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江青 悲剧的诞生（九）防守与权力再分配阶段之三

        防守与权力再分配阶段之三

（前两节为悲剧的诞生七和八。没在意打错了，请谅解）

下面再看看两组资料：

党政领导：中央委员５３人，占九届中央委员３１•1％；中央候补委员１７人，占九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５•5％；合计７０人，占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２５％。

九大新选举的中央委员170人中 ，部队将士有75人，占44•1%；而在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军队将士有45人，占41•2%。合计１２０人，占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４３％。

从上面的两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党政领导中的中央委员占全部委员的比例较为合理，它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这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文官集团政治素养较高，对名誉地位的要求不很强烈；相比较于文官集团，军人集团则显得咄咄逼人。这大概是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反弹。一方面林彪集团趁热打铁，攫取了军队的许多权力，如军委办事组，几乎是清一色林的亲信，由此营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氛围，是9·13事件的温床；另一方面，可能是为对抗林彪集团，毛泽东让非一方面军中的将士加入了中央委员会，使部队中各方面的力量保持平衡。

即便是这样大的比例，但还是无法满足一些人的欲望。在有些人看来，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只要活着，就必须站在庙堂上。这种思维的立足点是那些老干部永远是正确的，他们只要还喘气就必须在位。工农阶层永远也不能立于庙堂上，否则就是“造反”起家。这典型的精英思维，受到帮闲文人的吹捧不足为怪，如今竟然受到一些基层平民的认可，跟在后面瞎起哄，如同贱骨头伫立侯门为侯门厨香唱赞歌，可以说是民族的悲哀。政治本来就是一潭浑水，在这潭浑水里游泳，需要高超的技巧，有人沉下去、有人漂起来都是正常现象，可是，有人却偏偏不这样想，一旦被冲击被烧烤，就怨天尤人，恨不得将其杀了剐了方才解恨。文革后被清算的中央委员比任何时候都多，那些工农兵出身的中央委员全部被清除。老干部下台是受迫害，工农和劳模中央委员被清洗是正确，这是什么逻辑！那些在文革中被冲击的人，到底想没想过受冲击的原因，是咎由自取还是躺着也中枪？如果是前者，活该！如果是后者，确实是值得同情的。问题是从未见过躺枪的走资派。

九大的盛宴，沉浸在团结的呼唤声中。之所以打出团结的旗帜，是因为毛泽东希望以此来让老中青、左中右凝聚在这面旗帜下，捐弃前嫌走新路，以此来结束文革。但是，历史之舟有既定航向，不会以人的意志转向，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立刻产生，刘少奇远去了，林彪沿着他走过的路大踏步走来；在许世友的眼中，王洪文算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在真正的大哲学面前，茫然失聪。

在一片欢呼声中，九大产生的新贵们粉墨登场，问题是，其中有几个豪杰？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一群匆匆地历史过客，其中不乏野心家、扶不起来的阿斗和猪头。当武汉的百万雄师和大大小小的陈再道们，挥起真正的造反拳头，表达了大多数的军情民意时，无异于向毛泽东当头棒喝，由此扭转了乾坤。但是，无论是百万雄师中愤起造反的顺民，还是大大小小陈再道这样的极力要保持特权的军头，他们在旷世的伟人面前也是匆匆地历史过客。因为他们是自私的一群，眼睛只盯着自己或者一小帮人的利益，无法与伟人的宏愿和娴熟的政治艺术碰撞，但是，他们敢于与伟人碰撞的精神值得书写，更何况碰撞时意外地碰出了一束火花，这火花照亮了伟人的眼睛，使他看到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太超前、太理想化，有覆舟的危险，不得不停下来等一等，等待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江青是这场盛宴中当之无愧的女王，她平步青云，一下子跃居金字塔的第二层，成为政治局委员。她的支持者张春桥、姚文元也荣升政治局委员，这使得宣传大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九大政治局产生的四名新秀中还有林彪的夫人叶群。如果说江青因为在摧毁刘少奇集团时立了头功，由此进入政治局，尚能被人理解，那么叶群进入政治局则让人费解。在不解的思考中，脑海中会涌现出昏聩、游戏、力量平衡等不能确定的词语。但无论如何，权力还是紧紧地握在毛泽东手中。他不甘心，还要进行新的尝试，希望把权力交到与自己有相同政治信念的人手中。

九大谢幕。江青戴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桂冠，但由于撤销了中央文革小组，她成为没掌管任何具体事务的政治局委员，连叶群也不如。因为叶群还兼任林办的主任，毛家湾的大小事都由她一个人操持，而中办的一切事务均由毛泽东的心腹汪东兴掌控，她连一个指头也插不进。她由此和汪东兴产生了尖锐深刻的矛盾，与她而言，这矛盾是致命的，这个伪装得极为巧妙的带枪的刘邓陶，最终结束了她政治生命。

