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王者门下伶”:古琴#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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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里看到的,稍作改动:
2003年11月,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全世界第二批公布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北京某主管部门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盛世古琴大演奏”晚会,以
为庆祝。其弘隆盛况,或可想象这些年来流行的某某打破吉尼斯纪录的万人功夫表演、
千人钢琴、古筝演奏等等“盛世”之举。
通知传达下去,晚会的组织却遇上了滞碍——在世的老一辈琴家反应者稀,了解古琴传
统的学者更是对此大摇其头。古琴虽乃雅乐重器,“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自古
被视为“八音之首”,却以“清微淡远”为旨趣,从来就不是一件供燕乐喧集、庆祝热
闹用的表演性乐器。以《红楼梦》八十六回中的林黛玉所言:“琴者,禁也。古人制下
,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所以,古来文人弹琴,“坐必正,视必端,听必专,意必敬
,气必肃”。各种传世的琴书、琴谱中,更是有诸种“五不弹”、“十四不弹”等等的
讲究。比方,《文会堂琴谱》定的“五不弹”为:“疾风甚雨不弹,尘市不弹,对俗子
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其中“对俗子不弹”,在千百年形成的规矩俗例里,
就特别强调了对“王公巨贾”的“不与趋附”的态度。
据闻,即便1949年之后的红色岁月,进中南海、人大会堂表演成为多少艺术家们翘首期
盼的隆厚盛誉,却被好些老一辈琴人视为畏途,每每委曲推搪而难就。当代琴坛领袖查
阜西老先生,生前一直热心于各种推介古琴的社会活动,对1955至1965十年间的琴事复
兴居功厥伟;但直到五十年代,他还不愿把琴视为职业,不愿参加演出。某些琴人热衷
于“紧跟时代”,改编创制入时新曲,还曾受到过琴会前辈“弃雅从俗”的内部批评(
这是当年参加过北京琴会活动的一位兄长向我言及的掌故)。其因由,说深亦简——古
来琴人,无论各门各派,或显或隐,都墨守一条“不入时俗”、“不为王者门下伶人”
的清规。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自是东晋名士戴逵、戴勃两代琴人,父亲戴逵在皇庭太
宰司马晞登门,强令他为王府弹琴之时,当门把琴砸碎,道出“不为王者伶人”的金石
之言;儿子戴勃在中书令王绥带人登门求访,邀弹一曲时,默然不予搭理,埋头继续喝
他的豆粥(见郭平《古琴丛谈》)。
自然,在那个高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的火红年代,这个一点儿也不“火红
”、甚至刻意求“清”求“淡”的古琴及其琴人,就更加重了其“封建余孽”与“遗老
遗少”的罪名,在文革那样的“红色恐怖”里,必欲埋之葬之毁之灭之为快了。琴坛、
画坛的一代宗师、清室后人溥雪斋,就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6年8月30日,遭受到抄家
、毁琴、焚画、批斗的羞辱之后,离家出走,传说被清陵守墓人偷偷藏到了陵墓中还被
红卫兵追剿包围,最后无声消失在旷野大荒之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管平
湖先生一位晚年弟子亲口告诉我的另一个琴界的“储安平”故事。
——那么,千岁以降,古琴究竟为谁而弹、弹给谁听呢?——弹给自己听,弹给知音、
好友听;或者,就抚琴于水泽林泉、舟中松下,弹给高山流水、清风明月的万籁大自然
听。古琴贵“古”,贵“清”,贵“雅”。用今人文词,作为一种“琴格”,古琴从来
都是“小众化”、“个体化”的,同时也是不求闻达、甘于寂寞的。论“文化保守主义
”,千岁古琴,可谓笙弦鼓板中崛崛走出来的“陈寅恪”——“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
想”,实在没有任何别的乐器比它更特立独行、择善固执而洁身自好的了。
那场“盛世献演”的僵局,在“有关部门”的从善如流下,最后处理得还算妥帖:古琴
既不宜作大轰大嗡的“公演”,也不宜作“首长讲话”、“颁发奖状”式的官式捧场,
最后,便回归“以琴会友”的传统套路,请来了如陈平原、夏晓虹等一众京中大学文科
教授与学生作东道与听众,以“为古琴传承立命”作题旨,总算费心费力,请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各流各派的琴家,在人民大会堂雅致的厢厅里举行了一次百余人汇聚的“琴
会”——据说,就各派琴家汇聚的规模而言,已破了四九年后的纪录。各方新老名家,
各持珍稀古琴,挑抹吟揉,将传世的大部分琴曲,弹奏了一遍。其中,因为故宫藏的几
张传世国宝名琴不宜用作演奏,还特别把本由王世襄先生珍存、后被以天价拍卖的稀世
之宝——传世唐琴“大圣遗音”,专程从宝物的新主——深圳某富商手中隆重“请”回
