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不是李刚，但我二姨夫是zz# Joke - 肚皮舞运动
p*w
1 楼
我爸不是李刚，但我二姨夫是zz
昨天（1月21 日），《成都商报》深度部资深记者龙灿被报社辞退，原因是中宣部将其
采写的关于“复旦大学驴友被困黄山”的调查稿认定为假新闻，要求报社严厉处分。本
台记 者获知，此前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公函行文中宣部，对此前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大
加指责，中宣部有高官则作出批示，将该报道定为“假新闻”。
除龙灿被开除外，《成都商报》与此稿刊发相关的编辑张丰、责任编辑徐剑、新闻中心
主任曾熙被撤职，分管编委蒋泉洪停职，签版编委王奇罚款并检讨，《成都商报》总编
辑陈舒平则被罚款并要求做书面检查。
12月12日，18名复旦大学“驴友”被困黄山，深夜救援紧急下撤过程中，出现了一名警
察丧生的不幸事件。
此事由媒体曝光之后，再加上此后被救复旦学生冷漠的态度，引发了公众对大学生道德
状况的讨论和不满，媒体也渐次重视并派出记者调查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在黄山调查此事多日后，刊发报道《“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
相调查———三次报警无人应一条短信惊两地，夜上黄山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引
发更多讨论。
报道提及，受困复旦学生受困后，以手机先后三次向当地报警，但因为种种原因，未引
起重视。此时，一学生想到了上海的亲戚。“他二姨父影响很大，如果向他求助，绝对
有效。”
因此, 他短信向这位身在上海的“二姨夫”求助, 此人当即报警, 上海和安徽两地都迅
速行动起来。
求助信息从上海市委转达到安徽省后,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常务副省长孙志刚、副省长
花建慧都先后作出了批示, 令紧急层层转达, 黄山市长宋国权, 当地公安局局长等多名
官员连夜赶到山下。
雨夜危险，黄山当地有雨夜不上山的传统，但在两省官员的重视下，警方组织的救援队
仍然连夜上山，最终他们找到了已经宿营的学生，随后连夜下山途中，酿出警员死亡事
故。
该报道刊发后，引发网络舆论波澜，舆论纷纷指责这名上海的“二姨夫”是否高官，指
其该对造成伤亡的鲁莽救援行动负责。
此后，上海警方指责《成都商报》该报道“失实”，并提出，“从未接到过”任何与被
救援人员有关联的“所谓有影响力”的人的报警。
成都商报内部的解释称，12月月底，该报曾对此稿进行内部调查。
调查中，记者龙灿出示了对有关当事人进行网络采访的截图，表明“二姨父很有影响”
这一表述只是引用当事人的原话。
该报指责记者龙灿不能仅以“客观记录”为名，“简单地照搬照转”当事人的言论。报
社又称，该报道中“有影响力的二姨父”这个细节已“构成了救援事件的关键性事实，
几乎决定了事件的性质，左右了整个舆情的走向，成为了网民攻击警方的说辞。”
因此，报社遂给予龙灿严厉处分。
事实上，龙灿此稿并未暗示或强调“二姨夫”的高官身份，而是以这一细节反思政府高
层“高度重视”后，在“领导层层关注的重压之下”对专业的救援行动的扭曲。
记者注意到，龙灿此稿引起轩然大波，除了《成都商报》该报道编辑手法的问题外，也
有网络传播中的信息放大和失真的原因。而网友所以遽然认定，“二姨夫”当属上海高
官，则与目前中国社会中显著的官民鸿沟，政府公信力危机有关。
本台记者获知，此前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公函行文中宣部，对此前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大
加指责，中宣部有高官则作出批示，将该报道定为“假新闻”。
成都商报内部人士称，“成商作为一个草根报纸，抗风险的能力确实很差。”此事商报
曾试图内部处分，但上海官方和中宣部仍然不依不饶。
有媒体人士引用《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最近的一段话评论此事，“敬告同仁，
喜迎十八大，舆论大整肃！处理人时，能顶则顶，能拖则拖，能蒙则蒙，能轻则轻。”
他说，“当年上面力压南方日报社长刘陶处理南方周末总编辑，刘陶“回敬”时任广东