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曾经数次向毛泽东要求承担一项具体的工作，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允许，理由是让她研究国际形势，这显然是敷衍。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可能有深层次的考虑。江青的性格倔强、意志坚决，具有挑战性，而他要尽快结束文革，结束意味着休战，那么只能把好斗的江青闲置起来，闲置也意味着储备，一旦形势需要，还可以放虎归山。实际上，毛江的亲密合作一直延续到七·二〇事件的前夕，继1966年8月7日那封著名的信件后，1967年八月，毛泽东又写一封信给江青，谈到了武装左派的问题，具体就是发枪给左派，使他们免遭右派的残酷镇压。这个时候，通过再次写信交流的方式表达意愿，可见毛江关系的紧密。另一方面，身为国家领袖，发枪给一派，支持对另一派的反抗，这种做法听起来都令人震惊，同是子民，厚此薄彼为哪般，可见理想治国的弊端——为达到目标，不惜采取非理性非常规的极端措施。难道不怕引起内战吗？细想想，毛泽东认为根本不会发生内战，因为他是有扣底牌可打的，这个扣底牌就是有人民解放军为压舱石，何惧风高浪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发枪的措施尚未执行，压舱石就偏到一边，在即将覆舟的危急时刻，老人家仓惶逃离武汉。之后又用政治手腕处理了本应用法理处置的兵变和民变，方才转危为安。

中央文革小组在七·二〇事件的前后，像一架失去控制机器横冲直撞。揪军内一小撮，王八七讲话，打倒带枪的刘邓陶，火烧英国代办处，发枪给左派等一些列著名事件都发生在此时。事情已过去快四十年，可是连当时“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是谁提出的也没搞清楚，这说明当时政坛混乱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被抓不是别人，而是王关戚这三个，毛泽东肯定进行了痛苦的权衡。陈伯达、康生是大员，不可以轻易置换的；江青是自己的妻子，也是自己在这一重要机构的代言人，更不能成为替罪羊；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文革号角的吹奏者，他们治下的上海，因安定团结、生产成绩显著成为文革的样板，如果将他们拿下，等于自毁旗帜，特别是张春桥，自己一直看好他，如有可能，让这个人接班，再好没有了。由此只能拿王关戚开刀了

关押王关戚，是文革即将收场的先兆，也是毛江悲壮剧目的开始。

王关戚是坚定的左派，是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摧枯拉巧的先锋。为安抚军人集团，自断手臂，斩首先锋官，是跌宕起伏的毛江悲剧的第一个高潮。在此之前，被打倒、被火烧的都是右翼集团的人马，自王关戚倒台始，左派进入华容道，相继一个个地倒下。王关戚——杨余傅——9·13事件——黄吴李邱四天王，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刀光剑舞，令人眼花缭乱，人们脸上惊愕的肌肉疙瘩尚未松弛，另一个惊愕的肌肉疙瘩又凝聚起来。直到华国锋汪东兴用枪指挥了党，抓捕了四人帮，毛江的悲剧方才谢幕。但是，谢幕后的舞台并没有平静下来，狂涛之后还有余波，打斗还在继续。短视造就了短命，弱智无法成就大业，那个用枪指挥党的人最终被废黜，这是中华民族之幸，一旦弱智者掌管中国，极易发生灾难；事情还没完结，无能的头儿倒了，一帮身居要位的政治局委员们只好灰溜溜的卷铺盖走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邓小平陈云的头脑比毛泽东清醒，随着清查三种人运动开展，整个左派阵营如倾覆的巢穴，没剩下一枚完整的鸟蛋。

江青的悲剧是毛江大悲剧的主旋律。江青为毛泽东代过，许多人把对毛泽东的不满与仇恨统统发泄在江青身上。高层为枪毙不枪毙她，争论颇大，当是共产党出气政治的典型案例。一时间，她成为十恶不赦的恶魔。实际上，江青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一般人的七情六欲，稍有才智，爱出风头而已。只是她城府不深，又锋芒毕露，不适合搞政治；她爱毛泽东爱得深切，甘当马前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她曾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这是何等的忠贞和无私的奉献！由于是主席夫人的原因，她无缘由地获得了其他人的尊重，特别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的尊重。但是她孤高气傲，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缺少与这些人周旋的能力，这恰恰是搞政治的人应当必备的，结果这些人都一一离她而去。看一看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孤立处境，就可以得出她实在不是一块从政的料子的结论，连身边的人都不能团结，何以凝国人之气。她过度自信，以主席夫人自恃，又没有超人的智慧支撑，被政治的车轮碾碎是必然的。其实，她在文革期间的处境，比毛泽东在遵义会后的处境要好得多，当年，毛泽东周围是一群用袍泽之情、生死之交编篡在一起的人精，非神功不能降服，结果，他用超人的智慧使他们心悦诚服地跟随自己打天下。可是，江青尽管有主席夫人的光环，但缺少超人的智慧，缺少开阔的胸怀，在这里，才气和胸怀同命运同等重要。

但是，上苍还是没有轻易地抛弃这位出身卑微且自强不息的女人，差不多又给了她七年的时间，让她在华夏的政治舞台上继续表演。可惜的是，她的政治技巧不及她的文艺才智，政治剧中的“娜拉”和“卡特琳娜”她没有扮演成功。她钻进了只能容下一个人爬行的山洞，连返回的空间都没有，而洞口则是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