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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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2.* 4/4/19, 10:49:38 PM (143')
大约晚上10点20分清查结束，这个名叫周铜山的小伙子与其他三十多个盲流、乞丐、街
痞闲人之类一起被押上卡车，送到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院里，等候着发落。临下车之
前，他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外套左上口袋边缘，有个硬硬的东西在那儿呢。
1969年8月8日晚，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
换了地方，审查周铜山的人当然也换了。油漆脱落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十分严肃的
公安人员：政保组长于润民和他的部下王光满。按人家的要求，周铜山无奈地把身上所
有东西掏出来，包括人民币，粮票和其它小物品，一件一件放在桌子上，接受检查登记。
“还有吗？”
“没，没有了。”
“站起来。”王光满声色俱厉。
周铜山从椅子上站起来。王光满伸手搜他的口袋。掏了一遍，又从上到下摸了一遍，什
么也没发现。王光满心有不甘重新再来一遍，这一遍却摸出了一件东西。
王光满早就留意到，周铜山跟人不一样，大热的天，衬衫外却穿着件外套。这第二回，
王光满从他左上口袋底部边沿，发现一根约3公分长的硬东西，手伸进口袋里摸不着，
用手掌平抚才感觉到这东西不是口袋的边折，而是个条状硬物。王光满从文具盒里找到
了一枚大头针，让周铜山脱掉衣服，他用大头针挑断缝线，那东西竟然是一根圆柱玻璃
体。他问周铜山这是什么，周铜山一头雾水一样，说不知道：“会不会制衣人恶作剧放
进去的？”两个公安人员对着灯光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个名堂。
王光满翻他口袋时，于润民也没闲着。他从周铜山的军用挎包里发现了两只高约2公分
、直径约1公分的黄色玻璃瓶。瓶体上没有粘贴任何说明标签，只是金属铝皮密封盖上
有点色差。对这两只小瓶子，周铜山的说法是：他有肾病，这是治病的抗菌素。于润民
将信将疑，登记后按他的说法做了注明。在检查保温瓶时，于润民感觉这个空瓶份量似
乎不对，摇了几下去掉了底座，秘密暴露了。瓶胆与瓶壳中间塞有一个纸包，掏出来打
开竟然是一叠崭新的人民币。票面每张5元共90张。于润民心细，他发现那些钱不仅新
，而且都是连号，是五十年代印制的。那年月，一个士兵一个月的津贴是6元钱，一个
工厂的学徒工一月十几元。加上他口袋里的钱，这周铜山身上一共有911元钱。哪有人
带着么多现金到处乱跑？问他是不是偷盗的，周铜山却嘴挺硬，说他不是贼，他的钱是
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之所以放在暖水瓶下面，就是怕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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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2.* 4/4/19, 10:50:15 PM (142')
夜已很深。政保组办公室里，政保组长于润民用手上的烟头重新点燃一支烟，静静地打
量着眼前这位“怪人”。周铜山不像个小偷，作为老公安他一眼就看得出；但是，这个
家伙却好像是狗窝里的一只狼崽，浑身散发着异样的气息：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多了，
“人民公社管委会”、“公安局”等名称早已变成了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某某公安机
关军管组。“周铜山”的证件上怎么还会出现“人民公社管委会”“公安局”的印鉴呢
？难道新疆和内地会有这么大区别吗？周铜山的火车票已勾画出他的行动路线： 7月29
日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兰州，又从兰州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北京；接下来，他的落脚地
又分别为太原、石家庄和宝鸡。短短十天，他跑了小半个中国。就是红卫兵串联，也没
这么个跑法吧？这不，他来宝鸡的时间是8月8日上午6点45分，这又买了去太原的248次
车票。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钱跑来跑去，他究竟要干什么？
“你一会说到北京看姐姐，一会儿说到太原看妹妹，你究竟有几个姊妹？你准备把户口
迁到太原什么地方？你的临时驾驶执照上为什么不填写有效日期，驾照上的‘李佐臣’
是谁？”
于润民把他的疑问写在了一页纸上，然后开始接连发问。周铜山被问得闭上了嘴，再不
肯说一句话。于润民拿着那根刚从周铜山外套里搜出来的玻璃棒看来看去，突然灵机一
动：
“周铜山，你会背诵《毛主席语录》吗？”文革中，像周铜山这样的年轻人要是不会背
几段《毛主席语录》，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凌晨四点，周铜山终于开口。他虽
然背得有点嗑巴，但于润民却显得兴致很高： “光背不算，唱一首，哈哈，唱一首语
录歌。”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一唱，不对劲儿了。跑调跑得没边了，两个公安
人员一夜的疲惫在一阵哈哈大笑中一扫而光。 “你不是杀人犯，就是被通缉的逃犯。
”于润民突然收起一脸的笑，很凶地盯着周铜山：“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不。你不要胡说。”周铜山急了，摆着两只手否认，还耸了一下肩头，做了一个双手
向外分摊的动作：“你是长官，有权可以胡说，给我戴一顶高帽子，我抗议。”
“胡说……？”于润民走到周铜山身边扯着他的衣服：“就拿你这身衣服来说，这件白
短袖衬衣是上海工农服装厂生产的；这条蓝裤子是我们江苏江南服装厂生产的；你穿的
这双黑皮鞋是四川成都第二制鞋厂生产的；你那个挎包里的中山装是北京海淀区第二服
装厂生产的。你照照镜子看看，哪一件是合体的，不是宽就是窄，不是长就是短，从里
到外都是新买的，一次都没洗过。就连你的三枚毛主席纪念章也是崭新的。你说，你那
些旧衣服弄到那里去了，还什么长官长官地叫，只有国民党才这么叫……”
“对。我看就是个特务。”王光满恶狠狠地说：“不说，让你吃不了兜着，旧衣服扔哪
啦？”
“扔到拉圾堆里了。”
“衣服上肯定有血渍，你不是杀人犯是什么？说呀！”。
