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如教授仙逝，他开创了中国的单克隆抗体领域

史良如教授于1983年在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向诺贝尔奖得主Georges J. F. Köhler展现自己培养的杂交瘤细胞。

史良如教授最近以84岁高龄仙逝，作为他的关门弟子，我当然会写文章。国内写纪念文章都是些官样的八股，我从来不会写那样的文字，我只写他在我心中的点滴，也会谈及他的人生和他的科学。

几年前趁儿子博士毕业典礼的机会，我曾带全家去圣地亚哥的史老师和师母的家拜访。我以前就告诉过儿子和女儿，史老师是改变我们家命运的人。我带年幼的儿子参观洛杉矶附近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时候，曾经对着尼克松塑像告诉他，尼克松让我们全家移民美国成为可能，而真正帮助我们敲开美国之门的推手是史老师。

当我们在南加州风貌的街道行驶时，我们很快发现那是一片高尚的社区，估计很多房子至少都有百万美元。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国内来的小中男应该知道。史老师第二次去德国的时候应该己经过了五十岁，他受美国公司Pharmingen的创始台湾人黄博士多次邀请, 抵达美国在公司当单抗主任时更晚。他凭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这么美好的生活，非常令人欣慰。

史老师是很会动手的人，年轻时就是做实验的能手，那天他做了一桌子的菜招待我们，吃到中途还发现有道菜忘了拿出来。如果我们说史老师的长子受父亲影响成为美国生物博士和公司高管，那么他们的老二则在美国的自由空间里发展成为艺术方面的教授，史老师的才艺基因多少在小儿子身上有所表达。史老师的两个儿子都长得英俊潇洒，长子文格与我们有过交往。我只见过他家老二小时候的模样，史老师江浙话的“华华”，我听起来像“娃娃”的发音。朋友告诉我，他长得特别像史老师，他也为史老师和师母带来了几位混血孙子。

我们当时在中国进入免疫学领域的很多学生，应该都知道有个“南北二谢“的说法，指的是北京协和的谢少文和我们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谢毓晋，史老师就是谢毓晋的得意门生。

史老师早年从浙医大毕业，因为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太太分配到华中工学院，他也选择来武汉发展，师母还是教过我太太姐姐的数学教授。看来史老师是从浙江追到武汉来的，他们都是浙江宁波人，这是师母对我朋友圈帖子的说明：“你寫得太好了！謝謝你這一位勝于兰的好学生。我和史老师初中高中均為同學，而大學我去上海華东師范大學學數學，他去浙江醫學院學醫 61年我被分配到華中工學院任教，隨後62年他畢業就到了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

史老师加入生物所谢教授组后就是做抗淋巴或者抗胸腺免疫球蛋白的，也就是先分离淋巴或胸腺细胞，再将它们作为抗原打入猪或马的身体里，再试图分离含有抗体的免疫球蛋白。因为排斥是淋巴细胞特别是T细胞介导的，所以他们试图通过抗淋巴来阻止T细胞的作用。但是抗胸腺抗体是多克隆抗体，拥有效价低、重复性差和异源血清导致的血清病等诸多缺陷，所以可以想像德国博士后Georges Koehler 在英国剑桥Milstein实验室发明杂交瘤技术的消息会令武汉的免疫学家多么兴奋。史老师长子文格告诉我，Koehler应该随德文发音翻译成寇勒。他在德国呆过，我们听他的。


在留德照片里谢毓晋是坐C位的，现在美国讲究平等，己经很少这样了。文中有张插图为谢毓晋和裘法祖登船留德前的合影，这张照片里的有些杰出海归人物曾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医学。谢教授在前排正中，裘教授在谢教授的右手边，谢教授的左手边第二位是中国著名消化专家过晋源教授，他是同济医院长时间的大内科主任。

裘教授回忆在船上连如何给小费都听谢毓晋的，他们抵达慕尼黑后，谢教授也指出大家不能在一起尽说中文，应该分去不同的城市。谢教授自己去弗莱堡，裘教授和过晋源留在了慕尼黑。他们不仅在城市上尽可能多样，学科上也是裘法祖主攻外科、过晋源修内科、谢毓晋则成为预防医学专家，这样他们回国就将同济提到相当的高度。不知道是否为他们自己还是国家的安排，当时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痛定思痛。

