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俄罗斯随想（ZZ）#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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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俄罗斯随想
•菊 子•
（《华夏文摘》2004年第九期）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在欧风美雨已经刮遍中国的年代，听到有人用低沉的男中音唱出这首歌，我一下
子就喜欢上了它。这首歌，沉郁，忧伤，厚重，在我的想像中，象征着俄罗斯的灵魂。
（一）人
最早认识的俄国人，是苏联留学生。记得那天是三八节，似乎学校规定凡是女教
师那天可以不上课。我们正说着，女生也应该不上课才对啊，结果那个苏联留学生跑
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用中文对我们宿舍那位学俄语的同学说：“今天是妇女节，我祝
你节日快乐……”听着他那费劲的汉语，和那一板正经的严肃模样，我们都笑成了一团。
出国以后认识一些说俄语的人，其中真正的俄国人倒不多，有几位是立陶宛和白
俄罗斯的公民，还有几位俄国犹太人。
最早碰上的，是两位立陶宛人。１９９１年立陶宛正式宣布独立，他们也已经把
苏联护照换成立陶宛护照。我只记得其中一位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立陶宛文化的渊
源是罗马文化，和斯拉夫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他曾经在苏联红军中服过役，去过阿富
汗。不记得他说过什么打仗的事情，只记得他说过，军队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从别
的那些士兵那里，学了很多种语言。我说，你们从前在苏联里，苏联多威风，如今独
立出来，又弱又小，岂不是今不如昔。他就大摇其头，说摆脱俄罗斯人的控制，是立陶
宛人最大的幸福。
我的白俄罗斯朋友叫维塔利。维塔利本来在苏联科学院里当核物理学家，按说也
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政治风云变幻打乱了他的职业发展，于是他就转攻人文科
学。他的语言天分极强。我当时刚开始学希伯莱语，英语也不咋地，他可好，英语自
不待说，希伯莱语已经十分流利，还通晓东欧犹太人说的意第绪语；这还不算，他说
其实他的日语水平最高，还为专业团体当过翻译。汉语他也会说一点，都是革命大口
号，见了中国人打招呼时，他就夸张地挥挥拳头，喊口号“打倒苏修”。
维塔利是一个强烈的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提起俄罗斯和苏联就咬牙切齿。他
回国后，给我们来过一封信，调侃说他最后还是“妥协”了，被迫娶一位俄罗斯女子
为妻。在此之前，他是发誓非白俄女子不娶的。
前苏联境内的民族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从冷战的角度来讲，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自然是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以色列的建
国者中，有很多人都是俄国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吸引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
向来是以色列各任政治和宗教领袖们的梦想。
这一段传奇历史里，就出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拿坦•莎仁斯基。我头一次
见到
他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在铁幕后为自己的人民奔走呼号、身陷囹圄的故事，终于“
回”到了以色列，并在以色列政府中任部长。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头和丹尼•达
维多
差不多，眉眼则还要粗糙许多。因为他的声望，我们学校聘他为兼职教授，所以他在
“日理万机”之余，每年还飞到美国来给我们上一个星期的课。自然，在他的眼里，
俄罗斯的天是黑色的，地是血红色的，人是凶残的，任何人，不仅是犹太人，都不应该
生活在那里。
从拿坦•莎仁斯基身上，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学者们总要号称中立、客观，
因而
他们永远很难有什么行动；惟有把世界看成绝对的黑与白，在正义与邪恶之间没有任
何关联，也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才能有所作为。为了他拯救犹太人的事业，他真心
地相信俄罗斯是地狱，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邪恶的民族。
另一位我曾经接触过的俄国犹太人是塔吉雅娜，她是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持不
同政见者萨哈洛夫的继女。她一边主持学校的萨哈洛夫档案馆，一边和我们一起选修
一些专题讲座课。我对政治从来就比较淡漠，当时更是颇有些心灰意冷，然而，她那
种执着的理想主义和热忱的人道主义，却帮助我恢复了一些信心。