周铜山看上去很反感，再次闭嘴，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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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2.* 4/4/19, 10:50:53 PM (141')
于润民、王光满一夜没合眼。天一亮，让人看住周铜山，他们就赶到军管会跟领导汇报
。天亮后，周铜山又被押到了宝鸡驻军某部招待所一间客房里，由军代表以及政法组政
保组的其他几个人接着审。又经过一个白天的车轮战，晚上10点钟，筋疲力尽的周铜山
终于抗不住了，他的供述吓人一大跳：
周铜山生于1943年12月19日，原籍北京市人，住东城区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汉族，
完小文化程度。生父周华亭解放前在北京电车公司当电工，1949年病逝。其母王淑清，
满族人，做什么事不清楚。1955年，他妈嫁给了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婚后，李佐臣
带着他妈以及他们兄弟俩去了苏联，定居在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斯克区斯大林大街72号。
他在苏联上了几年学，初中毕业后与哥哥一块儿在建筑公司工作，做泥瓦工。周铜山交
待说，他们哥俩在苏联生活不习惯，也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特别是受不了当地人的歧
视。他的继父喜欢酗酒，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喝醉了常拿他们母子出气。他早就想偷偷
逃回国内，但直到最近才有机会。回来后，他才发现国内正搞文化大革命。“我怕被人
当成苏修特务，就在乌鲁木齐买了假证件。我穿的衣服是苏联做的，怕招惹麻烦，就买
了新的换上后把旧的扔掉。”
周铜山说，因为出生在北京，所以对北京有感情。他想到他儿时生活过的胡同去看一看
。可到了北京，他发现很难在那儿落下脚，就决定去石家庄或太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
革命中，两个省城也是一片乱七八糟，这让他很不适应。他于是决定找一个中等城市落
脚，慢慢找工作。火车上听人说起宝鸡，他就临时动意来了宝鸡。可来了一看，这儿也
挺乱，就想再回他认为相对还好一点的太原。如此这般，他才在火车上过了这么多天。
这个时候，珍宝岛之战刚刚过去五个月。一个小伙子居然能够只身从苏联来到国内，从
新疆跑到了北京，这事儿还了得？ 10日一早，宝鸡方面就在第一时间向省政法组和宝
鸡地、市革委会作了书面汇报。
周铜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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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2.* 4/4/19, 10:51:37 PM (141')
1969年8月10日，当宝鸡市关于可疑人员周铜山的《请示报告》送达陕西省革委会政法
组的时候，分管公安工作的政法组第一副组长伊里正在临潼县听取一起“特大反革命刑
事案件专案“的汇报。几天前，临潼捉蒋亭上发现了向蒋介石致敬的大幅反标，这样的
案子在那个年代当然不得了。伊里正是一脑门子官司的时候。
伊里本名许清廉，河南叶县人，1938年经地下党介绍，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帮助，投奔
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伊里是边保七里铺第二期培训班的学员，1991年，时任
公安部长的陶驷驹签署了一批“人民警察一级金盾勋章”，获得“001”号勋章的人，
就是伊里。为什么呢？因为伊里是全国连续累计警龄最长的人。
看了宝鸡的那份《请求报告》后，伊里觉得这案子很重要。当时，好些干部在下放劳动
，侦破组最资深的就是张举明了。于是，伊里点将，让政保干部张举明和部队干部党乙
文连夜赶往宝鸡。
周铜山那些物证经张举明过目，又发现了一堆破绽：
首先，张举明断定周铜山的小学毕业证书是别人替他伪造的：
“老党，你看，校长 ‘俞明男’的签字，像‘蝌蚪文’。有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到一起
的校长吗？还北京的呢。”
“老党，再看这一张”。张举明把“迁徙证”平放在桌面上，嘿嘿地笑着：“这里只填
写了太原市，既无街道名称，又没有门牌号，他的户口要往哪里落？你再看有效日期这
一栏和发证机关签发时间，汉字和阿拉伯数字还是混写的。还有，谁会把“迁移证”写
成“迁徙证”，把一九六九的“一九”写成汉字，“六九”写成“69”，是个人都不会
这样写字嘛！我们公安机关怎么会开出这样的东西？尽胡扯淡。”
张举明发现的问题还有“迁徙证”上盖的两枚公章，一枚是“墨玉县公安局”，另一枚
却是“墨雨县公安局”，两个音同字不同的字，竟然跑公章上“通假”去了。何况文革
后县级公安局已改成“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还有，迁移证必须和准迁证同时使
用才有效，而周铜山所有证件中找不到配套的《户口准迁证》，也说明制证人根本不了
解咱们的户口迁移手续和制度规定。”张举明将手上的东西隔着桌子递给党乙文看。
“这张署名和公章名称也不一样。发证单位是墨玉县第二人民公社革委会，但落款的印
章却是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委会。”
张举明发现周铜山驾驶执照上填写姓名、地址的地方有毛皱。他走到窗户跟前，在阳光
下把驾照倾斜45度再看，果然发现上面有轻微擦痕；贴照片的地方钢印模糊，用放大镜
看仍然不大清楚。
在“退职人员”证明信中，职务一栏填写的是“干部”，但在下一栏里却填写的是“瓦
工”。在“回乡介绍信”中称谓有“请当局帮助安家落户参加工作”的字样，这个连宝
鸡火车站发现周铜山的那两位民兵都觉得别扭的“当局”二字，张举明他们当然不会没
注意到。
由此，张举明得出结论：周铜山的这些证件全部都是伪造的，而且手段拙劣，水平低下
，既不是周铜山自己的作品，也不会像他所说，是在国内黑市上购买的。那么，“外星
人”周铜山究竟是谁包装出来的呢？
提审周铜山，他还是一口咬定是在黑市上买的。那为啥要把户口迁太原？他说太原有亲
戚。什么亲戚呢？说是妹妹。再问他为啥去兰州，他也说是去看妹妹。你究竟有几个好
妹妹？
“你究竟有几个妹妹？北京有，西安有，太原也有，兰州也有，你妈生了几个儿女？”
这回，周铜山说，兰州的是他的表妹。 “什么表妹？”张举明多了这么句嘴，周铜山
就又闹笑话了：“我父亲的哥哥的女儿。”
“你父亲的哥哥是你伯，你父亲的弟弟是你叔。他们的女儿是你堂妹，姐姐叫堂姐，怎