省宣部长：“处分一个人狠容易，平反就太难，不麻烦了吧！”
此事遂罢。程益中呼吁各媒体负责人，“在接下来的意识形态高压发作期，勿背叛良心
，勿与常识作对，勿以是为非，勿以非为是。”
《成都商报》记者龙灿被辞退背后的传播错位与政治运作
在中宣部的“新闻战线三项教育领导小组”督查组前往四川期间，《成都商报》宣布了
辞退了其深度部资深记者龙灿，此事在中国媒体圈内引发了许多讨论。事实上，《成都
商报》对龙灿的严惩，背后已经不再是报道妥当与否的专业考量，而是中宣部以及强势
的上海官方的政治压力。
因此，除有新闻从业者批评《成都商报》管理层“没有担当”外。新闻界有观点认为成
商此举，“错误与惩罚不适格，将纯属行业规范的问题上纲上线后政治化处理”。
龙灿从业十年，在业界颇有影响力，他陕西镇坪华南虎照片中的调查报道，影响很大。
他的离去，让很多传媒人有“兔死狐悲”之感。
昨天，他在微博客上表示，会就此事写一个全面的剖析和自我反思，他说，“一个深度
反思的报道，出现这个结果，背后有太多的因素，这些因素，有的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有的是无法避免的。”
龙灿被辞，原因是他的《《“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被中宣部批示为“假新
闻”。
《南都周刊》最近的《复旦“黄山门”再调查：“高官二姨夫”并不属实》的报道中，
还原了龙灿报道的传播与反馈过程。
12月12日，此前被困山上的复旦学生几次报警，并未引起太多重视。19点10分，接到受
困学生施承祖发来短信后，受困者的“二姨夫”罗先生报警，并经上海市警方应急渠道
逐级迅速上报。
此后，上海即有三位市领导即市长韩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长助理兼市
公安局长张学兵先后作出批示并对搜救工作作出具体要求。
在官方渠道启动后，安徽官方开始全力搜救。除了安徽省长王三运、常务副省长、副省
长等批示外，当晚，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孟向阳坐镇厅指挥中心，230名黄山搜救人员
，在21点多冒雨集结，连夜上山，直到13日天亮后，将全部学生安全护送出山。
12月22日，龙灿的报道刊发，并网络传播之后，此事的网络舆情则转向了对上海神秘的
“二姨夫”的质疑。网络传播中，这位“二姨夫”被描绘成一名政商名流，这暗合了网
民对中国政治运作的想象，却似乎与事实相去甚远。
龙灿对引起轩然大波的“二姨夫”一说解释说，“我当初写这句话的时候，仅仅是对采
访对象原话的转述，想完整地再现当时被困人员的状态，丝毫没有想到网民的那种社会
情绪化的解读。”
对此，龙灿辩解说，“我报道的核心‘是领导重视前后，表现在救援上完全不同的两种
状态’。”昨天，在微博上，龙灿对一名获救的复旦学生说，“你们前面报警为何两地
推诿？为何高层领导批示后，两地闻领导的批示而动，这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还是对屁
股（官位）的敬畏？”
但龙灿的报道出来之后，“网民对这个数千字的稿子什么都不看，就看那四个字，‘影
响很大’。他们反思的不是整个救援模式，而是纠缠于这四个字”，龙灿说，“这让我
很吃惊。”
如《成都商报》社在处分决定中说的，报道中“有影响力的二姨父”这个细节“几乎决
定了事件的性质，左右了整个舆情的走向，成为了网民攻击警方的说辞。”
有媒体从业者分析说，此事本是上海官方和安徽官方“高度重视”，联手高效应对的典
范，但因为不幸导致警察身亡；而龙灿的“二姨夫”报道一出，更让网民们习惯性地质
疑官方，这让上海官方极为不快。
也正是这种网民的传播心理，给龙灿带来了大麻烦。
据《南都周刊》的报道，这新轮的网络人肉搜索和舆情，引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指
示，“查清楚。”
两天后，2010年12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向俞正声递交了一份关于如何应对近期网络舆
情的报告。在以五次接警记录证明上海市110“接处警环节规范、正常”，报告称，“
报警人没有特殊身份，接处警背后没有任何‘权力’因素”。
12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官方媒体“辟谣”，“说明上海警方联系配合安徽警方的救
援行动及时、准确，没有所谓‘特别因素’的影响”。
双管齐下，上海市委宣传部也通过中宣部施加压力，最终导致这一本应由于新闻圈业务
