SB的言论,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坏的么?他的言论真的就没有任何价值么?与民心相背,难道TA有毛病?煽动愤怒,真的是弱势群体最需要的帮助么?声音多种多样,我们的声音,如果我们选择发言的话,汇入的是哪一路音波,发挥的是什么作用?

最后再补充个小事情,我在微博里也提到过。有天跟几个公务员朋友吃饭,席间谈及网络问政,如我所料,各自的阶级性令大家观点泾渭分明。平民从网络的异军突起望见变革的势在必行,公务人员则冷眼观其狂热,对平媒更是责其乱世,令政府当差者人心惶惶,缩手缩脚。公务员收入低,让TA公开收入TA绝不怵头,TA怵的是当一辈子小职员寒酸无能。高薪养廉,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是现在反腐倡廉,打黑扫黄,凡是跟这些主题背道而驰的提议,都没人敢提。其实当官的,确实有当官的苦衷。并不是所有有一官半职的人都那么贪得无厌,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要求极其合理。但是因为他们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所以最好还是沉默。

被问及房价话题时,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荣和集团董事长史英文回应说:“说真话要挨骂,但我也不愿违心说假话,所以我选择不说话,请理解!”他这一番话,我看了之后,真的像被榔头砸了一下子,半天回不过神来。我们正在争取的自由,如果它以影响了其他人正当的自由为代价,那么它就不是合理的自由;我们正在争取的话语权,如果强硬地堵住了其他一些人欲言又止的嘴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公正二字。

这个时候,这个社会,那么喧嚣忙碌。所以我们每天更要记得从容和包容,而不是急着把谁踢到我们的对立面。


4.

这里顺便再摘抄几段我所特别喜欢的鞠家那篇文章:当代国民的群体犯罪心理和伪正义

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而所谓伪正义又是什么呢?

社会心理学家庞勒的《乌合之众》一书中,深刻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精神信仰,只有盲目的从众随大流的群体习惯。当一个人做出某件看似正义、又具有潜在危害的事情时,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接踵而至,纷纷效仿,乃至汇聚成一股洪流,最终,个人的理性被淹没在群体行为中,整个群体变得狂热、盲目,变得可怕——这,就是“群氓”。

什么是人们所谓的“道德”?什么又是人们所谓的“正义”?当人民群众在用貌视正义的野蛮手段去处置那些他们所认为“不道德”的人时,恰恰揭露了人民自身是最大的不正义!

两百年前,卢梭的声音回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如今,我们依然对这声音充耳不闻,在群氓的狂欢发泄下,将舆论之火熊熊燃烧,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道德”批判、“正义”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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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网上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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