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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原面对死神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宗陶
12月8日，北京保利剧院，话剧《培尔·金特》大幕已落。孙海英在后台还魂。高大的
马原迈进来，眼睛里汪着的泪扑簌簌落下。马原又哭了。
他给了孙海英一个大力拥抱：“一生有这么一刻，值了！”马原断言，孙海英凭借塑造
培尔·金特，足以比肩《武训传》中的赵丹、《茶馆》中的于是之、《哗变》中的朱旭。
《培尔·金特》是易卜生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此前只有中戏老院长徐晓钟在80年代内
部排过，没有公演。故事讲的是老年培尔路遇死神的使者，要被带走，他请求说，等等
，于是从头一段段回忆，他历险、辗转、起伏的一生——少年，青年，老年；浪荡子，
骗子，富豪；追女孩，撒谎，孤注一掷……他是特别聪明、完全能驾驭人生的那种男人。
2009年末的马原 图/张驰
当年在西藏的家 图/张驰
马原在西藏。1983年，朋友裴庄欣为他画了这幅画。2005年，裴庄欣想买回，马原拒绝
了 图/张驰
第一场幕落前孙海英在台上高声念白：“已故的培尔·金特直到死的那一天，始终保持
着自己真正的面目！”剧情展现的，恰恰是培尔如何把它丢掉的。丢了自己，去找；又
丢了，再找，人生好像不断在重复这两个动作。
马原在北京的住处跟我讲这台戏，讲得额头泛光，不过也许是刚喝下一大碗牛肉萝卜汤
的缘故。隔几天他就煮上一锅，尽量不去吃馆子。一辆山地自行车横在客厅里，座椅的
位置相当高。电视机里，在播足球赛。
“昨天早上，伟大的梅西终于得了金球奖。”——好像捧杯的是他。马拉多纳带球连过
7人完成的那次伟大射门，20多年来他看了100多回，还会继续看下去。22年前，当护士
向他报告落地一个小子，重5000克，他大叫一声：“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我干嘛要倒计时呢
一个月前，马原上海的寓所。在神侃了一通小说电影之后，我字斟句酌地问：“听说你
身体出了点状况，你怎么面对这件事？”
开始是带状疱疹，民间叫蛇盘疮。一般前胸后背腋下都有。有种可怕的说法：如果前后
连成一圈儿，就该要命了。我后来了解到，基本没有连成一圈儿的。我是在左侧。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病，神经疼，24小时里它一分一秒都不间断地疼，一般疼4个月。
刚开始看的是西医，认为这是身体某部分出了问题的外化。我是疼到近两个月的时候查
出来里边（肺部）长东西了，而且很大。最先进的设备都上了，检查。
第一次肺穿做完，心理上起了严重的变化，觉得仪器这东西残酷。我就想：非得等这东
西来给我下判决，然后开始倒计时？肺穿应该做三四次才能确诊，我做完第一次，决定
不做了。学校领导跟我说，马老师，别任性，别中断，别耽误了。但我坚决不做了，从
医院逃出来了。因为做下去的结果，我看得特别清楚。我跟你说一个类似的场景——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去锦州铁路局的机关报，当时全国有十几个铁路局，这个是其中
之一，直接归铁道部管。当时我已经发了些小说，报社总编约我过去谈谈。他大概50多
岁的样子，跷着二郎腿跟我介绍情况，“年轻人，我们这个空间足以让你施展……”都
是这种话。他那个样子是屈尊俯就、居高临下。出来我就问自己：我要来吗？来，我充
其量像他那样，还不如他——因为我不是党员，也没想入党，那我充其量当个副总编—
—也就是说，我努力在这儿奋斗30年，有可能做刚才坐在我对面那个人的副手。我这样
问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就是现在让我来坐他的位子，我也不要。我不喜欢这个
人，不喜欢他那份志得意满。我也不喜欢明明白白看清楚自己的一生。刚才说什么来着
，怎么说到这儿了？
“肺穿。”我说。
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我一点没有听出电话那头的人有异样，那声音爽朗、结实。及至见
面，一米八几的汉子毫无病态，跟他的自述吻合：
“身高1米84，体重一度90公斤，没心没肺，徒长一身硬肉，曾经把193斤的土杠铃连着
举起十几下，手榴弹能投67米……喜欢激烈对抗带有赌博色彩的活动：足球、橄榄球、
斗牛、拳击、赛车……”
他有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年轻时一定多情。现在他坐在对面，脸部肌肉放松。我几乎忘
记了那个“听说”。
做肺穿的感觉就是看到了全部的余生。检查下去的结果，如果它是良性的，那么我需要
开膛破肚把它割掉；但良性也有变异的可能，那我还得做化疗。但，如果不是良性的呢
？我就进入倒计时了。
一旦确诊，我所有的生命就进入了那个增强型CT机下达的时间表，可能三年零五个月、
两年零八个月，或是一年零七个月。如果我真的只有那么点儿时间了，我干嘛要知道呢
？我干嘛要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呢？我可不可以不知道呢？所以我不做了。
这些年，我是个四海为家的男人，也不忌讳抽烟喝酒，男人的世界里总有烟酒。从发现
有问题的那一天起，一点不沾了，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健康。我原来喜欢开车，喜欢速度
，男人都喜欢车，飙车爽嘛，肾上腺素加速分泌。出问题以后，对车啊什么的都淡漠了
。原先是个6缸，特别费油，我想要是换车，买个两缸三缸的吧。没有车做不到，尾气
污染也不可逆转，但不要因为我给这个地球增加污染了吧，就是我少造点孽。我现在已
经习惯了骑单车、走路和坐公交车。
尽量多运动，尽量户外，脑子基本让它闲着。然后画画，像这条鱼，我得画十几二十个
小时。写字画画有个好处，它调整呼吸。在海南，我每天的生活都跟阳光、大海有关。
非常幸福，说实在的。
你猜我老婆说什么
这个二楼的书房有一扇罗马形的大窗，伸到天花板的书架，每一层都能晒到太阳。除了
书、他收的老式收音机、马灯和油灯，最显眼的是他的油画，高更风格的写实肖像——
《七星瓢虫在万圣节降临》。绿色背景包裹着阔脸马原，额上停着一只彩色瓢虫；《它
俩有戏》。两条鱼，虎视眈眈，好像要搏斗；
《老婆是个狗东西》。马原的妻子，属狗；画上椰林树影，是他海南的家；
《兔子传奇》，画大儿子马大湾；另有一幅画给9个月大的幼子马格。马原身体出问题
两个月后，妻子怀孕。马原希望是个女孩。
我老婆比我小20多，海南人，以前是运动员，7项全能。我见她第一眼就喜欢，不是漂
亮，就是舒服、简单、通透。然后我朋友去跟她说，她就嫁给我了。
做肺穿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几十年来头一回。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想我妈今年80了，
不能让她知道，否则她可能一下子就垮掉了。她有两个女儿，我是她惟一的儿子。
我老婆一睁眼，看见我没睡觉，就那么近地看着她，还眼泪汪汪，吓了一跳。她说老公
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要不你回（海南）去吧，我给你安排好。那时候她刚嫁给我不
到一个月，我们是在上海登记的，回去了也没人知道。她跟我在一起每天都那么开心，
突然我就可能得了绝症，我就想，她命怎么那么不好呢？
