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革”一代对鲁迅的热爱和崇拜:变态的文化现象 (摘)#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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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一代对鲁迅的热爱和崇拜:变态的文化现象
人的诸多需求当中,对知识、文化、思想的追求,维系着他的精神生命,否则他可
能会感到生命的茫然,精神的虚空。若这种寻求答案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成为
“精神饥渴”。人的“求知”的欲望还与另一种欲望,即实现自己本真生命的欲望,结
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总在欺骗和谎言中生活,否则他一定会有一种
心灵、思想与生命脱节的茫然和恐惧感。祥林嫂到生命要终结时还在追问灵魂的有无,
阿Q临枪毙时还在想“过20年又是一个”,这些文学表达都说明,再愚昧的人在潜意识
里也会通过他特有的方式,追求灵魂在生命中的统一,试图努力把握自己的生命形态。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早就说过,最令人绝望的是“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身
的人”,“与绝望相反的则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成为他自己”。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
,真实地面对生命活动着的整个外部世界,在自己所实际经历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精神的
落脚点,对人是极为重要的事。
然而,这一切对于60、70年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来说,都成了“奢侈”。
当他们落入巨大的恐惧或政治热狂中时,可能暂时意识不到这些;可是一旦稍微平静下
来,作为人的这些基本欲望就要复苏。于是这些复苏的欲望就碰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意
识形态专政的铜墙铁壁。毛泽东思想是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它的概念和说教无比权
威、无比神圣。但是,它们高高在上,并不能与人们的个体生命发生多少联系。即便人
们“斗争”了,“造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了,“
斗私批修”了,可是,这些政治行动最终并不能帮助个体的生命解决精神需求,更无法
通过这些行动使他们“成为自己”。相反,越是深入这些闪着耀眼光圈、摸不着、碰不
得的“意识形态”,他们仿佛离自己的生命越来越远,更无法看到生命的实在意义了,
更感到人生旅途的困惑和茫然了。另一方面,这一切无比权威、无比神圣的意识形态统
治又如铁桶般禁锢着他们,使他们接触不到一点外部世界,马、恩、列、斯的书不但相
隔,又似乎太过“深奥”。正是在这种隔绝了一切知识信息和精神源泉的恐慌和饥渴中
,人们与鲁迅相遇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下面引几位作家、学者的回忆。
“1968年冬天,一场政治灾难突然袭击我时,我几乎不知所措。……我独自在一间
简陋的农舍里,忍受着愤激、无望和孤寂的折磨。我需要精神支柱。……当时我的手头
上还有一本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的《鲁迅语录》,很厚,达500多页。我是那样珍爱这本
小书,竟然剪下了一个笔记本的硬纸封面,把它改装成‘精装本’,使它免受损害。每
天,当‘革命群众’到农田干活去的时候,我便从褥子底下拿出它来,通过它,去拜谒
那个伟大的、睿智的、雄强的灵魂。……当我读到先生一些精辟透彻、酣畅淋漓的论述
时,多想用笔把这些段落画下来,可是在当时我的家信也已受检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
做,我担心他们会从中知道我‘顽固不化’的‘活思想’。不能标记下来,又惦念着,
寻味着,这种隐蔽的欣喜,在我悒郁的感情中,算是难得的一点亮色。”[4]
“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农场。在我能带走的不多书籍中,鲁迅先生的作品几乎占
了一半。在那周围没有更多书籍,也不允许读其他书籍的荒芜的原野上,在寒冷而漫长
的冬季的火炉边,鲁迅先生是一个幸存者,在身边陪伴我们渡过了那么艰难的岁月。我
有一本红皮的《鲁迅语录》,是‘文革’中不知哪一派摘录下来作为战斗武器的,这时
也成了我的宝贝,其中那些警句我至今都能背诵下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流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
