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台湾与中国的差距

   最近在微信群里和网上，看到好几篇文章谈论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差距。这几篇文章都对台湾政治上的开明，舆论上的自由，经济和科技上的发达，健保方面的完善，以及环境等方面，比中国大陆的优势感到赞赏。我没有到过台湾，对这几篇文章描述台湾的情况无从评价。我跟台湾的出版商有过一次交往，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这次交往，让我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出版业的不同。两年前我写完《慈祥与残酷：透视中国式父母之爱》一书。当初我的意愿是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写作的三年时间里，我了解到中国大陆在父母之爱的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和台湾香港都存在太大的差距，并且中国在这方面的资源非常稀少，至今还没有人系统地从科学和文化的角度上剖析父母之爱。于是我在网上找到一家看起来有规模的出版社，把书稿发给了这家出版社的主编。

  很快，我就得到主编的回复：出版社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内容，并且赞扬这本书“对中国的家庭教育有振聋发聩之效”，所以经出版社领导审查之后，决定列入他们的出版计划。接下来按照出版社的指示，我要做的，就是对书稿做一些修改。在接下来的八个多月里，出版社告诉我他们的进展：排版了、正在做市场调研等等活动。再后来，我收到主编一封信，告诉我，虽然编辑部非常想要出版这本书，然而市场部担心书印了之后，卖不到钱。所以只有暂缓出版。我非常不解：为什么要等八个多月，才担心卖不到钱呢？直到我跟另一家出版社打了交道之后，才渐渐懂得一点“中国式忽悠”。

  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我在网上联系了另外一家大学的出版社。这次，我学到一点教训。从开始接触，我就向出版社声明：有话明讲，别等到八个月之后又说不行。我没想从这本书获得一毛钱经济收益，但我没有钱出版。行就行，不行干脆点，千万也别再忽悠。对方保证只要我修改一些内容，其他没有条件。老实讲，这家出版社的几位编辑，都做了不少的工作。但又过了好多个月之后，他们还是摆出他们的难处：你没钱不行啊！   

  今年初，在一位读者的建议下，我把书稿发给了台湾的信实文化出版公司。这家出版商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我看到有“文化”两个字，我就发过去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信实文化出版公司的杨文玄总编的回信。他在信中说，编辑们认为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他们决定出版。并随信发来合同的式样，里面清清楚楚列好了稿费的结算方式，以及赠给作者的本数。信中说，如果我没意见，他们会邮寄来盖好公章的合同，我签字后留一份，寄回一份给他。在这份合同里，我不需要承担任何出版费用。出版社也没有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书稿。他们只告诉我，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改我想要修改的文字。

  我按时修改了文字并发到出版社。两周后，杨总编发来已经排版的书稿，征求我对排版的意见。他说，如果我没有意见，书稿就要送印刷厂了。今年七月底，不过五个多月的时间，书已经在台湾出版了！      

  那天，我和西雅图西华报的张静宜编辑一起喝茶。我们谈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我告诉她，信实文化公司对出版这本书的态度与做法，让我很感动。她对我说，台湾人对文化的提升很有责任感。如果出版社看到对文化有价值的作品，他们不会计较钱的得失，他们就是会去出版。

  她的话让我对中国和台湾在出版行业之间的差距感慨。我看到台湾出版社看重一本书稿的文化价值，并且不遗余力推动文化传承与提升；而中国的出版社看重钱的利益，不太在意书稿的内容。台湾的出版社说话办事直接了当、清晰、透明；而中国的出版社心里想要钱，但往往转弯抹角，忽悠了半天，又回到起点。台湾的出版社依法律法规办事，给写书的人觉得省心、放心，有信任感；而中国的出版社变幻无常，让写书的人闹心、揪心、无所适从。我想，对于海外的作者，当他们写出好的作品，他们一定会乐意选择与台湾的出版商合作。我不知道，大陆出版商为了钱而忽悠的做法，对于中国大陆出版业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而这个结果又会在大陆的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慈祥与残酷：透视中国式父母之爱》被台湾中央研究院、台北市立图书馆、台北彰化高级中学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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