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磐 4 我们的大姨

我们家有一位大姨， 其实并不是我家的亲戚， 但是到了后来， 对我们而言， 她比真正的亲戚还要亲。 刚到鞍山的那几年， 父母亲工作非常忙， 完全无法照顾家事， 就请了大姨来家里帮忙做家务。 她是哪年来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 反正是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期， 记得周末从长托回家， 都是大姨帮我洗澡的， 直到上小学了， 才自己洗。 大姨的名字， 叫方秀珍， 是一个很普通的东北妇女的名字， 她的年龄与我的父母相仿， 来我家时应该还不到四十岁， 所以父母亲就让我们这几个孩子喊她大姨， 这一叫就是几十年。 其实在我们四川老家， 这是该叫孃孃的， 但是在东北， 没有这样的叫法。

大姨的老家， 辽宁海城， 在西南方向上， 离鞍山不远。 鞍钢的很多工人， 就住在海城， 每天坐通勤火车来回跑， 交通很方便。 听说， 大姨年轻的时候， 长得很清秀， 可是因为家里穷（雇农）， 同村一个姓杨的农民， 妻子死了， 大姨就被家里嫁给了老杨， 做续弦， 看样子老杨比大姨要大出二十岁也不止。 后来解放了， 农村搞土改， 老杨被订了个富农成分， 地也被分了， 在老家不想呆了， 就也到鞍山来了。 大姨在我们住的南北红楼， 给老杨找了个扫街的工作， 不太累， 有一些收入， 他就在红楼里的一个空房间里住了下来。 因为大姨管他叫老爷子， 我们也就跟着喊他老爷子， 他就笑呵呵地答应， 从来都不发脾气。 老爷子长得高大魁梧， 六十来岁了吧， 腰杆笔直， 站在那儿就像一棵大杨树。 长方脸， 浓眉大眼， 鼻梁挺直， 只是有几颗淡淡的麻子， 并不显眼， 他年轻时应当是个帅小伙儿。 老爷子每天早早儿就起来了， 把几层楼的楼道， 大门厅， 和外面的街道， 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瞧着很舒服。 大姨自己没孩子， 但是她经常拿自己的工资去资助老杨前妻的孩子， 甚至还一手包办了老杨孙子上大学的每月费用， 这是后话了。

在家里， 大姨把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这些事全包了， 非常麻利。 她年幼时曾经被裹过小脚， 后来又放开了，就有了一双不大也不小的解放脚， 还是穿普通的鞋， 走路也看不出来， 略有些外八字。 只有在她洗脚的时候， 才能看到， 那脚的骨骼是变了形的。 我问她走路时脚疼不疼， 她说走远路会疼。 还说， 当初裹脚的时候， 那可是钻心地疼。 我问为什么要裹脚， 她说， 那年头大姑娘不裹脚嫁不出去， 甩着两个大脚片子， 多难看。 我就纳闷， 觉得天生的大脚才好看啊， 搞不懂。 她又说， 只有在旗的女人， 才不用裹脚， 也听得我稀里糊涂。 过了好久我才弄明白， 在旗， 是指的旗人， 也就是满族人。 东北是满清的发祥地， 旗人是有特权的， 旗籍女子不需要裹脚， 也没人敢说她们大脚片子难看。 我的母亲和众多的孃孃们， 都是天足， 可见早年四川也是风气开化比较早的地区了。

大姨爱说话， 经常跟我们唠叨些事情， 我们就听到她好多奇谈怪论。 比如， 她告诉我们， 地主富农， 大都是勤快能干， 才能发家的。 有些贫雇农， 是天生的懒蛋， 那就永远是受穷的命。 其实东家对扛活的人还是挺好的， 尤其是到了抢收的时候， 都是馒头大肉， 送到地里给大伙吃， 吃得饱饱地， 不然谁还有劲儿干活呢。 我听了这些话， 虽然觉得有点儿怪， 却也好像有些道理， 父母也听到了， 什么都不说。 大姨是典型的东北人， 说起话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还经常带着顺口溜（怪不得后来东北出了个赵本山呢）。 说到东北的胡子（就是土匪）， 说他们是“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飞机拉粑粑”， 就是说怕飞机扔炸弹。 看来当年东北的土匪挺多， 张大帅对付土匪也还是挺有办法的， 可能因为他自己就是土匪出身吧。 还有， “共产党的会， 国民党的税。” 也是大姨常挂在嘴上的顺口溜， 不过我们这些小毛孩子， 对这个没体会。

