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弭是哈佛的成功还是失败？又是华裔的成功还是失败？

昨天（11月16日），新当选波士顿市长的华裔女子吴弭在波士顿市政府大楼5楼的会议厅宣誓就职，成为波士顿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和少数族裔市长。

吴弭（Michelle Wu）成功当选后，华人社区反应极其热烈。一个平时没多少阅读的小公众号，因为大选之夜抢发了一篇吴弭胜选的快讯，获得7.9万的阅读。该号之前介绍吴弭的一篇文章的阅读也由当时的6、7千暴增至4.8万。可见很多华人是支持吴弭的，对她当选是欣喜的。

但华人圈中很快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有相当多的人不以吴弭为荣，甚至还颇有谴责。这当然是因为不认可吴弭的竞选纲领，比如她支持BLM（黑人的命也是命），比如她提出对警察要问责和监督，等等。

吴弭本是华人教育的典范。她学业上是学霸，课余活动和爱好也不落人后，包括钢琴。该学的都学了，该优秀的都优秀了，典型的华人教育。特别是她大学和法学院还都上了顶尖的哈佛——多少华人家长的梦寐以求。但是在不认可她的华人看来，她支持提携弱势群体，不背书择优录取的原则，就是抛弃了华人的教育观和价值观，自然也就背叛了华人的利益。

应该说，华人的两种反应体现的是价值观的分歧。形成不同价值观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如果聚焦于教育观的话，如何看待个人努力的作用应该是最关键的分歧点。

 

华人普遍认为自己的成功来自于个人努力，却忘记了大环境的作用

亚裔在美国一度有模范族裔之称。华人也为自己民族的勤奋、好学和节俭而自豪。而华人的重视教育，更被认为是经济上翻身的法宝。

也难怪，我们都是拎着两个箱子，怀揣几十美金来美国闯天下的。刚来时谁不是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所以，都把自己想象成处于社会底层。等完成学业有了正经工作后，一步迈入中产。几年时间完成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怎么能不自豪！

只是，这样的认知说明了我们根本不懂得，已经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我们，哪怕在最穷的时候也离底层很远。当然，这样的认知也是源于历史知识的缺乏，不了解华人在美国的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不了解大环境的作用。

几年前《华盛顿邮报》一篇“亚裔美国人成功的真正秘诀不是教育”（The real secret to Asian American success was not education）的文章道出了亚裔成为模仿族裔的真相。该文引用了两个研究，说明亚裔在美国能够快速成长是得益于社会公正的进步，得益于少数族裔不再受歧视，至少是不再有太明显的歧视。

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纳撒尼尔·希尔格（Nathaniel Hilger）利用美国历史上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在加州出生的人为样本，将亚裔与白人、黑人的成长做比较，于2016年发表了这样的发现：

1）194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是加州出生，同等学历的男子，亚裔并不比黑人挣得多，比白人则要少很多；但到了1970，同等学历的亚裔与白人收入已相差无几；待到1980，亚裔的收入居然比同等学历的白人高了。

2）亚裔确实是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大力投资。但教育投资获得的回报不足以解释亚裔收入的巨大变化，至少在1980时还没有体现出教育的回报。相对应的，整个社会对亚裔态度的改观才能够说明问题。最好的例子是亚裔所有阶层的收入都在逐渐增长，与学位无关。到1980时期，高中辍学的亚裔也与高中辍学的白人收入相当了。

上图分别是1940和1980时期劳动市场报酬的情况。圆点蓝线代表白人，方块红线代表黑人，三角形绿线代表亚裔。横轴是受教育程度，纵轴是平均收入。图表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1940年，亚裔与黑人收入水平不相上下，都比白人低很多。而1980年，亚裔的收入与白人几乎相同。就是说，获得了同等待遇。