你猜我老婆说什么,她说老公，你不对啊。她说我妈去年得病死了，之前病了好几年，
你说我妈病了我就跟她脱离关系这对吗？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啊，你是你妈生的。她说是
一回事啊，两公婆是多大的缘分啊，可能比父母、子女的缘分都大，我没觉得这是多大
的事，病了就病了，死了就死了，这都是命啊，你想那么多干嘛。
我本来没想那啥，要孩子，可她说，我们得要个孩子。出状况是3月份，5月份我们决定
要孩子。生下来是个儿子。我老婆知道我心里想要女儿，她说要不我们再要个女儿吧。
她就是那么坦然。
我跟皮皮（先锋派作家，著有《比如女人》、《渴望激情》）分开后，单身16年，什么
样的女人没见过？朋友们关心，给介绍个女博士啥的，跟她们坐一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你就觉得够了，特别没劲。我老婆就是个运动员，没什么文化，大专文凭都是工作以
后混上的。她就是直接，全凭直觉，所以我说她是通神的。
这个世界能解析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有的那点科学知识，相比那些不能解析的部分，
实在不算什么。一般的聪明人读到硕士博士，越读越糊涂，离神很远，离真理很远，离
绝对很远——当然那些更聪明的人，早就不怀疑造物的神奇，悟明了人和神的关系。相
反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有时反而离神更近，他们直觉厉害，没把知识、理性、逻辑带到
生活里去，就用直觉面对人和事，而直觉经常是通神的。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说，
对本质的任何探求，比不上从头顶轻轻飘落的一片树叶，比不上墙角偷偷开放的一朵野
花。庄子《混沌篇》，说两个朋友替混沌发愁，觉得他没眼、没耳、没鼻、没嘴，不能
看、听、闻、呼吸，就商量着做做好事，为混沌凿出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混沌
死”。我觉得懂得“混沌”的人是智者。
80年代先锋小说出来，有读者说阅读上有障碍，我想主要是因为一下子找不到借以判断
的概念了。
马原的眼泪
《收获》杂志资深编辑程永新说起1980年代的文学地图，仿佛就在眼前。他那时常去华
东师范大学。
“格非留校做老师，有了一间宿舍，那儿就成了一个文学会所。来来往往的，像马原、
余华、苏童、北村、孙甘露，这串名字可以长长地列下去。还有格非的几个学生，像李
洱，那时他叫李龙飞。他们都是华师大后门那条小食街的常客。晚上校门关得早，聊天
聊饿了，只能翻过后门那扇大铁门去吃宵夜。那时的马原，留浓浓的大胡子，穿及膝马
靴，人高马大，翻门时身轻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的李洱。当年在门上翻来翻去的，就
是当代的一批实力派作家。”
各种翻译小说、文学杂志畅销，各种人在不同角落传阅手抄，排长队买天书般的《尤利
西斯》。其中一些人，譬如先在锦州后到西藏的马原，边读，边写。
从马原回忆的语气推断，那时候人说一句“哎呀，你真是作家啊”，抵得上今天人们对
富豪、海归、CEO的仰慕。别的不说，谈恋爱都方便些。
我这辈子一直没间断的事就是跟人讲小说。我读了多少本西方小说？几千本？反正我讲
得出，别人爱听。那时皮皮19岁，格非20岁出头一点，我们常在一块儿讲。10年前我变
成同济大学中文系的马老师时，格非说：“给他们讲讲大师、名著吧。当年我们能受益
，今天他们一定也能。”
马原的徒弟吴瑶是位抽烟的女青年，戴上鸭舌帽端起相机时，辨不出性别。相识9年，
师生成了哥们。她在马原四海为家时替他看房子，书架上随便抽一本小说，里面会有波
浪线或折痕。
“有时候我师傅回来，我热烈地说，哪本小说哪一段写得真好。他会斜着眼说，30年前
我看到这段跟你一样激动。”
2000年，她在本科时上马原的阅读大师课，好几次看到马原流泪。
“一次在课堂上讲梅里美的《马铁奥》。最后马铁奥一枪把儿子打死了，他站在讲台上
，头越埋越低，声音也不对了，最后听出是在呜咽。然后就看见他用袖子抹眼泪，说：
‘谁读到这一页不流泪，真是狼心狗肺。’
“另一次讲小仲马的《茶花女》，讲到阿尔芒回到玛格丽特身边，与她共度一夜，给了
400法郎，玛格丽特说：‘这就是你给的价钱！’他一摔手，边做扔钱的姿势边说：‘
这就是你给的价钱！’然后，抹眼泪。”
写小说的圈子里，许多人见过“这个大男人”说着说着哭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话是对的。但男人流泪也是一次绽放。你刚才说童稚童真，我可能
还有，我到今天说话都会很唐突。小孩子说话都唐突，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写
小说我讲究分寸，为人处世我分寸感并不好。
马原语速不快，遣词造句常常不顺畅，当他仰起脑袋望向天花板或盯着某处时，是在为
句子找一个准确的宾语，或落点。大部分时候他说真心实意的话。吴瑶说：“许多像他
这个年纪的人，说话已经不过脑子了。”
讲课扯出去的时候，他会说，上海男人的假领头挂起来很像女人的文胸，北方男人看着
很奇怪；偶尔也露一截往事片断，比如讲衣修伍德的《萨莉·鲍尔斯》时他说，替女性
朋友须“爱人签字”才能做的流产手术充当只管签字的临时爱人，这样的事他也干过（
小说里“我”替萨莉解难）。
他告诉80后写作的苦：“伏案是个很大的问题。也许会一天十几个小时坐着，等到想去
解手或吃饭，才发现浑身特别难受，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僵了。”
他告诉同学们，时代换频道了，写小说挣不了钱。为了挣钱——像前辈海明威、福克纳
那样——他也写剧本、拍电影。挣钱最痛快的，是一天200来字，一首歌词，1万元。
经济上没问题，可能我脑子比较好用。不瞒你说，正常工作的话，我一天挣的钱比别人
一个月多。码字为生的人群里，我算是过得比较好的。克里斯蒂说：杀人不难。我一直
说，赚钱不难。只是我没用那么多时间去赚钱，够用就行。
“前小说家”的看法
2009年10月，马原推出了他在同济讲课所得的两本集子《小说密码》、《电影密码》。
他觉得早年那本《阅读大师》更有价值，以个人眼力梳理了一遍西方小说史，好看。
马原眼力独特，如果想要标准答案，别去问他。
他觉得金庸的小说，简陋；纪德的《窄门》，高级，几乎无法拆解——他第一次看，被
彻底打垮；借给余华，余华看完，浑身都在发抖。
他喜欢张承志的《黑骏马》，“把农牧民写得跟大咏叹调似的”，不喜欢《北方的河》
，“太深刻了，看不进去”。
贾平凹的《废都》，在许多人那里“没意思”，在汉学家顾彬那里“糟透了”，但在马
原那里，“是一部卓越的、举重若轻的书。100年后如果只留下3部中国小说，不管另两
部是什么，《废都》一定是其中之一。古往今来写贪婪、写嫉妒、写恶毒、写吝啬都有
杰作，《废都》是一本写无聊写到极致的大书，非常到位。更要紧的是作者写得意了，
忘记了深刻，把它写成了只有形态没有思想深度的书。”
在马原那里，一流小说，应该更重表，而非里——这是他个人对内涵、对深刻、对价值
判断的反动，也是他今天，作为一个“前小说家”，推崇大仲马和克里斯蒂的原因。
知道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还不够，还得探求他心里想了什么。这也是心理小
说在19世纪后半叶流行的原因。我特别讨厌心理学，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因为心
理学出现而产生的文学样式都没站住。譬如意识流小说——人类读了几百上千年小说，