我还曾经有过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犹太同事，也叫塔吉雅娜。碰巧，她的丈夫叫叶
夫根尼，和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男女主人公名字正好一样。听惯了拿
坦•
莎仁斯基的政治煽动，我反而怀疑她对苏联犹太人的处境的描写是不是言过其实。听
塔吉雅娜讲，歧视是毫无疑问的。她说，一般好的学校是不招犹太人的，只有她和她
丈夫所上的罗斯托夫大学比较开明，犹太人比较多。
我对俄国历史和现状研究不多，对“研究”过的中东如今也故意充耳不闻，然而
，车臣的战争，前几天俄国的劫机事件，和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开学那一天发生的惨案
，却提醒我，在那片土地上还有多么错综复杂的冲突和灾难。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
教信仰，世世代代结下的的恩恩怨怨，不知还有多少人要复仇，要战争。
每天早上，我为我的儿子准备好书包，送他登上桔黄色的校车，心里很踏实，因
为我知道晚上他会安全地回到我身边。
但是，我的心，却在为那些母亲流血。她们在漫长的暑假结束后的头一天，把孩
子们送回学校，心里大概还如释重负：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孩子们却永远也没有再回来。
（二）文学
依稀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些小人书，像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什么的。记
不得许多情节，只记得胖磨坊主家的猪死了，老胖子趴在猪身上哭，我就觉得他真的
很坏，喜欢他家的猪，而不喜欢穷人家的孩子。还记得有个什么情节，似乎高尔基住
在什么地下室，里面有很多蟑螂，他们还给蟑螂们取名字。
真正读俄苏文学，是在高中住校和上大学以后。初中那两年，父母看得紧，看课
外书是不务正业，住校以后，和老师捉迷藏相对还是要容易一些。其时，欧美文化早
就占了上风，流行歌曲、服饰、文学艺术及至哲学政治思潮，都推崇欧美。我也不例
外。学外语，也装模作样要学“美”式英语。
然而，我那时读书，是沿着书架，不分专题，一排一排地看下去的。这种看法，
就很难漏掉俄苏文学。一来，俄罗斯古典文学本来就十分丰富；二来，四九年以后，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大偏重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引进。因而书架上从俄语翻译过来
的书，自然多过美国文学，甚至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了。
另外，同宿舍正好住着学俄语的同学，从她们那里，也读到了不少《苏联文学》、
《俄苏文艺》之类。
看得最多的，当然是经典名著。记得最清楚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
8226;
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那时候年龄太小，也没有什么俄国历史的知识背景，
看也看不太懂。记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幅插图，是安娜的侧面像，她的
黑发
都盘在脑后，脸上是深重的痛苦与沉郁。好长一段时间，我上课无聊时，就偷偷在笔
记本边上临摹安娜的这张侧面像。只记得我既不喜欢卡列宁，也不喜欢渥伦斯基。
那里面，我更喜欢的是列文夫妇。有一个情节是，列文刚结婚，正在书房里算账
。他的新婚妻子在旁边做针线。她想让丈夫看她，却又不想说出声，就那样默默地看
着他，心里数着数，希望数到十的时候他能看她一眼。
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社会信念的化身：他承认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主张通
过温和的社会改良来废除它。和托尔斯泰一样，列文也在自己的领地里实行自上而下
的改革。列文夫妇过着温馨的婚姻生活，而追求自由、红杏出墙的安娜最后却走投无
路、卧轨自杀，《战争与和平》里，他后来也让娜塔莎成熟长大、嫁给温和宽厚的彼
尔。从这种描写来看，托尔斯泰也是主张一种保守稳定的婚姻制度的。只可惜，他那
种温和的政治和社会改良的主张却无人接受。１９１０年，他离家出走，不久，和他
的安娜一样，死在一个荒凉的火车站。
他死后不久，俄罗斯大地就迎来了大半个世纪的腥风血雨。
托尔斯泰这三本书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他所有的男主人公里
，我最喜欢的是安德列公爵。我自己还不太会思考，就借着高烧昏热中的安德列的头
脑在那里探索人生的意义。相形之下，彼尔的宽容，平和，更适合我今天的心境和处
世哲学；可是，当时，我却看不起彼尔，因为他“胖胖大大”，总是笨手笨脚，跳舞也
跳得不好，
还有，我不喜欢他，恰恰是因为他的宽容和平和，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似乎是缺少
锐气的表现。
安德烈公爵死于普通的伤口感染。一针青霉素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可惜，人们
发现青霉素是在一个世纪以后。
后来学欧洲历史时发现，《战争与和平》教给我的东西，比任何教科书都多。另
