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一份检查 (转载) - 未名空间MITBBS历史存档

C*X2018-08-16 07:08

2 楼

【以下文字转载自 PKU 讨论区】
发信人: amao (razor), 信区: PKU
标题: 四十年前的一份检查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Wed Jul 28 23:02:31 1999), 转信
□叶笃义
　　叶先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是一本奇特的书。这部书的主要部
分是由作者在历次运动中的一篇篇检查组成。叶先生为何要以这样的
方法总结自己的后半生？他在前言中说：“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
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
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段历史呢？拂去历史的尘
埃，重新追忆个人的一生，我已没有这番精力；将过去的自我批判来
个反批判？我缺乏这种水平。我以为最简单又最心安的办法倒是将自
己后半生最多的作品——检查稿，搜集起来，整理成编，较完整地奉
献给读者。也就是说，透过历史风云，希望我的回忆录是立体的，力
求做到不溢美，不隐恶，向人们讲述个人坎坷的生涯，解剖自己曲折
的心路。”
　　我们在这里选用了作者写于四十年前——１９５９年２月的一份
检查，今天重读此文，也许会有新的感悟。由于篇幅所限，做了一些
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
　　我在１９５７年当上右派之后，就被免去一切本兼各职，时时过
着“刑余之人，自惭形秽”的生活。在家里总是觉得低人一等，对不
起人。我的儿子维祚三年没有同我讲过一句话。１９６０年我摘掉右
派帽子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同我握手，我哭了，他也哭了。我们父
子二人的眼泪流在一起，而他把过去的对我的误解冲到九霄云外。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我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们右
派分成一个组，组里成员有潘光旦、费孝通、陶大镛、吴文藻、叶恭
绰等人。我们没有固定的学习题目，只是按照报上登载的大题目大家
谈体会。反正沾边不沾边，随题目自己骂上自己几句罢了。１９５９
年２月４日我在学习结业时，写了一篇《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和今后
改造的意见》，把自己说成从参加民主革命时，就准备反党。现将这
篇全文照抄如下：

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
　　（１９５９年２月４日）
　　　　　　　　第六组叶笃义
　　错误是同真理相对立的。真理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错误是
对客观实际的歪曲。当人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不一致的时候，他
的行动就一定发生错误。
　　在写这个检查之前，我用了两整天的工夫冷静地回忆了一下个人
的以往历史，又对照地回忆了相同时期的客观实际的发展情况。剥开
一切假象，把事物的最本质的东西暴露出来，我今天之成为右派绝不
是偶然的，是罪有应得的。