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
,将更奋然而前行’。在铲地休息的时候,在麦田管小麦,在颠簸的爬犁上,在水利工
地……我心中默念着这些警句,翻来覆去,滚瓜烂熟,却从来不觉得乏味,好像其中有
无数道看不见的放射线,透视到我的灵魂里去了。有的后来成了我的人生宗旨和信条。
”[5]
“有些篇章无法连续读下去,因为读一句就有各种思想涌来。有些话一经接触便像
砸进大脑的钉子,再也无法忘记。……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设想,当一种建立在自己
人生体验基础上的思想因为意识到它的‘危险’而自我压抑的时候,当某种想法得不到
阳光下的语言表达而又迫切地想要表达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现成
语句,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这一切,我从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是他促使我进一
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思考历史、思考人、思考自我和思想本身。……我喜欢思想
,同时也害怕思想。而鲁迅把我从恐惧中部分地解救了出来。……因为作为抽象存在的
鲁迅是被权威认可的,而他的思想竟然与我的想法如此贴近!在鲁迅那里,我找到了自
己的声音,面对鲁迅,我不再彻底地处于孤独当中,是他使我在暗地里对自己的思想感
到理直气壮。”“读鲁迅著作的感觉之所以特别好,还在于我可以公开地阅读它。我再
也不必像地下党一样读书,而是可以公开地把它摆在枕头旁边,把它带到实验队的屋子
里,而且可以高声朗读而不必害怕让什么人听到。……”[6]
“在我阅读的全部历史中,差不多有22年,这两位大师(另一位指曹雪芹)的书籍
,总是与我的行李,背囊,吃饭的搪瓷盆,粮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发配到
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单位劳动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幸好,即使在最为严峻的
‘文革’岁月里,这两位大师也不在禁绝之列,于无奈的孤独中,只有阅读他们,是惟
一的慰藉。”[7]
这一类的回忆性文字非常之多,本文自然不必一一列举。这些回忆清楚地告诉我们
:第一,鲁迅的书在当时是除了毛泽东的书(当然也包括马、恩、列、斯的书)之外,
几乎惟一可以合法接触的读物。在“不允许读其他书籍的荒芜的原野上”,人们在鲁迅
那里得到了精神寄托。第二,显然,毛泽东思想的一统天下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反而加重了那种“精神荒原”之感。这时,与鲁迅的相遇正好帮助他们解决了可怕的
精神饥渴、贫瘠和孤独。于是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就成了他们“精神的支柱”,他们的灵
魂也迅速为鲁迅所占有。第三,这些回忆文字的作者有的是“知青”(其前身是“红卫
兵”),有的是过去政治运动的罹难者(例如“右派”),这原本存在着巨大思想隔膜
的两代人却通过鲁迅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各自都在鲁迅那里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由此可以发现,当时人们选择鲁迅,并不是在大量图书、资料、知识和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有各种参照情况下的自由选择。在铁桶般封闭的文化环境下,他们除了阅读
毛泽东的文字,就只能选择鲁迅了。这其实是别无选择下的“选择”。另一方面,这确
实又是一种带有主动性的选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不能不读一些毛泽东的文字
,但不读鲁迅是可以的(不选择不等于可以怀疑);然而,他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选
择了鲁迅,这其实也意味着对毛泽东的某种精神“逃离”。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鲁迅?我以为,与毛泽东相比,鲁迅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鲁迅所讲的都是人生,是如何做人,所面对的都是具体的社会和人生现象,
体现了难能可贵的“真实”。读鲁迅的书,你时时可以感受到鲁迅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
肺腑,是属于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感情,是冷辟、决绝、激进
的理性分析,还是无奈、孤愤、绝望、多疑、虚无的情感抒发,都源于他生命的真实感
悟。只有这种“真实”才能让人们看得见,摸得到,获得具体的感知——感受到一个真
实的生命与读者的生命的呼应和接通。这绝对是人们无法从毛泽东的文字那里可以得到
