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的故事—30. 痛心疾首

73年二月，我陪“梅”回南京生产， 第二胎。 第一个是女儿， 第二个是儿子，皆大喜欢。“梅”高兴地对我说：“全了！ 全了！我就要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不再生了！”

她妈妈也很兴奋， 跟着我们忙前忙后。那个苏北阿姨， 他们家的佣人，买了好多鸡蛋， 给“梅”在月子里补身子。儿子出世比女儿壮些， 胃口也大些， 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 我也忙着照顾“梅”， 同时好奇地看着出生的儿子， 扭动的一双小脚。轻轻的戳一下他的脚心，小脚就往上一缩。 女儿才2岁， 更是要我抱着她新奇地看着弟弟。

一个新生儿的降生， 给家庭带来了喜庆。 奇怪的是“梅”的父亲并没有像得个外孙女那样高兴，看上去他闷闷不乐， 很少说话， 常常坐在沙发中沉思， 一坐就是半天。 开始大家都忙着我儿子出世， 没有注意到他。 有一天， 我和岳父一起去南京军区总院洗澡， 走到半路， 他特然站住， 叫我看一下， 是否嘴唇有点紫绀？我当时临床也没用什么经验， 我说好像有一点， 我问岳父是否感到心脏不适。 他说：“是， 最近感到有点不舒服。”我说：“请杨主任来看看吧。” 杨主任是总院心血管科主任。 下午，丈母娘打了个电话给杨主任， 请他来家看看我岳父的心脏是否有问题。杨主任下班后来做了简单的检查。 他认为心脏没有什么大问题， 要我岳父放心。 希望他思想上不要有什么负担， 在家好好休息。然后， 开了点药给我岳父。

没过几天，“梅” 对我说：“爸爸想找你谈谈。” 我记得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气氛有点沉闷。 丈人坐在沙发上， 我就坐在他对面。 谈话是在沉闷的气氛中开始，他谈到文革后期， 南京军区后勤部将他从临床调到科研所当付所长不能理解。他对我说：“我是个热带病专家，是个医生，应该在临床第一线， 面对病人， 治疗病人。 我一辈子在临床上做出的贡献， 众所周知的。 从雅司病， 黑热病，虐疟，血吸虫病， 到丝虫病， 在广泛的热带病领域贡献了我的毕生精力，如果离开临床工作， 我将一事无成。  其次， 科研所的经费有限， 科研所没有真正的科研项目， 实际上无所事事。” 在热带病领域忙碌了一辈子， 要他闲着， 最最难受， 他感到不能适应。

当时我不理解他真实的处境，也不了解他是否有病，只能从大道理上给他疏通。

我说：“回顾您的一身，虽然您主要工作面对临床， 但是，不可否认， 在热带病临床的科研中颇有建树。 您在军中几次立功， 包括一次一等功（《丝虫病》著作的发表）， 都带有大量的科研成分。可能考虑您是南京军区总院科研的领军人物，才把您调到科研所任付所长的。 再有，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有很多“不理解”， “不适应”，从不理解， 不适应到理解， 适应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退一步海阔天空！ 您已经在热带病的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在您年事已高（那时他59岁），不能再像年轻时一样战斗在第一线，换个工作也挺好。 另外， 如果您感到有较多的空余时间， 是否可以考虑《丝虫病》的再版工作， 这要花费您好多时间。”

我没有料到这句话却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异常痛苦地对我说： “你不是外人， 我坦率的告诉你， 现在我连热带病学的文献都看不懂， 如何能再版《丝虫病》？” 这使我大吃一惊， 文献看不懂？ 竟出于一位全国顶尖的热带病专家之口。

直到十年之后， 我读完了研究生课程， 我才了解他说的话千真万确！ 60, 70年代，当时中国在搞农村四清， 四不清运动，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科学仃迟不前；而西方在这段时间内科学却突飞猛进，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到70年代初期， 分子生物学已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 深入到各个领域， 包括热带病。大多论文都用分子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热带病的发生，发展，预防， 治疗， 尤其是一些基础科研， 更是大量应用分子生物学的知识。 我丈人毕业于上世纪30年代， 没有学过分子生物学，对于什么是DNA结构， 启动子如何调节基因表达等等当然不清楚。读不懂文献， 不是他的错， 是那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几代人。知识分子被叫作“臭老九”，要打翻在地， 还要踩上一只脚。 学校，图书馆都关闭，知识被扔进了垃圾桶，知识分子只能靠边站， 许多人德高望重的权威知识分子扫厕所， 进牛棚。 我岳父本人也下过乡， 劳动改造过。 当时中国的科学界和世界科学界在知识的领域是脱节的，文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让中国的科技倒退二十年。

我很心痛，这次整整一个下午的谈话没有解决他的心病，我缺乏临床经验，没有注意到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当时国内医疗水平低下，医生对于抑郁症本身重视不够， 或理解不深。 虽然丈人多次就医， 医生只是告诉他有轻度精神症状，也没用使用任何药物治疗，最后导致他轻生！

那是惨痛的一天， 我岳父上午10点出去， 他说去科研所。 岳母等他中午吃饭，12点， 1点，他没有回来。 我岳母感觉不对， 到科研所找人，没找到人，岳母就向科研所领导反映情况。 科研所领导十分重视， 派出许多军人到各处寻找。 最后， 下午3点， 在总院原来他专用的实验室里找到， 他躺在地上，昏迷，身上盖着白大衣， 傍边一只DDVP（敌敌畏）空瓶。。。。。。

敌敌畏是一种强力的杀虫剂， 可杀多种昆虫， 包括蚊虫。 他研究敌敌畏几十年，因为蚊虫是传播虐疟和丝虫病的媒介。 他对敌敌畏的杀虫效果和它的毒性了解十分清楚。 此药对人畜有毒，口服中毒者潜伏期短，发病快，病情严重，常见有昏迷，口服者消化道刺激症状明显， 严重者致死。发现之后， 被急急送往急症病房， 立即洗胃。总院领导做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可是，他服用量过大， 耽误时间太长，抢救一天一夜终于没有成功。

一代英才，与世长辞！

来美国之后， 接触到多个抑郁症患者。 后来“梅”也患有抑郁症， 我清楚， 当时如果诊断明确，正确使用药物治疗， 可以避免惨痛的后果。

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自杀，那时的中国不会去追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常常套上一顶帽子叫“畏罪自杀”。 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到哪里去申冤？尽管我丈人没有反对党的政策， 也没有任何不满文革的言论，何罪之有？但是南京军区总院对他的处理是不公的，不开追悼会， 摘下了他的领章， 帽徽， 等于开除军籍。

那是文革的后期，天上仍然是乌云密布，见不到一丝阳光，无处伸冤， 全家只能默默忍受。

五年后， 由“梅”主动提出申请为她父亲平反，结果恢复了他的军籍、恢复了他的荣誉， 确定他在部队的功绩，重新开追悼会。 现在， 他的相片贴在总院的走廊上，作为少数有功绩的军人， 让人纪念和瞻望。 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