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江青 延安芳踪（下）
1947年3月18日，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
党中央留在陕北，是毛泽东魄力、策略、英雄气概的最大体现。3月29日，党中央在清涧以北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这一文一武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只有区区800人，代号为“九支队”。在陕北地区的彭德怀、习仲勋的部队也只有二万多人，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二十多万精锐国军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极度危险的决定，是想用自己身价来吸引敌人的主力大部队，给其他战场留下较大的歼敌机会和空间。为了预防不测，不被敌人一锅端，他让刘少奇和朱德东渡黄河，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不怕死的拼劲也只有毛泽东才有，这也是毛泽东令人信服的魅力所在。但毛泽东不是莽夫，他敢冒这样的大风险，自有他的胜算。他是想把胡宗南的大部队拖进延安、子长、清涧、延川的山沟里，让灵活机动的解放军聚而歼之。他对担心他安全的人说：“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为此他还电告远在晋南的陈赓谢富治，让他们推迟发动晋南攻势，让胡宗南放心大胆地北进。
胆识和智慧是一回事，在没有被胜利证实之前，它的本质是冒险，而且是可能丢失身家性命的风险。当时，许多革命领袖的妻子都随大部队东渡黄河了，“九支队”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女人——江青。她把李讷托付给了邓颖超，只身一人跟随丈夫，她要用女性的温柔，化解丈夫的疲劳；用自己的敏锐，为丈夫出谋划策；用饱满的热情来帮助丈夫抵御严峻形势带来的心理寒冰。因为她知道她盖世无双的丈夫，在最严峻的时刻容易生病的特殊体质，而防止男人因焦急和过度疲劳而生病的最好方法，是身边有一个他所钟爱的人的细微照顾和呵护。她可能听毛泽东的战友说过，毛泽东过去每遇到难以排泄的郁闷时往往会生病，比如1925年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失去中央委员的资格；1926年隐退韶山的日子里；1929年来自李立三的巨大压力；1934年被王明集团软禁；以及1935年和张国焘不和产生的焦虑，他都生了病，而且病得不轻。这绝非是生病与他事业受到挫折的巧合，恰恰证明了中医有关极度郁闷会导致阴阳失调引发病症的正确。也许有人会说上述几次挫折期间，毛泽东身边都有女人，先是杨开慧，后有贺子珍，但也没有阻止他生病。对此我们应当具体分析，1926年退居韶山的日子里，杨开慧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且又有身孕，加之因如何发动农民与其他同志发生分歧，她没有多余精力来照顾丈夫；在遭受李立三排挤、被博古软禁的环境中，贺子珍因革命性党性较强，也对毛泽东避而远之，致使毛泽东得不到来自妻子的关怀，这也是毛、贺分手的潜在原因之一。而江青是作为“九支队”协理员身份跟随在毛泽东左右，照顾自然细微。无论如何，随毛泽东转战延安是她引以自豪的重大决定，不亚于九年前她嫁给中国最大的“土匪头子”的决定。以至于她后来在庭审中，面对众多敌视的目光，高傲地责问：“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这无异于用锤子狠敲道貌岸然之徒的脊梁。面对这句世纪的责问，所谓的能经受历史考验的“世纪审判”，变成了一出的闹剧。这出闹剧的本质是：重新获得权力的人，在步毛、江利用权力整人的后尘，区别是他们下手比毛江狠毒而已。
从193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5月27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371天的日子里。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子，经历了许多艰险曲折。追赶“九支队”的是刘戡的整编29军，有二三万人，有时敌人在山顶上，而“九支队”就在山坡下，相距不过几百米，隐藏在山崖的九支队战士能听到敌人的谈话，可见形势之险恶。同时，他们也承受了艰苦的生活磨难，饥渴时常随身而伴，最艰苦的生活是在1947年8月23日到9月21日，在陕西佳县朱官寨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吃的，他们就和当地农民一起吃“钱钱饭”。这是一种用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煮成，营养极低、难以下咽也不易消化。
付出就有收获。在这371天里，用周恩来的话说：毛主席是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青化砭战役、蟠龙战役、羊马河战役、以至沙家店战役，把胡宗南打得晕头转向，国军在西北战场的优势由此转为劣势。与此同时，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全国其他战场也捷报频传，以至于他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选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六月版，第1293页。）
付出也有代价。于江青而言，这个代价就是身体受到摧残。加之在1940年生育李讷后感染肺结核导致免疫力下降，江青的身体出现了慢性胆囊炎、子宫肿瘤等病症。以至于从1949年4月开始，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6年四次去苏联治疗，其中1952年那次，在苏联治疗了一年多时间。治疗过程中又曾得了急性膀胱炎，可谓祸不单行。后经治疗，这些病症虽全部治愈，但总是伤了身体，因此长期处于疗养之中。后经过游泳、打乒乓、打太极拳等多项锻炼，直到六十年代才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总而言之，江青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处于治病养病状态。除去到湖北参加一次土改，到山东做一次有关武训的调查外，基本没有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诸如三反、五反、高饶案、反右、反右倾等运动，均未见她的踪影。有人说批判《清宫秘史》、《武训传》、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批判胡适都源于江青。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恰恰证明江青政治上的敏锐。