外，俄国贵族说的都是法语，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把所有的法文都保留了。这
样，对着中文翻译，我还学了一点法语。上法语课时，头几节课很是自豪，觉得自己
是语言天才，那么美丽的语言，自己竟能够无师自通。
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
巧林
，这些“多余的人”，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红与黑》中的于连，《傲
慢与偏见》中的达西——都是一群饱食终日却又万分痛苦的“情感贵族”。以他们的
文化素养，似乎还称不上“精神贵族”。
读普希金的诗，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曾几何时，我一遍一遍地读《欧根•奥
涅金
》，最后竟能倒背如流。“青年男子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哪个不善怀春。”当时
自己羞于出口的话，就借念诗说出来，如今竟是都忘光了。我还求着同学教我学俄语
，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直接读原文。我的逻辑是，翻译再好，也赶不上原文；译文既
如此好，原文岂不是更好。只可惜人世间要学的东西太多，最后也不得不去学那些能
安身立命的东西，后来也就放弃了。
我很喜欢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风格。只记得那时候，拿了这本书，爱不释手
，也说不清所以然，就知道拼命地往笔记本上大段大段地抄。
陀斯妥也夫斯基在《罪与罚》里写道，沙皇政府惩罚政治犯的方法是让他们在院
子里挖土，从一个坑里挖出土，再把土填进另一个坑，第二天再把它填回来。
那是一种多么冷酷的残忍，对人性是多么粗暴的掠夺。我在《年轮》里写到大学
教师被送到郊区去刷树，当时就想到，这也是同样的手法，目的是让人忘掉自己的任
何价值，让生命和意志屈从于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专制权力。
苏联时期的小说与俄罗斯经典小说的风格迥然不同。我虽反感其中浓烈的政治味
道，闲暇时还是读了很多。后来发现，一位亚美尼亚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很有独特
的风格，朴实无华，清新喜人。于是把他的作品都找来看，然后梦想着亚美尼亚的苹
果树，三叶草，山毛榉，和在那里生活着的陌生的人们。
在内部资料室，后来还“发现”了不少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最著名的，自然是
索尔仁尼琴写集中营的《癌病房》。那时候，张贤亮已经发表了很多写劳改生活的作品。
当时，我也在读中国近代史。我为那些惊人的相似感到悲哀。
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西方，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不幸的是，理性的思考
，总是那么轻易地屈从于急功近利的暴力。
一代中国人是念着保尔•柯察金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
次”
长大的。等我也念这段话的时候，我从中读到的已经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宣言，而是一
个活生生的“人”向冷冰冰的“钢铁”的硬化。
冬妮娅是年轻的保尔与爱情、青春、温情和人道主义的最后一道联系。爱情一完
结，保尔就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这个躯壳，于是就被锻炼成了一颗螺丝钉。
（三）电影
看过的写俄国和苏联的电影里，印象最深的，是《静静的顿河》和《日瓦格医生》。
这两部电影的主人公，一个是世代当职业军人的哥萨克骑兵，一个是酷爱诗歌文
学的医生；一个是俄国人自己拍的，一个是西方人在冷战时期拍的。然而，两部电影
都是根据名著改编的。撇开任何政治上的见地不谈，两部电影都是杰作。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有许多伟人，像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突然拿出了宏伟的
蓝图，告诉自己的同胞说：这就是拯救我们民族的惟一法宝。列宁说，要让沙皇俄国
在战争中失败。于是，血腥的战争就在俄罗斯大地上继续下去。
于是，就有了东征西战、家破人亡的格雷高里，也有了忧郁迷惘、不知所措的日
瓦格医生。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只是颠沛流离、无所归依；这些平常人失
去了平静的生活，换来了少数人的辉煌。
从此，我诅咒英雄。
看《静静的顿河》的时候，是在中科院大礼堂。电影有六个小时，没有配音译制
，只有俄语系老师的同声传译。说是同声，其实总要比电影里的台词晚一步，所以我
们还有机会听到那里面的俄语对话。
我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格雷高里会迷恋那个又高又胖的阿克西尼亚，却不爱自
己年轻漂亮的妻子。现在似乎明白了，也或许阿克西尼亚是他少年时代的一部分，他
爱她，是因为他不能割舍对过去那种熟悉的旧生活的怀念？有几个人，能够在伟人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保持清醒，守住自己那安安稳稳的小角落？