么你叫表妹？表哥表弟是什么亲戚的儿子？”张举明把周铜山说得一愣一愣，这回他只
好说：“不知道。”“是你姑或姨的儿子，他们的女儿岁数比你大的叫表姐，比你小的
你叫表妹，知道吗？”
“知道了，兰州伯父的儿子叫表哥。”
张举明忍不住乐了。
“怎么！不对吗？你说的。”周铜山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他觉得很奇怪。他压根想
不到，这动作对于这帮审讯他的公安来说，是多么怪异。
“你不是说过西安也有一个妹妹，她住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单位工作，叫什么？我可以
把她找来让你们见见面。”
“喔——，我，我害怕，紧张的时候说错了，我是从新疆去北京找妹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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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2.* 4/4/19, 10:52:15 PM (140')
这个时候，周铜山已经被秘密押解到了西安市红庙坡看守所。但是，他没有和别的犯人
关押在一起，而是由两个便衣控制在一个类似普通招待所的房间。他可以在房子里活动
，也可以在躺在床上翻翻报纸、杂志，但除了上厕所，他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根据伊里
的要求，周铜山生活上还是受到了优待。早餐，他能吃到油条、鸡蛋。那年月东西紧缺
，一般人家的孩子也就是过生日时才能吃上一个鸡蛋的。
听了张举明二人的汇报，伊里马上派出了两路人马，一路去新疆，一路上北京。新疆这
路重点是查那张所谓的“迁徙证”，北京这一路是查周铜山读过书的小学、他的继父李
佐臣。
看守所长办公室的电话，可以拨长途。一天，按照电话簿上的号码，张举明拨通了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保卫部的电话，让人家帮忙查一下周铜山手上那些连号的1956年版五元钞
票。当时，拨号式电话机也不具备来电显示功能，对方无法确定张举明的身份，不给查
。张举明费了半天口舌，最后人家答应按张举明提出的方案，查完后把信息反馈到省革
委政法组伊里副组长那里。
这个时候，新疆方面的外调已经有了反馈：“周铜山”那份户口迁移证，是1962年“伊
塔事件”中，被苏联特工人员从塔城县公安局窃走的，早已经过期作废；经翻查乌鲁木
齐汽车监理所车辆司机档案，该所从未签发过13266号驾驶证件，也没有一个叫“周铜
山”名字的驾驶员；新疆额敏县火箭人民公社户口新旧底册登记簿上，也没有一个叫“
周铜山”的人。
北京的外调也有了结果：北京市有几十个叫“周铜山”的人，经过对年龄大小的排列剔
除，有一个周铜山的年龄与关在红庙坡看守所里的这位十分相似。这个周铜山是个孤儿
，如今在北京王府井饭店做杂工。他的母亲姓王，是养母。这娘儿俩就是当年上过《北
京晚报》的那对母子。外调人员专程到图书馆查到了当年的报纸，并且从侧面接触了这
个周铜山。周铜山人很朴实，说话稳重。他的个头约170厘米，与看守所的那个周铜山
非常像，年龄相仿，个头差不多，连体形都很像。王府井饭店方面反映，周铜山人挺勤
快，在单位人缘不错，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犯罪的事儿，连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也没
有。王大妈年岁大了，周铜山很孝顺，对她照顾得挺周到。如果这个周铜山是原宗正版
，看守所里这位无疑就是盗版的了。
看守所里的“周铜山“又是谁呢？
“是伊里同志吗？我是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握着话筒，伊里不由自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周铜山”身上搜出的人民币，是前些年
中国人民银行供给苏联驻北京商务办事处的。这样一笔连号、崭新的“原封”钞票出现
在一个所有证件都是伪造的人身上，这就足以说明这个人的苏联背景了。
伊里决定，政法组立即成立“6901”专案组，由他亲自担任专案组长，省政法组军代表
党乙文任副组长，抽调有反间谍经验的张举明、张鸿轩、张欣槐以及宝鸡政法组的张金
生、郑盟海等人为专案成员，分为审查、调查两个小组开展工作。
北京的外调人员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找到了“周铜山”交待的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
号。不过，大杂院里十几户人家，没有一个姓周的。经走访，居民们反映，原来，这里
住过一个叫王华亭的电车公司的电工，他的妻子名叫王淑清，这个名字和“周铜山”交
待的、他母亲的名字相同。王淑清的确是个满族人，生过三女两男五个孩子。王淑清的
二女儿死的早，大女儿和小女儿分别叫王秀英和王秀玲，大儿子和小儿子分别叫王常专
和王常玉。解放之前，王华亭因病去世后，王淑清就带着儿女们搬走了。经查，王秀英
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职工，三女儿名叫王秀玲，是苏联展馆的一名讲解员；王常专、王
常玉和王淑清下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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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2.* 4/4/19, 10:53:27 PM (139')
按“周铜山”的说法，他妈王淑清嫁给了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后，带着他们哥儿俩去
了苏联。真有李佐臣这么个人吗？外调人员发现，确有其人。李佐臣原来叫李滋利钦柯
，是个白俄，1902年2月13日出生在乌克兰。1919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随父母逃
到到了远东，以后又流亡到中国东北，在满州里的铁路上谋了一份差事。解放后，中苏
两国处于蜜月期，北京需要大量的俄语教师。解放后已经改名李佐臣的李滋利钦柯在朝
阳门外一个叫福定庄燃料部职工学校当了俄语教师。1951年5月，他又调到了北京电影
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俄语。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丧偶的勤杂工王
淑清，俩人感情迅速升温并且结了婚。1955年，王淑清带着两个儿子随李佐臣回到苏联
。经查，李佐臣是苏联的一个情报人员。