突然发现小说没法读了。今天发生的许多事，让心理学家一分析，真是可笑透顶。它有
点像克隆人，从自己的心出发去刻画别人的心。
我强调小说的表，肯定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但20世纪人们开始大规模寻找意义，不管读
什么，先求里。人类希望深刻这个愿望，造成作家们把小说做得越来越精致、复杂，掉
进了追求深刻的泥淖。
但现实没按他的喜好走。评论家吴亮说，“看这几年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很清楚，小说
哲学化了。不管是奈保尔还是帕慕克，全一肚子他妈的学问，家里藏书都他妈的几万本
。至于小说的叙事，完全被好莱坞拿去了。”
从好莱坞到张艺谋，渐渐地，人们先看电影再知道小说。当时张艺谋订了十几种纯文学
杂志，被陈村戏称为最忠实的小说读者，其实是小说在为影视打工。所以马原很早就说
：小说已死。
而作为小说家，他已经死过一回了。
1990年代初，马原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跑了8个多月（前后两年多），采访
了120多位大陆作家、出版家，拍成了纪录片《中国作家梦——许多种声音》。他对大
部分人提了3个问题：怎么看待钱、房子，怎么写性。
说实话，回答让我挺失望的。文人一般都这样。我印象挺深的一个，当时的作家，如果
去哪儿玩，一般都是笔会邀请，很少有自己掏钱去的。
你要我答这3个，我会说，我不愁钱，我有挺大的房子。性，每天都在需求、发生的，
多重要的事呐。但在我受人关注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女人没有性。我后来也奇怪，怎么
没写性呢？我当时关注的是“位移”，不是男女和日常。李潮骂我：你玩得太漂亮了，
但没汗味、没屁味、没人味。
性，劳伦斯写得不好，还不如中国古书里写得好，像《何典》，还有《济公活佛》——
我看的还是木刻版——它写得跟日常特别接近。我当过知青我知道，性在老百姓那里是
特别结实、特别昂扬、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反正说到的时候兴致勃勃，脸上都能带出潮
红来。我少年时接触到这些读本，觉得写得真是好，特别直接，酣畅淋漓。性，你把它
日常化，当作生命的有机部分，就能写好。
王安忆《小城之恋》里写性写得好。她把人对于性、对于情感的那种无奈、疲倦，那种
疲劳地一再重复写出来了，以前没有小说家表现过性里有这个部分。
我在麻疯村也就两个小时
马原对写作环境很有点讲究：光线必须是一束光而不是散射光——这样才能产生幻觉；
纸是什么样的，墨水是什么颜色的，都关系到他的状态。摊开稿纸，他喜欢坐上一会儿
，找到状态才动笔。因此，他产量不高：1970年代初开始写，1990年代初基本停，100
多万字。
马原说，他从识字起，4岁，就开始读小说了。在他是孩子的时候，中国生产的小说大
多有一个主题，有一个典型人物，然后是他的命运、遭遇，能印成铅字的气味基本相似
。“文革”后，翻译小说大量进来，马原们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他们在喝
了点小酒后，会一遍遍拍朋友的胳膊腿：“我这辈子，能写出一部XXX就够了！”
霍桑的《红字》，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田园交响曲》、《梵蒂冈地窖》，陀斯妥
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城堡》、《审判》，契诃夫的《草原》，
格林的《布赖顿硬糖》，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从《小癞子》到《汤姆·琼
斯》的流浪汉小说……一次应邀推荐“最喜爱的小说”，马原一口气列了83种。
吴亮说，先锋文学像一支支箭，射向当时的语言规范和思维方式；先锋们，差不多是同
时冒出来的。1982年2月号的《北方文学》发了两篇有分量的小说。头条是孙少山的《
八百米深处》，讲瓦斯爆炸后的矿工；二条是马原的《海边也是一个世界》。这是他发
的第一篇小说，一篇海明威式的男子汉小说。马原记得，那期刊物一时洛阳纸贵。
那时候，除了勤恳的翻译家，还有一批懂小说的编辑，李小林、程永新、朱伟、看到好
稿子会流泪的《上海文学》编辑杨晓敏……有一次苏童喝得微醺，对程永新说，他希望
到老，跟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
马原也有一撂自己的书，也许还不够“等身”。他个人最喜欢的《零公里处》是第一部
中篇，“集中了他全部的入世经验”。《冈底斯的诱惑》跳跃着写了3个小故事，来源
于一个藏族的绝色美女，“她死了，我差一点看到她的天葬”。《虚构》是进了麻疯村
后写的。惟一的长篇《上下都很平坦》写知青生活，带有自传性质，写完感觉“爽，少
功利”。一部剧作《过了一百年》，写西藏佛教、本教之争的两段传奇。
职业写家都渴望借上帝之手，灵魂出窍一次。苏童写完《妻妾成群》，让我们好生羡慕
，好像他借了第3只眼，鬼使神差把一群女子写得那么精准。李小林是女的，都夸它是
《收获》那些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我大概有两次这样的鬼使神差，一次是《冈底斯的诱惑》，一次是《虚构》，都是在很
怪的环境里写的。
1984年冬天，我本来是想去青城山，到了灌县，就是今天的都江堰，碰上鹅毛大雪，那
个铺天盖地，老辈人说，打记事起没见过。我哪儿也去不了，就窝在县委招待所胡思乱
想，披着被子，盘着腿，把枕头搁膝盖上，就这样写，想到哪写到哪。饿了出去吃点东
西，然后在四周踏踏雪。那十几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最后写成3万多字。
《虚构》是在北京写的，全是夜里。6个还是9个通宵，我记不清了。实际上进麻疯村也
就两个小时，有人带着，给你介绍点情况，你就听听，完了东看看西看看，就回来了。
那些麻疯病人也都没说话，像滑动的影子。
通常我是很会结构的，我从小玩这个，起承转合，但那次我竟忘了，所以就出来那么异
常的一个东西——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就是时间没发生，给抹掉了。那里面有对话，
没有任何沟通的对话，写的时候觉得非常难，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格林写过《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莫里亚克也写过一个《给麻风病人的吻》，我觉得我写得
比他们好——更接近真实。这种写作里面，真是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完全梦魇一样。
我知道我缺一些当一个好作家必需的东西，像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热情和把握能力。我是
随意性很强的男人。但我往往可以几乎完美地在假想中还原我的原始感受，那种感受通
常是混沌的，我从来不去归纳。
马原说，写小说的人多半爱上了亲手再造的第二种生活体验——在另一个世界经历生命
中的一切：生老病死、相遇别离、爱恨情仇，甚至更多。写了20年，他记忆中有一部分
甚至已被虚构悄悄替换了；有一阵他跟朋友诉苦：什么都在小说里经历过了，现在连做
爱都很形而上。
80年代中期，莫言对他说，去西藏是你一个幸运。7年西藏生活让他成为那个写小说的