等格雷高里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爱上了自己的妻子，她却已经不再爱她。这
不仅仅是小儿女之间的矫情。作者似乎在无奈地说，旧的生活被粗暴地打碎了，新的
生活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幸福。
看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围困》，是看的内部资料片。只记得那一种壮烈。在残
酷的寒冬里，清早起来，路旁坐着几个人。轻轻一推，他们就倒了。原来他们早就冻死
了，饿死了。
苏联在二战中死伤最多。据我的白俄朋友维塔利讲，白俄罗斯地区百分之四十的
男子死于二战。而且，他们都是青壮年男子。俄罗斯大地上众多的村庄，老弱妇孺者
多，青壮年男子少，许多美丽的青年女子无以家为。
承认了苏联在二战中用人血立下的汗马功劳，英美才屈尊与暴君斯大林平起平坐
，于是才有了雅尔塔会议上那著名的三巨头合影，才有了战后美苏在东欧和德国的分
赃。于是，东德和东欧诸国才在苏联保护下，度过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统治。只是，
当三巨头在讨论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有多少人，听过那里的骑兵格雷高里和日瓦格医
生们的心声？
有一次看ＰＢＳ里介绍冬宫（Ｔｈｅ Ｈｅｒｍｉｔａｇｅ）。在圣彼得堡（列
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之前，那里收藏的油画和其他艺术品都被转移走了。然而，还是
有人来。于是，博物馆里的解说员就对着空空的墙壁，向人们讲述曾经在那里挂过的那
幅画。
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对美的追求，战争是无法剥夺的。惟其如此，人类才有希望。
《岸》，也是看的内部资料片。好像是苏联“解冻”时期拍的，我也记不清电影
是什么年代出的了，只记得当时想，中共可是什么都学苏共啊，只是永远慢一拍，苏
共都开始“解冻”了，中共却还在继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岸》好像说的是一位前苏联红军军官，占领德国时期曾经与一名德国女子相爱
，冷战后，他回了俄国，她却留在西柏林。现在他们作为同事重新见面，双方都无奈
地感受到两个人之间时间、空间、政治、历史所强加的无穷距离。这是苏联文学界、
艺术界向人道主义的复苏和回归。
也看过美国人拍的《战争与和平》。记得安德列那双忧郁的眼睛和挺拔、匀称的
身材，也记得彼尔是亨利•方达演的。然而，总觉得“外人”拍不出俄罗斯民族
的性格。
俄罗斯民族知道什么是苦难。就像我们中华民族。
（四）音乐
我不曾作过比较研究，但我的感觉是，苏共同样血腥，残酷，但不知为什么，即
使是在最血腥、最残酷的时代，在那么多文人、艺术家、音乐家、任何敢于有异议的
人都莫名其妙地被杀、被抓、失踪的时候，俄罗斯人的心灵却依旧在顽强地歌唱。比
如芭蕾，比如肖斯塔科维奇，比如那些美丽的情歌。而在中国，也许是我们的文化中
本来就不曾具有那么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在文革中，才能够形成那么彻底的文化沙漠
和心灵的沙漠。
我学俄罗斯民歌纯属偶然。那时候，校园里流行着的是约翰•丹佛，猫王，
迈克
•杰克逊和我偏爱的凯伦•卡蓬特。但我的学俄语的同屋却拿来一本《俄罗
斯民歌二
百首》，于是我们学会了《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和“一
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伸到遥远的地方”。
我生平看的第一场芭蕾，自然是《天鹅湖》。还有永恒的肖斯塔科维奇。当暴君
遗臭万年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却得到了永生。那些被枪决，被暗杀，被流放了的人，
也得到了永生。通过他的音乐，和他的故事。
波士顿地区有一批人，领头的人大约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们办过几
次演出，专门演唱俄罗斯民间歌曲。据说，他们还从俄罗斯请来了交响乐团为他们伴
奏。不管是什么历史原因，这一批人的俄罗斯情结是凝结在那里了。
后记
我喜欢读古书，喜欢汉语的含蓄、简练和铿锵，上学后读的却总是《人民日报》
之类的文体，写作文也必须遵从那样的八股，心里很别扭。再去读周作人和郁达夫们
，感觉全然不同。后来又读台湾作家白先勇、陈映真、赵淑侠、琼瑶、三毛们的作品
，他们那种文字风格，总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我承认，琼瑶的小说我确
实全部都看了，但每次看的时候都会声明：谁看这种小女生才爱看的东西啊）。于是
我就归罪于《联共布党史》，是那种从俄语里翻译过来的政治词汇污染了我们的语言。
我曾经在一个国际宿舍住过，那里的两个美国女生都是超级肥胖，东欧和俄国来
的几个女孩子都纤细苗条，楚楚动人。美则美矣，那里的人们，显然还没有进入营养过
剩时代。
浮华世界，庸庸碌碌，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俄罗斯，不过是当初那开朗的、气质与
一般俄国
人迥异的戈尔巴乔夫，阴郁的、美国人喜欢的叶利钦，和严肃得带一点凶狠、美国人不
喜欢的普金。
还有，就是那里发生了灾难的时候。那么多孩子在恐惧中死去，人们却依旧冷漠
。当孩子们被围困在他们本该在那里读书、嬉戏的学校里的时候，对峙的双方似乎都
