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我的天真、幼稚和愚蠢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却也是一个我无法回避的话题。

 

28年前的这个季节，北京作为风暴的中心自然是全民参与，热闹得不可开交。拥有无数高校的上海，同样是满街的学生队伍，特别是外滩一带，经常是水泄不通。

 

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与南京路闹市区是邻居。那天，一位同事来招呼我：“我们上街游行去，怎么样？”我立即响应，放下手中的活就跟着走了。不出十多分钟，我们科室里几个差不多同龄的年轻人，举着临时准备的横幅和旗帜，骄傲、自豪地走出了公司的大门，走上了南京路。只有我们几个人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想到邀请“老”的同事一起参加。因为文革造成的大学生断层，我们这些“年轻”的与“年老”的至少相差10岁，又由于经历的不同，真的是有代沟，我们搞什么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年轻人”的范围内。当时我们科室新大学生总共也就十来个。但我是直到今天码字至此才意识到，好像几个人还是太少了点，也许有人“政治成熟”了的没有参加？我已经没有记忆了，在写这个文之前，我一直的感觉是没有人“选择”不去。丝毫没有责备任何人的意思，只是再次看到自己的不成熟，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根筋。

 

不记得我们走了多远，也不记得是不是在下班前赶回了公司，反正我们就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也是运动的一员，我们就像人要呼吸一样很自然地参与了一把。然后事情就过去了，或者说我们以为过去了。

 

大概是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被请到了单位的人事处。谈话应该是严肃的，只是我那时还不懂。

 

问：“你们那天上街游行了？”

答：“是啊！”

问：“你参加了？”

答：“是啊！”

问：“为什么去游行？”

答：“觉得应该去就去了呀！”“你不觉得应该去吗？”

短暂沉默。

问：“还有谁一起去了？”

答：“我只能告诉你我去了。还有谁，你自己去问。”

反复拉锯，僵持了很久。

再问：“还有谁？”

我火了：“我们是光明正大地走出去的，没打算瞒任何人。你们都看见了的，为什么还要这样来问呢？你难道真不知道吗？不知道怎么会来找我呢？”

我声音越来越大，对方却是很有修养，始终心平气和，但也不肯放弃，同样的问题一遍遍地问。我真的很鄙夷：“我们是上班时间走出去的，是当着全单位人的面走出去的。你这样问，是不是太小人？”我心里说的是，我们都没有请假，是必须与组长打招呼的。你岂有不知道之理？！

又是磨了很久，我终于没耐心了：“告诉你吧，就是这几个人：。。。我们是光明正大地去的！”

我不是磨不下去了，我是认为磨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是知道哪几个去游行了。

晚上回去告诉家里那位，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说：“你没必要说出名字的。”又说，“你也没必要承认自己去的。”

说实话，我当时没真正听懂，而且这里有两层意思，我都是很久以后才明白的。第一，我说有去游行与组织处的人间接知道我们游行不是一回事。我说了，就好象有了招供，可以立案了的意思，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二，在夫妻相处更久之后我才知道，他这样说我就已经是很重了。那时的我还太不成熟，体会不出这两层意思。

我相信我们几个都被找去做了同样的谈话，具体每个人是怎样谈的，我不知道。我那时并不知道我可能是闯祸了，因为我还是认为这是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事情，对谁都瞒不了。我至今也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因为我而被“确认”的。可以不承认在我看来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这样的概念实在是超出我当时的政治智商。

然后就又是风平浪静了。家里那位很快去美国读博了，我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过独来独往、自由自在的日子。

接下来发生的我的记忆比较模糊，有点不明不白了，只是记得忽然又开始担心游行的事会有麻烦，就让已经在美国的他赶快给我办陪读。没费什么周折，去美的签证就到手了。然后，我却又笃定了，不着急走了。这担心和笃定的背后如果真是有原因的，我现在是想不起来了。手里有了签证，我继续安安静静过一个人的日子。

然后，有一天，我们科室的党支部书记悄悄对我说，赶紧走！他没说为什么，我也没问，特别是他好像怕被人看见的样子，我更不想多问，以免他为难。我们彼此心知肚明。在行李和机票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不到一周就离开了。

来美后，我与一起参加游行的一位好友维持通信联系。她告诉我，被迫写了个情况说明。我读信后就想，也许书记的好意是免了我这个麻烦。现在我又想，再晚点走，有没有可能当时会出不来？我不知道，但我始终认为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又不是什么有实质意义的“错误”，的确不应该有其它后果。我真不敢太抬举自己。