裘教授唯一沒听谢教授话的恐怕是不要去追德国女孩，裘教授娶德国女子为妻后在德国发展达10年之久。英俊得多的谢教授在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回国，支持抗日防疫，同时娶妻建立家庭。谢教授还是蛮有眼光的，拥有幸福的家庭，据说儿子是相当级别公司的领导，一个女儿是经济学家，另一个女儿是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裘夫人也善良陪裘教授在中国直到去世，而过晋源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外国太太不能忍受中国不断运动的痛苦自己带孩子回欧洲了。传出的消息是，改革开放后过教授趁访欧机会还去看过他们。

不知是否受裘教授的影响，谢教授很大部分的工作是试图找到控制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的试剂，可能也是想为裘教授排忧解难，裘法祖在同济开创了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

谢毓晋和史老师几乎就是把单抗技术引入中国的先驱。史老师给我看过，他当年陪同单克隆抗体发明人寇勒于1983年访问中国的照片，我当时想采访他，但是始终没有如愿。我在饭桌上确实问过谢教授的风格，他说谢教授讲话做事都是非常严谨的人。谢教授是国家一级教授，比裘法祖还高一级。政府在经济上没有亏待著名科学家，在学徒工十几块的年代，谢教授的工资是三百多块，同事回忆去上海时谢教授请客吃西餐。

这次文格又给了我史老师陪寇勒访华的大量照片和文件，让我们能有机会见证那段珍贵的历史。寇勒和Milstein的革命性论文是1975年在Nature发表的，证明人类能够首次无限地制备针对预知抗原的抗体，因为产生抗体的B细胞是可以克隆的，这就是单克隆抗体名称的由来，这是免疫学家的梦想。这个突破是当然的诺贝尔奖，但是真正授奖是在1984年，也就是说史老师陪寇勒访问中国时他还沒有获奖。史老师说他们在欧洲大家都预测他将获奖时，寇勒没有半点谦虚，直接回答希望如此。

这里让我讲一点科学历史，年轻德国博士后寇勒入剑桥Milstein实验室彻底改变了免疫学。阿根廷旅英犹太科学家Milstein当时就是做细胞融合的，非常有名望，但他是将属于B细胞的骨髓瘤细胞融合以研究免疫球蛋白的轻链与重链的分配。寇勒想将免疫过的能够产生抗红细胞抗体的脾细胞与骨髓瘤细胞融合，Milstein当时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正常细胞在培养液中是会死亡的。西方科学界的好处是，再大的科学家都是鼓励手下博士生和博士后自己决定实验的。寇勒真的融合了骨髓瘤细胞和脾细胞，他应用化学试剂将没有融合的骨髓细胞杀死，而脾细胞会自然死亡，所以只有融合了的细胞才能在培养液中存活。这些被称为杂交瘤的融合细胞既带癌细胞无限生长的特性，又拥有B细胞产生抗体的能力。寇勒应用的是最简单的融红细胞的斑块实验，据说当他和太太在圣诞夜看见那些融血斑块时，激动得推着孵育的摇床庆祝。

史老师回国后将整套单抗技术带到了中国，我们的超净台和倒置显微镜都是进口货，寇勒访问武汉所见到的应该与他在英国，瑞士与德国使用的无异。我使用的冰冻切片机是Leica的，北京都派人跟我学。那是80年代初，史老师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并且他的最大支持者谢毓晋教授己于1983年去世。史老师回国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细胞融合率低的问题，国内细胞培养的感染率特高，尤其是支原体感染，但是他在德国发明的一种方法对他克服这些障碍帮助巨大。他聪明地先将骨髓瘤细胞接种到老鼠身上，待瘤细胞在动物体内长到一定规模后，直接从动物体内取出来做细胞融合，这样能够显著提高细胞融合的成功率。他们应用这个方法在德国制备了大量的单抗，当时是与美国哈佛医学院竞争的后来被称为分化抗原（CD) 的抗体，我们永远都应该感谢德国科学家的慷慨，史老师带回的是成批的液氮灌的没有完全鉴定好的细胞株，包括后来成为中国首款治疗用单抗的WuT3。