的,甚至也是从他们正经历着的现实社会、人生里无法体验到的——因为那现实的人生
早已被“革命”虚饰和板结了。
其次,鲁迅的书(哪怕仅仅是些“文辑”、“语录”),在毛泽东思想之外给他们
提供了另类思想和思维方式。例如,他要人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反对“瞒和骗”;他憎恶奴性、卑怯、麻木、虚伪、健忘、圆滑、自欺欺人,等等。他
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造”这些国民的“坏根性”。从他的书中,可以感受到一种
强大的自我、自主和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这一切在毛泽东思想的天地里是找不到的,
却隐隐同人们的生命感受有所呼应,这无疑会让他们感到格外美好、亲切,并激发对自
身的某种信念。
第三,鲁迅无论谈论什么问题都有特属于他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准确、冷峻、一
针见血的剖析,嘻笑怒骂,说古论今,既有丰富的知识和意象,文字更是如投枪、匕首
,精炼泼辣,凌厉无比,富于杀伤力,读来十分痛快淋漓。抛开其思想内容不说,就是
这种知识的丰富性,这种深刻、独到和“表述方式”的个人性本身,就极富艺术魅力,
让人于意识形态统治所造就的极其板结的思想之外,感到耳目一新,感受到情感和思想
的巨大冲击力量。
最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总使人对当下的人情世
态产生诸多感受、联想和共鸣。比如,自欺欺人、卑怯、麻木、妄自尊大、讳疾忌医、
奴隶式的顺从等等,这些“劣根性”可以说触目皆是。而最有意思的是,过去这些“劣
根性”被鲁迅深恶痛绝,不断由此叹息中国人的“不幸”和“不争”,而今却被披上“
革命”的华衮,成了“最美好”的“无产阶级品质”加以宣扬。而另一方面,鲁迅式的
人格和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又遭遇到压抑和控制,这种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使许多人从中
有所憬悟,并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产生置疑。
总之,鲁迅给他们提供了毛泽东话语世界之外的许多另类知识和思想、另类思维和
价值理念,以及另类的表述方式。鲁迅的文字包含着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属于一个独
特生命的真实和真诚,有富于魅力的真思想,有同人们的生命感悟相呼应、相对接的东
西,正是这些唤起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对生活的感知力和信念,让他们未泯的良知不再
受孤独和绝望的折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支撑了他们渴望用思想和情愫慰藉的心灵。所
以,他们对鲁迅有着由衷的敬爱、感激和亲近之情。这一点也不奇怪,从那个时代走过
来的人,都知道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
然而,也正是由此让我们同时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悲悯之情,甚至某种疑虑。应该说
,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在人类早已经确立了现代人
文体系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只能接触到毛泽东话语世界外的鲁迅,不要说中国之外的现
代文明接触不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中国现代已经有过的文明诉求、学术研
究也与他们隔绝。这样的坐井观天,这样荒芜的文化沙漠,不会让他们的视阈过于狭隘
、偏枯吗?而尤为严重的是,由于精神的过度饥饿、思想的过度贫穷和他们对精神支柱
病态性的强烈追求,使他们对鲁迅产生的那种几乎近于神灵般的崇拜和生死相依的精神
依恋,本身就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没有以知性为准的探索、怀疑精神,只有高山仰
止和对“心灵哺育者”的感恩之情,只是以鲁迅的思想印证自己思想的真理性,把鲁迅
的思想看成了对自己生命的“救赎”和“灵魂的超度”[8]。于是,他们还没有从毛泽
东的话语世界中彻底走出,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鲁迅的话语世界。这两个“话语世界”
都“不容置疑”,如此,他们能从信仰的世界走进知性世界吗?此种卑微的心理和可怜
的精神状态,不是又预示了另一个危机吗?[9] 更何况,那些“哺育”他们的“鲁迅思
想”,还大都是根据意识形态需要选编的“语录”和文章,其中突出的都是鲁迅对“敌
人”不讲任何宽容的“斗争精神”。这样一种学习和片言只语式的掌握,到底能给他们
带来多少真正有益的营养,值得怀疑。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这是那个病态的时代造就