讨论范围内的媒体事件，成为政治施压下的牺牲品。
昨天（1月21 日），《成都商报》深度部资深记者龙灿被报社辞退，原因是中宣部将其
采写的关于“复旦大学驴友被困黄山”的调查稿认定为假新闻，要求报社严厉处分。本
台记 者获知，此前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公函行文中宣部，对此前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大
加指责，中宣部有高官则作出批示，将该报道定为“假新闻”。
除龙灿被开除外，《成都商报》与此稿刊发相关的编辑张丰、责任编辑徐剑、新闻中心
主任曾熙被撤职，分管编委蒋泉洪停职，签版编委王奇罚款并检讨，《成都商报》总编
辑陈舒平则被罚款并要求做书面检查。
12月12日，18名复旦大学“驴友”被困黄山，深夜救援紧急下撤过程中，出现了一名警
察丧生的不幸事件。
此事由媒体曝光之后，再加上此后被救复旦学生冷漠的态度，引发了公众对大学生道德
状况的讨论和不满，媒体也渐次重视并派出记者调查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在黄山调查此事多日后，刊发报道《“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
相调查———三次报警无人应一条短信惊两地，夜上黄山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引
发更多讨论。
报道提及，受困复旦学生受困后，以手机先后三次向当地报警，但因为种种原因，未引
起重视。此时，一学生想到了上海的亲戚。“他二姨父影响很大，如果向他求助，绝对
有效。”
因此, 他短信向这位身在上海的“二姨夫”求助, 此人当即报警, 上海和安徽两地都迅
速行动起来。
求助信息从上海市委转达到安徽省后,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常务副省长孙志刚、副省长
花建慧都先后作出了批示, 令紧急层层转达, 黄山市长宋国权, 当地公安局局长等多名
官员连夜赶到山下。
雨夜危险，黄山当地有雨夜不上山的传统，但在两省官员的重视下，警方组织的救援队
仍然连夜上山，最终他们找到了已经宿营的学生，随后连夜下山途中，酿出警员死亡事
故。
该报道刊发后，引发网络舆论波澜，舆论纷纷指责这名上海的“二姨夫”是否高官，指
其该对造成伤亡的鲁莽救援行动负责。
此后，上海警方指责《成都商报》该报道“失实”，并提出，“从未接到过”任何与被
救援人员有关联的“所谓有影响力”的人的报警。
成都商报内部的解释称，12月月底，该报曾对此稿进行内部调查。
调查中，记者龙灿出示了对有关当事人进行网络采访的截图，表明“二姨父很有影响”
这一表述只是引用当事人的原话。
该报指责记者龙灿不能仅以“客观记录”为名，“简单地照搬照转”当事人的言论。报
社又称，该报道中“有影响力的二姨父”这个细节已“构成了救援事件的关键性事实，
几乎决定了事件的性质，左右了整个舆情的走向，成为了网民攻击警方的说辞。”
因此，报社遂给予龙灿严厉处分。
事实上，龙灿此稿并未暗示或强调“二姨夫”的高官身份，而是以这一细节反思政府高
层“高度重视”后，在“领导层层关注的重压之下”对专业的救援行动的扭曲。
记者注意到，龙灿此稿引起轩然大波，除了《成都商报》该报道编辑手法的问题外，也
有网络传播中的信息放大和失真的原因。而网友所以遽然认定，“二姨夫”当属上海高
官，则与目前中国社会中显著的官民鸿沟，政府公信力危机有关。
本台记者获知，此前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公函行文中宣部，对此前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大
加指责，中宣部有高官则作出批示，将该报道定为“假新闻”。
成都商报内部人士称，“成商作为一个草根报纸，抗风险的能力确实很差。”此事商报
曾试图内部处分，但上海官方和中宣部仍然不依不饶。
有媒体人士引用《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最近的一段话评论此事，“敬告同仁，
喜迎十八大，舆论大整肃！处理人时，能顶则顶，能拖则拖，能蒙则蒙，能轻则轻。”
他说，“当年上面力压南方日报社长刘陶处理南方周末总编辑，刘陶“回敬”时任广东
省宣部长：“处分一个人狠容易，平反就太难，不麻烦了吧！”
此事遂罢。程益中呼吁各媒体负责人，“在接下来的意识形态高压发作期，勿背叛良心
，勿与常识作对，勿以是为非，勿以非为是。”