从北京调查的结果看，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王华亭家庭情况，除了男主人及其子女不
姓周，其余人员的名字、家庭结构、主妇的姓名、民族都和“周铜山”交待的一样；而
“周铜山”与王淑清的二儿子王常玉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说明什么呢？专案组分析
：“周铜山”就是王常玉。
8月16日，伊里指示专案组，把审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立即上报公安部、省革委会。
这起案子已经涉及到全国很多地方，没有各地的配合，案子没法搞下去。因为此时正处
于军管期间，案子又涉及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伊里决定马上将案子向兰州军区汇
报。他指派省政法组侦破组长教喜章和郑盟海到兰州军区向张达志司令员、冼恒汉政委
汇报。
一听说是伊里派来的人，张达志十分热情。张达志与伊里夫人虹林是陕北佳县老乡，在
延安时，他们就认识；解放初，陕甘宁边区公安厅，更名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
。时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的张达志调任部长，伊里是他手下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年
多时间里，两人朝夕相处，很对脾气。听了教喜章、郑盟海的案情汇报后，张达志马上
就打电话给兰州军区保卫部，让部队全面配合陕西工作。
伊里对从王常玉身上搜到的那根圆柱体玻璃棒以及那两只装着不明液体的黄色玻璃瓶一
直非常感兴趣。既然王常玉是苏修间谍，这两种东西很可能就是他的作案工具。他拿着
那根玻璃棒翻过来、转过去的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明堂。这东西已经超出了这个当年
延安知识分子的见识了；和张举明他们一样，他当然不相信小瓶子里装的是治肾病的药
。派出人马去北京和兰州之后，伊里又喊来专案组工作人员，让他们赶快把这两样东西
送出去，请专家检验。一但检验结果出来，这两种物证也许就是攻克王常玉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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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2.* 4/4/19, 10:54:22 PM (138')
在掌握大量证据的情况下， “周铜山”交待，他就是王常玉，俄文名字叫彼德，他的
确是苏联派到中国的特务。他详细交待了他的个人经历、接受培训的情况以及工作任务
等，也交待了入境之后的活动情况：
他一共有七项《工作任务》：
1、了解中国准备不准备打仗；中国人民大众是怎样看待苏联的；中国政府在进行哪些
反苏宣传活动；
2、中国的工矿、企业和行政机关有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和党委，它们起什么作用；
3、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4、在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是否举行民兵训练，一个星期训练几次，由什么人指挥训
练；
5、军事运输装载哪些军事装备、器械，运往何处，军人的移防去向哪里；
6、太原、兰州、宝鸡等重工业城市驻防几种部队，其番号是什么？具体的编制和装备
情况；甘肃等地的原子能工厂具体在什么地方，组装后运往何处存放；
7、观察了解有没有反对推翻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人，组织者是谁？他们在哪里进行活
动？有什么装备？队伍的人数有多少？其人员的成份是什么；
克格勃会通过对华广播节目，发出指令。以后的活动经费、通讯工具由广播节目中告知。
他从哈萨克斯坦境内阿拉湖以东中苏边境200米的地方，沿着从阿拉湖流出的额敏河，
经迈义尔沟进入中国境内。步行三天，在托里搭上了长途汽车。经过奎屯、石河子和昌
吉，他终于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区。
“我在火车站逗留了大约一小时，买了一张去兰州的54次火车票，那趟车是去北京的。
本想直接去北京，但看到我们国家的风光很美，就在兰州下车，去了一趟五泉山公园。
那里果然山清水秀，在阿尔斯克根本没有这么美丽的公园。新西伯利亚也没有，那里是
冰天雪地的世界。然后我又买了去郑州的票，到郑州市看了“二·七”纪念塔，才去了
北京。我想找小时候的同学，也想找我的姐姐，毕竟我们分别了13年，不知他们生活得
怎么样，我想去找他们，但又克格勃的指示，在没有找到职业或定居之前，绝对不能联
系朋友和家人。克格勃在中国国内还有人，我想，我的行踪也会受到监控。于是，我在
丰台下车，坐三轮进北京市里。在天安门广场转了转，又到我印象中生活的地方，还有
小学附近转了转。那里变化太大了，我分辨不出我熟悉的地方。”王常玉说，他在北京
呆了一天就走了，讲到此后的情况，跟之前在宝鸡说的一模一样。
王常玉看起来是和盘托出了，他的交待也合情合理——他转了一大圈，主要是熟悉线路
，先找落脚点，入境后人生地不熟也搞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为以后活动创造条
件打好基础。真正的活动要在接头以后，而目前他还没安顿下来，没办法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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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2.* 4/4/19, 10:54:59 PM (137')
张举明却不这样认为。专案会议上，他拿出王常玉由乌鲁木齐到兰州的火车票对大家说
：“这是从乌市发车到连云港的186次的慢车票。王常玉交待他坐的是54次快车。在这
张车票上他已经说了假话。”
那王常玉为什么要说假话？会不会是记错了呢？张举明认为，既然王常玉是一个经过培
训的职业特务，他就不会轻易出什么差错。因此，王常玉很可能没说实话。伊里也同意
张举明的看法。那怎么办？再审呗，追着问王常玉打了什么埋伏，结果，真就问出了明
堂。
原来，在宝鸡火车站，王常玉被抓的时候，就在等一个人。此人名叫安大民，是新疆建
设兵团某团的机械维修工，因为监守自盗被开除。王常玉是在乌鲁木齐汽车站附近一个
小饭馆吃饭时，发现了安大民。他看出安大民不像个有正经事情做的人，和他一聊，还
发现他牢骚满腹。没了工作，安大民需要钱生活，而那时候，他就是想打工也不好找到
地方的。王常玉给了安大民300块钱，安大民被感动得差点掉眼泪。知道王常玉来自苏