的病态文化现象。然而,病态毕竟是病态。这个事实首先需要正视。
摘自《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四期,作者:郭铁成。
人的诸多需求当中,对知识、文化、思想的追求,维系着他的精神生命,否则他可
能会感到生命的茫然,精神的虚空。若这种寻求答案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成为
“精神饥渴”。人的“求知”的欲望还与另一种欲望,即实现自己本真生命的欲望,结
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总在欺骗和谎言中生活,否则他一定会有一种
心灵、思想与生命脱节的茫然和恐惧感。祥林嫂到生命要终结时还在追问灵魂的有无,
阿Q临枪毙时还在想“过20年又是一个”,这些文学表达都说明,再愚昧的人在潜意识
里也会通过他特有的方式,追求灵魂在生命中的统一,试图努力把握自己的生命形态。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早就说过,最令人绝望的是“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身
的人”,“与绝望相反的则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成为他自己”。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
,真实地面对生命活动着的整个外部世界,在自己所实际经历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精神的
落脚点,对人是极为重要的事。
然而,这一切对于60、70年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来说,都成了“奢侈”。
当他们落入巨大的恐惧或政治热狂中时,可能暂时意识不到这些;可是一旦稍微平静下
来,作为人的这些基本欲望就要复苏。于是这些复苏的欲望就碰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意
识形态专政的铜墙铁壁。毛泽东思想是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它的概念和说教无比权
威、无比神圣。但是,它们高高在上,并不能与人们的个体生命发生多少联系。即便人
们“斗争”了,“造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了,“
斗私批修”了,可是,这些政治行动最终并不能帮助个体的生命解决精神需求,更无法
通过这些行动使他们“成为自己”。相反,越是深入这些闪着耀眼光圈、摸不着、碰不
得的“意识形态”,他们仿佛离自己的生命越来越远,更无法看到生命的实在意义了,
更感到人生旅途的困惑和茫然了。另一方面,这一切无比权威、无比神圣的意识形态统
治又如铁桶般禁锢着他们,使他们接触不到一点外部世界,马、恩、列、斯的书不但相
隔,又似乎太过“深奥”。正是在这种隔绝了一切知识信息和精神源泉的恐慌和饥渴中
,人们与鲁迅相遇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下面引几位作家、学者的回忆。
“1968年冬天,一场政治灾难突然袭击我时,我几乎不知所措。……我独自在一间
简陋的农舍里,忍受着愤激、无望和孤寂的折磨。我需要精神支柱。……当时我的手头
上还有一本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的《鲁迅语录》,很厚,达500多页。我是那样珍爱这本
小书,竟然剪下了一个笔记本的硬纸封面,把它改装成‘精装本’,使它免受损害。每
天,当‘革命群众’到农田干活去的时候,我便从褥子底下拿出它来,通过它,去拜谒
那个伟大的、睿智的、雄强的灵魂。……当我读到先生一些精辟透彻、酣畅淋漓的论述
时,多想用笔把这些段落画下来,可是在当时我的家信也已受检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
做,我担心他们会从中知道我‘顽固不化’的‘活思想’。不能标记下来,又惦念着,
寻味着,这种隐蔽的欣喜,在我悒郁的感情中,算是难得的一点亮色。”[4]
“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农场。在我能带走的不多书籍中,鲁迅先生的作品几乎占
了一半。在那周围没有更多书籍,也不允许读其他书籍的荒芜的原野上,在寒冷而漫长
的冬季的火炉边,鲁迅先生是一个幸存者,在身边陪伴我们渡过了那么艰难的岁月。我
有一本红皮的《鲁迅语录》,是‘文革’中不知哪一派摘录下来作为战斗武器的,这时
也成了我的宝贝,其中那些警句我至今都能背诵下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流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
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
,将更奋然而前行’。在铲地休息的时候,在麦田管小麦,在颠簸的爬犁上,在水利工
地……我心中默念着这些警句,翻来覆去,滚瓜烂熟,却从来不觉得乏味,好像其中有