其实大姨平时说话还是挺有分寸的， 真正太出格的话， 从来不说， 但是她心里绝对是有是非观念的。 母亲医院里有两位年轻医生， 卓医生和韩医生， 这两位大夫叔叔以前经常来家里做客吃饭， 和父母很谈得来， 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都跟他们挺熟悉。 1957年反右， 两位年轻医生都被打成了右派， 后来就再也没见到他们了。 大姨悄悄地跟我们说：“多好的小伙子， 真可惜了了。” 后来听母亲说， 卓医生的父亲， 是四川著名的老中医， 于是卓医生就回四川从父学中医去了， 可能算是网开一面吧。 韩医生是上海人， 被打成右派之后， 不知所终。 父母亲都是在解放前有许多政治经历的过来人， 对共产党比较了解， 所以他们在反右时很谨慎， 不多讲什么话， 因而得以幸存， 他们在家里也不对我们孩子们讲解放前这些事。

大姨给我们做的饭， 基本上是东北饭， 但是却很好吃， 让我们百吃不厌。 后来她还向北红楼的邻居们和父母亲的同事们， 学了不少南方菜式， 使我们的口福又升了一级。 1958 年以前的市场供应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鞍钢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鞍山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 就是为鞍钢做好后勤支持， 所以肉蛋海鲜， 蔬菜水果， 供应都很充足， 大姨做起饭来， 就得心应手， 把我们养得胖胖的， 父母亲全身心投入工作， 也就免了后顾之忧。 当时我继续在实验小学读书， 大哥已经升入初中， 二哥转入新建立的钢都小学读书， 在胜利广场那边， 过了新台町还得再往前走。 因为离家有点远， 需要住校， 每礼拜只能回家一次， 所以中午就只有我一个人回家吃饭了。 于是， 大姨的午饭就做得很简单， 或者是蛋炒饭， 或者是肉松拌饭， 或者是虾皮拌饭， 再配些朝鲜人卖的狗宝咸菜， 就是一顿午饭， 我也吃得很舒服。

当时的东北，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还有一些朝鲜人， 日本人， 和白俄在东北居住， 沈阳哈尔滨最多， 在鞍山也有不少， 不过日本人后来都回国了。 在街上， 经常可以看见一些朝鲜妇女， 穿着长裙， 脚蹬前边翘起来的胶鞋， 头上顶着一个大坛子， 用一只手扶着， 时不时地用汉语悠长地吆喝一声：“狗宝……咸菜……。” 于是大姨就会拿一只小碗去买些回来。 狗宝咸菜很好吃， 看起来是用萝卜或芥菜切成细丝， 酱出来， 再撒些芝麻， 鲜咸脆而微辣， 很下饭。 我只是不懂， 为什么会给咸菜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我猜， 大概因为狗肉是朝鲜人的美食吧。 午饭虽然简单了， 大姨却并不清闲， 因为在我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家里添了一个小妹妹。 母亲工作忙， 奶水也不足， 所以大姨除了做家务之外， 还要照管妹妹的全部事情。 （我后来长大了， 成家之后也有了孩子， 才知道照顾一个婴儿有多么累人。）

说到白俄， 我的班上就有一个白俄同学， 名字叫郭尔盖之类的吧， 同学们却都管他叫锅盖， 他也不在乎， 大家在一起玩得挺好。 锅盖个子不高， 跟我差不多， 所以成了好朋友。 他一头金发， 蓝眼睛， 皮肤白里透红， 说一口典型的东北话， 当然在家里他是讲俄语的。 我去过他家里玩， 是在离北红楼不远的八卦沟， 那里算是鞍山的一个贫民区了， 环境有些脏乱， 不过他家里还很整洁， 我只记得他家养了一条大狼狗， 挺友好的， 别的就不记得了。 （关于吃饭的事， 我前几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这次就把它作为附录， 同时发出， 也节省些笔墨， 不至于重复叙事了。）

话又说回来， 东北人非常恨日本人， 朝鲜人， 和俄国人。 他们管日本人叫小鼻子， 管朝鲜人叫二鬼子， 管俄国人叫大鼻子。 这恨， 是有原因的。 老百姓不懂多少国家历史政治大事， 但是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却是很清楚的。 九一八日本占了东北， 东北人成了亡国奴， 各种痛苦， 就不需要一一细说了， 只说， 大米白面不准吃， 只准吃配给的杂合面， 小孩子念书， 必须学日语， 这些， 上了年纪的东北人都记得。 至于朝鲜人， 他们在日占期间， 虽然是奴才， 地位却比中国人和汉奸高一等， 因为日本人用他们作爪牙， 来统治中国人。 这些朝鲜人的残酷暴虐， 比日本人还凶， 所以被叫做二鬼子。 苏联红军在二战末期打进东北以后， 一方面大肆抢掠， 所到之处， 工厂里的机器设备都被装车拉走。 另一方面， 军纪极坏， 大量中国妇女被苏军强奸， 所以知道这些事的东北人也对大鼻子恨之入骨。 解放后中苏友好， 官方对这些事提也不提了。