联，安大民也吓了一跳。不过，“伊塔事件”跑出去那么多人，后来也有人又跑回来。
虽然都是少数民族，但新疆人听到这类事儿还是比较多的。安大民也愿意跟着王常玉混
，反正，王常玉给他管吃管喝。“你这个样子可不行，去内地两天半就会被人抓起来。
你看这边男人谁留你这么长的头发，谁穿这样的衣裳？也就是新疆少数民族多，还没人
注意你。”在安大民的建议下，王常玉去理了个小平头，扔掉了苏联穿过来的衣裳，换
上安大民给他的一件半旧绿军装，俩人在乌鲁木齐逛了两天，然后坐上186次慢车去了
兰州。之所以买了慢车票，是安大民觉得慢车便宜。反正也没什么事儿，走哪儿是哪儿。
那么，那个安大民又在哪里呢？原来，俩人走丢了。
去了兰州，去了北京，再去了太原，俩人又结伴来到了宝鸡。下车后，他们先在老街上
吃了饭。安大民想先找旅店休息，王常玉是个职业特务，比较敬业，非要先工作后休息
。他的工作，无法街上乱转。不过，俩人的“转”法不一样，安大民总爱往人多的地方
钻，哪里热闹就去哪里，算是“下里巴人”；王常玉这边是“阳春白雪”，“转”的目
标是党政机关、有军队的地方，主要是看墙上《布告》内容和一些革命性小报、传单和
大字报。认下后来审查过他的宝鸡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这地方后，王常玉想撤，
一回头却不见了安大民。那安大民呢？听到街上有人吵架，他跑去看热闹了。原来，一
家国营肉店里，排队买肉的人不知为肉的肥瘦、还是份量，和卖肉的干起来了。两人越
吵越凶，竟然动手打起来。安大民天生一块战地记者的料，站旁边扯长了脖子看了个全
本儿戏。等想起王常玉，已经找不见人影儿。他站到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门前王常玉
刚才看《布告》的地方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他人影儿。他又小跑着来到火车站，里里
外外找了几遍，也不见王常玉的影子。其实，这功夫，王常玉正在旁边商店里买热水瓶
。因为要把随身带的钱塞进暖水瓶底下，王常玉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折腾。这样，就跟来
火车站找他的安大民错过了。安大民再一次返回火车站时，大清查已经在广场开始了。
安大民心里虚着呢，当然不能往枪口上撞。等到那些清查人员撤离后，他又到车站里外
找了几次，还是没有王常玉的影子。安大民只好找了一家旅馆，先住下再说。反正，第
二天他们俩要一起上火车，进站前还可以碰见。可是，当晚的大清查不光是在火车站进
行，全市的旅馆、招待所都是清查重点。安大民没有出差证明，吞吞吐吐说不清自己的
工作单位，身上又装有300元崭新的人民币，理所当然就被带到了派出所。安大民交待
了姓名，住址和无业无家的情况，对于苏联来的“周铜山”，他只字不能提，当然也就
没说清这笔钱的来源。于是，他就享受“盲流”待遇，派出所准备以盗窃罪对他进行论
处。就在这个决定上报市公安军管会待批的过程中，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的查询电话到了
。安大民立即被押解到西安。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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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2.* 4/4/19, 10:55:40 PM (137')
安大民到案，专案组张举明、张鸿轩等人审查后发现，他和王常玉在交待活动情况是大
同小异的。他们一起坐火车，一起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再从兰州去北京，然后去了太原
，再从太原到了石家庄，然后再来到宝鸡，这些都没错；但是，具体到一个城市里的活
动情况，他们交待的又有出入。比如，王常玉交待，他们在兰州逛了个五泉山公园，只
字没提去过白塔山公园，虽然他们只是走马观花地在那儿呆了半小时。回过头来再问王
常玉，他居然仍然不承认去过白塔山公园。这个公园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比他年纪大
两岁的安大民说，去白塔山公园还是王常玉提议的，何况他这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公
园里看过的对联他过后都能背得出来。那么，王常玉为什么要回避这个白塔山公园呢？
离开兰州，他们去了北京。在北京，王常玉给安大民放了一天假，让他自己找地方玩儿
。此间，有这样一个细节让张举明感兴趣：在一家旅馆落下脚之后，王常玉问服务员要
了一根粉笔。安大民好奇，问他要粉笔干什么。王常玉脸色很难看地跟他说：“安，有
些事情不是你该知道的，看到了就当没看到，听到了就当没听到。这是规距。”那么，
他要那根粉笔究竟干了什么？安大民不在的这一个白天里，他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太原，他们只呆了一个小时，就又坐上火车去了石家庄。原来他说要在太原橡胶厂找
妹妹，安大民嫌那地方太远，建议他不要去。大热天，连续坐火车，到了石家庄，俩人
身上都快臭了。他们钻到一个名叫东风浴池的澡堂子洗了个澡，然后就在浴池二楼上住
了下来。安大民说，王常玉让他到街上给他买个信封，他乘机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回来
，王常玉一见信封就数落他：“让你买信封，你就光知道买信封？不买信纸我怎么写信
？”其实，安大民倒不是死脑筋想不到，不过，对于一个没有工资收入的人来说，一分
钱额外的花销他也不想掏。王常玉从一本《毛主席语录》后面撕下了两页白纸当信纸，
说自己的字儿太难看，让安大民替他执笔写了一封家信。安大民说，当时他还有点好奇
，因为他见过的《语录》后面都没带白纸的。那么，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安大民说，都
是很平常的内容。就是告诉他的继父和妈妈，他到了北京，但没有见到妹妹，还要继续
找。写完以后，他又按王常玉口述的内容，替他写好了信封，然后拿到邮局发了出去。
“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寄信人的地址？”审问安大民时，张举明特别留意了这样的细
节。
“是国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市，好像是297号信箱。”安大民眨巴着眼睛，使劲地回忆
：“这封信的收信人名叫钟理，他说，这是他妈。我边写边纳闷，说你妈不是在苏联吗
？怎么跑蒙古去了？他说，他妈、他哥和继父一块去蒙古做皮毛生意了。”安大民说。
“寄信人的呢？”张举明追着问。
安大民说，他问王常玉咋写，王常玉好像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挺发愁：“是啊，我妈
