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江青 雌马不再安贞（2）

1976年6月15日，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对在场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781页）

这形同遗嘱的讲话，高度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武装斗争，二是文化斗争。他认定：对这些事（指武装斗争）持异议的人不多；这事（指文化斗争）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同时还认定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把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和创建共和国一样的伟业，绝非是孤芳自赏或者是老迈昏庸。文革已经过去38年，由于社会进步和互联网的兴起，档案数据上面的灰尘被清扫，历史的面目逐渐清晰。我们可以借助部分公开的高饶联盟、八大、反右、大跃进、大饥馑、四清这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资料和数据（也包括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个人回忆录），来理性地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发动的过程以及方法。

我上面给文革加了四个定语，既最伟大、最特殊、最庞大、最复杂。这四个定语中的后三个怕没有什么异议，最伟大一说，当有争论。如果是在35年前，我说文革伟大，可能会被当局警告。但时间是试金石，能检验这块金子的成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块金子上的污垢被磨去了，重现昔日闪闪的金色光谱。磨去污垢的力量一是资料数据的公开，掩盖真相不再可能；二是人民群众重新沦入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以及“五毒”具逞的社会乱象，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提供了正面的佐证；三是精英无耻地攫夺社会财富说明走资派一直在走；四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美国大兵、资产阶级的“绅士”“淑女”重新霸占文艺舞台，说明改开的三十年文化领域一直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花园。尽管文革如今受到广大群众以及学者的肯定并会在将来彻底翻身，但赞誉文革依然是民间力量为主，而诋毁的力量占据着权力的制高点，甚至国外的一些汉学家，也一改往日的赞赏态度，开始诋毁文革。“十年动乱”是文革的官方定论，受到了国内外精英的一致肯定，区别仅在于：国内的精英用其反毛，国外的精英用其反华，他们的基本点非常一致——反共。

为什么说文革是最特殊、最庞大、最复杂的政治工程？

首先说其特殊性：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者由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政治运动。

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无一例外的都是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历史，对残酷压迫剥削激起的反抗，统治者一律采取镇压，围剿、屠杀、灭族等肉体消灭等手段且无所不用其极，审判、诋毁、囚禁、坐牢等阴险歹毒手段无不披着合法外衣。无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观，还是群众创造历史观，都无法改变历史的形态，这就是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屠杀与反屠杀，诋毁与反诋毁贯穿于整个历史，使得历史充满血腥。可以这样说：人类已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建设——摧毁——再建设——再摧毁的循环过程。

如何破除这个恶性循环？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但是，任何公平公正的社会都会有管理，有管理就会有压迫，就会有官僚主义，就会有腐败，而压迫、官僚主义和腐败则是激化矛盾、产生反抗的根源。如何把管理而激化的矛盾降到最低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宣泄和疏导——造反则是最好的宣泄和疏导。这样就可以破解建设——毁坏——再建设——再毁坏的规律。不要一听造反一词就毛骨悚然，对不血腥的统治者，和平反抗无疑是一个优选项。文革初期造反的形态就是和平反抗，没用枪炮等热武器，比如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就是和平反抗成功的典型，其它省市也效法上海一月风暴，均获得成功。文革之所以发生武斗，是既得利益集团（即取得地方管辖权力的支左解放军）将政治斗争推向极端，了解一下文革中武汉的解放军和保守组织是怎样对待造反派的；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制造了“二二三”惨案，下令开枪打死造反派群众180余人，抓捕上万人；以及四川抓捕造反派的人数超过十万，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了。既得权力集团和老走资派一样，在向造反派挥屠刀时，其凶残丝毫不亚于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的大屠杀。是毛泽东解除了走资派的职务，制止了屠杀，使青海、武汉、四川的造反派获得安全。毛泽东面对武汉新老走资派的血腥屠杀，曾想到：“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见王年一《大动乱年代》）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可能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造反，不需要武力，由此可见他提倡的“造反有理”还是和平造反。世界上，和平造反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在文革开展的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主流也一直以和平造反的形式风起云涌般的展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正因为文革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统治者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政治运动，相信它一定能够推动人类的历史向理想中的社会发展。乌托邦的理想经过文革的实践，减去了许多理想成分，贴近了社会的现实。文革中的上海，基本就是乌托邦的裁剪版，稍加完善和补充就是人类向往的高等级社会。如果有兴趣看完王绍玺所写的《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见附件3），就会承认我此言绝非虚言。阿里夫·德里克说：“文革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挣扎”。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原革委会常委李显通时说：“今天，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毛主席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会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他们一旦掌权，就会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谁要是揭露他们，就一定会抓你，杀你。”同时他还说：“道理很简单，是文化大革命触动了他们的命根子，断了他们发财致富的门路，断了他们做官当老爷的美梦。我看啊，今后一旦复辟起来，也一定会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入手的。”为此他谆谆地告诫说：“年轻人，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今天跟你谈的这些内容，希能记在心里，请不要轻易公开。” 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家，阿里夫·德里克是著名的学者，他们都断言文革不会再发生，绝非是一时头脑发热，当是仔细观察文革并深思后得出的结论，这更说明文革是人类历史上难得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我们不应当因为有这样两个哲人做出这样悲观的断语而灰心丧气，人类历史的步伐一直在前进，正在逐步从“兽道”转入人道，毛泽东去世了，还会有新的毛泽东出现。文革是人类的一次大挣扎，绝非是最后一次挣扎，因为人类自称是万物之灵，既然能这样自称，当有现实依据，人类也正是从低级社会向高等级社会发展，每发展一次，就会减去许多兽性。万物之灵说得是万物的主宰，人类想要主宰万物，就应当施行天道，真正成为万物的灵魂，绝非是让万物绝种。当人类能够和万物和谐共存时，人类自己应当是一个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