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诉哈佛案庭审前夕回顾19年前华人维权漂亮的一仗

2003年秋天，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计划大规模改造越莱茵河地区（Over-the-Rhine，通常缩写为OTR）的一条主商业街。当时的一个市议员约翰·克兰利（John Cranley）希望能参照田納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著名的比尔街娱乐区（Beale Street）来打造这条商业街。（比尔街两旁的蓝调俱乐部和餐馆很有名，是孟非斯的主要旅游景点，节假日和户外音乐会经常吸引大量人潮。下图为比尔街一景。（图源：维基百科。））

克兰利邀请了比尔街娱乐区的主要建筑设计师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到辛辛那提来。克兰利和当时的市长查理·卢肯（Charlie Luken）的想法是，也许能够以10万美元咨询费的代价请埃尔金顿将越莱茵河的主街也改造成娱乐区。

结果就发生了埃尔金顿看似“祸从口出”的辱华事件，而当地华人迅速组织起来的维权，让美国中西部这样一个少有华人的地方见识了华人的智慧和力量。

No Chinese Allowed

被邀请到越莱茵河考察的埃尔金顿参加了当地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在一个商业午餐会上，他向与会者介绍做娱乐性商业街的成功经验时说道，做商业街开发的第二条规则是：“永远不要租给中国餐馆”。

几乎所有人都被埃尔金顿这样极具侮辱性的语言震惊到，以至于没有人记得他的第一条规则是什么了。但没有人对此说什么。如果不是当地报纸CityBeat开始采访OTR主街的商人和居民，了解他们对请一个外地专家来拯救他们的街道有什么看法，这件事也许就过去了。

但是，CityBeat抓住了这个敏感话题，并采访了埃尔金顿，要求他解释他第二条规则的意思。埃尔金顿试图说这只是个玩笑，但他又补充道：“我只是把它作为一项规则。中国商人是讨价还价者（hagglers）。他们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

CityBeat以“No Chinese Allowed”（中国人不得进入）为标题对此事做了报道。

许多主街的商家对该报道很有意见，因为排版的效果是他们和埃尔金顿的合影与“中国人不得进入”这样的标题紧挨在一起，这让他们不高兴。他们说，他们不是那么偏执的人。

华人的反应当然就很激烈了。拥有三家中餐馆的当地女商人和活动家芭芭拉·秦（Barbara Chin）直接禁止埃尔金顿在她的店内用餐。而这只是抗议的开始。

辛辛那提的华人展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地说出第一个读到这个报道的华人是谁了。但我们知道的是，那个人没有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滑过去，而是把信息传递给了第二个、第三个华人。这第二个、第三个华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这件事情在华人中文学校和教会组织等地方传开了，也慢慢地发酵成一个爆炸性事件。

华人们非常气愤，并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一定要抗议。虽然还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他们很快就成立了“（辛辛那提）美国华人理事会”（Chinese American Council，简称CAC），一个由七、八个小型华人组织联合形成的临时组织，专门负责这件事情的抗议活动。

CAC成员之一徐晓洁（Xiaojie Zavon）的老公是个美国白人，他不仅熟悉这类美国政治运作，而且他个人还有法律背景。他给出了很多点子，如必须要求市政厅举行听证等。他还帮助起草了一些文件，包括下图所示一封给市长、副市长和所有市议员的信。

CAC在信中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华人移民是这个社会中努力工作和守法的纳税人，他们是辛辛那提丰富多元文化结构的贡献者。对华人任何形式的语言或行为歧视都是不能容忍的。该信中还有一个带示威性质的承诺：会有大量华人去参加那个市政厅听证会。

2003年时的辛辛那提华人真的不多，根据CityBeat的报道，辛辛那提市总共也就500左右华人。至于大辛辛那提地区的华人人口数，徐晓洁的估计是应该有几千。（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当时辛辛那提的亚裔人口为4760左右，但没有亚裔细分数据。）

CAC成员和很多热心的华人决心要向外界展示华人的团结和力量。大家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系每一个华人，特别是做房地产中介的徐晓洁和现已过世的Harvie Chang，打了很多电话。年纪大的华人，只要有能力走出家门的都被动员来了，CAC还为没车或自己不会开车的人提供接送服务，方便他们去听证会。