但是最终还是外科医生厉害，谢教授患肺癌晚期时裘教授来看他，他还在问老同学是否能再做一次化疗救自己的命。谢教授毕生致力于的免疫学最终仍然没有救他的命，但是他敏锐预测的单抗技术则是现在免疫治疗的主力军，他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弟子史良如把它带回中国的那一天。史老师这次也没有抵抗住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猛烈攻击，免疫治疗在美国非常先进也没有帮助到他，我同班同学的白血病就在Hopkins控制了六年沒事。这是史老师儿子给我的病情描述：

”我爸今年84岁半。一直没啥毛病，平时还开车买菜。三月15号晚上上楼时跌了一跤, 头上肿了个包，说没事还担心是因为新冠。然而第2天早上就站不起来。最后我叫急救车送ER。才发现血小板低，白细胞量极高，最后诊断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经Scripps到UCSD Jacobs Medical Center，他依然乐观。上了低强度化疗后，因恶性白血病细胞过多死亡后导致tumor lysis syndrome，情况转差，进ICU上了呼吸机并肾透析机。4月5号病情有所好转，又换回普通血液科病房，重启化疗。昨天又回ICU。因肾，心脏，肺功能失衡，4月7日晨7:42AM在家人们陪伴下，平静中离去。[Worship][Worship]这病来的突然，很遗憾没有时间通知朋友”。

看来是大量恶性白细胞破裂导致了综合症，史老师的肾、心脏和肺都承受不住了。文格也同意到：“是的。在Scripps上了两天Vidaza后转UCSD后，用一个去除白血球的技术leukocytapheresis，再开始Venetoclax”。两种都是诱导癌细胞死亡的药物，还设法置换血中的恶性白细胞，都是常规对急粒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过度治疗，史老师年龄大了承受不起。我看了史老师临终前几天的照片，他当时脑袋应该很清楚，拥有很强的求生欲，这点应该是与谢教授很相似的。从这点上看还是阿肯森英明，他觉得化疗太难受主动要求医生拨管终止化疗，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托福和GRE考得不能再高的史老师长子文格与我几乎是同时拿到的美国机会。他是复旦毕业的，先去的德国，然后到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文格曾经在我们圣路易斯华大医学院的十楼做过时间不长的博士后，他必须随老板去UCSD继续做博士后。他导师己经很不错，但是当时华大是处于对HHMI研究员都不留人的疯狂时代。记得文格在小布什当选总统的那个圣诞节是在我们家度过的，他曾经告诉我，当他听到密苏里的广播时就知道这里比威斯康辛保守，但是他恐怕不能想像的是威斯康辛将川普送进了白宫。

这是来自同济校友和其他专业人士对史老师的评价，令人感动：

“驚聞史教授駕鶴先去，十分悲傷，史教授是我碩士研究生的學位答辯評定委員會主席。 當時應用的抗體就是他領導的病毒所提供的。 願恩師千古！”

“我当年硕士研究生时实验就是用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武抗系统T淋巴细胞单克隆抗体。史良如的名字也是常常被我同学经常提起。[ThumbsUp]”

“史老师是一名真正的学者[Worship][Worship][Worship]”

“武汉大学校友经常谈到史教授[Worship][Worship][Worship]”

“惊闻中国单克隆抗体领域先驱，原武汉生物制品所单抗室主任，中国第一个抗体药WuT3®主持人，BD Pharmingen公司杂交瘤研发主任史良如教授，于今天早上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仙逝，享年84岁。史教授在我们公司创立初期手把手传授杂交瘤技术操作”。

最先公布史老师去世消息的帖子，写帖者为在美国开公司的南开校友，史老师应该帮助过他的公司怎么做单抗。我随即去史老师的微信留言，但是己经没有他的回复了。我们时尔就疫苗等事项有联系，他回复微信也快。

谢教授和史老师都是同济的兼职教授，因为谢教授，我们生物所就有微生物与免疫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当时同济微生物都沒有。史老师在那个年代对武大病毒系也帮助很大，他们的免疫学课程是他教的。我前二届的师兄就是武大病毒系的，这家伙是史良老师当时五位研究生中唯一在中国南方发大财的，其余几位全部留美，以此可见史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与照顾。史老师为人相当豪爽，非常适合在德国和美国发展，史老师的性格就像是中国版本的华大教授阿肯森。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鉴定Wu系列单抗，WuT3作为中国首款治疗用单抗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感谢同济教授夏穗生和他的博士生周晓霞将它首次应用到肾移植病人身上。