没有意识到，这些孩子们的生命，高于他们所有神圣的信念：什么民族独立，什么宗
教自由，什么统一，什么稳定，在孩子们的鲜血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
•菊 子•
（《华夏文摘》2004年第九期）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在欧风美雨已经刮遍中国的年代，听到有人用低沉的男中音唱出这首歌，我一下
子就喜欢上了它。这首歌，沉郁，忧伤，厚重，在我的想像中，象征着俄罗斯的灵魂。
（一）人
最早认识的俄国人，是苏联留学生。记得那天是三八节，似乎学校规定凡是女教
师那天可以不上课。我们正说着，女生也应该不上课才对啊，结果那个苏联留学生跑
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用中文对我们宿舍那位学俄语的同学说：“今天是妇女节，我祝
你节日快乐……”听着他那费劲的汉语，和那一板正经的严肃模样，我们都笑成了一团。
出国以后认识一些说俄语的人，其中真正的俄国人倒不多，有几位是立陶宛和白
俄罗斯的公民，还有几位俄国犹太人。
最早碰上的，是两位立陶宛人。１９９１年立陶宛正式宣布独立，他们也已经把
苏联护照换成立陶宛护照。我只记得其中一位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立陶宛文化的渊
源是罗马文化，和斯拉夫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他曾经在苏联红军中服过役，去过阿富
汗。不记得他说过什么打仗的事情，只记得他说过，军队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从别
的那些士兵那里，学了很多种语言。我说，你们从前在苏联里，苏联多威风，如今独
立出来，又弱又小，岂不是今不如昔。他就大摇其头，说摆脱俄罗斯人的控制，是立陶
宛人最大的幸福。
我的白俄罗斯朋友叫维塔利。维塔利本来在苏联科学院里当核物理学家，按说也
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政治风云变幻打乱了他的职业发展，于是他就转攻人文科
学。他的语言天分极强。我当时刚开始学希伯莱语，英语也不咋地，他可好，英语自
不待说，希伯莱语已经十分流利，还通晓东欧犹太人说的意第绪语；这还不算，他说
其实他的日语水平最高，还为专业团体当过翻译。汉语他也会说一点，都是革命大口
号，见了中国人打招呼时，他就夸张地挥挥拳头，喊口号“打倒苏修”。
维塔利是一个强烈的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提起俄罗斯和苏联就咬牙切齿。他
回国后，给我们来过一封信，调侃说他最后还是“妥协”了，被迫娶一位俄罗斯女子
为妻。在此之前，他是发誓非白俄女子不娶的。
前苏联境内的民族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从冷战的角度来讲，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自然是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以色列的建
国者中，有很多人都是俄国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吸引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
向来是以色列各任政治和宗教领袖们的梦想。
这一段传奇历史里，就出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拿坦•莎仁斯基。我头一次
见到
他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在铁幕后为自己的人民奔走呼号、身陷囹圄的故事，终于“
回”到了以色列，并在以色列政府中任部长。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头和丹尼•达
维多
差不多，眉眼则还要粗糙许多。因为他的声望，我们学校聘他为兼职教授，所以他在
“日理万机”之余，每年还飞到美国来给我们上一个星期的课。自然，在他的眼里，
俄罗斯的天是黑色的，地是血红色的，人是凶残的，任何人，不仅是犹太人，都不应该
生活在那里。
从拿坦•莎仁斯基身上，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学者们总要号称中立、客观，
因而
他们永远很难有什么行动；惟有把世界看成绝对的黑与白，在正义与邪恶之间没有任
何关联，也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才能有所作为。为了他拯救犹太人的事业，他真心
地相信俄罗斯是地狱，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邪恶的民族。
另一位我曾经接触过的俄国犹太人是塔吉雅娜，她是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持不
同政见者萨哈洛夫的继女。她一边主持学校的萨哈洛夫档案馆，一边和我们一起选修
一些专题讲座课。我对政治从来就比较淡漠，当时更是颇有些心灰意冷，然而，她那
种执着的理想主义和热忱的人道主义，却帮助我恢复了一些信心。
我还曾经有过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犹太同事，也叫塔吉雅娜。碰巧，她的丈夫叫叶