听证那天，没有工作的人几乎都去了。有工作的人，也利用午餐时间去捧场。最后大概有300华人出席了听证会。

华人的三个诉求全部得到满足

华人的这次抗议活动集中在三个诉求上：约翰·埃尔金顿必须对华人社区道歉；市政府不能雇埃尔金顿做OTR主商业街的改建；以后该市在中国新年期间搞中国文化周活动。

埃尔金顿的道歉主要是由80-20促进会（80-20 Initiative）的主席吴仙标（Shien Biau Woo）处理的。吴仙标威胁埃尔金顿说，除非他道歉，否则就把这件事告知80-20促进会全国的成员。他强迫埃尔金顿两易其道歉稿，直到他听起来真正有悔意，不再把责任推给报道该事件的CityBeat。埃尔金顿后来在没有得到吴仙标或CAC认可的情况下就公布了第三稿道歉信。

80-20促进会主席吴仙标。（图源：80-20促进会网站。）

（80-20促进会的正式名称为80-20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号称无党派的政治组织。该组织的行动宗旨是联合亚裔美国人中至少80%的选民，统一投票，让人数有限的亚裔选票也有一定影响力，让候选人不得不重视亚裔的权益或诉求。）

那个听证会也是出奇的成功。不仅华人人数众多，特别有意义的是，CAC还联系到了犹太人、黑人组织以及一个欧洲商会派代表一起来参加听证会并上去发言。

最后，华人的三个诉求全部得到了满足。

为什么要讲一个19年前的故事？

这个华人维权事件已经过去19年了。为写此文，我采访当事人之一，也是CAC成员的王成功（Charleston Cheng-Kung Wang）律师时，他在我提出任何问题之前首先问了我一个问题：“事情过去那么久了，你为什么要为这件事采访我？”到底是律师，就是与众不同。我采访过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被这样反问。真的，为什么？

因为这个故事有意义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刻。

可以说这次华人的抗议活动，无论是抗议的理由还是方式都无可挑剔。华人抗议的是对任何族裔、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不是只把目光局限于自己一个族裔。再者，华人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联合了其他族裔的力量。

以“沉默”著称的华人在这次抗议活动中展现了一个“醒来的狮子”的形象，说震撼了辛辛那提一点也不过分。市议员吉姆·塔贝尔（Jim Tarbell）称这次听证会是他在议会工作的五年中看到的“会议厅中最不寻常的团结表现之一”。

不要以为华人要的只是人气。人数就是选票啊，那些政客都看在眼里。

王成功律师明确告诉我，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华人的要求不能止于埃尔金顿的道歉，而要从长远考虑。展示选票力量是一个，在那封信中提出钱的问题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时，最迷埃尔金顿的就是议员克兰利，而克兰利已经表现出了某天当选市长的潜力，那就有可能再把埃尔金顿请回来。所以，华人在信中特别强调政府不能乱花钱，而当时市民普遍反对大把撒钱请“外面人”来设计主商业街但改造，华人提出的这个观点很得人心。

因为疫情，同时也因为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这几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仇恨亚裔情绪高涨的困难时期。我们需要介绍这样的故事让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我们和所有美国人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对社会有索取，有贡献，也有诉求。我们有权力要求正常的生活，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不能接受的。

现在还是另外一个时间点：美国最高法院马上就要再次审理亚裔（主要是华裔）告哈佛案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法律诉讼。这也是一个反对歧视亚裔的案子。但我不得不说哈佛案与当年发生在OTR的华人维权，有很大的区别。正因为其区别，现在讲述这个19年前的故事才尤其有意义。

最有效最有意义的维权是维护所有人的权力，特别是弱势群体的

应该说美国历史上最成功，受惠最普遍，效果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维权运动就是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当时黑人是受迫害最严重的一个族裔，但绝不是唯一受害的族裔。黑人的维权追求的是所有人的平等，最后受惠的也的确是所有人，包括华人。

如果我们以大学招生的历史趋势来看的话，亚裔是早期Affirmative Action（平权法案，简称AA，或AA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但后来在亚裔的录取名额达到一定值后遇上了玻璃天花板，也就是说出现了对亚裔的歧视现象。这就是亚裔告哈佛案的主要起因。

问题是，哈佛案的原告不仅仅是反对对亚裔的歧视，还反对对弱势群体的照顾。这其实就是反AA了。该案原告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支持公平录取的学生）组织在其网站的首页声明中说：“一个学生的种族和族裔不应该成为损害或帮助该学生获得竞争性大学录取的因素。”（见下图。）