回信寄到哪里？”安大民也没正儿八经的地址，就建议他寄到新疆某个朋友那儿。他说
不行不行，太远不方便也危险。安大民就想到甘肃平凉。他是甘肃平凉人，顶父亲的班
到的新疆。他给王常玉说了个平凉地址。王常玉听了很高兴，问了安大民平凉在什么地
方，有多少人口，交通怎么走等情况。然后，他很严肃地问安大民：“你能保证我妈的
回信在平凉收到？会不会出什么差错？”安大民说，他可以托亲戚注意收就行了。那收
信人写谁的名字？安大民说写他亲戚的，王常玉不同意，非让写安大民的：“我妈收到
信后，三天之内肯定会复信的。这封信从今天寄出，四天后收到，加上两天写回信，一
周寄到平凉，满打满算半个月就可收到。他说，我再给你些费用，你提前去平凉守着，
保证能收到。”安大民说，他就照王常玉说的写了，地址写的是“甘肃平凉市工农兵路
43号，安大民收”。信写好后，王常玉让安大民去邮局寄发。
关于这封信，王常玉在交待中只字未提。专案组分析，那个“乌兰巴托297号信箱”，
一定是苏联情报机关设在第三国的据点。
再审王常玉，他仍然坚持原先的说法。怎么办呢？专案组派人把安大民押过来让他看了
一眼。一看到蔫黄瓜一样的安大民，王常玉没法嘴硬了。专案人员换着法子开导他，想
了好几天，王常玉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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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2.* 4/4/19, 10:56:9 PM (136')
1969年，苏联间谍王常玉信里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却也是有讲究的。
王常玉在赤塔接受培训时，有一个科目就是邮递通信中的“明文暗语加密”及“夹密写
”。那个时代，长期潜伏敌国的间谍，传递情报方式之一是通过邮路来实现的。为避免
安全机关检查，就专门制定了一套明文暗语，或明文夹密写，然后通过第三国传递方式
进行活动。比如，按克格勃的约定，王常玉信中如果有“我买了一块表”，就是告诉上
司，他已经买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可以通过工作站的广播讯号，接收上级的指令，
今后就不要再以书信邮递方式下达指令。这种暗语是一次性的，一旦沟通即刻做废。信
中如果出现“我收到了妹妹的来信”，就是告诉上级，他已经到了指定的那个地方。出
现“祝你身体健康”，表示他安全到达了；上级给他的信中如果有“你的来信星期四收
到”，就是指令他星期四去某个城市，与从未谋面的其他潜特接头。如果上级来信让他
“注意身体”，就是让他留在某地不要动。
还有，王常玉如果写的是“亲爱的哥哥或弟、姐、妹”，则表示信中没有密写；如果信
中开头称呼为“亲爱的爸爸、妈妈”的字样，就表示这封信明文里没有暗语，但明文下
面有密写。王常玉让安大民起草的那封信，开头称呼就是“亲爱的爸爸、妈妈”。
在石家庄的东风浴池二楼上，王常玉把安大民支出去买信封时，就在《毛主席语录》后
面的白纸上给上级用俄文写了简单的汇报。这本《毛主席语录》当然是特制的，特就特
在后面加留的空白页码。密写的内容一般肉眼在阳光、普通光源下无法看到，只有在紫
外光下才可以看到。只要有书写工具留下笔划的痕迹，克格勃技术部门都可以破译。这
种技术在当时只有苏联一家独有，连美国、西德都还不掌握。
王常玉密写的内容，就是告诉上级他已经安全进入了中国内地，跑了哪些城市，还有，
就是告诉上级他找到了一个叫安大民的助手。当然，他还把安大民的简单情况也汇报了
一下。除此之外，他讲了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困难和下一步的打算。这种特制的白纸只需
要用硬物就可以书写，写过之后也不留痕迹。等安大民买了信封回来，他故意抱怨安大
民没买信纸，然后当面撕下这两页“白纸”，让安大民执笔写了明信。
王常玉怎么从收音机里接收指令的呢？
为了抗干扰，苏联把大功率调幅华语广播电台的频率设定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某
省广播电台波长几十分之一KC的位置上，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其中指令是定时以呼代
号方式，向特定的潜伏间谍发出的。如果收听到我是“666”，就表示是王常玉直接上
司；听到“777”的呼叫，即表示要王常玉注意，有指令给你；如果告诉“777”“1943
年某某”，则表示“王常玉，你已经被中国方面盯上了，以后活动要加以小心”。还有
以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暗语，一般是4个数为一组，每组为一个汉字，以特定的《四角号
码》字典为译意工具，比如4003、7129两组数字，就是“太原”二字。此外，他们使用
的工具还可以特定某一本书，如《红旗》杂志某一页，以先横后纵编发暗语指令。例如
：特定页码第二行句子里，第5字是个“请”字，呼发则是0205；第三行句子里第12个
字是“你”字，呼发则是0312。王常玉交待的另一个秘密，就是接头暗语。
如果境外或境内给王常玉来信，内容中有“来信星期四收到”或广播“777，你的来信
星期四收到”，都是指令他星期四那一天去“接头”。这些暗语是王常玉在赤塔培训时
特设固定的。兰州和太原，这两个地方都不是随意选择的。兰州的白塔山公园门口、太
原的市邮局门口和太原橡胶厂，都是克格勃为王常玉提前设定的联系点，有潜伏特务会
跟他接头。每年的4月和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点，王常玉要到太原市邮局门口接
头。在接头前一段时间，广播电台里就会不停地呼发、提醒他。如果第一天没接上，王
常玉第二天同一时间可以换到太原市橡胶厂门前继续接头。接头的方法是左臂下夹一卷
报纸或画报。有人问他“向烈士墓公园怎么走？”王常玉要回答：“路过白银路就到了
。”暗语对上了，双方就接上了头，然后进入下一步。如果是在兰州白塔山公园门口接
头，也是左臂下夹一卷报纸或画报。对方还是问“去烈士墓公园怎么走？”王常玉的回
答必须是：“经过白银路就到了。”“经过”和“路过”两个字绝对也不能错。如果在
接头时碰到了熟人，就把右手装在裤袋里不能搭话。这种固定式的接头时间，必须得到
苏联情报局以通信暗语，或广播发送同意的指令后才能进行。接上头后，双方不能打听
或告诉对方真实姓名，身份，只许谈工作，这是非常严格的制度规定，执行时是不能含
糊的。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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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2.* 4/4/19, 10:57:5 PM (135')
在红庙坡看守所，王常玉没有和别的犯人关在一起，而是像住招待所一样关在一个房间