后来，不记得是一年后的后来，还是两年或更多年，反正是后来，好友在来信中说，被叫到人事处，取出档案袋中那份情况说明，告知，这事过去了，文件还给本人，不再有记录了。她信中说，她当场就撕了！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高兴，知道哪怕没出国的也不必担忧了。（我曾在网上看见故事说，有人被告知自己的某材料被从档案中取出了，不再有记录，却于多年后发现还是有记录在案。但我好友说的我们单位人事处的这个处理是真的不留痕迹，我有眼见为实的“内部消息”证实了的。有意思的是，为写这个文我特意向好友询问，她居然说都忘了，居然不记得她有当场撕掉那回事。）

很久很久以后，在我明白了家里那位的那两层意思之后，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我“闯祸”了？是不是如果没有我的“出卖”，大家都可以没事？从那之后，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潜意识里有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去美国所以不在乎，结果害了别人？我找不出答案。

首先，我并不是迫不得已。如果知道有后果，如果知道我说出来与他们本来就知道是不同的，我是绝对不会说的。我说了，纯粹是因为太幼稚，这个我毫无疑问。但我不敢说潜意识里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原因。我只能说，我希望不是。

其次，在骨子里，我是那种肯做吃亏的出头鸟的人。在上海参加工作后，我挑头“维/权”的事也不是一两件了。维护“选/举权”，我是唯一的出头鸟；维护“奖金权”，我是三人代表之一；诗歌有奖比赛，我是个让领导左右为难的参赛者。。。所以，无论我如何质疑，我想不出自己是为了逃避什么而“出卖”别人，何况我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除了那天可以早点离开人事处，可我不是一个不能承受压力的人。我希望，我仅仅是犯了一个判断错误。

为写这个文，再次审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今天回头看去，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单位里宽松的环境使我看不见也想不到会有任何后果。真的，我和我那些同伴的“维/权”行为，虽然在“老”同事眼里是大逆不道，却没有领导给我们任何人小鞋穿。那次“闹奖金”可谓是亚历山大，事后有人居然说领导发现这几个能说会道的，决定可以重用！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多少真实度，也不记得最后有没有拿到被剥夺的奖金，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是真的，这个不可能有记忆错误。更重要的是，当时在全国处于政治高压的情况下，我们单位没有一点点政治正确，从上到下都是说的人话，没有一个人 - 至少在公开场合 - 没有一个人说“党”话，包括各位院长、科长、大大小小的党的书记等，更有一位副院长公开承认自己“反动”。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暂时恢复的政治学习也都开成了对政府的批判会。不成熟的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危险。我想，这才是我在不耐烦之后就“招供”的真正潜意识吧。

我事后听说，我们单位真是不希望揽这个麻烦事，但有人把状告到上级部门去了，所以不得不查，是顶不下去了才开始有查的动作的。不知道告状的人是什么心态，那些年，我们单位任何“出格”的事都是当天就会被上级知道，包括发奖金的理由不符合政策规定，或是发奖金的理由虽然合法但发的数量太多了。难道告状的人不想要钱吗？奖金的事我不懂，也许告那样的状有一定的“正义”可言。但游行的事去告状，不怕遭报应？！那年，那月，你到街上走走，人心所向从来就没有那般地昭然如天日！

我又想，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承认，会怎样？单位领导能过关吗？我很难想象自己可以说没去游行，真的那样做的话，将是一个很有趣的场面，我一定是当自己在演滑稽戏，我的面部表情会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我就胡说八道，你能怎样嘛！一个沉重的话题，只有这一点点地方能给我一丝轻松。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当事人道过歉。很久很久，我始终没意识到自己闯祸了，当然不会想到有道歉的必要。我把这事想清楚还是写博之后，在我认真地回忆并审视一些往事之后。如果以后有见面的机会，我会询问，会道歉，只是除了那位有通信的好友和来叫我的那位组织者，我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

那年，那月，我们参与了，以微不足道的方式。也许是因为政治“不成熟”，我们才参与了。如果是，那我希望“不成熟”的人更多一些，懂得政治计算的人更少一些。我是坚信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有作用的。

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最想对我当年的“同犯”说的是：让我们为自己骄傲吧！

 

我要对所有人说的是：如果你没有勇气说人话，请你至少不要说鬼话；如果没有勇气上街，至少没有必要去告状；如果没有勇气做照亮的火把，至少不要让自己习惯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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