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某些教会人士真恶心# Joke - 肚皮舞运动
w*s
1 楼
老板娘冷着脸说过一句话：“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
。”
意外，又一次不可避免地撞过来。
11月16日早上，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街面的垃圾箱里，发现了5个男孩的尸体。他们
相挨着坐在垃圾箱里，双手环抱，头低着，两脚交错着，如熟睡，一个孩子的鼻子还在
冒泡泡。5个孩子都姓陶，是堂兄弟，是29公里外的苗族擦枪岩村的，爹妈多在外面讨
生活，5人中有4个失学，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5个花骨朵。孩子个子都不高，瘦弱
，营养不良，脸上脏兮兮的，指甲缝里满是泥垢。他们衣着单薄，裤腿稀烂，穿着绿色
水胶鞋，或破旧的运动鞋。
别以为孩子们过着苦难的旧社会的生活，他们心里充满阳光。据报道，1月5日那天，擦
枪岩村的吕婆婆看到，5个少年正往山外跑，他们还想喊她的孙子一起跑，孩子们豪气
万丈：“出去混。”孩子们自生自灭呀，不像中国一些老板，到外省投资或引资，都拥
着书记，大大的考察团或招商团，酒杯乱碰。
在毕节市大街上，孩子们活力四射。有居民事后回忆，事发前一周，见过5 个蓬头垢面
的男孩在附近活动，他们在毕节学院门口，拦路抱腿要钱，5人买一大碗米粉要了5 双
筷子。他们在饿极时抢些吃的，如经过水果摊扯下一两根香蕉，或拿走一个柿饼，卖糖
果瓜子的老杨说，“太可怜了，我们都不吼。”有的摊主还会主动给点吃的，孩子们拿
了就走，也不怎么道谢。孩子们常在一起用方言窃窃私语，时不时发出笑声。
孩子们以为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失学，讨饭，住垃圾箱，天经地义。他们既不知社会
对自己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也不知自己有生存和被保护的权利，他们像野草一样胡乱
生长，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然后默默地走了，5人中有4个人没有上户口，因为
“上户口要钱。”
官员知道自己有点不妥。事后，毕节市处理了几名官员，但没有哪个人是主动引咎辞职
的。为什么要自己辞职？当个官多不容易！毕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光星否认“责任事
故”的说法，强调是“ 意外事故”。
这种意外早已有之。2003年6月4日11点多，李桂芳和女儿吃完最后一顿饭后，来到邻近
的金堂县去“找些钱”。李桂芳的名声不太好，她多年吸毒，父母双亡，离了婚，丢了
工作，还独自带着一个孩子，有时她会小偷小摸来养活自己和女儿李思怡。
这天中午1点，李桂芳在金堂县城郊红旗超市被怀疑偷拿了两瓶洗发水，然后被金堂县
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来人带走。“我一开始就给他们说过有一个3岁的娃娃在家里。”从6
月4日下午5点到次日9点，16个小时里，共有4次解救李思怡的机会，而从团结村派出所
到李思怡的家不超过200米，但警察就是没有迈过这短短的路程。
此时，李思怡正在屋子里忍受煎熬。那是一间没有光线的屋子，因为交不起电费，已经
停电很久。从6月4日中午11点吃过最后一顿饭后，李思怡再也没有进食。
李思怡的尸体是6月21日在家中卧室门后被发现的。穿着红色T恤和绿底带白圆点的小背
心，孩子的尸体已高度腐败，头发已大部分脱落，身上爬满蛆虫，头骨外露。尸检结果
排除了孩子死于暴力和中毒的可能。事后的尸检报告写道，她“胃完全排空，胃壁皱缩
”，“心肝肺肾自溶明显”。这段文字，显示小思仪离去时忍受了巨大痛苦。人们发现
，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可以推断，在被锁在屋里的日子里，孩子始终没能
找到果腹的东西。之后，她就趴在那扇最终未能开启的门边。
社会蒙羞。一位网友写道：“在一个人类已经从愚昧和粗野的黑暗时代走出来几百年的
今天，在食物摆放满了超市、清水充溢了每一根水管的城市里，在一栋住满了人的楼房
里，在一个距离警察只有100米的巷道里，在一个母亲恳求警察照料一下她被关在家里
的孩子的跪地哭喊里，让一个3岁的无助生命，慢慢地在饥渴中死去……我一生里从没
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
这是一个意外吗？中国社科院学者康晓光试图让意外不再意外。在朋友的帮助下，康晓
光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
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但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和学者，几
乎都不愿意为康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
保密工作”。一个朋友让康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
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嚷嚷起来：中
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
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康晓光回头看了一
眼，车库的房檐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最后，康晓光的书完成于2003年12月中旬，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但康
坚决不同意修改。最后，康自己出钱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
书的封面是全黑，白字书名《起诉》。
从2003年到2012年9年间，中国GDP增加了多少？财政税收翻了几倍？但从李思怡到陶家
5兄弟，他们的境况改变了多少？杜绝意外的概率减少了多少？官员的责任意识增强了
多少？
李思怡生前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
乞讨。一个3岁的幼儿，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
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像又一个李桂芳，吸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判
刑、直至死去？而陶家5兄弟早早辍学，浪迹街头，他们的命运又将是什么？
偌大的中国，对这些孩子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社会应有怎样的公平？
陶家5兄弟葬身的垃圾箱已被拖走。垃圾箱高约1米多，宽约1米3。在垃圾箱不远处有一