。专案组有人晚上陪他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这些天来，王常玉夜里总在床上烙烧饼，
翻来翻去睡不着；但在交待了接头与联络方式之后，他如释重负地睡了个好觉，情绪也
平静下来。
对于陕西公安机关来说，抓获苏修特务，可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当时，就是在全国
来说，这样的派遣特务也十分罕见。案子进展到这会儿，应当说王常玉态度还是不错的
，他交待的东西也不像说了假话。专案组一些人以为这起案子该结案了，但伊里却不这
样认为。那根小玻璃棒真就是个没用的东西吗？还有那两个小瓶子装的是什么东西？王
常玉始终没有交待。他从这一点上就判断，王常玉肚子里的货还没有倒完：“王常玉显
然是一名战略性间谍，他是要在咱们这儿长期潜伏的。如果像他交待的那样，目标是原
子弹的研究、制造和储存，一旦获取这些情报后，他咋办？采用无人交接或者邮递方式
报告？那样也太危险了吧。他肯定需要电台。虽然他现在手上没有，但克格勃方面必须
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有了电台，还得有密码。你们说是不是？”转过头，伊里注视着
张举明：“在北京的旅社里，他不是为一根粉笔训斥过安大民嘛，那他用粉笔究竟要干
什么？接荐儿再问他吧。”
到了这份儿上，粉笔问题对于王常玉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很快他就作了交待。
他说，在北京，他借口给安大民放假，支开了安大民。接下来，他乘公共汽车到月坛北
路，找到一根有底座的水泥电杆，确认没有人注意到他后，他走到那根电线杆前，一只
脚蹬在水泥底座上，装做系鞋带的样子，用在旅社带来的白粉笔在距地面约80公分位置
上，划了一道长度约五、六公分的横道，然后在横线上方水泥底座放了一颗小石子，这
是他向上级发出“平安顺利”潜入的信号。“这个小石子还有一层意思，请示我可不可
以去北京卧佛寺取‘泥石包’。”可能是这些思想上的包袱真的放下了，王常玉终于曝
出了猛料。
王常玉说，“泥石包”是克格勃特制的一个密封容器，外形象鹅卵石，颜色与泥土、石
头极为接近。王常玉说，他不是武装特工，那些暗杀、爆炸、投毒的事儿他都不干，他
猜，泥石包里面应该只是活动经费和密码。在他培训后期，泥石包应该已经被带进中国
来，送到卧佛寺交接点。没有人在那儿等他去取东西，他们是以“无人交接”的方式，
把泥石包交到他手上。
张举明扯了一张笔录纸，连同钢笔递过去：“埋藏在具体什么地方？你能准确绘制出来
吗？”王常玉略一思考，就在笔录纸背面画开了。不大功夫，一张草图画了出来，卧佛
寺方位、座标名称、相互间距离以及泥石包藏匿点，都被标注得清清楚楚。 “这地方
我没去过，但我绘制的很准确，这是结业的根据。如果你们担心找不到，我可以和你们
一块去，保证一次成功。”
“电台也在一块吗？”张举明认真看着草图问。
“不在一起，这也是苏联情报机关的规定，是另一个人预先埋藏的。”
“也在卧佛寺附近？”
“不在。在十三陵，是埋藏在地下。我也可以把图绘出来。具体精确到什么程度，不能
保证，到现场才能确定位置。”
伊里让人找来一张北京市地图，张举明、张鸿轩等人一起比对，结果证实，王常玉绘制
的图与国家出版发行的地图基本一致，也与口供中叙述的情况相符。“如果按王常玉绘
制的“藏宝图”，能顺利起获电台和密码，可以建议上级给他按立功对待。”伊里让一
个年轻的笔杆子起草一份《关于起获电台和密码的报告》，请求公安部派员支持，并协
调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配合。年轻笔杆子是个福建人，多年后，曾担任陕西省公安厅
主管出入境工作的副厅长。后来，因为放走了赖昌星，此人在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厅长任
上锒铛入狱，获刑15年。他的名字叫张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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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2.* 4/4/19, 10:57:50 PM (134')
9月2日，公安部批准同意由陕西起获电台和密码的报告。并派罗欣高、北京市公安局军
管会侦破组长李秀峰、陕西的党乙文等人，组成起获工作小组。总政保卫部长郝苏协调
总参，派出技术人员支持。9月3日，起获小组正式成立，具体工作方案出台。交通工具
和有关设备器材准备完毕。9月5日，小组在十三陵“五公里七号牌子”附近起获埋在地
下、包在塑料袋中的一部电台；9月6日，小组动用红外探测器，第二次来到香山卧佛寺
，终于从一堆乱石中，将一个哈密瓜形状的泥石包起获。果然，里面是一包人民币和两
本密码。
经专家鉴定，起获的电台是一台便携式“远距离快速收发报机”，每分钟可发送500组
码；而两本密码分别是专用的卡片式明码本和可变的平战两用密码本。按公安部的要求
，电台、密码被送到了西安。伊里让王常玉演示了一下发报机的使用，这家伙手法果然
非常娴熟，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主儿。
伊里一直在做着放长线吊大鱼的努力。
按照王常玉的交待，每年4月和9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点，是他和别的苏联特务接头
的时间。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兰州的白塔山公园门口，另一个是在太原市邮电局门口。
如果没接上头，人在兰州，第二天老时间老地点再接头；若人在太原，第一天没接上头
，那么第二天，他还可以在同一时间去太原市橡胶厂门口再接头。9月4日，在党乙文等
人前往北京香山卧佛寺寻找泥石包的时候，专案组教喜章、郑盟海化装后分别在兰州、
太原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派出人员的密切配合下，提前于下午4点进入白塔山和太原市邮
电局目标区，可是，一直守到下午8点半，两路人马都没发现可疑的接头目标。次日，
郑盟海和兰州派出的人员再次来到白塔山，仍然没有收获。在太原的教喜章次日提前来
到橡胶厂门口“接头”，同样没有收获。
北京这边，党乙文、李秀峰等人在取走电台和装现金、密码的“泥石包”之后，都没忘
按王常玉交待的方式，给苏联情报机关留下个记号：9月5日在十三陵起获电台后，党乙
文按照王常玉示范过的样子，弯腰装着系鞋带，在刻有清朝乾隆皇帝所书《哀明陵十三
韵》的十三陵碑亭左侧石阶上，用白粉笔划了一个“十”字；9月7日凌晨，找到“泥石
包”之后，党乙文以同样姿式在卧佛寺莲花池栅栏东南角柱子旁，用白粉笔画上了一个
“一”。王常玉在北京向旅社服务员要粉笔，就是想干这件事儿，只不过条件不允许，
他没干成。
取走电台、“泥石包”，为什么还要照王常玉的路数留下记号呢？这是因为伊里和专案