威廉玛丽学院的知名经济学家哈里特·奥卡特·杜利普（Harriet Orcutt Duleep）和杜克大学的塞斯·桑德斯（Seth Sanders）在2012年也有类似的发现：自20世纪的后半期，亚裔不仅是开始进入高收入的行业，而且在同类工作中越来越被平等对待了。杜利普和桑德斯的论文“亚裔美国人平权法案前后的经济状况”（The Economic Status ofAsian Americans Before and After the Civil Rights Act），也是利用国家人口统计局的数字，将在美出生的日本人，华人和菲律宾人的经济状况与本土出生的白人做比较。其总结是这样说的：

【与他们在今天劳动市场所处位置不同的是，美国出生的任何亚裔成员在1960年时，比相对应的白人少赚很多。我们试图确定1960年时亚裔与白人工资上那么大差异及后来差异消失的原因。我们发现，所有普遍认可的、看似理所当然的理由，比如择校的不同，是否参与就业，是否自己创业，是否从事农业生产，英语是否流利，是否从事与社会相对隔绝的活动，父母是不是第一代移民等，都或者是没有作用，或者是影响很小。我们的研究表明，1960年时反亚裔劳动市场的歧视，是造成工资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劳动市场对亚裔歧视的逐渐消失几乎是1960至1980工资差距逐渐缩小的唯一原因。】

下面列出两个杜利普和桑德斯这个研究的图表。第一个图表告诉我们，早在1960年，亚裔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就超过白人了。细分的话，在采样的几个族裔中（日裔，华裔和菲律宾裔），只有菲律宾裔的受教育程度低于白人。第二个图表显示，亚裔的受教育程度在1960至1980期间几乎没有变化。

就是说，如果没有平权运动，没有社会公正的进步，无论个人多努力，多优秀，我们在美国并不会得到公平的待遇。而且很可能，美国大学不会如此大量接受中国留学生，更不要说大量人拿奖学金了。对了，不要以为我们的先辈缺乏能力，缺乏教育。如上所示，早在60年代，华裔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就高于白人了。

一句话，不是说个人努力不重要，而是相对来说大环境的作用更大。否认个人努力不合理。否认大环境的作用不公平。

 

吴弭背叛了华人利益吗？

华人既然是今天比较公平的大环境的受益者，就也应该为打造更公平的大环境做贡献。事实上华人也都在为此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向有分歧。这也是吴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区别。

有一种说法，吴弭这样的左派，支持BLM，制定入学政策时，说是照顾少数族裔，却把也是少数的亚裔排除出了照顾的范围。可是，亚裔的成绩已经远高于平均水平了，比白人都高。看看亚裔申请大学的SAT或ACT分数就知道亚裔在教育方面绝对是优势群体，凭什么还要照顾呢？

另一种说法是，现在藤校的录取方式，亚裔被歧视了。这个我同意。事实上这也一直是我试图证明的。虽然亚裔在一流大学里学生的占比已经远超过了亚裔的人口比例，但这是因为亚裔确实有远远超出人口比例的优秀学子。按照现在的录取标准，有些亚裔孩子足够优秀，应该被录取，却被不公平地排除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种族歧视啊！

照顾弱势群体的AA（Affirmative Action，平权法案，指学校和公司照顾少数族裔的政策）应该是让被照顾的人取代原来正常录取时排在底部的人。而亚裔学生被排除的方式却是被从顶部去掉。我们需要反对的是这样借AA之名对顶部的歧视，而不是AA本身。

还有，亚裔中也有需要照顾的弱势。他们也应该得到AA的眷顾。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亚裔细分，实在是不可取的行为。我们的努力目标应该是，在照顾弱势亚裔的同时也不打压优势亚裔。

所以，为什么认为吴弭这样提倡照顾弱势群体的政治人物背叛了华人的利益呢？

几天前我读到一篇报道，说波士顿的居民就业政策要求在波士顿大型私人建筑项目和政府资助的建筑项目中，要为城市居民、妇女和有色人种提供最低份额的工作。2017年的最新版本政策要求亚裔、黑人和拉丁裔工人在上述范围的项目中至少获得40%的工作时间，以更好地反映出该市的人口组成。