一、我参加民主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参加民主革命的人的目的并不一样。有一种人搞民主革命的同时
就想到和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当时参加
民主革命并且准备将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另一种人，他们搞民
主革命的同时想到的是第二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
下，实质上这就是要走殖民地的道路），看出蒋介石同共产党斗争的
这盘棋中蒋介石是输定了，照这样下去，中共就要领导全中国走社会
主义的道路，而这样他们是不甘心的，因此，他们也参加进去，在对
外关系上同蒋介石竞争依靠美国，在国内问题上同中共竞争领导权。
我就属于后一种人，以下两件事最具体地说明问题：
　　１．１９４８年罗隆基有一次劝司徒雷登把援助蒋介石的钱拿出
一部分来资助中国的民主党派，他说：蒋介石同中共的斗争等于一场
赛马，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这算输定了，现在美国只有把第三方
面的民主党派扶植起来，它们才有力量在将来美国同中共的关系上起
一个缓冲作用。这次谈话我是在场的，我也帮了腔。
　　２．同年罗隆基委托吴晗交给当时已到东北解放区的沈衡老一封
信，向中共提出实行所谓议会政治，协和外交，将来民盟可作在野党
的要挟条件。这封信是我交给吴晗的，自不待言，信上的内容我当时
是完全同意的。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内政和外交上，我反对的是社会主
义的根本制度和根本政策。
　　１９４９年民主革命胜利了，全国解放了，但是客观历史的发展
并不是按照我过去的主观意志实现的。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每一个人针对现实，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想法和做法，确
立未来态度的大好机会。我并不这样做，而是仍然抱着原封不动的立
场和观点走进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面曾经提到的，１９４８年由
我交给吴晗向中共提出的所谓议会政治和协和外交的反动主张，在我
思想上一直是顽固地保留着。现在揭开来看一看它的本质吧。
　　１．所谓议会政治的实质
　　１９４９年我参加了第一届政协大会，１９５４年我又被选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仍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向往虚伪的资产阶级
民主的形式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我总感到无论政协大会或者人民代
表大会本身都是一种报告会而不是一种辩论会。做了三年多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而自己总觉得不能代表任何人。听了大会发言后，
大家头一句话说“我完全拥护……”我感到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格式，
心里厌烦。我认为解放以后的报纸只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而不注重
消息报道，看起来总没有解放以前那样感兴趣。总而言之，处处感到
不习惯，处处有抵触。
　　以上种种思想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１９４８年我交给吴晗那
个信件所提到的议会政治、民盟可作在野党的反动观念在我脑子里仍
然盘踞着。在野党就是反对党。因此，耳朵里听到“我拥护……”就
觉得不顺耳，而心里实际是想说“我反对……”自己做了三年多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总觉得代表不了任何人，原因是我始终站在
反人民的立场而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一切问题。
　　所谓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我们连资本主义的经济基
础都已经消灭掉了，现在反过来企图恢复它的上层建筑。除了借此使
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而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呢上面所说的我所
感到的种种不习惯，种种抵触，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不
习惯和抵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事业。
　　２．所谓协和外交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所谓协和外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真实意义，就是亲美反苏的
外交。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提到下面这件事。１９４９年初，北
平已经解放了，我由上海到南京去找民革的朱蕴山接洽回北平来的事
项。我还特地到司徒雷登那里去辞行。司徒雷登对我讲了下面一段话：
“共产党人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祖国就是苏俄。我希望你做一个爱
国的中国人。不要忘了我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这
样回答他：“我将永远为作为你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我绝对不会一切
服从苏联的。”在解放大军将要过江、全国解放已成定局的时候，我
还偏要到中国人民死敌的代理人司徒雷登那里去辞行，并且从这段对
话暴露出来的内容来看，我已经表示心甘情愿要做司徒雷登的代理人。
　　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亲美反苏的立场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１９
４９年７月１日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我意识到自己过去那套想法和做法不对头了。但是我并
不根据文件的精神进行自我检查，找出错误的根源来进行改造，而是
把它压回去隐藏起来。学习这个文献，讨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的时候，
我也口头上拥护一下，口服而心不服。
　　１９４９年在我将要离开上海返回北平的时候，上海的美国领事
齐艾斯送给我一本美国国务卿翻译印发的１９４８年南斯拉夫同苏联
政府之间的来往公文，把南斯拉夫形容成一副非常受欺负的样子。他
说希望我能把这本小册子带到北平来送给任何愿意看的人看。我虽然
没有把这本书带回来，我自己却仔细看了一遍，深受了它的影响，加
重了我的反苏成见。今天的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完全变成为美帝的走狗，
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也背叛了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根据以上两点来看，我反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反对党的
中苏团结的根本外交方针，这就形成了我和章伯钧、罗隆基二人的共
同思想基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终于成为章罗联盟的骨干、１
９５７年向党进攻的急先锋。这绝不是偶然的。

三、我向党疯狂进攻
　　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６年，上面所讲到的我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观
点原封未动，像毒癌一样潜藏在身体内部始终没有暴露出来。但是诚
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说的，各种不正
确的思想意识最后一定要反映出来的，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
的。时候终于到来了。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的
错误，我认为这可叫我抓着反苏的理由把柄了。《参考消息》把译自
美国来源的据说是赫鲁晓夫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附发出来
之后，我也不管文件的真假，也不管内容有无歪曲，把这本小册子如
获至宝似地收藏在我的书桌抽屉里。收藏的目的是什么呢？干脆说吧，
就是作为反苏、反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武器。
　　引用费孝通创造的一个字眼——“盖子”，终于揭开了。１９５
７年党号召大家参加党的整风运动，我的毒癌正式爆发了，毒草全部
出笼了。现在简单扼要地再看看我的主要货色吧。
　　我主张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我把党的方针政策领导同组织
领导对立起来，从而否定党的组织领导作用。我说在一切机关、学校、
企业中，大家都只是合作共事关系，不要以党派成员身份进行活动。
这实际上就是要党从各个单位都搬出去。我主张把民盟、民进、九三、
农工四个党合并，另组一个知识分子政党。这个党应当怎样的组织法
呢？我主张走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我这样说，苏联布尔什维克式的
政党只有四五十年的历史，而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却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中国的民主党派都是以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
政党，因此它不必采取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生活。叫这样
的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来干什么呢？我说，叫他们在制定国家和省市的
政策方针上发挥比过去更大的作用。这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
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
篡夺党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我的反党和反苏是有直接联系的。我在臭名远扬的６月６日六教
授会上的讲话充分暴露出来这一点。我在会上提到所谓赫鲁晓夫的秘
密报告。我说批判斯大林以后大家对党报的宣传失去信仰，对党的信
心减退。我用漂亮的词句说，民主党派应当站出来讲话，帮助党重建
威信，实际上就是要民盟出来篡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每一个爱国
的和自爱的中国人所不应当做的，中国人民不允许做的，我在鸣放当
中都做了。再联系起１９４９年我回到人民队伍之前，我和司徒雷登
的对话。司徒雷登叫我不要忘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更明显地
说，就是挑拨我回到人民队伍来起颠覆破坏作用。我回答他，我将永
远骄傲地感到是他的学生。刘少奇委员长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中
提到右派分子实质上是三大敌人的代理人。我不是敌人的代理人，又
能是什么呢？我鄙视自己，痛恨自己！