避免自己不被伤害的诉求合情合理。但不允许照顾其他弱势群体，吃相就非常难看了，更何况这是一个曾经以鲜血和生命为你争取来平等权利的群体。

而这就是哈佛案与OTR华人维权的区别。当然也是哈佛案与黑人的平权运动的区别。

其实，最有效最有意义的维权是维护所有人的权力，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因为帮助最弱的就是帮助所有人，水涨船高嘛！

黑人到底有没有还在被歧视

话说到这里，就又回归到一个问题：在平权法案已经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黑人到底有没有还在被歧视？

支持哈佛案的华人中有一种普遍的信念：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存在对黑人的歧视了。黑人的境遇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所以，对黑人的照顾已经没有理由了。

我只能说，这个社会对黑人的歧视真的是无处不在，问题是你肯不肯睁开眼睛。限于篇幅，本文对此话题只简单说几句。我们先看一看下面这张图。

该图来自于2013年的数据。图中显示，在某个月，白人与黑人中吸毒的比例分别为9.5%和10.5%。但同一时期，每10万个白人或黑人中因毒品被捕的人数分别为332和879，各为0.33%和0.88%。就是说，黑人吸毒的比例并不比白人多。但黑人更容易被抓。所谓黑人犯罪率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类似的原因远不止这一个。

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一个大活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跪死，如果不是有严重的歧视，可能发生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没有歧视的如何解释随后发生的遍及全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一种说法是，以族裔为标准的AA政策已经过时了，以经济层次为标准才公平。这话有一定道理。不少时候藤校确实是照顾了来自中上产家庭的非裔孩子。但这只是说明藤校的工作太简单化，需要改进，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非裔社区依然承受的严重歧视。

族裔因素和经济因素可以同时考虑，不需要彼此排斥。事实上华裔家庭也有不少是挣扎在经济底层的，这些家庭的孩子也应该得到适当的扶助。

第一代移民是个特殊的群体，很难避免自身的偏见

我们对黑人的偏见极大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移民身份。我自己就走过一个不断提高认知的心路历程。

记得刚到美国时，我就是认为黑人的问题完全是自己的问题。我们手提两个箱子来到这里，不也是从什么都没有开始奋斗吗？短短几年就改变了状况，为什么黑人不能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呢？我还认为，在美国，无论多穷人家的孩子都获得了足够好的受教育条件。我心里说，如果给我这里黑人的受教育条件，我一定能上个好大学。

我当时不懂的是，我是在把不可比的两种情况做比较。第一，我们看上去是身无分文来到美国，却忽视了我们这一批人来美前都已经有了学士或硕士学位。第二，我们不能把自己已经成人的心智移到土生土长的黑人身上。如果是出生于美国一个贫困的黑人家庭，我真的还会是现在的我吗？真的一定能够上个好大学吗？我们不能无视生长环境的作用啊。

至于那些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是看不起黑人的华人，真的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们说移民与土生土长的人的情况不可比，但同是移民，是不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可比性呢？如果是的话，华人移民真的不比黑人移民更成功啊！我们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人家？对了，听说过一群黑人女性数学家对美国原子弹的研发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吗？

黑人、犹太人都有帮人就是帮己的智慧

埃尔金顿说中国商人是讨价还价者。现在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资料证明埃尔金顿后来是怎么改口的，但据当时参与CAC组织的徐晓洁回忆，他后来承认更合适的词应该是精明（shrewd）。

讨价还价也好，精明也好，其实犹太人与华人蛮像的。

犹太人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二战前的犹太人并不关心政治和他人，甚至不关心自己族裔的人，也不团结。可以说，他们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只知道赚钱。当居住德国的犹太人惨遭迫害时，几乎没有其他犹太人伸出援手。

二战后，经历了惨绝人寰的灭族之灾的犹太人真正学了一堂课，他们紧紧地抱成团，把世界上任何地方犹太人的事情都看成自己的事情，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全力以赴。

但犹太人最让人敬佩的是学会了政治上的大智慧：他们不仅自己团结，还努力去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团结的方式是努力为其他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五、六十年代黑人争取民权时，不少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其中绝大部分，尤其是冲在最前面的，是犹太人，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

川普上任后推出“禁穆令”时，犹太人立即主动喊出了“今天我们都是穆斯林！”的口号。疫情期间，华人社区受到严重暴力威胁后，有人感慨道，最先收到的表示支持的电子邮件来自犹太人组织。

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在陈果仁被害事件的一个抗议活动中讲话。（PBS大型五集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截屏。）