马原，脱胎换骨，带点神性，尽管他没学会一句藏语。
他说自己确实迷信，信骨血，信宿命。在西藏，他领会了造物主的意志，即爱因斯坦说
的“显示自然界和谐与秩序的那种阔大无边的力量”。他也是在那里弄懂了梳理和排列
的奥妙，悟到了蒙太奇和诡异哲学的理路。他见识了另一番天地，汲取了一直在寻找的
那种能量。他在西藏赤膊踩着兽皮涂鸦的样子，今天再看，已是传奇。马原的“不写”
，或许也跟离开那片土地有关。
终于承认跟博尔赫斯有关联，是这几年的事。早些年，他宁肯绕开去谈胡安·鲁尔弗。
86年有人问我，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我说，“博尔赫斯是谁？”那是在装。年轻
时自尊心强，被问这种问题总是很抵触。海明威、拉格洛孚、菲尔丁都影响过我，这些
我都提到过，但我从来不提博尔赫斯。
我在看过《玫瑰街角的汉子》差不多两年后，写出了我第一篇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
》。如果不是讲课，我不会再去读差不多已经忘光的《玫瑰街角的汉子》。重读之后我
发现两篇小说的人物关系、架构、发展都很像。我还写过一个很短的《康巴人营地》，
那种杀人的不动声色、事先的预感，回头去看简直像在抄《玫瑰街角的汉子》。怪不得
那么多人一点不客气地问我：请问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记忆是个大口袋，博
尔赫斯一定躲在某个褶皱里，我往里一看没看到，但他一直在那儿。
但老实说，一定要拿我跟博尔赫斯扯上关系也是牵强的。我在写那些故事的时候，博尔
赫斯离我很远，我们实际上是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中汲取经验。我其实是在用博尔赫斯的
方法去解决小说的美学——不一定是叙事方法，可能是构思的链条。
我有些别的安排
“你为什么不写了？”
19年来马原被问了不下几百回，就像当年拷问博尔赫斯对他的影响。每次的应答变成文
字，定义了另一个马原，一个永远的时代先锋：小说热时他在写小说，影视热时他在写
剧本，房地产热时他盖房子去了。
“许多人不写了，张欣、刘索拉、徐星、洪峰都隐退了、干别的去了；先锋派也变调了
，余华变了，格非也变了；有一些基本延续原有风格，像莫言、残雪。”程永新说，“
写作是人生的长跑。对作家来说，除了才华，考验的是意志。”王安忆今天是公认的马
拉松选手，人们提到她的时候，既钦佩，又带点悲壮。
然而，对于没有跑到底的选手，可不可以也换一种口吻思维：哦，原来除了写小说，你
还会点别的，干得也不坏。有谁规定一个人写出了像样的小说就得一辈子守着它？时代
都换台了，就他们非得坚守，像守着贞操一样？吴亮说，他们每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不
再写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过自己的生活，都在选择——生活本来不就是这样的么？
选择，用马原旁观自己的话：“他不喜欢音乐，他宁愿夜里去八角街听狗叫，也不愿意
坐在垫着软地毯的沙发里听贝多芬。他要是喜欢穿着新鞋去踩狗屎，随他去吧。”
过去9年里，吴瑶见证了马原在审美、设计、布局上的才能。“他设计的房间，看上去
平平淡淡，但很奇怪，拍进照片里，每个角落都非常美。”
马原迷恋影像。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他看了20多遍。他拆解《闻香识女人》剧本
时简直像个外科医生。他能看出许多电影里的道道来。
马原说，他上文学课的时候，底下好些学生在忙乎自己的事情，这让他很沮丧；而他开
的电影课就很受欢迎。当人们指责他急功近利的时候，他还在跟洪峰互通那些涉及“写
，还是不写”的信，真是“谁难受谁知道”。
这些先锋，在还“业余”时，就已经相当“专业”了。马原说，很长时间里，持续的热
爱和专注，使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对写作这一件事着迷，他全部生活的重心也都在这一件
事上。
可是周围的人和事，变化得实在太快了。读《数字化生存》的时候，马原被震住了。他
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是离生活远了。影像时代、互联网世界、比特出现，将那些古老舒缓
的情怀远远甩在身后。他终于买了台电脑，替换掉手中的钢笔，左右各出一根手指笨拙
地操练他的“一指禅”。
1997年初，下了好几个来回的决心之后，马原躲在深圳写长篇。“先锋”们应对媒体是
一套说辞，私下里都在互相使鞭子：“哥们，你还得写啊，不写可惜了啊！”马原至今
记得李小林对他的“可惜”。那一次，他早早定下的题目是《缘分的拉萨》。一蹲数月
，困难异常。“写作对于我曾经是最拿手最有快感的行为，怎么现在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
自40岁上一个人大哭一场之后，马原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了，他彻底平凡、世俗了——工
作要安逸，住房要宽敞，多挣些钱改善生活。他拍电视、办公司、跟生意场中各色人等
打交道。他开始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直到深夜“晚安”。他的生活彻底变了。有时
他也问自己：那个写小说的马原，还会回来吗？
另一方面，这个体制没指望他们回来——它给不起他们一份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
公众也只是以另一套标准，对他们“与时俱进”的谋生，或者比谋生更高些的要求，横
挑鼻子竖挑眼。
苏童说，马原拍电影时瘦了几十斤，脸都是青的，掏心掏肺对他说：“兄弟啊，以后再
怎么好玩，也别玩这个！”一个现实的原因：马原有个落地10斤的马大湾，法律上归他
抚养。
大湾13岁的时候（之前先后在姥姥家、奶奶家长大），小学快毕业了，我突然意识到，
再不抓紧他就长大了，我这个父亲就只是挂个名。我生了他，得尽责任，不能总拿自己
当孩子。这之前我一直是荡来荡去。我给自己定的是6年，就是他的中学时代，我得跟
他在一起。这样，我就得安顿下来，所以当时急着找工作，最后找到了同济那份工。
这些年我有意培养的，是他的眼力，从视觉审美到价值观。他穿衣服、配家具颜色不会
错，看国家、城市、街道和那儿的人，都不会看错。现在他22了，超出色，1米94，英
俊，在德国学数学，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就业，学习时间长一点儿，青春期也就延长了。
他也不想学那些马上能挣钱的专业，我觉得他迟早要走艺术这条路。
即使哪天我不在了，他也毫无问题，他能面对任何事情。我打电话跟他说的时候，他在
电话里一下就哭了。我说，儿子，哭归哭，哭完了咱们接着说。
我后来也告诉我妈了。前几天我回沈阳，她看我的眼光都那么愁苦，但又看我精气神儿
特别高。我跟她说，真没什么事，可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从医院里逃出来那时候我就想，我只有一个一辈子，我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我不愿意死，活的乐趣我每天都在享受。在北京每天跟我老婆视频两次，看她抱着孩子
在屋里走，孩子抓她头发什么的。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享受。但要是死了，我一点遗憾都