那时父亲在鞍钢炼铁厂工作， 母亲在鞍钢职工医院妇产科工作， 我没去过鞍钢厂区， 那是在铁西区的北部， 而我们家在铁东区。 鞍钢职工医院也在铁东区， 所以母亲带我去过她的医院， 有时去看病， 有时就是去玩。 其实我小时没生过什么大病， 也没住过院， 有个头疼脑热， 在家里吃点儿药就行了。 我们这几个孩子， 偶尔生了病需要打针， 也都是母亲在医院里开好了药（多半是盘尼西林之类的）， 带回来， 家里有注射器和针头， 以及听诊器， 都是母亲解放前行医时用过的。 大姨把注射器和针头用纱布包好， 放在一个小消毒盒子里面， 加水煮沸消毒， 然后就是那个生病的倒霉蛋儿挨针受苦的时候了。

不过， 我记得最清楚的， 反倒是去医院拔牙的事。 小孩子长大， 都要经过换牙的时期， 乳齿通常是会自己掉下来的， 人在这个时期， 总会被周围的小朋友讥笑， 豁牙子豁牙子， 尽管大家都先后当过豁牙子。 可是如果恒齿已经在往出长了， 乳齿还不掉， 会引起疼痛， 就得去医院拔牙， 我就有过这样一次经历。 坐在那个大椅子上， 牙科医生叔叔就一直跟我聊天瞎白呼， 过一会儿， 他跟我说， 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的牙吧。 我刚一张开嘴， 他抽冷子一下就把我那颗牙给揪出去了， 我都没看清楚是怎么拔掉的。 事后， 我还跟小朋友们吹牛来着， 说我去拔牙， 没打麻药， 也没哭。

母亲学的是西医， 后来也一直从事西医， 可是那时党号召中西医相结合， 于是她也学了一些中医的知识， 尤其是针灸方面的。 不过她对中医的号脉， 一直不得要领。 事实上， 一些庸医的号脉， 给母亲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听母亲说， 经常有病人找她看病时， 说自己怀孕了。 可是经过正规的妇科检查， 发现这病人并没有怀孕， 但是病人却坚持说自己就是怀孕了， 而且还是某某著名中医号脉号出来的。 这往往需要母亲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给这些病人解释科学的检查应当是怎样的， 如果误诊会引起什么后果。 实际上， 有些真正严重的疾病是被这些庸医给耽误了， 幸好有很多像母亲这样， 有知识有经验有医德的医生们， 尽心尽力地为患者服务， 真是挽救了不少病人的生命和健康。 那时家里的电话经常在深夜里响起来， 有时是炼铁厂的生产问题需要父亲处理，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医院里有急诊， 几分钟后就会有急救车来家里把母亲接到医院， 去救治紧急的重症病人。 如果是大手术， 那就可能要做七八个小时才能下手术台。 后来母亲患有比较严重的失眠， 也是和这样繁重的工作有关的。 鞍钢的职工有十几二十万人， 加上家属那就要翻倍了， 由此可以想见病人会有多少， 想到这里， 我真心钦佩像母亲这样的医生们。

说到这里， 好像应当介绍一下鞍山的居民区了。 当时的鞍山市有四个区， 那就是铁东区， 铁西区， 对炉山区， 和立山区。 鞍钢的厂区主要分布在铁西区的东北部， 其中也有一些居住区。 铁西区终年烟熏火燎， 空气质量很差。 铁东区是平均档次比较高的居民区， 和办公区。 对炉山区是日占时期建起来的居民区， 主要居民是那时的工人们。 立山区建成的日期要更晚些， 也是工人和市民的居住区， 这是我当年在市区步行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从立山再往东北方向过去， 就是灵山和首山了， 那些地方我从来也没去过。 我们常去的地方是烈士山， 可以走着去， 因为那一带是市中心， 热闹也好玩。 当然也可以坐摩电车（老式有轨电车）， 五分钱， 想坐多远坐多远。 如果走着去， 就会路过一个地方， 叫做老台町。