夫根尼，和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男女主人公名字正好一样。听惯了拿
坦•
莎仁斯基的政治煽动，我反而怀疑她对苏联犹太人的处境的描写是不是言过其实。听
塔吉雅娜讲，歧视是毫无疑问的。她说，一般好的学校是不招犹太人的，只有她和她
丈夫所上的罗斯托夫大学比较开明，犹太人比较多。
我对俄国历史和现状研究不多，对“研究”过的中东如今也故意充耳不闻，然而
，车臣的战争，前几天俄国的劫机事件，和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开学那一天发生的惨案
，却提醒我，在那片土地上还有多么错综复杂的冲突和灾难。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
教信仰，世世代代结下的的恩恩怨怨，不知还有多少人要复仇，要战争。
每天早上，我为我的儿子准备好书包，送他登上桔黄色的校车，心里很踏实，因
为我知道晚上他会安全地回到我身边。
但是，我的心，却在为那些母亲流血。她们在漫长的暑假结束后的头一天，把孩
子们送回学校，心里大概还如释重负：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孩子们却永远也没有再回来。
（二）文学
依稀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些小人书，像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什么的。记
不得许多情节，只记得胖磨坊主家的猪死了，老胖子趴在猪身上哭，我就觉得他真的
很坏，喜欢他家的猪，而不喜欢穷人家的孩子。还记得有个什么情节，似乎高尔基住
在什么地下室，里面有很多蟑螂，他们还给蟑螂们取名字。
真正读俄苏文学，是在高中住校和上大学以后。初中那两年，父母看得紧，看课
外书是不务正业，住校以后，和老师捉迷藏相对还是要容易一些。其时，欧美文化早
就占了上风，流行歌曲、服饰、文学艺术及至哲学政治思潮，都推崇欧美。我也不例
外。学外语，也装模作样要学“美”式英语。
然而，我那时读书，是沿着书架，不分专题，一排一排地看下去的。这种看法，
就很难漏掉俄苏文学。一来，俄罗斯古典文学本来就十分丰富；二来，四九年以后，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大偏重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引进。因而书架上从俄语翻译过来
的书，自然多过美国文学，甚至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了。
另外，同宿舍正好住着学俄语的同学，从她们那里，也读到了不少《苏联文学》、
《俄苏文艺》之类。
看得最多的，当然是经典名著。记得最清楚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
8226;
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那时候年龄太小，也没有什么俄国历史的知识背景，
看也看不太懂。记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幅插图，是安娜的侧面像，她的
黑发
都盘在脑后，脸上是深重的痛苦与沉郁。好长一段时间，我上课无聊时，就偷偷在笔
记本边上临摹安娜的这张侧面像。只记得我既不喜欢卡列宁，也不喜欢渥伦斯基。
那里面，我更喜欢的是列文夫妇。有一个情节是，列文刚结婚，正在书房里算账
。他的新婚妻子在旁边做针线。她想让丈夫看她，却又不想说出声，就那样默默地看
着他，心里数着数，希望数到十的时候他能看她一眼。
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社会信念的化身：他承认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主张通
过温和的社会改良来废除它。和托尔斯泰一样，列文也在自己的领地里实行自上而下
的改革。列文夫妇过着温馨的婚姻生活，而追求自由、红杏出墙的安娜最后却走投无
路、卧轨自杀，《战争与和平》里，他后来也让娜塔莎成熟长大、嫁给温和宽厚的彼
尔。从这种描写来看，托尔斯泰也是主张一种保守稳定的婚姻制度的。只可惜，他那
种温和的政治和社会改良的主张却无人接受。１９１０年，他离家出走，不久，和他
的安娜一样，死在一个荒凉的火车站。
他死后不久，俄罗斯大地就迎来了大半个世纪的腥风血雨。
托尔斯泰这三本书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他所有的男主人公里
，我最喜欢的是安德列公爵。我自己还不太会思考，就借着高烧昏热中的安德列的头
脑在那里探索人生的意义。相形之下，彼尔的宽容，平和，更适合我今天的心境和处
世哲学；可是，当时，我却看不起彼尔，因为他“胖胖大大”，总是笨手笨脚，跳舞也
跳得不好，
还有，我不喜欢他，恰恰是因为他的宽容和平和，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似乎是缺少
锐气的表现。
安德烈公爵死于普通的伤口感染。一针青霉素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可惜，人们
发现青霉素是在一个世纪以后。
后来学欧洲历史时发现，《战争与和平》教给我的东西，比任何教科书都多。另
外，俄国贵族说的都是法语，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把所有的法文都保留了。这
样，对着中文翻译，我还学了一点法语。上法语课时，头几节课很是自豪，觉得自己