没有。说实在的，现在每多活一天，我觉得都是赚的。看《培尔·金特》的时候我很自
豪，我没有培尔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和闪躲，我就难过了一天，这一关就过去了。
当然最好满足几个条件，最好我妈看不见，你想她今年都80了；最好再画些画；手里的
房地产项目能做起来，周围有些庄稼果树的。我一直想写两个人，林散之和毛泽东，估
计没时间了。我还想写本书，（记者：《忏悔录》之类？）呵呵，《马大哈》，长篇，
个人传记，像《培尔·金特》、《阿甘正传》那种。我特别欣赏马大哈的境界。
我相信灵魂是有的，但不是以轮回的方式。如果真有来生，我当然还写小说，这是离上
帝最近的工种之一，多有快感啊！
吴瑶说，她目睹了马原这些年来的情感经历，每次恋爱他都是扑心扑肝，百分百地投入
和专注。如果某个黄昏他坐在那里哀声叹气，一定是吵架了。他有时也会虚无，说“没
意思”。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的每一天，都为爱活着。
什么是死？马原说，人人都欠上帝一条命。死，是归还。当那一刻真的来临，他早想好
了，自己了断，跟上帝开个小玩笑——主动权别总掌握在他老人家手里。
“我只有一条命，我自己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宗陶
12月8日，北京保利剧院，话剧《培尔·金特》大幕已落。孙海英在后台还魂。高大的
马原迈进来，眼睛里汪着的泪扑簌簌落下。马原又哭了。
他给了孙海英一个大力拥抱：“一生有这么一刻，值了！”马原断言，孙海英凭借塑造
培尔·金特，足以比肩《武训传》中的赵丹、《茶馆》中的于是之、《哗变》中的朱旭。
《培尔·金特》是易卜生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此前只有中戏老院长徐晓钟在80年代内
部排过，没有公演。故事讲的是老年培尔路遇死神的使者，要被带走，他请求说，等等
，于是从头一段段回忆，他历险、辗转、起伏的一生——少年，青年，老年；浪荡子，
骗子，富豪；追女孩，撒谎，孤注一掷……他是特别聪明、完全能驾驭人生的那种男人。
2009年末的马原 图/张驰
当年在西藏的家 图/张驰
马原在西藏。1983年，朋友裴庄欣为他画了这幅画。2005年，裴庄欣想买回，马原拒绝
了 图/张驰
第一场幕落前孙海英在台上高声念白：“已故的培尔·金特直到死的那一天，始终保持
着自己真正的面目！”剧情展现的，恰恰是培尔如何把它丢掉的。丢了自己，去找；又
丢了，再找，人生好像不断在重复这两个动作。
马原在北京的住处跟我讲这台戏，讲得额头泛光，不过也许是刚喝下一大碗牛肉萝卜汤
的缘故。隔几天他就煮上一锅，尽量不去吃馆子。一辆山地自行车横在客厅里，座椅的
位置相当高。电视机里，在播足球赛。
“昨天早上，伟大的梅西终于得了金球奖。”——好像捧杯的是他。马拉多纳带球连过
7人完成的那次伟大射门，20多年来他看了100多回，还会继续看下去。22年前，当护士
向他报告落地一个小子，重5000克，他大叫一声：“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我干嘛要倒计时呢
一个月前，马原上海的寓所。在神侃了一通小说电影之后，我字斟句酌地问：“听说你
身体出了点状况，你怎么面对这件事？”
开始是带状疱疹，民间叫蛇盘疮。一般前胸后背腋下都有。有种可怕的说法：如果前后
连成一圈儿，就该要命了。我后来了解到，基本没有连成一圈儿的。我是在左侧。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病，神经疼，24小时里它一分一秒都不间断地疼，一般疼4个月。
刚开始看的是西医，认为这是身体某部分出了问题的外化。我是疼到近两个月的时候查
出来里边（肺部）长东西了，而且很大。最先进的设备都上了，检查。
第一次肺穿做完，心理上起了严重的变化，觉得仪器这东西残酷。我就想：非得等这东
西来给我下判决，然后开始倒计时？肺穿应该做三四次才能确诊，我做完第一次，决定
不做了。学校领导跟我说，马老师，别任性，别中断，别耽误了。但我坚决不做了，从
医院逃出来了。因为做下去的结果，我看得特别清楚。我跟你说一个类似的场景——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去锦州铁路局的机关报，当时全国有十几个铁路局，这个是其中
之一，直接归铁道部管。当时我已经发了些小说，报社总编约我过去谈谈。他大概50多
岁的样子，跷着二郎腿跟我介绍情况，“年轻人，我们这个空间足以让你施展……”都
是这种话。他那个样子是屈尊俯就、居高临下。出来我就问自己：我要来吗？来，我充
其量像他那样，还不如他——因为我不是党员，也没想入党，那我充其量当个副总编—
—也就是说，我努力在这儿奋斗30年，有可能做刚才坐在我对面那个人的副手。我这样
问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就是现在让我来坐他的位子，我也不要。我不喜欢这个
人，不喜欢他那份志得意满。我也不喜欢明明白白看清楚自己的一生。刚才说什么来着
，怎么说到这儿了？
“肺穿。”我说。
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我一点没有听出电话那头的人有异样，那声音爽朗、结实。及至见
面，一米八几的汉子毫无病态，跟他的自述吻合：
“身高1米84，体重一度90公斤，没心没肺，徒长一身硬肉，曾经把193斤的土杠铃连着
举起十几下，手榴弹能投67米……喜欢激烈对抗带有赌博色彩的活动：足球、橄榄球、
斗牛、拳击、赛车……”
他有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年轻时一定多情。现在他坐在对面，脸部肌肉放松。我几乎忘
记了那个“听说”。
做肺穿的感觉就是看到了全部的余生。检查下去的结果，如果它是良性的，那么我需要
开膛破肚把它割掉；但良性也有变异的可能，那我还得做化疗。但，如果不是良性的呢
？我就进入倒计时了。
一旦确诊，我所有的生命就进入了那个增强型CT机下达的时间表，可能三年零五个月、
两年零八个月，或是一年零七个月。如果我真的只有那么点儿时间了，我干嘛要知道呢
？我干嘛要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呢？我可不可以不知道呢？所以我不做了。
这些年，我是个四海为家的男人，也不忌讳抽烟喝酒，男人的世界里总有烟酒。从发现
有问题的那一天起，一点不沾了，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健康。我原来喜欢开车，喜欢速度
，男人都喜欢车，飙车爽嘛，肾上腺素加速分泌。出问题以后，对车啊什么的都淡漠了
。原先是个6缸，特别费油，我想要是换车，买个两缸三缸的吧。没有车做不到，尾气
污染也不可逆转，但不要因为我给这个地球增加污染了吧，就是我少造点孽。我现在已
经习惯了骑单车、走路和坐公交车。
尽量多运动，尽量户外，脑子基本让它闲着。然后画画，像这条鱼，我得画十几二十个
小时。写字画画有个好处，它调整呼吸。在海南，我每天的生活都跟阳光、大海有关。
非常幸福，说实在的。
你猜我老婆说什么
这个二楼的书房有一扇罗马形的大窗，伸到天花板的书架，每一层都能晒到太阳。除了
书、他收的老式收音机、马灯和油灯，最显眼的是他的油画，高更风格的写实肖像——
《七星瓢虫在万圣节降临》。绿色背景包裹着阔脸马原，额上停着一只彩色瓢虫；《它
俩有戏》。两条鱼，虎视眈眈，好像要搏斗；
《老婆是个狗东西》。马原的妻子，属狗；画上椰林树影，是他海南的家；
《兔子传奇》，画大儿子马大湾；另有一幅画给9个月大的幼子马格。马原身体出问题