间小饭店，老板娘冷着脸说过一句话：“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
的可是娃儿。
。”
意外，又一次不可避免地撞过来。
11月16日早上，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街面的垃圾箱里，发现了5个男孩的尸体。他们
相挨着坐在垃圾箱里，双手环抱，头低着，两脚交错着，如熟睡，一个孩子的鼻子还在
冒泡泡。5个孩子都姓陶，是堂兄弟，是29公里外的苗族擦枪岩村的，爹妈多在外面讨
生活，5人中有4个失学，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5个花骨朵。孩子个子都不高，瘦弱
，营养不良，脸上脏兮兮的，指甲缝里满是泥垢。他们衣着单薄，裤腿稀烂，穿着绿色
水胶鞋，或破旧的运动鞋。
别以为孩子们过着苦难的旧社会的生活，他们心里充满阳光。据报道，1月5日那天，擦
枪岩村的吕婆婆看到，5个少年正往山外跑，他们还想喊她的孙子一起跑，孩子们豪气
万丈：“出去混。”孩子们自生自灭呀，不像中国一些老板，到外省投资或引资，都拥
着书记，大大的考察团或招商团，酒杯乱碰。
在毕节市大街上，孩子们活力四射。有居民事后回忆，事发前一周，见过5 个蓬头垢面
的男孩在附近活动，他们在毕节学院门口，拦路抱腿要钱，5人买一大碗米粉要了5 双
筷子。他们在饿极时抢些吃的，如经过水果摊扯下一两根香蕉，或拿走一个柿饼，卖糖
果瓜子的老杨说，“太可怜了，我们都不吼。”有的摊主还会主动给点吃的，孩子们拿
了就走，也不怎么道谢。孩子们常在一起用方言窃窃私语，时不时发出笑声。
孩子们以为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失学，讨饭，住垃圾箱，天经地义。他们既不知社会
对自己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也不知自己有生存和被保护的权利，他们像野草一样胡乱
生长，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然后默默地走了，5人中有4个人没有上户口，因为
“上户口要钱。”
官员知道自己有点不妥。事后，毕节市处理了几名官员，但没有哪个人是主动引咎辞职
的。为什么要自己辞职？当个官多不容易！毕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光星否认“责任事
故”的说法，强调是“ 意外事故”。
这种意外早已有之。2003年6月4日11点多，李桂芳和女儿吃完最后一顿饭后，来到邻近
的金堂县去“找些钱”。李桂芳的名声不太好，她多年吸毒，父母双亡，离了婚，丢了
工作，还独自带着一个孩子，有时她会小偷小摸来养活自己和女儿李思怡。
这天中午1点，李桂芳在金堂县城郊红旗超市被怀疑偷拿了两瓶洗发水，然后被金堂县
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来人带走。“我一开始就给他们说过有一个3岁的娃娃在家里。”从6
月4日下午5点到次日9点，16个小时里，共有4次解救李思怡的机会，而从团结村派出所
到李思怡的家不超过200米，但警察就是没有迈过这短短的路程。
此时，李思怡正在屋子里忍受煎熬。那是一间没有光线的屋子，因为交不起电费，已经
停电很久。从6月4日中午11点吃过最后一顿饭后，李思怡再也没有进食。
李思怡的尸体是6月21日在家中卧室门后被发现的。穿着红色T恤和绿底带白圆点的小背
心，孩子的尸体已高度腐败，头发已大部分脱落，身上爬满蛆虫，头骨外露。尸检结果
排除了孩子死于暴力和中毒的可能。事后的尸检报告写道，她“胃完全排空，胃壁皱缩
”，“心肝肺肾自溶明显”。这段文字，显示小思仪离去时忍受了巨大痛苦。人们发现
，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可以推断，在被锁在屋里的日子里，孩子始终没能
找到果腹的东西。之后，她就趴在那扇最终未能开启的门边。
社会蒙羞。一位网友写道：“在一个人类已经从愚昧和粗野的黑暗时代走出来几百年的
今天，在食物摆放满了超市、清水充溢了每一根水管的城市里，在一栋住满了人的楼房
里，在一个距离警察只有100米的巷道里，在一个母亲恳求警察照料一下她被关在家里
的孩子的跪地哭喊里，让一个3岁的无助生命，慢慢地在饥渴中死去……我一生里从没
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
这是一个意外吗？中国社科院学者康晓光试图让意外不再意外。在朋友的帮助下，康晓
光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
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但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和学者，几
乎都不愿意为康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
保密工作”。一个朋友让康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
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嚷嚷起来：中
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
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康晓光回头看了一
眼，车库的房檐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最后，康晓光的书完成于2003年12月中旬，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但康
坚决不同意修改。最后，康自己出钱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
书的封面是全黑，白字书名《起诉》。
从2003年到2012年9年间，中国GDP增加了多少？财政税收翻了几倍？但从李思怡到陶家
5兄弟，他们的境况改变了多少？杜绝意外的概率减少了多少？官员的责任意识增强了
多少？
李思怡生前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
乞讨。一个3岁的幼儿，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
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像又一个李桂芳，吸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判
刑、直至死去？而陶家5兄弟早早辍学，浪迹街头，他们的命运又将是什么？
偌大的中国，对这些孩子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社会应有怎样的公平？
陶家5兄弟葬身的垃圾箱已被拖走。垃圾箱高约1米多，宽约1米3。在垃圾箱不远处有一
间小饭店，老板娘冷着脸说过一句话：“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
的可是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