无数道看不见的放射线,透视到我的灵魂里去了。有的后来成了我的人生宗旨和信条。
”[5]
“有些篇章无法连续读下去,因为读一句就有各种思想涌来。有些话一经接触便像
砸进大脑的钉子,再也无法忘记。……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设想,当一种建立在自己
人生体验基础上的思想因为意识到它的‘危险’而自我压抑的时候,当某种想法得不到
阳光下的语言表达而又迫切地想要表达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现成
语句,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这一切,我从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是他促使我进一
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思考历史、思考人、思考自我和思想本身。……我喜欢思想
,同时也害怕思想。而鲁迅把我从恐惧中部分地解救了出来。……因为作为抽象存在的
鲁迅是被权威认可的,而他的思想竟然与我的想法如此贴近!在鲁迅那里,我找到了自
己的声音,面对鲁迅,我不再彻底地处于孤独当中,是他使我在暗地里对自己的思想感
到理直气壮。”“读鲁迅著作的感觉之所以特别好,还在于我可以公开地阅读它。我再
也不必像地下党一样读书,而是可以公开地把它摆在枕头旁边,把它带到实验队的屋子
里,而且可以高声朗读而不必害怕让什么人听到。……”[6]
“在我阅读的全部历史中,差不多有22年,这两位大师(另一位指曹雪芹)的书籍
,总是与我的行李,背囊,吃饭的搪瓷盆,粮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发配到
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单位劳动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幸好,即使在最为严峻的
‘文革’岁月里,这两位大师也不在禁绝之列,于无奈的孤独中,只有阅读他们,是惟
一的慰藉。”[7]
这一类的回忆性文字非常之多,本文自然不必一一列举。这些回忆清楚地告诉我们
:第一,鲁迅的书在当时是除了毛泽东的书(当然也包括马、恩、列、斯的书)之外,
几乎惟一可以合法接触的读物。在“不允许读其他书籍的荒芜的原野上”,人们在鲁迅
那里得到了精神寄托。第二,显然,毛泽东思想的一统天下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反而加重了那种“精神荒原”之感。这时,与鲁迅的相遇正好帮助他们解决了可怕的
精神饥渴、贫瘠和孤独。于是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就成了他们“精神的支柱”,他们的灵
魂也迅速为鲁迅所占有。第三,这些回忆文字的作者有的是“知青”(其前身是“红卫
兵”),有的是过去政治运动的罹难者(例如“右派”),这原本存在着巨大思想隔膜
的两代人却通过鲁迅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各自都在鲁迅那里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由此可以发现,当时人们选择鲁迅,并不是在大量图书、资料、知识和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有各种参照情况下的自由选择。在铁桶般封闭的文化环境下,他们除了阅读
毛泽东的文字,就只能选择鲁迅了。这其实是别无选择下的“选择”。另一方面,这确
实又是一种带有主动性的选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不能不读一些毛泽东的文字
,但不读鲁迅是可以的(不选择不等于可以怀疑);然而,他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选
择了鲁迅,这其实也意味着对毛泽东的某种精神“逃离”。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鲁迅?我以为,与毛泽东相比,鲁迅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鲁迅所讲的都是人生,是如何做人,所面对的都是具体的社会和人生现象,
体现了难能可贵的“真实”。读鲁迅的书,你时时可以感受到鲁迅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
肺腑,是属于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感情,是冷辟、决绝、激进
的理性分析,还是无奈、孤愤、绝望、多疑、虚无的情感抒发,都源于他生命的真实感
悟。只有这种“真实”才能让人们看得见,摸得到,获得具体的感知——感受到一个真
实的生命与读者的生命的呼应和接通。这绝对是人们无法从毛泽东的文字那里可以得到
的,甚至也是从他们正经历着的现实社会、人生里无法体验到的——因为那现实的人生
早已被“革命”虚饰和板结了。
其次,鲁迅的书(哪怕仅仅是些“文辑”、“语录”),在毛泽东思想之外给他们