两个月后，妻子怀孕。马原希望是个女孩。
我老婆比我小20多，海南人，以前是运动员，7项全能。我见她第一眼就喜欢，不是漂
亮，就是舒服、简单、通透。然后我朋友去跟她说，她就嫁给我了。
做肺穿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几十年来头一回。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想我妈今年80了，
不能让她知道，否则她可能一下子就垮掉了。她有两个女儿，我是她惟一的儿子。
我老婆一睁眼，看见我没睡觉，就那么近地看着她，还眼泪汪汪，吓了一跳。她说老公
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要不你回（海南）去吧，我给你安排好。那时候她刚嫁给我不
到一个月，我们是在上海登记的，回去了也没人知道。她跟我在一起每天都那么开心，
突然我就可能得了绝症，我就想，她命怎么那么不好呢？
你猜我老婆说什么,她说老公，你不对啊。她说我妈去年得病死了，之前病了好几年，
你说我妈病了我就跟她脱离关系这对吗？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啊，你是你妈生的。她说是
一回事啊，两公婆是多大的缘分啊，可能比父母、子女的缘分都大，我没觉得这是多大
的事，病了就病了，死了就死了，这都是命啊，你想那么多干嘛。
我本来没想那啥，要孩子，可她说，我们得要个孩子。出状况是3月份，5月份我们决定
要孩子。生下来是个儿子。我老婆知道我心里想要女儿，她说要不我们再要个女儿吧。
她就是那么坦然。
我跟皮皮（先锋派作家，著有《比如女人》、《渴望激情》）分开后，单身16年，什么
样的女人没见过？朋友们关心，给介绍个女博士啥的，跟她们坐一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你就觉得够了，特别没劲。我老婆就是个运动员，没什么文化，大专文凭都是工作以
后混上的。她就是直接，全凭直觉，所以我说她是通神的。
这个世界能解析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有的那点科学知识，相比那些不能解析的部分，
实在不算什么。一般的聪明人读到硕士博士，越读越糊涂，离神很远，离真理很远，离
绝对很远——当然那些更聪明的人，早就不怀疑造物的神奇，悟明了人和神的关系。相
反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有时反而离神更近，他们直觉厉害，没把知识、理性、逻辑带到
生活里去，就用直觉面对人和事，而直觉经常是通神的。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说，
对本质的任何探求，比不上从头顶轻轻飘落的一片树叶，比不上墙角偷偷开放的一朵野
花。庄子《混沌篇》，说两个朋友替混沌发愁，觉得他没眼、没耳、没鼻、没嘴，不能
看、听、闻、呼吸，就商量着做做好事，为混沌凿出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混沌
死”。我觉得懂得“混沌”的人是智者。
80年代先锋小说出来，有读者说阅读上有障碍，我想主要是因为一下子找不到借以判断
的概念了。
马原的眼泪
《收获》杂志资深编辑程永新说起1980年代的文学地图，仿佛就在眼前。他那时常去华
东师范大学。
“格非留校做老师，有了一间宿舍，那儿就成了一个文学会所。来来往往的，像马原、
余华、苏童、北村、孙甘露，这串名字可以长长地列下去。还有格非的几个学生，像李
洱，那时他叫李龙飞。他们都是华师大后门那条小食街的常客。晚上校门关得早，聊天
聊饿了，只能翻过后门那扇大铁门去吃宵夜。那时的马原，留浓浓的大胡子，穿及膝马
靴，人高马大，翻门时身轻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的李洱。当年在门上翻来翻去的，就
是当代的一批实力派作家。”
各种翻译小说、文学杂志畅销，各种人在不同角落传阅手抄，排长队买天书般的《尤利
西斯》。其中一些人，譬如先在锦州后到西藏的马原，边读，边写。
从马原回忆的语气推断，那时候人说一句“哎呀，你真是作家啊”，抵得上今天人们对
富豪、海归、CEO的仰慕。别的不说，谈恋爱都方便些。
我这辈子一直没间断的事就是跟人讲小说。我读了多少本西方小说？几千本？反正我讲
得出，别人爱听。那时皮皮19岁，格非20岁出头一点，我们常在一块儿讲。10年前我变
成同济大学中文系的马老师时，格非说：“给他们讲讲大师、名著吧。当年我们能受益
，今天他们一定也能。”
马原的徒弟吴瑶是位抽烟的女青年，戴上鸭舌帽端起相机时，辨不出性别。相识9年，
师生成了哥们。她在马原四海为家时替他看房子，书架上随便抽一本小说，里面会有波
浪线或折痕。
“有时候我师傅回来，我热烈地说，哪本小说哪一段写得真好。他会斜着眼说，30年前
我看到这段跟你一样激动。”
2000年，她在本科时上马原的阅读大师课，好几次看到马原流泪。
“一次在课堂上讲梅里美的《马铁奥》。最后马铁奥一枪把儿子打死了，他站在讲台上
，头越埋越低，声音也不对了，最后听出是在呜咽。然后就看见他用袖子抹眼泪，说：
‘谁读到这一页不流泪，真是狼心狗肺。’
“另一次讲小仲马的《茶花女》，讲到阿尔芒回到玛格丽特身边，与她共度一夜，给了
400法郎，玛格丽特说：‘这就是你给的价钱！’他一摔手，边做扔钱的姿势边说：‘
这就是你给的价钱！’然后，抹眼泪。”
写小说的圈子里，许多人见过“这个大男人”说着说着哭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话是对的。但男人流泪也是一次绽放。你刚才说童稚童真，我可能
还有，我到今天说话都会很唐突。小孩子说话都唐突，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写
小说我讲究分寸，为人处世我分寸感并不好。
马原语速不快，遣词造句常常不顺畅，当他仰起脑袋望向天花板或盯着某处时，是在为
句子找一个准确的宾语，或落点。大部分时候他说真心实意的话。吴瑶说：“许多像他
这个年纪的人，说话已经不过脑子了。”
讲课扯出去的时候，他会说，上海男人的假领头挂起来很像女人的文胸，北方男人看着
很奇怪；偶尔也露一截往事片断，比如讲衣修伍德的《萨莉·鲍尔斯》时他说，替女性
朋友须“爱人签字”才能做的流产手术充当只管签字的临时爱人，这样的事他也干过（
小说里“我”替萨莉解难）。
他告诉80后写作的苦：“伏案是个很大的问题。也许会一天十几个小时坐着，等到想去
解手或吃饭，才发现浑身特别难受，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僵了。”
他告诉同学们，时代换频道了，写小说挣不了钱。为了挣钱——像前辈海明威、福克纳
那样——他也写剧本、拍电影。挣钱最痛快的，是一天200来字，一首歌词，1万元。
经济上没问题，可能我脑子比较好用。不瞒你说，正常工作的话，我一天挣的钱比别人
一个月多。码字为生的人群里，我算是过得比较好的。克里斯蒂说：杀人不难。我一直
说，赚钱不难。只是我没用那么多时间去赚钱，够用就行。
“前小说家”的看法
2009年10月，马原推出了他在同济讲课所得的两本集子《小说密码》、《电影密码》。
他觉得早年那本《阅读大师》更有价值，以个人眼力梳理了一遍西方小说史，好看。
马原眼力独特，如果想要标准答案，别去问他。
他觉得金庸的小说，简陋；纪德的《窄门》，高级，几乎无法拆解——他第一次看，被
彻底打垮；借给余华，余华看完，浑身都在发抖。
他喜欢张承志的《黑骏马》，“把农牧民写得跟大咏叹调似的”，不喜欢《北方的河》
，“太深刻了，看不进去”。