一个政权的建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意识形态上的教化。跳下马背的封建皇帝，一般都要搁置屠刀、宣扬四书五经，希望用儒家的温良恭俭让来驯化臣民。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共和国领袖，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后，绝不应该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那一套理论来教育群众。在建国斗争中，毛泽东破天荒地提出党指挥枪的理论，具体措施是支部建立在连队里，把军事斗争置于政治斗争之下，由此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最终夺取了政权。同样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也必须让意识形态服从于政治的需要。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大政治就是：公平公正、反对剥削与压迫、强国强军、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人这四大宗旨。也就是说，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举措，必须服从上述四大宗旨。《清宫秘史》、《武训传》所宣扬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思想，俞平伯、胡适等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显然与这四大宗旨相违背，应予以扫除并加以批判，让位于歌颂工农兵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纵观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受上述四大宗旨的制约，国家的形式和国家的内容是协调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一直贯穿于治国的路线之中。它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是必然的。
看看我们这三十几年的所作所为都导致了那些乱象？周作人、胡兰成、张爱玲等汉奸诈尸还魂，一而再地成为某些人的讴歌对象；丑化中国人的《红高粱》、《色戒》、《金陵十三钗》一直受到吹捧；充满雌性气质的张国荣几乎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偶像；各种骗子、剽窃者屡屡在文化舞台上左右逢源；胡适、傅斯年、钱穆、季羡林等一批民国遗老被吹捧得如圣人一般，而紧跟共产党的郭沫若、茅盾、范文澜、任继愈差不多成为被讨伐的对象；腐朽的民国被一些精英描绘如美好天堂，毛泽东时代差不过就是人间地狱。那些油头粉面的精英，一直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来塑造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来解释共和国前几十年的历史；来妖魔化中华民族之魂毛泽东。他们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妖魔化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丑化毛泽东，就是丑化中国共产党。同时，毛泽东身上有王者之气，有不服输的精神，有超人的气质和智慧，有敢于向任何邪恶势力挑战的决绝毅力。对这样一个超世界级的伟人，他们打心眼里害怕，害怕中国人民继承了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因为中国人民如果以毛泽东为榜样，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怕的阴谋就不会得逞，他们的结局是唯一的——失败！可惜的是，一些人放着这样一个大英雄不去膜拜，反而相信、依靠和听从只会夸夸其谈的“赵括”们的误导，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殊不知，甲午战争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偏偏它那么不经打。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缺少一股正气，官员缺少为百姓谋稻粮的胸怀，历史环境缺少千年一遇的伟人。当八旗军、鸦片鬼、贪官污吏以及李鸿章之类的精英官僚是晚晴时期中国人的形象代表时，不败才不正常呢。晚清的社会景象，和当今的受到吹捧的《色戒》《金陵十三钗》一类的电影、类似张国荣的雌性男子汉、胡适傅斯年这样反共文人、谷俊山徐才厚这样的军中蛀虫所组成的社会景象有很大的重合！可见，如果不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范畴，使其服从于强国、强军、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需要，那么我们将一直处于孤立、危险的境地。按理说，我们现在非常有钱，有几万亿的外币储蓄，为什么得不到世界其他民族的发之内心认可，是因为改革后、十八大以前的领导人不知如何治国，不懂军事、文化、经济等一切社会活动必须服从政治需要这一基本道理，丢弃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贪图花里花俏的所谓政绩。最重要的是丢弃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引导十三亿人齐做发财梦，把一个好生生的国家治理得乌烟瘴气丑态百出，像一个在街边挠首弄姿的妓女，把卖淫挣钱作为职业，结果呢？钱是挣了许多，名声则完全毁坏了。当贪官外逃成潮流；包二奶成为有钱人的时尚；一边捂着裤裆，一边用千篇一律的老调陈词来应对日本、越南、菲律宾这等二三流国家的挑衅；外交学院被吴健民这样的“绅士”掌控，培养出一批批很像绅士淑女却没有脊梁的奴才，试问？这样的国度还能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吗？说这二三十年的领导人不懂治国，可能会被指认为狂妄，可看一看在他们治下的社会如前所述的乱象，还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富国强兵还有希望吗？中国还有反击侵略的资格吗？所以，认为经济上去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是误导，是短视。经济上去了是一把双刃剑，富裕会软化人的心志，强悍的八旗兵变成一群废物就是最好的例证，国富民富并不代表国强民强，如果意识形态不屈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不屈从于强国强兵的需要，而模仿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中国只能是一个看帝国主义眼色行事的弱国。不要相信右翼精英的忽悠，不要轻信他们所宣传的自由和民主，好莱坞的大片一直有他们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美国式的强国强军观——美国是不可战胜的，美国式的英雄是全世界男子汉的榜样。如果哪位洋导演把朝鲜战争中美国人被打败的狼狈相真实地反映在银幕上，看看它能不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