建筑行业是一个收入相对较高的蓝领工作，但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排他的行业。长久以来，该行业一直被白人主导，包括亚裔在内的其他族裔难以进入，就是《平权法案》之后也是这样。因为这件事情上亚裔也被歧视了，所以，波士顿该政策将亚裔也作为被照顾的对象之一。该政策与吴弭无关。我只是想说明，亚裔也有处于弱势，需要照顾的时候。该照顾就应该争取福利。如果自己不够资格被照顾，也不要阻止照顾其他弱势群体。

 

黑人没有能像亚裔一样迅速发展是因为不够努力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只能简单粗暴地从各方面点一下。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平权法案》并没有让种族歧视一夜间消失，只是不再能够明目张胆地歧视了。无论是华人还是黑人都还在承受不同程度的歧视，但黑人所遭遇的歧视远远严重于华人的，当然就不可能像华人那样快速发展了。

希尔格教授也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指出了一个现象：二战后整个社会对华人和黑人的态度转变有所不同。

在1850年时期，报纸新闻对华人的描述不仅非常负面，而且还有这样的字句：这些华人是劳动阶层中的渣滓，“黑人身上的陋习他们都有，黑人的美德他们却一点也不具备”。但到了1960后，见诸于报端的往往是华人勤劳、刻苦、不抱怨、重视教育等等，而黑人渐渐成了懒人的象征。这些都是歧视与否的一种表征。

我认为，华人普遍来说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有很大帮助。哪怕依然被歧视，但还是能够到达社会的较高层次。但我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即与华人是小众有关。就那么一点点人口，没有人在意。被忽略的同时，也意味着不会成为歧视的专门目标。当你是被歧视的特别目标时，你几乎是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就好像被《排华法案》压着的华人只能眼看着自己一点点积累的财富一次次被烧杀抢掠。

但黑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

1）《平权法案》之前的政策剥夺了黑人积累财富的机会，特别是几个大规模改变美国人生活的福利政策，黑人少有享受到。所以黑人各方面的起点都低。

《退伍军人权力法案》（GI Bill）资助二战回来的老兵的大学学费或就业培训费用。这个法案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读大学不再是寻常百姓不敢想象的奢侈。但是，黑人退伍军人申请时往往被拒绝。

作为罗斯福新政一部分的1934年的《国家住房法》（National Housing Act of 1934）等一系列法案为低收入百姓提供了政府担保的低息低首付的买房机会。但一个Redlining（划红线）的政策就把黑人排除在享受购房福利的范围之外。（详见“黑人也曾小康，但产业迁移和种族歧视毁坏了一切”。）

2）二十世纪的下半叶，美国制造业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开始迁往郊区和南方，造成工业城市严重的失业现象。失业浪潮首先冲击的是黑人早就不是秘密了。不可避免地，失业的孪生兄弟毒品开始进入黑人社区，其后果是犯罪率飙升。后来铁锈带白人社区也发生同样的问题，同样出现毒品泛滥和高犯罪率。因为发生在白人社区，人们明白了，这是社会问题。但这时候大城市的黑人社区已经被毁了。如果不是白人社区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是不是黑人问题就永远是自己的问题，不会被认为是社会问题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更应该有警醒作用的问题。（详见“黑人也曾小康，但产业迁移和种族歧视毁坏了一切”）

3）黑人农民在废奴后，先是租田耕种，再一点点买地。到1920年代，美国黑人拥有的农场占当时全国所有农场的比例，正好也是黑人人口数量的比例。需要怎样的勤奋和努力，才能够从零起步达到与白人并驾齐驱！但这让白人农场主感觉到了威胁，就开始以各种手段压制黑人农民，特别是从农业贷款上卡黑人，导致黑人农场主接二连三地破产。现在黑人农场主的比例已经降至2％以下。（详见“从一个农民的破产故事，看黑人农民遭受的系统性歧视”。）