提供了另类思想和思维方式。例如,他要人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反对“瞒和骗”;他憎恶奴性、卑怯、麻木、虚伪、健忘、圆滑、自欺欺人,等等。他
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造”这些国民的“坏根性”。从他的书中,可以感受到一种
强大的自我、自主和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这一切在毛泽东思想的天地里是找不到的,
却隐隐同人们的生命感受有所呼应,这无疑会让他们感到格外美好、亲切,并激发对自
身的某种信念。
第三,鲁迅无论谈论什么问题都有特属于他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准确、冷峻、一
针见血的剖析,嘻笑怒骂,说古论今,既有丰富的知识和意象,文字更是如投枪、匕首
,精炼泼辣,凌厉无比,富于杀伤力,读来十分痛快淋漓。抛开其思想内容不说,就是
这种知识的丰富性,这种深刻、独到和“表述方式”的个人性本身,就极富艺术魅力,
让人于意识形态统治所造就的极其板结的思想之外,感到耳目一新,感受到情感和思想
的巨大冲击力量。
最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总使人对当下的人情世
态产生诸多感受、联想和共鸣。比如,自欺欺人、卑怯、麻木、妄自尊大、讳疾忌医、
奴隶式的顺从等等,这些“劣根性”可以说触目皆是。而最有意思的是,过去这些“劣
根性”被鲁迅深恶痛绝,不断由此叹息中国人的“不幸”和“不争”,而今却被披上“
革命”的华衮,成了“最美好”的“无产阶级品质”加以宣扬。而另一方面,鲁迅式的
人格和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又遭遇到压抑和控制,这种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使许多人从中
有所憬悟,并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产生置疑。
总之,鲁迅给他们提供了毛泽东话语世界之外的许多另类知识和思想、另类思维和
价值理念,以及另类的表述方式。鲁迅的文字包含着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属于一个独
特生命的真实和真诚,有富于魅力的真思想,有同人们的生命感悟相呼应、相对接的东
西,正是这些唤起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对生活的感知力和信念,让他们未泯的良知不再
受孤独和绝望的折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支撑了他们渴望用思想和情愫慰藉的心灵。所
以,他们对鲁迅有着由衷的敬爱、感激和亲近之情。这一点也不奇怪,从那个时代走过
来的人,都知道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
然而,也正是由此让我们同时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悲悯之情,甚至某种疑虑。应该说
,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在人类早已经确立了现代人
文体系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只能接触到毛泽东话语世界外的鲁迅,不要说中国之外的现
代文明接触不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中国现代已经有过的文明诉求、学术研
究也与他们隔绝。这样的坐井观天,这样荒芜的文化沙漠,不会让他们的视阈过于狭隘
、偏枯吗?而尤为严重的是,由于精神的过度饥饿、思想的过度贫穷和他们对精神支柱
病态性的强烈追求,使他们对鲁迅产生的那种几乎近于神灵般的崇拜和生死相依的精神
依恋,本身就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没有以知性为准的探索、怀疑精神,只有高山仰
止和对“心灵哺育者”的感恩之情,只是以鲁迅的思想印证自己思想的真理性,把鲁迅
的思想看成了对自己生命的“救赎”和“灵魂的超度”[8]。于是,他们还没有从毛泽
东的话语世界中彻底走出,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鲁迅的话语世界。这两个“话语世界”
都“不容置疑”,如此,他们能从信仰的世界走进知性世界吗?此种卑微的心理和可怜
的精神状态,不是又预示了另一个危机吗?[9] 更何况,那些“哺育”他们的“鲁迅思
想”,还大都是根据意识形态需要选编的“语录”和文章,其中突出的都是鲁迅对“敌
人”不讲任何宽容的“斗争精神”。这样一种学习和片言只语式的掌握,到底能给他们
带来多少真正有益的营养,值得怀疑。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这是那个病态的时代造就
的病态文化现象。然而,病态毕竟是病态。这个事实首先需要正视。
摘自《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四期,作者:郭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