在普通鞍山人的心里， 这老台町是个挺神秘的去处， 值得单独说一说。 老台町是一片住宅区， 当初的名字里并没有那个老字， 就叫台町， 只是因为后来在胜利路边上又修了一片住宅， 称为新台町， 给中层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住， 于是原来的台町就被称为老台町了。 老台町为什么神秘？ 原因在于， 那里有卫兵守着大门， 寻常人等是进不去的， 我们这帮孩子们从那儿路过， 也只能透过铁栅栏往里瞧瞧罢了。 老台町里面的房子都是一栋栋独立的日式小洋楼，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有的还带游泳池， 一栋小洋楼只住一家人。 闹明白了吧， 这老台町是当时鞍山最高档的住宅区， 有资格在这里住的， 有两类人， 一类是鞍钢及鞍山市的高级党政军领导， 另一类就是苏联专家的头儿， 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住在东山公寓的， 那地方好像我没去过， 所以没有印象。 鞍钢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最大的钢铁基地， 公司的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是副部级干部， 甚至部级。 而鞍山的市长和市委书记， 要低一个档次， 属于司局级（或者叫地级）。 所以鞍钢总经理要比鞍山市长更牛， 但是， 无论如何， 他们都算是鞍山这个山头的老大， 所以都有资格住老台町， 这个， 普通老百姓都服气， 谁让人家当年拎着脑袋干革命呢。

至于苏联专家的头儿们， 那当然也有资格住老台町。 人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辛辛苦苦帮着兄弟伙建设新中国， 咱们是应该好好款待人家， 住个老台町是起码的啦， 此外还得配齐小轿车， 司机， 翻译， 厨师一干人等， 厨师还要会做中餐兼西餐， 如果有家眷子女， 可能还得配保育员， 总之不能委屈苏联老大哥就是了。 前面说过， 东北人恨大鼻子， 不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风水转了， 俄国大鼻子现在是兄弟朋友老大哥， 领袖导师指路人， 跟1945年不一样了。 那时是带枪的丘八， 奸淫抢掠什么都干， 现在是肚子里有货的专家工程师， 确实是帮咱们盖大工厂来了。 当年是抢走了无数日式机器设备， 现在是运进来新设备， 传授新技术， 中国那几年确实收益不少。 不管怎么说， 这可能也算是出血本打了一场抗美援朝之后， 得到的一些报偿吧。

当时广播电台里天天播中苏友好的歌曲， “莫斯科娃北京， 莫斯科娃北京”， 那旋律我到现在都还能哼出来。 老百姓跟着政府走， 也向苏联学习了， 不过草民实在， 想的大多是怎么整齐全那三大件，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鞍钢的工人有钱， 尤其是七八级以上的老师傅， 戴手表讲究戴大英格大罗马， 还有戴欧米伽的。 骑车起码得飞鸽永久， 还有骑凤头的。 缝纫机买不到进口的， 那就上海飞人吧。 反正那几年老百姓生活还算滋润， 也才有心情追求这些享受。 不过工人们心里还是有数的， 知道这三大件比起苏联老大哥来， 仍然差得太远， 可能得一直等到共产主义实现那天， 才追得上。 东北人爱说顺口溜， 那时鞍山人给苏联老大哥编的顺口溜也不少， 我只能记得住一点点儿。 其中之一是这样说的：“苏联老大哥， 挣钱挣得多， 戴着罗马表， 坐的小汽车。 苏联老大嫂， 挣钱挣得少， 穿的布拉吉， 戴着小坤表。” 苏联老大哥， 人们还都有机会见， 至于苏联老大嫂到底长什么样儿， 我还真没见过， 只听人们说， 都又高又胖， 是吃黄油果酱大列巴吃出来的。

日历翻到1958年， 我们家要搬家了， 从铁东区东山街北红楼搬到对炉山区和平路。 北红楼的住户是工程师， 对炉山的住户是工人。 为什么要搬家， 我们那时不知道， 后来才听说， 一个原因是对炉山离鞍钢厂区近， 我父亲那时在鞍钢炼铁厂当副厂长， 上班可以近许多。 另一个原因， 是党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样做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和优点， 云云， 我不太懂。 对炉山这边的房子， 也是三层楼， 外墙是灰色的水泥， 屋顶是个大平台， 可以从楼梯上去玩。 我家住二楼， 面积却小了很多， 只有两间屋子， 一个厕所， 外加一个小厨房。 水泥地， 没有地板， 窗户是铁框子， 只有一层玻璃。 做饭虽然有煤气， 取暖的暖气却没有， 整个冬天都得烧火炉取暖。