贾平凹的《废都》，在许多人那里“没意思”，在汉学家顾彬那里“糟透了”，但在马
原那里，“是一部卓越的、举重若轻的书。100年后如果只留下3部中国小说，不管另两
部是什么，《废都》一定是其中之一。古往今来写贪婪、写嫉妒、写恶毒、写吝啬都有
杰作，《废都》是一本写无聊写到极致的大书，非常到位。更要紧的是作者写得意了，
忘记了深刻，把它写成了只有形态没有思想深度的书。”
在马原那里，一流小说，应该更重表，而非里——这是他个人对内涵、对深刻、对价值
判断的反动，也是他今天，作为一个“前小说家”，推崇大仲马和克里斯蒂的原因。
知道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还不够，还得探求他心里想了什么。这也是心理小
说在19世纪后半叶流行的原因。我特别讨厌心理学，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因为心
理学出现而产生的文学样式都没站住。譬如意识流小说——人类读了几百上千年小说，
突然发现小说没法读了。今天发生的许多事，让心理学家一分析，真是可笑透顶。它有
点像克隆人，从自己的心出发去刻画别人的心。
我强调小说的表，肯定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但20世纪人们开始大规模寻找意义，不管读
什么，先求里。人类希望深刻这个愿望，造成作家们把小说做得越来越精致、复杂，掉
进了追求深刻的泥淖。
但现实没按他的喜好走。评论家吴亮说，“看这几年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很清楚，小说
哲学化了。不管是奈保尔还是帕慕克，全一肚子他妈的学问，家里藏书都他妈的几万本
。至于小说的叙事，完全被好莱坞拿去了。”
从好莱坞到张艺谋，渐渐地，人们先看电影再知道小说。当时张艺谋订了十几种纯文学
杂志，被陈村戏称为最忠实的小说读者，其实是小说在为影视打工。所以马原很早就说
：小说已死。
而作为小说家，他已经死过一回了。
1990年代初，马原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跑了8个多月（前后两年多），采访
了120多位大陆作家、出版家，拍成了纪录片《中国作家梦——许多种声音》。他对大
部分人提了3个问题：怎么看待钱、房子，怎么写性。
说实话，回答让我挺失望的。文人一般都这样。我印象挺深的一个，当时的作家，如果
去哪儿玩，一般都是笔会邀请，很少有自己掏钱去的。
你要我答这3个，我会说，我不愁钱，我有挺大的房子。性，每天都在需求、发生的，
多重要的事呐。但在我受人关注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女人没有性。我后来也奇怪，怎么
没写性呢？我当时关注的是“位移”，不是男女和日常。李潮骂我：你玩得太漂亮了，
但没汗味、没屁味、没人味。
性，劳伦斯写得不好，还不如中国古书里写得好，像《何典》，还有《济公活佛》——
我看的还是木刻版——它写得跟日常特别接近。我当过知青我知道，性在老百姓那里是
特别结实、特别昂扬、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反正说到的时候兴致勃勃，脸上都能带出潮
红来。我少年时接触到这些读本，觉得写得真是好，特别直接，酣畅淋漓。性，你把它
日常化，当作生命的有机部分，就能写好。
王安忆《小城之恋》里写性写得好。她把人对于性、对于情感的那种无奈、疲倦，那种
疲劳地一再重复写出来了，以前没有小说家表现过性里有这个部分。
我在麻疯村也就两个小时
马原对写作环境很有点讲究：光线必须是一束光而不是散射光——这样才能产生幻觉；
纸是什么样的，墨水是什么颜色的，都关系到他的状态。摊开稿纸，他喜欢坐上一会儿
，找到状态才动笔。因此，他产量不高：1970年代初开始写，1990年代初基本停，100
多万字。
马原说，他从识字起，4岁，就开始读小说了。在他是孩子的时候，中国生产的小说大
多有一个主题，有一个典型人物，然后是他的命运、遭遇，能印成铅字的气味基本相似
。“文革”后，翻译小说大量进来，马原们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他们在喝
了点小酒后，会一遍遍拍朋友的胳膊腿：“我这辈子，能写出一部XXX就够了！”
霍桑的《红字》，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田园交响曲》、《梵蒂冈地窖》，陀斯妥
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城堡》、《审判》，契诃夫的《草原》，
格林的《布赖顿硬糖》，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从《小癞子》到《汤姆·琼
斯》的流浪汉小说……一次应邀推荐“最喜爱的小说”，马原一口气列了83种。
吴亮说，先锋文学像一支支箭，射向当时的语言规范和思维方式；先锋们，差不多是同
时冒出来的。1982年2月号的《北方文学》发了两篇有分量的小说。头条是孙少山的《
八百米深处》，讲瓦斯爆炸后的矿工；二条是马原的《海边也是一个世界》。这是他发
的第一篇小说，一篇海明威式的男子汉小说。马原记得，那期刊物一时洛阳纸贵。
那时候，除了勤恳的翻译家，还有一批懂小说的编辑，李小林、程永新、朱伟、看到好
稿子会流泪的《上海文学》编辑杨晓敏……有一次苏童喝得微醺，对程永新说，他希望
到老，跟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
马原也有一撂自己的书，也许还不够“等身”。他个人最喜欢的《零公里处》是第一部
中篇，“集中了他全部的入世经验”。《冈底斯的诱惑》跳跃着写了3个小故事，来源
于一个藏族的绝色美女，“她死了，我差一点看到她的天葬”。《虚构》是进了麻疯村
后写的。惟一的长篇《上下都很平坦》写知青生活，带有自传性质，写完感觉“爽，少
功利”。一部剧作《过了一百年》，写西藏佛教、本教之争的两段传奇。
职业写家都渴望借上帝之手，灵魂出窍一次。苏童写完《妻妾成群》，让我们好生羡慕
，好像他借了第3只眼，鬼使神差把一群女子写得那么精准。李小林是女的，都夸它是
《收获》那些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我大概有两次这样的鬼使神差，一次是《冈底斯的诱惑》，一次是《虚构》，都是在很
怪的环境里写的。
1984年冬天，我本来是想去青城山，到了灌县，就是今天的都江堰，碰上鹅毛大雪，那
个铺天盖地，老辈人说，打记事起没见过。我哪儿也去不了，就窝在县委招待所胡思乱
想，披着被子，盘着腿，把枕头搁膝盖上，就这样写，想到哪写到哪。饿了出去吃点东
西，然后在四周踏踏雪。那十几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最后写成3万多字。
《虚构》是在北京写的，全是夜里。6个还是9个通宵，我记不清了。实际上进麻疯村也
就两个小时，有人带着，给你介绍点情况，你就听听，完了东看看西看看，就回来了。
那些麻疯病人也都没说话，像滑动的影子。
通常我是很会结构的，我从小玩这个，起承转合，但那次我竟忘了，所以就出来那么异
常的一个东西——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就是时间没发生，给抹掉了。那里面有对话，
没有任何沟通的对话，写的时候觉得非常难，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格林写过《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莫里亚克也写过一个《给麻风病人的吻》，我觉得我写得