组还惦着另一件事儿。
按王常玉、安大民的交待，他们发出那封寄给蒙古乌兰巴托的信，是在8月7日。时间过
去了一个多月，“甘肃平凉工农路34号安大民”却并没有收到任何邮件。伊里分析，苏
联大使馆方面应该在等卧佛寺、十三陵那两个粉笔留下的记号，只有确定王常玉取走了
东西，他们才会复信。这封复信对于今后此案的深挖至关重要。会不会有什么细节没有
注意到，让苏联方面有所觉察呢？
9月27日下午，伊里惦记着的事儿有了结果：专案组在平凉等到了一封北京寄给平凉安
大民的信。
这封信一送到西安，北京、西安两地的技术专家马上就开始着手破译工作。信是以“周
铜山”妈妈“钟理”的口气写的，说是请北京的一位朋友帮忙转寄的。信里的内容是几
句没油没盐的话，平淡无奇。王常玉说，里面没有什么暗语，但有可能有显微点。技术
人员先用红外线、紫外线扫描，再把信纸铺展放在洁净的玻璃工作台上，借用放大镜寻
找，可字里行间找了无数回，却没有任何斩获；他们又戴上薄如蝉翼的手套，用指头轻
轻地把信纸摸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异物。他们把纸上微小的皱折拉平，还是找不到什
么。
“再找，再找，准保有货！”伊里给部下打着气，其实，他自己心里也直打鼓。时间一
天又一天过去，工作仍没有进展。
“哎，怎么不用透光法？”又一个深夜，有人突然想到这茬儿。马上有人把信纸对着日
光灯透视，看到的只是纸张的厚薄不均，举起另外一张纸看，也是这样。技术人员又加
大了工作台的亮度，再次把信纸铺平，这回，他们发现，信中的倒数第六字“新”的上
面的那一点有点不一样。技术人员脱掉手套、洗净双手，用手指直接触摸，发现那一“
点”有微微突起的感觉。
王常玉那两个神秘的小玻璃瓶终于派上了用场。10月1日上午，技术人员按照王常玉交
待的解密方式，先用小玻璃瓶里的显影液处理，发现“新”字异物明显。接下来，他们
用沾了蒸馏水的干净小毛笔，将“新”字背后的纸浆稀释，轻轻刷掉，小心地将露出来
的异物剥取出来。这是个米粒大小的白色胶膜。用放大镜看，能看到胶膜上有一片麻麻
点点；换上高倍放大镜，也看不清楚。
这时候，王常玉另一件宝物粉墨登场。用那根圆柱状玻璃棒对着胶膜一看，奇迹出现了
，一封用汉语写成的密信呈现在人们面前：
“1，我准许你可以在离开兰州不远的任何城市或乡村里居住和参加工作，留在你朋友
安大民住的城市也行；2，请通知关于你的朋友他是什么人；3，你的家里一切都好；4
，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原来，那根玻璃棒是一个高倍数的专用读视工具。大家原来从它的小孔里什么也看不清
，原来就是“超焦距”现象。
复信终于被破译出来，专案组一片欢腾。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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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72.* 4/4/19, 10:58:2 PM (134')
10月19日，王常玉被秘密押解到北京，关进了公安部的秦城监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示
同意，由公安部、兰州军区、北京、山西、陕西派员组成联合工作小组，负责此案下一
步工作。时任公安部长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担任联合工作小组的组长。
10月25日，陕西召开了专案表彰会，至此，“6901”专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解放前后，伊里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西安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曾经有过多次逆用“军
统”、“中统”特务获取情报的工作经验。这次，伊里也曾打算逆用王常玉，进一步获
取苏联方面的情报。但是，这起案子交到北京后，他的建议最终被搁浅。
尽管如此，“6901”案件仍创造了中国反特工作的许多第一：第一次在内地发现克格勃
间谍；第一次在野外缴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专用通讯器材和计算机精确编制的密电
码；第一次发现苏联间谍不见面、背靠背、按预先设置的联系方式传递情报；第一次获
取和破译了科技含量极高、制作复杂的压缩物和解读器。
王常玉被关押半年后，克格勃边防工作站开通了“666”主呼电台，对“777”24小时定
时呼叫联络。播发“777，你的来信我星期四收到”，指示王常玉于1970年4月第一个星
期四下午6时到兰州白塔山公园“接头”。此后，他们又开通了赤塔CRU总台专频，对王
常玉进行盲呼。从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总台定时呼叫达54次之多。王常玉对于克格
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损失。
“6901”案件的破获，为此后侦破苏联间谍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陕西省公安机关
把王常玉入境的新疆伊犁以及王常玉书信联系过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列为重点排查地区。
1974年，从伊犁霍城入境的陕西籍苏联特务吕秦官跟家人联络，被陕西警方发现。伊里
与新疆公安厅厅长侯良电话联系，两地协作办案。10月12日，新疆农四师六十四团将受
克格勃派遣、企图进入陕西搜集军政情报的吕秦官抓获。
1974年，22岁的榆林农民鱼志富在苏联电台的教唆下，于6月10日经内蒙古越境进入蒙
古国，在加入蒙古间谍组织之后，又于1975年2月加入苏联克格勃。3月12日，鱼志富被
克格勃派回原籍榆林，搜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联系潜伏特务。从鱼志富给蒙
古国乌兰巴托写信开始，这起案件就已经在陕西省公安机关的掌控之中。经伊里批准，
1977年6月1日，警方将鱼志富逮捕。
有了发现“6901”案密信显微点的经验，1970年至1972年，新疆伊犁警方又破译了9个
显微点。
1978年1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王常玉已关押了九年，主要问题已基本审查清
楚。应迅速做出处理”的决定。后经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常玉的罪行，认罪态度，表
现和已关押的时间，依法做出拟对王常玉免予起诉，予以释放的决定。并安置在劳改农
场劳动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