黑人也是如此。19年前OTR华人抗议埃尔金顿的辱华规则时，犹太人和黑人组织都派出代表去参加市听证会并发言。80年代时失业的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人泄愤于廉价的日本汽车，被误认为日本人的华人陈果仁（Vincent Chin）因种族仇恨被害，而两个白人凶手居然不需要服一天刑。各个族裔的人都站出来加入了华人的抗议活动，包括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

华人怎样才是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

经常听见对华人是否真正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辩论。是啊，怎样才算是真正融入了呢？是以收入高低为标准，还是以谋生手段为标准？或者是衣着、饮食习惯？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说实话，我以前没有对这个问题想过太多。我们这批人，在美国读书拿了学位，又正正经经地在“美国人”公司里谋职，似乎从来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融入了美国主流。反倒是码字写此文时，忽然对自己以前的“想当然”有了疑问。

真的，凭什么就认为我们融入了主流社会呢？思考之际，我有了一个顿悟：接受并实践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就是真正融入美国社会了吧！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所有的移民都在以自己独特的移民特质丰富社会。我们不需要去掉自己的移民特色，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因为这才是立国之本。我们必须尊重这个国家的制度，尊重民主自由，尊重平等权利。当然也包括尊重AA法案。

所以，华人也应该学会这样的政治智慧：维护所有人的权利，才是最有效地保护自己权利的手段。帮人就是帮己的道理，在这里应该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所以，反对AA，反对以族裔照顾来提携弱势群体，都不是明智之举。华人不缺聪明，缺的是智慧。千万不能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

2021年4月，在美国仇恨亚裔暴力事件不断增加的时候，王成功律师在CityBeat上发表观点文章（上图），呼吁要听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忠告，对种族歧视的暴力行为不能保持沉默。文章的副标题是：“作为今天的亚裔美国人，美国先知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的心中占据了一个神圣的位置。”

王律师文章中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我这个亚裔美国人来说，金博士的话在我的灵魂中产生了共鸣。”这就是完全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体现啊。

王律师也是身体力行这种价值观的。他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早在2001年就创办了WAIF的“亚裔美国人时间”这个广播节目并担任主持人，服务于华人社区。他至今已坚持20多年了。

不满足于一次维权成功，OTR华人社区继续成长

2003年，OTR的CAC作为一个临时组织成功地完成了维权使命。但当地华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长期组织来团结、保护华人和华人利益。

两年后的2005年，徐晓洁作为创办人之一，成立了大辛辛那提地区华人商会（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Chamber）。徐晓洁说，办这个商会的初衷就是为美国中西部与中国的商业合作提供一个桥梁，因为那时正好有极佳的商机。但她也是受到CAC组织的启发。用她本人的话说，这个商会也是2003年华人维权事件后反思的产物。

幸运的是，创建之初，这个华人商会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情援手，比如王成功律师就免费让商会利用他的一个办公室做事。这样的支持也促成了华人商会的快速发展。

商会也在初期就得到了华人和非华人商家的认可，很快就有了一定数量的会员，包括两个金牌会员，而且不同时期一直有不同机构给提供免费办公室。

商会办得很成功，不仅为中美商家提供了商机，而且成为了美国中西部有名的“中国专家”——凡是与中国或华人有关的事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去该商会问一问。当然，这个商会也成了当地华人的一个中心。

（大辛辛那提地区华人商会网站截屏。）

大辛辛那提地区华人商会近期部分活动目录。

因为众多个人和组织的支持，华人商会一直享受着免费的办公场所，直到2010年才正式租了自己的办公室。2013年，一直义务贡献的徐晓洁退位商会主席，交给后来者一个有相当的资金和人脉积累的商会。现在大辛辛那提地区华人商会不仅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还有了固定的领薪全职员工。

2003年力主让埃尔金顿设计OTR主商业街改建计划的市议员克兰利后来当选为辛辛那提市市长。他还真的尝试请回埃尔金顿，但没有成功。可见他不把埃尔金顿的辱华言论当回事。

辛辛那提的新市长Aftab Pureval。（图源：维基百科。）

王成功律师告诉我，现在当地华人在中国年期间都会搞活动，每次都邀请克兰利市长参加，但他从来不露面。2021年，印度裔的Aftab Pureval当选了市长。2022年的中国年庆祝活动期间，他欣然接受华人的邀请，一起庆祝中国年。

对辛辛那提的华人社区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开端。

参考资料

https://www.citybeat.com/news/cover-story-main-street-gets-the-business-12177823

https://www.citybeat.com/news/commentary-as-dr-king-said-its-time-to-break-silence-and-speak-out-against-racism-hate-12266309

https://www.wangnews.net/aa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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