我在搬家时发现这本旧的中文免疫学杂志，34年前的出版物，my goodness。谈及辉瑞新冠疫苗的内核是德国制造，实际上我的免疫学也是通过导师史良如教授间接从德国人那里学到的。

我们于1986年秋天十几人分配到武汉生物所，现在那个造出中国新冠灭活疫苗的单位。当年中科大、武大、兰大、川大和我们同济的学生都有，实话实说我应该是里面相当努力的一位。我和同济卫生系的，再加上华东化工学院的三人，被随机分配到史老师的免疫学研究室。史老师当时更希望招生化的毕业生，因为他想做酶标记的抗体，但是武大的生化毕业生完全不听话，当时又是老板没有生杀大权的年代。

那是谢毓晋教授创办的研究室，全研究所仅这个，并不是有些传闻中的单抗室，后来有了生物工程室和病毒研究室，就在我们室加了免疫学的字样。我进去时所里决定我们大学毕业生是需要轮转的，后来领导早把这事忘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沒有去疫苗和血液制品的车间，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幸运。

当时史老师刚从德国著名的杜平根大学回来不久，从德国带回了大量的杂交瘤细胞株，那是他在德国日夜工作的成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德国人是多么地慷慨，允许中国学者把初步材料带回国，当时从美国回国的学者也是大包小包地把实验材料运往中国，只有后来川普当局才把它们当成国家安全的高度。但是史老师带回来的抗体仍然需要再做鉴定，这篇文章就是当时鉴定的结果之一，当时我仅从医学院毕业了一年半，就以第一作者将文章发表在重庆办的《免疫学杂志》上，另外还有三篇分别发表在《中华微生物与免疫学杂志》和《上海免疫学杂志》上。这些中文科学论文代表着我的科学启蒙，我永远自豪地将它们放在我的简历里。

我与阿肯森都同意，对于我们学医的人开始跟谁接触实验科学很重要，因为我们几乎什么都不会。感恩我当年在生物所的史老师那里学会怎么拿试管和加样器，也能辩别脾脏和淋巴结的T或B细胞的淋巴分区，从而开始做免疫学，而我考上海细胞所的研究生的方向是分子遗传学。史老师自己留德，但是他是个视野宽广的人，他最知道真正先进和适合外国人发展的地方是美国。单抗虽然发源于英国，但是美国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利用这个技术发现了大量的淋巴细胞表面抗原，迅速将免疫的潮流向美国倾斜。记得当年我问史教授，我是否应该学德语，他反问我：“你见过任何一篇文章是德文发表，你必须读的吗？”，我说沒有；他说：“德国人都以发表英文文章为荣，你学德文干什么？”。所以我虽然同济毕业，永远不懂德语，到是儿子和女儿在中学都学过早己经忘了的德语。

人生有很多步骤几乎无人能预测，机遇加努力造就了人生路。这是我以前说过的话：“我是从来不相信杰出人才未来所成就的辉煌是能够通过所谓的”人生设计”来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学生年轻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更不能预测未来那一扇门在何时何处会向你敞开。你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上将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也是随机的。大家知道思想的碰撞为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也就是西方人常提到的”同伴压力”或伙伴间的影响与激励，而人生中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很难预定的。美国的沃森去北欧才是他的初衷，而他只有到了英国剑桥才能够遇见克里克，才有可能在弗兰克琳度假时在伦敦看到她的衍射图，而沃森和克里克文章中的DNA双螺旋图像还是克里克的具有艺术背景的太太绘制的，这些条件都不容易设计到所谓现代版的课题申请报告中”。

我当年出国是十分艰辛才拿到中国的因私护照，飞机在1990年8月13日从北京起飞香港的那一刻，我真有逃难的感觉，现在仍然庆幸我当年冲破万难来到美国。我始终感谢史老师的那句话，他说：“只要你出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史老师在美国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在圣地亚哥退休，我们使用的众多抗CD抗原的抗体应该是史老师领导的组做出来的。没有当时我在史教授实验室学到的他从德国带回的先进免疫学，我会晚些时间才能跑到美国，肯定也不可能进入拥有美国顶尖医学院之一的华大。