后来冬天实在冷得不行， 父亲只好请厂里的木工师傅， 在铁窗户里面又加了一层木窗格， 中间的格子镶玻璃， 有折页， 可以打开。 两侧的格子是固定的， 可能因为镶玻璃太贵或者太麻烦吧， 就都糊窗纸， 用的窗户纸是白色的， 很薄， 不透明， 但是可以被光线照亮， 看到窗户纸变白了， 就知道天亮了。 加了这层木窗户之后， 屋里才暖和些， 不过后半夜炉火熄灭之后还是冷， 早晨总是非常不愿意从被窝里爬出来。

跟着大姨糊窗户纸， 大姨又给我们说了段顺口溜：“关东山， 三大宝， 人参貂皮乌拉靰鞡草。” “关东山， 三大怪， 窗户纸， 糊在外， 生下小孩吊起来， 十八岁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这三大宝， 人们差不多都知道了， 不用我多说。 这三大怪， 可能需要再解释一下。 窗户纸糊在外， 是为了让冬天的落雪不要积满了窗框， 也免得化雪时把窗纸打湿， 能够保持一年。 每年的秋天， 都要把旧窗纸揭掉， 再糊上新的。 生下小孩吊起来， 那是用一个摇篮吊在房梁下面， 这样母亲做活儿时， 偶尔过来推一把就算是哄孩子了， 孩子就不哭（除非饿了或尿了）。 不是说真把孩子吊起来， 那样不就成了吊死鬼了吗。 十八岁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这可是真的， 我都看见过。 不过这是说的抽旱烟， 不是抽大烟， 解放后没有公开抽大烟的了。 所谓“大烟袋”， 是指烟袋杆儿特别长。 有多长？ 长到你得把胳膊伸直了， 才能点着那个烟袋锅子。 早年东北人抽旱烟成风， 所以大姑娘抽烟是寻常事。 据说有钱人家的老爷， 那烟袋杆儿足有三尺长， 自己不点烟， 全靠仆人点， 这是题外话了。 前些年看过电视剧《大宅门》的， 一定知道那活土匪七爷白景琦是怎么点烟的。 总之， 这三大怪， 想来关里是没有的了。

父母亲住一间屋子， 摆的是一张大床， 一个办公桌， 还有书架， 冬天也要生一个火炉子。 我们这些人， 大姨， 大哥， 二哥， 我， 弟弟， 妹妹， 住另一间屋子。 屋里就是一铺大通炕， 木板搭的， 从窗户一直到墙， 大姨和妹妹睡最里边， 至于谁靠窗户睡， 我却忘记了。 冬天就把火炉搭在炕边， 靠近火炉的， 就会觉得烤脑袋， 离火炉远的， 就会觉得冷。 在对炉山住了两年， 知道工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了。

对炉山区的生活条件也不如铁东区， 住北红楼时， 家里离鞍山最大的菜市场， 圈楼， 不远， 步行十来分钟的路， 到那什么都买得到。 对炉山就不行了， 那里只有个小副食店， 当时叫做合作社， 卖一些蔬菜肉蛋， 种类也不齐全。 于是， 冬天到来之前， 家里就买了一口大缸， 渍酸菜用， 这就是冬天的主要蔬菜了， 虽然合作社里能买到一些别的菜， 青萝卜， 胡萝卜， 疙瘩白（东北人这样称呼园白菜）什么的， 至于应时的细菜就很难见到了。 大姨是渍酸菜的专家， 我们后来渍酸菜的本领， 都是从大姨那里学来的。 大白菜买回来， 先摆在外面晒两天， 去去水气。 然后搬回来， 一棵一棵地把顶端的叶子打掉， 主要留菜帮子和菜心， 因为那叶子很容易烂掉。 然后烧一大锅水， 把每棵白菜下锅里烫一下， 再用凉水镇了， 一棵一棵地码到大缸里， 码满了之后， 续满凉水， 找一块大石头压在顶上， 盖上盖帘， 再过些日子， 就可以吃酸菜了。 大姨做的酸菜白肉粉条， 那也是确实好吃！ 要知道， 她要把每片酸菜帮子， 都片成三四层， 再切成细丝， 五花肉切薄片， 和宽宽的粉条一起， 慢慢地炖， 那能不好吃吗。

 

随想录：

大姨自己没有子女， 可是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一颗母亲的心， 她把我们五兄妹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样呵护。 大姨没有什么文化， 也不识字， 但是她有很多宝贵的知识是我们在外面学不到的， 这些知识在日后的生活中带给我们很多帮助， 终生获益匪浅。 大姨不参加政治学习， 但是看人精准， 处事公正， 她瞧不起共产党的很多行为， 也瞧不起偷奸耍滑， 心口不一， 甚至坑人利己的家伙， 她的说法都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的老百姓里有无数像大姨这样的人， 这是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