北京,参加了这一次没有冠名的“世纪琴会”。 可惜的是,这么难得的琴会,本来不
多的听众里懂琴的人却很少,老一辈的琴家琴人更少。许多老先生都没来,比如本来以
为一定会到场的王世襄先生。
2003年11月,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全世界第二批公布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北京某主管部门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盛世古琴大演奏”晚会,以
为庆祝。其弘隆盛况,或可想象这些年来流行的某某打破吉尼斯纪录的万人功夫表演、
千人钢琴、古筝演奏等等“盛世”之举。
通知传达下去,晚会的组织却遇上了滞碍——在世的老一辈琴家反应者稀,了解古琴传
统的学者更是对此大摇其头。古琴虽乃雅乐重器,“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自古
被视为“八音之首”,却以“清微淡远”为旨趣,从来就不是一件供燕乐喧集、庆祝热
闹用的表演性乐器。以《红楼梦》八十六回中的林黛玉所言:“琴者,禁也。古人制下
,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所以,古来文人弹琴,“坐必正,视必端,听必专,意必敬
,气必肃”。各种传世的琴书、琴谱中,更是有诸种“五不弹”、“十四不弹”等等的
讲究。比方,《文会堂琴谱》定的“五不弹”为:“疾风甚雨不弹,尘市不弹,对俗子
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其中“对俗子不弹”,在千百年形成的规矩俗例里,
就特别强调了对“王公巨贾”的“不与趋附”的态度。
据闻,即便1949年之后的红色岁月,进中南海、人大会堂表演成为多少艺术家们翘首期
盼的隆厚盛誉,却被好些老一辈琴人视为畏途,每每委曲推搪而难就。当代琴坛领袖查
阜西老先生,生前一直热心于各种推介古琴的社会活动,对1955至1965十年间的琴事复
兴居功厥伟;但直到五十年代,他还不愿把琴视为职业,不愿参加演出。某些琴人热衷
于“紧跟时代”,改编创制入时新曲,还曾受到过琴会前辈“弃雅从俗”的内部批评(
这是当年参加过北京琴会活动的一位兄长向我言及的掌故)。其因由,说深亦简——古
来琴人,无论各门各派,或显或隐,都墨守一条“不入时俗”、“不为王者门下伶人”
的清规。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自是东晋名士戴逵、戴勃两代琴人,父亲戴逵在皇庭太
宰司马晞登门,强令他为王府弹琴之时,当门把琴砸碎,道出“不为王者伶人”的金石
之言;儿子戴勃在中书令王绥带人登门求访,邀弹一曲时,默然不予搭理,埋头继续喝
他的豆粥(见郭平《古琴丛谈》)。
自然,在那个高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的火红年代,这个一点儿也不“火红
”、甚至刻意求“清”求“淡”的古琴及其琴人,就更加重了其“封建余孽”与“遗老
遗少”的罪名,在文革那样的“红色恐怖”里,必欲埋之葬之毁之灭之为快了。琴坛、
画坛的一代宗师、清室后人溥雪斋,就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6年8月30日,遭受到抄家
、毁琴、焚画、批斗的羞辱之后,离家出走,传说被清陵守墓人偷偷藏到了陵墓中还被
红卫兵追剿包围,最后无声消失在旷野大荒之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管平
湖先生一位晚年弟子亲口告诉我的另一个琴界的“储安平”故事。
——那么,千岁以降,古琴究竟为谁而弹、弹给谁听呢?——弹给自己听,弹给知音、
好友听;或者,就抚琴于水泽林泉、舟中松下,弹给高山流水、清风明月的万籁大自然
听。古琴贵“古”,贵“清”,贵“雅”。用今人文词,作为一种“琴格”,古琴从来
都是“小众化”、“个体化”的,同时也是不求闻达、甘于寂寞的。论“文化保守主义
”,千岁古琴,可谓笙弦鼓板中崛崛走出来的“陈寅恪”——“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
想”,实在没有任何别的乐器比它更特立独行、择善固执而洁身自好的了。
那场“盛世献演”的僵局,在“有关部门”的从善如流下,最后处理得还算妥帖:古琴
既不宜作大轰大嗡的“公演”,也不宜作“首长讲话”、“颁发奖状”式的官式捧场,
最后,便回归“以琴会友”的传统套路,请来了如陈平原、夏晓虹等一众京中大学文科
教授与学生作东道与听众,以“为古琴传承立命”作题旨,总算费心费力,请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各流各派的琴家,在人民大会堂雅致的厢厅里举行了一次百余人汇聚的“琴
会”——据说,就各派琴家汇聚的规模而言,已破了四九年后的纪录。各方新老名家,
各持珍稀古琴,挑抹吟揉,将传世的大部分琴曲,弹奏了一遍。其中,因为故宫藏的几
张传世国宝名琴不宜用作演奏,还特别把本由王世襄先生珍存、后被以天价拍卖的稀世
之宝——传世唐琴“大圣遗音”,专程从宝物的新主——深圳某富商手中隆重“请”回
北京,参加了这一次没有冠名的“世纪琴会”。 可惜的是,这么难得的琴会,本来不
多的听众里懂琴的人却很少,老一辈的琴家琴人更少。许多老先生都没来,比如本来以
为一定会到场的王世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