是语言天才，那么美丽的语言，自己竟能够无师自通。
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
巧林
，这些“多余的人”，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红与黑》中的于连，《傲
慢与偏见》中的达西——都是一群饱食终日却又万分痛苦的“情感贵族”。以他们的
文化素养，似乎还称不上“精神贵族”。
读普希金的诗，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曾几何时，我一遍一遍地读《欧根•奥
涅金
》，最后竟能倒背如流。“青年男子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哪个不善怀春。”当时
自己羞于出口的话，就借念诗说出来，如今竟是都忘光了。我还求着同学教我学俄语
，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直接读原文。我的逻辑是，翻译再好，也赶不上原文；译文既
如此好，原文岂不是更好。只可惜人世间要学的东西太多，最后也不得不去学那些能
安身立命的东西，后来也就放弃了。
我很喜欢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风格。只记得那时候，拿了这本书，爱不释手
，也说不清所以然，就知道拼命地往笔记本上大段大段地抄。
陀斯妥也夫斯基在《罪与罚》里写道，沙皇政府惩罚政治犯的方法是让他们在院
子里挖土，从一个坑里挖出土，再把土填进另一个坑，第二天再把它填回来。
那是一种多么冷酷的残忍，对人性是多么粗暴的掠夺。我在《年轮》里写到大学
教师被送到郊区去刷树，当时就想到，这也是同样的手法，目的是让人忘掉自己的任
何价值，让生命和意志屈从于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专制权力。
苏联时期的小说与俄罗斯经典小说的风格迥然不同。我虽反感其中浓烈的政治味
道，闲暇时还是读了很多。后来发现，一位亚美尼亚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很有独特
的风格，朴实无华，清新喜人。于是把他的作品都找来看，然后梦想着亚美尼亚的苹
果树，三叶草，山毛榉，和在那里生活着的陌生的人们。
在内部资料室，后来还“发现”了不少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最著名的，自然是
索尔仁尼琴写集中营的《癌病房》。那时候，张贤亮已经发表了很多写劳改生活的作品。
当时，我也在读中国近代史。我为那些惊人的相似感到悲哀。
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西方，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不幸的是，理性的思考
，总是那么轻易地屈从于急功近利的暴力。
一代中国人是念着保尔•柯察金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
次”
长大的。等我也念这段话的时候，我从中读到的已经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宣言，而是一
个活生生的“人”向冷冰冰的“钢铁”的硬化。
冬妮娅是年轻的保尔与爱情、青春、温情和人道主义的最后一道联系。爱情一完
结，保尔就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这个躯壳，于是就被锻炼成了一颗螺丝钉。
（三）电影
看过的写俄国和苏联的电影里，印象最深的，是《静静的顿河》和《日瓦格医生》。
这两部电影的主人公，一个是世代当职业军人的哥萨克骑兵，一个是酷爱诗歌文
学的医生；一个是俄国人自己拍的，一个是西方人在冷战时期拍的。然而，两部电影
都是根据名著改编的。撇开任何政治上的见地不谈，两部电影都是杰作。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有许多伟人，像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突然拿出了宏伟的
蓝图，告诉自己的同胞说：这就是拯救我们民族的惟一法宝。列宁说，要让沙皇俄国
在战争中失败。于是，血腥的战争就在俄罗斯大地上继续下去。
于是，就有了东征西战、家破人亡的格雷高里，也有了忧郁迷惘、不知所措的日
瓦格医生。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只是颠沛流离、无所归依；这些平常人失
去了平静的生活，换来了少数人的辉煌。
从此，我诅咒英雄。
看《静静的顿河》的时候，是在中科院大礼堂。电影有六个小时，没有配音译制
，只有俄语系老师的同声传译。说是同声，其实总要比电影里的台词晚一步，所以我
们还有机会听到那里面的俄语对话。
我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格雷高里会迷恋那个又高又胖的阿克西尼亚，却不爱自
己年轻漂亮的妻子。现在似乎明白了，也或许阿克西尼亚是他少年时代的一部分，他
爱她，是因为他不能割舍对过去那种熟悉的旧生活的怀念？有几个人，能够在伟人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保持清醒，守住自己那安安稳稳的小角落？
等格雷高里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爱上了自己的妻子，她却已经不再爱她。这
不仅仅是小儿女之间的矫情。作者似乎在无奈地说，旧的生活被粗暴地打碎了，新的