4）美国首位黑人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Lloyd J. Austin III）在部队中的升迁之路告诉我们，黑人在军队中哪怕表现出色也很难被提拔。奥斯丁在伊拉克战场时遇上迈克·穆伦（Mike Mullen）上将来视察是一个千里马遇上伯乐的机遇。穆伦事后回忆说：“我完全被他征服了。我还没有遇到任何像他这样对地面战场有如此全面了解的人。”穆伦以为奥斯丁会在下一轮提升的名单中，但是没有。是穆伦直接把他的名字放上去的。

穆伦还提拔了其他几位黑人军官，都是在穆伦坚持下才“发现”的人才。最后穆伦手下共有了5位黑人军官。他们中除了一位因在日本时处理一个下属的性侵案件不力被从少将降为准将退役外，其余人都成长为四星级将军和海军上将。问题是，部队中像穆伦这样能够公平对待黑人的将官很少。（详见“美国首位黑人国防部长的逆袭之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2010年的一天，穆伦上将的下属忽然意识到，像他们这样比较多的黑人军官的组成很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时刻，应该记录下来。他们邀请对这一切起了决定作用的上司穆伦上将，一起拍下了具历史意义的一张照片（上图）。

美国军队中英勇善战的黑人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奖章，也是格外令人唏嘘的故事。除了歧视，没有任何别的理由能够解释。（详见“美国81岁越战英雄为救战友险丧命，却因黑人身份2次错失最高荣誉勋章”。）

5）警察执法中一直对黑人不公平对待，也是造成黑人社区被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图数据显示，在某个月中白人中与黑人中吸毒的比例分别为9.5%和10.5%。但是，每10万个白人或黑人中因毒品被捕的人数分别为332和879，各为0.33%和0.88%。黑人吸毒并不比白人多。但黑人更容易被抓。所谓黑人犯罪率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尼克松的“向毒品宣战”（War on Drug）开始，黑人被大量监禁。尼克松和里根身边的人都曾在某些场合公开或私下承认过，惩罚罪犯只是口号，惩罚黑人才是目的。试想，以这样的目的出发，政策和手段怎么可能公正？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加拿大，尽管各族群在成瘾药物使用方面大体类似，但某些地区的原住民因持有毒品而被逮捕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9倍，而非裔被逮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以上。可见，歧视不仅仅是对黑人的，也不仅仅限于美国。

也许现在正在审理的两个举国瞩目的案子更能够说明问题。

去年8月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因警察枪杀黑人雅各布·布莱克事件爆发了抗议活动。伊利诺伊州安蒂奥克的凯尔·瑞特豪斯也跑去了那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去维持秩序。结果25日这天，他在街上的混乱中开枪打死两人，伤一人。这时，几辆警车开来。身上挎着半自动AR-15式步枪的瑞特豪斯举着双手迎面走去，几辆警车居然从他身边缓慢驶过却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警察知道前方刚发生了枪击，这里有一个人带着武器做投降状从发生枪击的地方走来。如果他是黑人，警察也会这样对待吗？

再看黑人艾哈迈德·马尔克斯·阿尔贝里被杀案。阿尔贝里去一个居民区跑步，中间有去一个空房子停留。然后他在跑步路上被一对白人父子用枪逼到无路可走不得不夺枪而逃时被枪杀。警察到了现场后，不做任何调查，就相信了白人父子的一方之词，认为他们是正当防卫，这事就过去了。直到几天后有视频暴露了真相，警察才逮捕了白人父子俩。试问，如果被杀的是白人，“正当防卫”的是黑人，警察当时会放过黑人吗？

这两个案子都是发生于现在啊！这不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

类似的例子太多。很多研究也都证明警察不公平执法相当普遍。如果现在还在争论是不是真的有执法不公，那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直面真相。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表明一点：黑人面对的是方方面面的，系统性的歧视。我这里特别挑选了不同的例子，至少是工农兵都包括了。就这样，还只是冰山一角。可见黑人遭遇的歧视不是个例，也不是个别行业，而是一张怎么也逃不脱的网。