《成都商报》记者龙灿被辞退背后的传播错位与政治运作
在中宣部的“新闻战线三项教育领导小组”督查组前往四川期间，《成都商报》宣布了
辞退了其深度部资深记者龙灿，此事在中国媒体圈内引发了许多讨论。事实上，《成都
商报》对龙灿的严惩，背后已经不再是报道妥当与否的专业考量，而是中宣部以及强势
的上海官方的政治压力。
因此，除有新闻从业者批评《成都商报》管理层“没有担当”外。新闻界有观点认为成
商此举，“错误与惩罚不适格，将纯属行业规范的问题上纲上线后政治化处理”。
龙灿从业十年，在业界颇有影响力，他陕西镇坪华南虎照片中的调查报道，影响很大。
他的离去，让很多传媒人有“兔死狐悲”之感。
昨天，他在微博客上表示，会就此事写一个全面的剖析和自我反思，他说，“一个深度
反思的报道，出现这个结果，背后有太多的因素，这些因素，有的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有的是无法避免的。”
龙灿被辞，原因是他的《《“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被中宣部批示为“假新
闻”。
《南都周刊》最近的《复旦“黄山门”再调查：“高官二姨夫”并不属实》的报道中，
还原了龙灿报道的传播与反馈过程。
12月12日，此前被困山上的复旦学生几次报警，并未引起太多重视。19点10分，接到受
困学生施承祖发来短信后，受困者的“二姨夫”罗先生报警，并经上海市警方应急渠道
逐级迅速上报。
此后，上海即有三位市领导即市长韩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长助理兼市
公安局长张学兵先后作出批示并对搜救工作作出具体要求。
在官方渠道启动后，安徽官方开始全力搜救。除了安徽省长王三运、常务副省长、副省
长等批示外，当晚，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孟向阳坐镇厅指挥中心，230名黄山搜救人员
，在21点多冒雨集结，连夜上山，直到13日天亮后，将全部学生安全护送出山。
12月22日，龙灿的报道刊发，并网络传播之后，此事的网络舆情则转向了对上海神秘的
“二姨夫”的质疑。网络传播中，这位“二姨夫”被描绘成一名政商名流，这暗合了网
民对中国政治运作的想象，却似乎与事实相去甚远。
龙灿对引起轩然大波的“二姨夫”一说解释说，“我当初写这句话的时候，仅仅是对采
访对象原话的转述，想完整地再现当时被困人员的状态，丝毫没有想到网民的那种社会
情绪化的解读。”
对此，龙灿辩解说，“我报道的核心‘是领导重视前后，表现在救援上完全不同的两种
状态’。”昨天，在微博上，龙灿对一名获救的复旦学生说，“你们前面报警为何两地
推诿？为何高层领导批示后，两地闻领导的批示而动，这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还是对屁
股（官位）的敬畏？”
但龙灿的报道出来之后，“网民对这个数千字的稿子什么都不看，就看那四个字，‘影
响很大’。他们反思的不是整个救援模式，而是纠缠于这四个字”，龙灿说，“这让我
很吃惊。”
如《成都商报》社在处分决定中说的，报道中“有影响力的二姨父”这个细节“几乎决
定了事件的性质，左右了整个舆情的走向，成为了网民攻击警方的说辞。”
有媒体从业者分析说，此事本是上海官方和安徽官方“高度重视”，联手高效应对的典
范，但因为不幸导致警察身亡；而龙灿的“二姨夫”报道一出，更让网民们习惯性地质
疑官方，这让上海官方极为不快。
也正是这种网民的传播心理，给龙灿带来了大麻烦。
据《南都周刊》的报道，这新轮的网络人肉搜索和舆情，引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指
示，“查清楚。”
两天后，2010年12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向俞正声递交了一份关于如何应对近期网络舆
情的报告。在以五次接警记录证明上海市110“接处警环节规范、正常”，报告称，“
报警人没有特殊身份，接处警背后没有任何‘权力’因素”。
12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官方媒体“辟谣”，“说明上海警方联系配合安徽警方的救
援行动及时、准确，没有所谓‘特别因素’的影响”。
双管齐下，上海市委宣传部也通过中宣部施加压力，最终导致这一本应由于新闻圈业务
讨论范围内的媒体事件，成为政治施压下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