下面为我送史老师照片下的留言：“史老师和谢毓晋教授于1981年访问德国。现在讲究学术谱系，我的科学源于史老师的教诲，我履历表中的四篇原始论文都是在史老师实验室完成的，您还推荐我到美国从事研究，感谢史老师的栽培。中国免疫学受到谢教授从德国带回的科学传统的影响，贡献中国的预防医学，也使我们受益匪浅。吴晓波敬上。”

史老师说这张照片是在1981年在德国杜平根的植物园拍摄的。史老师说自己很少留影，这是少数几张，他看后自然高兴。

我曾在史老师的实验室看过谢教授感叹单抗实现了几代免疫学家梦想的手写文字。我是1986年秋看到的谢教授多年前写给同济研究生的稿子，令我印象深刻，他感慨自己老了，但是年轻人总是他的希望。单抗是1975年在英国剑桥发明的，史老师在1981年就去德国学习单抗，中国跟进速度并不慢。谢教授的视野可见一斑，他精通德文，英文也应该不错。谢教授于30年代在德国留学数年的老牌同济教授，后来曾经担任过同济医学院的院长。史老师当年在德国是日夜在实验室里，做出那么多单抗。史老师告诉过我当年在分配到生物所中的大学生中，他是努力读文献的几位之一。人生巧的事情太多，谢教授半个多世纪前得博士的德国弗莱堡大学，正是后来因发明单抗技术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科学家Koehler从瑞士巴塞尔返德工作的地方。我去过巴塞尔，弗莱堡就在北边一点的德国大学城。

合影中可以看出师生在异国他乡重逢的兴奋，也是谢教授故地重游，还见到40年前的同事。谢教授晚年患肺癌，当时在合影时就已经发病，史老师说医生始终认为是心脏方面的毛病。谢教授当年对自己的疾病发展采取不对外说的态度，德国人的影子在这里起些作用，有些美国人什么都说，但是谢教授即使到了癌症的晚期，求生的愿望仍然非常强烈。

China comes a long way，经历了谢教授和史老师他们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才有现在亿万民众打的国药武汉新冠疫苗。我们在国内时，中国是一个连做实验用的标记抗体都做不好的国家，更不用说治疗用抗体了。

我与史老师微信联系后，他和师母就经常读我的文章，在朋友圈点赞。我长期有个心愿是邀请他们访问古董社区，在这里住段时间，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梦想了。我们平常出门爱犬泰迪都会随我们走到门口，甚至爬窗户目送。那天我们出去时他扒在那里不动，他应该也是在为史老师的去世伤心。可惜再沒有史老师的点赞了，他特喜欢和懂毛孩子。我们动摇我家银行帐户买泰迪时，史老师要我做好二个准备：Bernese Mountain Dog的饭量很大，并且寿命比较短。

写此长文纪念我永远的导师史良如教授，一位拥有开创精神和对晚辈关照的长者，愿他安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现附上华大教授当年写给我的邀请信，重点提到录用我的原因是基于史良如教授的鼎力推荐。在华大多少年的努力，我希望可以说自己没有辜负史老师的期望。邀请信里的Germinal Centers也很醒目啊，那是淋巴细胞成熟和产生抗体的微环境生发中心，我后来还在研究补体受体CR1/2时回去又研究过生发中心，加上在史老师实验室是做抗T细胞单抗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拥有相当的背景去评论新冠疫苗和疫情。

现分享我们全家拜访史老师和师母在圣地亚哥的家的照片，摄影师是我太太。

承蒙文格给我这些史老师陪同诺贝尔奖得主寇勒访华的照片和文件，俩位科学家都已经离世。那是1983年，寇勒一年后获奖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超出想像的是他在12年之后，就以51岁的英年因为感染去世。在先进的感染免疫学的故乡德国不能控制感染诱发的心衰，令人唏嘘。寇勒是个纯粹的人，他和Milstein发明单抗后很多人让他申请专利，他都坚决拒绝，他认为这是属于全人类的知识财富。寇勒与从少年女朋友发展的妻子拥有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