这里说一个心路历程：促使我去了解黑人历史的是一个令我不解的现象，即50年代电影里黑人的形象并不那么不堪。他们收入未必高，但都有体面的生活，大多有房有车，有完整的家庭。他们也不暴力。相反，他们总是唯唯诺诺，典型的know your places（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后就是80年代之后的电影中，黑人的形象完全变了，他们懒，没工作，吃福利，还暴力，几乎个个都是罪犯。

通过学习我才了解到，就是上面说到的各种方方面面的歧视造成了那么大的转变。

这里特别声明一下，请不要用一个CRT（Critical Race Theory，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帽子来否定一切。这里谈的都是事实，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发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不涉及任何理论。而且这里谈的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也是现实。要反驳的话，请也用事实说话。

 

华人依然还是被歧视的对象

华人也还遭遇歧视吗？当然！但程度不同。下面这个例子，也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黑人与亚裔分别面对什么程度的歧视。

纽约长岛的《新闻日报》（Newsday）用“对子”方式对长岛房屋市场是不是有歧视做了历时三年的调查。所谓“对子”，就是让一对各方面条件都相当，连性别也相同的借款人，去同一个中介那里买房，看他们获得的待遇是否相同。这两个人的唯一区别就是族裔。他们用很多“对子”测试了长岛大大小小的中介。

2019年底公布的结论是：黑人测试者有49％的时间遇到了不同的待遇，而西班牙裔测试者为39％，亚洲为19％。这里只说两个不同待遇的例子。一是某个房地产经纪人告诉一位黑人，某个以白人为主的社区里的房屋对于他的预算来说太贵了。但是，同一位经纪人向打算花同样的钱买房的白人展示了这一社区的房屋。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经纪人警告一个白人购房者，某个大多为少数族裔的社区经常发生帮派暴力，但她却将预算可观的黑人购房者引向该社区的房屋。难怪长岛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郊区之一。

这个报告对华人社区也有很大意义。现在美国社会基本上不会把华人与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可能华人也没想到自己至今在购房上还是被歧视的对象。我认为，这里被歧视的比例很可能是具有代表性的。另外，亚裔的被歧视最主要表现在上层，而黑人的被歧视表现在所有层次。

事实上，上面说的两个对《平权法案》前后亚裔待遇变化的研究有一个同样的发现：华裔并没有完全摆脱歧视，上面有个玻璃天花板。在高等学位的最上端，华人比白人的收入低了5%，黑人或西班牙裔就更低了。

总体来说，如果以赛跑做比喻，华人的遭遇类似于跑道上有障碍物，好像是跨栏跑。但黑人面对的更像是一堵墙。所以，华人通过额外的努力还能克服障碍，黑人则几乎是不可能。

 

黑人处于底层是不是因为天生劣质？

很多时候，谈论黑人问题时往往有一些不便说出的潜台词，但一般谁都会懂，那就是黑人天生比较劣质。他们不开化，笨，不似华人那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就好像有人本来就不是那个料，你怎么能指望呢？所以结论是，把一切都推给歧视是不对的。

我只能说这样的思维才毫无道理。

首先，把黑人、白人和黄种人分类看待没有任何生物学依据。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是同一个种属（species），叫智人（Homo sapiens）。黑人，白人，黄人，所有的基因组成都是一样的。智商区别只存在于个体和个体之间，而不存在于种族和种族之间。

然后，如果要用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来证明，则必须有合格的样本。本文前面说的那两个研究都是利用历史上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在美国出生的人为样本，将类似环境中成长的亚裔与白人、黑人做比较。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我们，是不能把自己与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比的，因为生长环境完全没有可比性。

我们这一批大多数现在都过得不错，可以定义为“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第一代黑人移民，也是很“成功”的。黑二代就更“成功”了。不久前刚去世的前国防部长Colin Powell就是一个代表。我不是说这证明了黑人更优秀，而是说无法证明黑人不如华人或亚裔。