生活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幸福。
看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围困》，是看的内部资料片。只记得那一种壮烈。在残
酷的寒冬里，清早起来，路旁坐着几个人。轻轻一推，他们就倒了。原来他们早就冻死
了，饿死了。
苏联在二战中死伤最多。据我的白俄朋友维塔利讲，白俄罗斯地区百分之四十的
男子死于二战。而且，他们都是青壮年男子。俄罗斯大地上众多的村庄，老弱妇孺者
多，青壮年男子少，许多美丽的青年女子无以家为。
承认了苏联在二战中用人血立下的汗马功劳，英美才屈尊与暴君斯大林平起平坐
，于是才有了雅尔塔会议上那著名的三巨头合影，才有了战后美苏在东欧和德国的分
赃。于是，东德和东欧诸国才在苏联保护下，度过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统治。只是，
当三巨头在讨论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有多少人，听过那里的骑兵格雷高里和日瓦格医
生们的心声？
有一次看ＰＢＳ里介绍冬宫（Ｔｈｅ Ｈｅｒｍｉｔａｇｅ）。在圣彼得堡（列
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之前，那里收藏的油画和其他艺术品都被转移走了。然而，还是
有人来。于是，博物馆里的解说员就对着空空的墙壁，向人们讲述曾经在那里挂过的那
幅画。
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对美的追求，战争是无法剥夺的。惟其如此，人类才有希望。
《岸》，也是看的内部资料片。好像是苏联“解冻”时期拍的，我也记不清电影
是什么年代出的了，只记得当时想，中共可是什么都学苏共啊，只是永远慢一拍，苏
共都开始“解冻”了，中共却还在继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岸》好像说的是一位前苏联红军军官，占领德国时期曾经与一名德国女子相爱
，冷战后，他回了俄国，她却留在西柏林。现在他们作为同事重新见面，双方都无奈
地感受到两个人之间时间、空间、政治、历史所强加的无穷距离。这是苏联文学界、
艺术界向人道主义的复苏和回归。
也看过美国人拍的《战争与和平》。记得安德列那双忧郁的眼睛和挺拔、匀称的
身材，也记得彼尔是亨利•方达演的。然而，总觉得“外人”拍不出俄罗斯民族
的性格。
俄罗斯民族知道什么是苦难。就像我们中华民族。
（四）音乐
我不曾作过比较研究，但我的感觉是，苏共同样血腥，残酷，但不知为什么，即
使是在最血腥、最残酷的时代，在那么多文人、艺术家、音乐家、任何敢于有异议的
人都莫名其妙地被杀、被抓、失踪的时候，俄罗斯人的心灵却依旧在顽强地歌唱。比
如芭蕾，比如肖斯塔科维奇，比如那些美丽的情歌。而在中国，也许是我们的文化中
本来就不曾具有那么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在文革中，才能够形成那么彻底的文化沙漠
和心灵的沙漠。
我学俄罗斯民歌纯属偶然。那时候，校园里流行着的是约翰•丹佛，猫王，
迈克
•杰克逊和我偏爱的凯伦•卡蓬特。但我的学俄语的同屋却拿来一本《俄罗
斯民歌二
百首》，于是我们学会了《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和“一
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伸到遥远的地方”。
我生平看的第一场芭蕾，自然是《天鹅湖》。还有永恒的肖斯塔科维奇。当暴君
遗臭万年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却得到了永生。那些被枪决，被暗杀，被流放了的人，
也得到了永生。通过他的音乐，和他的故事。
波士顿地区有一批人，领头的人大约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们办过几
次演出，专门演唱俄罗斯民间歌曲。据说，他们还从俄罗斯请来了交响乐团为他们伴
奏。不管是什么历史原因，这一批人的俄罗斯情结是凝结在那里了。
后记
我喜欢读古书，喜欢汉语的含蓄、简练和铿锵，上学后读的却总是《人民日报》
之类的文体，写作文也必须遵从那样的八股，心里很别扭。再去读周作人和郁达夫们
，感觉全然不同。后来又读台湾作家白先勇、陈映真、赵淑侠、琼瑶、三毛们的作品
，他们那种文字风格，总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我承认，琼瑶的小说我确
实全部都看了，但每次看的时候都会声明：谁看这种小女生才爱看的东西啊）。于是
我就归罪于《联共布党史》，是那种从俄语里翻译过来的政治词汇污染了我们的语言。
我曾经在一个国际宿舍住过，那里的两个美国女生都是超级肥胖，东欧和俄国来
的几个女孩子都纤细苗条，楚楚动人。美则美矣，那里的人们，显然还没有进入营养过
剩时代。
浮华世界，庸庸碌碌，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俄罗斯，不过是当初那开朗的、气质与
一般俄国
人迥异的戈尔巴乔夫，阴郁的、美国人喜欢的叶利钦，和严肃得带一点凶狠、美国人不
喜欢的普金。
还有，就是那里发生了灾难的时候。那么多孩子在恐惧中死去，人们却依旧冷漠
。当孩子们被围困在他们本该在那里读书、嬉戏的学校里的时候，对峙的双方似乎都
没有意识到，这些孩子们的生命，高于他们所有神圣的信念：什么民族独立，什么宗
教自由，什么统一，什么稳定，在孩子们的鲜血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