四、我对党的态度的检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卅多年，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民
主革命之后，紧接着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任何一个中国人对
党都不能不有一定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归根结底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
决定的。从历史上看，我对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自从１９２１年中共成立以来，它就以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出现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管抗日也好，反蒋也好，离开了共产党是成
功不了的，这一点我是清楚的。解放以前，我自认是一个“同共产党
合作”的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合作，以后呢？各走各的路。毛主席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有一种人认为“反共好，就是反不了。”
反不了，只好合作吧。这就是我这个自命为“同共产党合作”的人的
真相。１９４０年同我联系的党的北平地下工作人员王定南曾试探地
约我入党，我拒绝了。这说明我当时是宁愿跟张东荪走而不愿跟党走。
　　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共产党
由过去一个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进而有了法律上的领导地位。过去所
谓“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不得不一变而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什
么叫作“合作关系”呢？那就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有
拥护的方面，也有反对的方面。１９４９年同党的关系一旦改变性质
了，过去那些不相同和反对的方面是不是能自动地消除了呢？当然不
是的。那么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认真地进行自我
改造把自己同党不一致的地方改造纠正过来，使它真正达到和党完全
一致；另一种是把不一致的地方压到肚子里，让它继续存在和发展，
只表面上同意，口头上拥护。后一种方法自然是错误的，我却采取了
这种态度。
　　解放以后，我同党的关系有时接近一点，有时又疏远下来，有时
对党的信心坚定一点，有时又动摇起来。风平浪静的时候，我的态度
就好一些，一有个风吹草动——无论国际或国内方面，我的态度就倒
退一步。
　　１９５４年高饶反党事件公布出来，我当时认为这是党内宗派纠
纷。后来同罗隆基谈及此事，他拿来和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清洗事件
来类比，更使我对党增加了惧怕心理。我觉得党内斗争太残酷了，我
在感情上同党的接近又倒退了一步。
　　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当时
觉得这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后，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
将走向“民主自由化”，各国的共产党也要走向“民主自由化”。我
主观上这个所谓“民主自由化”，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
阶级的自由主义。我一度又起了想入党的念头。这的确是一种自相矛
盾的心理。前面我曾说过由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我的反苏
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思想大大抬头了，而同时我却又一度引起想入
党的念头，这怎样解释呢？这是由于我主观上估计党将放松党内组织
纪律，放松民主集中的党的组织建设原则，借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社
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一句
话来说，就是希望“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
休的俱乐部”。这说明，我并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条件来达到争取入党
的标准，而是主观上幻想党要降低自己建党标准来适合我的资产阶级
式政党的水平。我主观幻想上的这个党同时又是国家的领导党，因此，
我一度在暂短时间中又起了想请求入党的念头。似乎自己也不能自圆
其说，但这确是当时一度自相矛盾的真实心理———卑鄙可耻的心理！
　　主观幻想终究只是主观幻想，刹那间就过去了。党中央随后提出
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两个万岁的提法。紧接着匈
波事件发生了，各国共产党内的动摇分子纷纷脱党的消息出现了，铁
托的反苏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开演说发表了。我这个时候死心塌地地
不再想入党了。终于１９５７年乘着党整风的时候向党进行了疯狂的
进攻。
　　回想起来，党不但千方百计地培养我、教育我，并且还是尽最后
努力来挽救我的。在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期间，包括我在内的右派分
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统战部于刚同志曾几次表示想同我谈谈话，
当时头脑已经热昏了的我哪里还有一丝一毫党的观念在心里呢？我一
拖再拖，意思是等到鸣放过了再谈。我辜负了党力图挽救我的厚意，
自掘坟墓，自绝于党。