几天前读到一个帖子“有多少世界名校的学生论文是肯尼亚人写的？”说的是现在世界各国的人都雇肯尼亚人做帮助写论文的枪手。朋友圈里一句“这让XX情何以堪”的评语让人忍俊不禁。此话虽然不雅却也是点到了要害。其实谁都没资格也没理由歧视别人。大家都是一样的。更合适的说法是，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

曾听一位朋友说起大学时在江西吉安地区实习的事情。那里的农民因为非常贫穷，有机会得到一些资助。结果当地农民把给他们脱贫的种子直接吃了，而不是留着种地。他们口粮上有政府福利或救济，并不缺这一口粮食。只是他们根本不考虑明天，不做长远打算。说实话，我听这故事的时候也是挺吃惊的。我们印象里面，中国人都不仅勤劳，还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看来，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我朋友说，这是所有贫困地区的常态。的确，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和我美国邻居说的她去做义工帮助穷人时发生的事情那么相似。

还有一个新结识的朋友讲的一个故事也非常有启发。这个朋友多年前曾经业余辅导过一个六年级的小男生。这个孩子从来没见过生父，母亲常年坐牢。他与同母异父的妹妹一起处于与母亲隔离的状态，由吃福利的外婆养育。他美好的憧憬是长大后在麦当劳打工的同时领救济金。辅导满一年后，他看到自己的将来是一名工程师，成绩也从平均D-升到B+。现在已经是十一年级的这个孩子，已经走到了大学门口，估计明年进大学不成问题。

这位朋友说，很多底层美国人看不到希望，除了救济金，他们不知道如何利用各级政府提供的资源，也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不只少年，很多成人也面对与同龄人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潜力没实现的问题。

这次关注吴弭竞选，我忽然发现，吴弭的话与这位朋友说的一模一样。吴弭说，资源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很多需要的人不知道。

 

吴弭难道不是哈佛的成功吗？

说实话，我觉得吴弭这样说话，这样看问题，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作为出发点，特别接地气。

吴弭大学毕业后去波士顿工作。后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为照顾离婚后又精神失常的母亲和两个还未成人的妹妹（她后来成为最小的妹妹的法定监护人），23岁的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芝加哥。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面临的是空前的挑战。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弭都没办法提起这一段经历而不落泪。但正是这样的经历给了吴弭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动力。这也是我认为吴弭最令人欣赏的地方：她把对小我的责任扩大为对有类似困难的人或家庭的责任，把对小家庭的担当转化为对社会的担当。

哈佛号称是培养领袖的摇篮。讲真，哈佛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哈佛毕业生去华尔街的更多。不是说哈佛毕业生不能去华尔街，而是说大部分哈佛生的出路与哈佛号称的培养目标对不上，说明哈佛的愿景与实践有很大差距。

但是，吴弭这个哈佛生倒真的是歪打正着了——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人被哈佛培养成了波士顿的第一个女市长，也是第一个少数族裔市长。

吴弭在她的竞选演讲中这样说：“我真的相信，公共服务是改变世界的最好方式。”“我灵魂的每一部分都想为世界带来改变，希望在每一天结束时看到产生的影响。”

据说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位母亲指着辛苦擦地的清洁工对孩子说，“你不好好努力，将来就跟她一样！”另一位母亲，同样指着清洁工，却对孩子说，“你好好努力，将来就可以让她也能得到世界的善待。”吴弭就是选择了后者的境界。

华二代中优秀的不少，但像吴弭这样优秀又有抱负的，不多。祝她走远！

参考资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6/11/19/the-real-secret-to-asian-american-success-was-not-education/?from=singlemessage

https://ftp.iza.org/dp6639.pdf

https://www.nytimes.com/2021/11/06/business/economy/unions-race-boston.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CxM28OoWnaU&feature=sh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S7Kos2967vE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27/us/kyle-rittenhouse-kenosha-shooting-video.html

https://projects.newsday.com/long-island/real-estate-agents-investigation/

本文原创首发于“加拿大和美国必读”公众号“细说美国”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