五、对今后自己改造的意见
　　反右以来，通过党的教育，群众的斗争，后来经民盟组织上的推
荐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又得到学院方面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自己对
过去错误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错误立场和错误思想根源的
检查也有了初步的体会。但检查越深入一步，也就越发现自己错误的
起源是根深蒂固的，藏在头脑内部和灵魂深处的反动渣滓也不是一下
子就挖得干净的。在道理上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容易，但在具体问
题上，在思想感情上符合社会主义却又是一回事。对资产阶级的旧事
物，剪不断，理还乱，总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还有些留恋多情，一拍即
合；对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总还有些陌生，格格不入。思想改造要大破
大立。我的旧东西破也破得不干净，新的东西也还没有树立起来。根
据这样的自我认识，我订出自己的改造意见如下：
　　１．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六项政治
标准随时随地检查自己的言行。即使偶尔违反了，也可以马上检查出
来进行纠正。
　　２．粉碎自己思想上的“自留地”
　　知识分子，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在思想改
造当中常常在头脑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保留一小块“自留地”。白天
搞社会主义，晚上加一些资本主义，公开场合谈社会主义，私人谈话
中夹杂一些资本主义，发发牢骚，讲点怪话，寻找一些“同情”和
“温暖”来自我陶醉一下。这实际上就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的大园地里
保留一小块资本主义的自留地，为彻底的自我改造开小差。我过去总
是常常强调把政治问题同生活问题完全分开，把思想问题同作风问题
完全分开。这就是为自己的“自留地”找后路。这块资本主义的“自
留地”如不彻底粉碎，它就会慢慢发展起来。头脑里的无产阶级思想
如不专政，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发展，最后专自己的政。
　　３．改造自己的感情
　　“感情”两个字看来是一个抽象字眼，但它并不是什么凌空的东
西，而是和人的立场密切相关的。在学习人民公社问题我做思想检查
的时候，我回想起去年我到徐水、安国参观，看到那里的农民吃饭不
要钱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不算高，我当时心里就这样想：“这
就算共产主义了吗？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我现在的水平高呢。共产
主义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地主的剥削，
靠天吃饭，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今天，他们吃饭的问题完全解决
了，吃饭不要钱之外还按月领一些工资。这在农民看来真正是破天荒
的一件大事。而我只从我个人这个剥削阶级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竟认
为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思想反映，除了说明我没有劳动人民的
感情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其他别的呢？
　　４．听党的话（略）
　　我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心里总觉得委屈。我想我的在天津的大哥
刚侯，在解放前当银行经理，解放后才参加民盟，目前当天津民盟整
风办公室的主任。说他是左派，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想不通。
我的六弟叶方来北京开会。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说：“刚侯是
资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知道自己是资产阶级，解放后向
无产阶级投降了，一心一意听党的话。你解放前为党做过一些事情，
你觉得有一点本钱，解放后敢于同党较量，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走，
其结果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因此说你是资产阶级代表。”我听了他的
讲话，心里当时觉得想通了。李文宜说刘王立明摘掉右派帽子以后要
求入党了。我也写信向党提出入党的请求。
　　我在民盟内还保留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名义，因此还得去民盟
中央参加学习。每个星期一次或者两次学习。我被安排在第二组学习，
同组有潘光旦、费孝通、宋云彬、贺麟、辛志超等人。日久天长，我
在学习会上又忘乎所以口无遮拦了，辛志超批评我“语不惊人死不休”。
但我还是老毛病改不了。因此第二组当时有“出问题”、“出思想”
的不太好听的“美”称。１９６３年我因患关节炎住在小汤山疗养院
半年多，费孝通写信给我说：“学习会上没有你好像钢琴上缺了一根
键，有些五音不全了。”１９６４年夏天民盟在香山开会，一方面避
暑，一方面学习，我在会上又闯了一个大乱子。我说，我们在下面看
开大会，让地富反坏右站在一起，同普通群众划分开来。其实地富反
坏右各有不同的含义。开大会把他们硬拉在一起，使他们怀有在社会
上“孤臣孽子”的感觉。孟子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
也深”，对改造他们是不利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
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政以刑只使他们免
于刑罚，但不能使之感化。以德以礼才使这些人既知道是非，又能感
化过来。我这样一说，群众立刻哗然。有人说我这是上了纲的错误，
是违反阶级斗争原则的。我痛哭流涕自悔失言。大家批判，我做检讨。
反复几次才算过关。
　　１９６０年我被摘掉右派帽子。名义上虽然摘了帽子，实质上随
时被人视为“被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总是觉得低人一等。除了每
星期到民盟学习一两次外，其余时间无事可做。１９６１年政协副秘
书长申伯纯约我到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我应约前往。在政协没有学
习。办公室除工作人员外，还有浦熙修、彭子冈，都是“摘帽右派”，
另就是有名的溥仪、溥杰两兄弟和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沈醉等
特赦人员。大家都属“刑余之人”，倒也热热闹闹，彼此都没有什么
矛盾。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过了五六年。时间很快到了１９６６年。
　　（摘自《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３
月版，定价：１５．００元。社址：北京北三环中路６号，邮编：１
０００１１，ＩＳＢＮ７－５３０２－０５８９－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