比他们好——更接近真实。这种写作里面，真是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完全梦魇一样。
我知道我缺一些当一个好作家必需的东西，像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热情和把握能力。我是
随意性很强的男人。但我往往可以几乎完美地在假想中还原我的原始感受，那种感受通
常是混沌的，我从来不去归纳。
马原说，写小说的人多半爱上了亲手再造的第二种生活体验——在另一个世界经历生命
中的一切：生老病死、相遇别离、爱恨情仇，甚至更多。写了20年，他记忆中有一部分
甚至已被虚构悄悄替换了；有一阵他跟朋友诉苦：什么都在小说里经历过了，现在连做
爱都很形而上。
80年代中期，莫言对他说，去西藏是你一个幸运。7年西藏生活让他成为那个写小说的
马原，脱胎换骨，带点神性，尽管他没学会一句藏语。
他说自己确实迷信，信骨血，信宿命。在西藏，他领会了造物主的意志，即爱因斯坦说
的“显示自然界和谐与秩序的那种阔大无边的力量”。他也是在那里弄懂了梳理和排列
的奥妙，悟到了蒙太奇和诡异哲学的理路。他见识了另一番天地，汲取了一直在寻找的
那种能量。他在西藏赤膊踩着兽皮涂鸦的样子，今天再看，已是传奇。马原的“不写”
，或许也跟离开那片土地有关。
终于承认跟博尔赫斯有关联，是这几年的事。早些年，他宁肯绕开去谈胡安·鲁尔弗。
86年有人问我，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我说，“博尔赫斯是谁？”那是在装。年轻
时自尊心强，被问这种问题总是很抵触。海明威、拉格洛孚、菲尔丁都影响过我，这些
我都提到过，但我从来不提博尔赫斯。
我在看过《玫瑰街角的汉子》差不多两年后，写出了我第一篇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
》。如果不是讲课，我不会再去读差不多已经忘光的《玫瑰街角的汉子》。重读之后我
发现两篇小说的人物关系、架构、发展都很像。我还写过一个很短的《康巴人营地》，
那种杀人的不动声色、事先的预感，回头去看简直像在抄《玫瑰街角的汉子》。怪不得
那么多人一点不客气地问我：请问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记忆是个大口袋，博
尔赫斯一定躲在某个褶皱里，我往里一看没看到，但他一直在那儿。
但老实说，一定要拿我跟博尔赫斯扯上关系也是牵强的。我在写那些故事的时候，博尔
赫斯离我很远，我们实际上是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中汲取经验。我其实是在用博尔赫斯的
方法去解决小说的美学——不一定是叙事方法，可能是构思的链条。
我有些别的安排
“你为什么不写了？”
19年来马原被问了不下几百回，就像当年拷问博尔赫斯对他的影响。每次的应答变成文
字，定义了另一个马原，一个永远的时代先锋：小说热时他在写小说，影视热时他在写
剧本，房地产热时他盖房子去了。
“许多人不写了，张欣、刘索拉、徐星、洪峰都隐退了、干别的去了；先锋派也变调了
，余华变了，格非也变了；有一些基本延续原有风格，像莫言、残雪。”程永新说，“
写作是人生的长跑。对作家来说，除了才华，考验的是意志。”王安忆今天是公认的马
拉松选手，人们提到她的时候，既钦佩，又带点悲壮。
然而，对于没有跑到底的选手，可不可以也换一种口吻思维：哦，原来除了写小说，你
还会点别的，干得也不坏。有谁规定一个人写出了像样的小说就得一辈子守着它？时代
都换台了，就他们非得坚守，像守着贞操一样？吴亮说，他们每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不
再写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过自己的生活，都在选择——生活本来不就是这样的么？
选择，用马原旁观自己的话：“他不喜欢音乐，他宁愿夜里去八角街听狗叫，也不愿意
坐在垫着软地毯的沙发里听贝多芬。他要是喜欢穿着新鞋去踩狗屎，随他去吧。”
过去9年里，吴瑶见证了马原在审美、设计、布局上的才能。“他设计的房间，看上去
平平淡淡，但很奇怪，拍进照片里，每个角落都非常美。”
马原迷恋影像。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他看了20多遍。他拆解《闻香识女人》剧本
时简直像个外科医生。他能看出许多电影里的道道来。
马原说，他上文学课的时候，底下好些学生在忙乎自己的事情，这让他很沮丧；而他开
的电影课就很受欢迎。当人们指责他急功近利的时候，他还在跟洪峰互通那些涉及“写
，还是不写”的信，真是“谁难受谁知道”。
这些先锋，在还“业余”时，就已经相当“专业”了。马原说，很长时间里，持续的热
爱和专注，使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对写作这一件事着迷，他全部生活的重心也都在这一件
事上。
可是周围的人和事，变化得实在太快了。读《数字化生存》的时候，马原被震住了。他
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是离生活远了。影像时代、互联网世界、比特出现，将那些古老舒缓
的情怀远远甩在身后。他终于买了台电脑，替换掉手中的钢笔，左右各出一根手指笨拙
地操练他的“一指禅”。
1997年初，下了好几个来回的决心之后，马原躲在深圳写长篇。“先锋”们应对媒体是
一套说辞，私下里都在互相使鞭子：“哥们，你还得写啊，不写可惜了啊！”马原至今
记得李小林对他的“可惜”。那一次，他早早定下的题目是《缘分的拉萨》。一蹲数月
，困难异常。“写作对于我曾经是最拿手最有快感的行为，怎么现在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
自40岁上一个人大哭一场之后，马原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了，他彻底平凡、世俗了——工
作要安逸，住房要宽敞，多挣些钱改善生活。他拍电视、办公司、跟生意场中各色人等
打交道。他开始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直到深夜“晚安”。他的生活彻底变了。有时
他也问自己：那个写小说的马原，还会回来吗？
另一方面，这个体制没指望他们回来——它给不起他们一份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
公众也只是以另一套标准，对他们“与时俱进”的谋生，或者比谋生更高些的要求，横
挑鼻子竖挑眼。
苏童说，马原拍电影时瘦了几十斤，脸都是青的，掏心掏肺对他说：“兄弟啊，以后再
怎么好玩，也别玩这个！”一个现实的原因：马原有个落地10斤的马大湾，法律上归他
抚养。
大湾13岁的时候（之前先后在姥姥家、奶奶家长大），小学快毕业了，我突然意识到，
再不抓紧他就长大了，我这个父亲就只是挂个名。我生了他，得尽责任，不能总拿自己
当孩子。这之前我一直是荡来荡去。我给自己定的是6年，就是他的中学时代，我得跟
他在一起。这样，我就得安顿下来，所以当时急着找工作，最后找到了同济那份工。
这些年我有意培养的，是他的眼力，从视觉审美到价值观。他穿衣服、配家具颜色不会
错，看国家、城市、街道和那儿的人，都不会看错。现在他22了，超出色，1米94，英
俊，在德国学数学，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就业，学习时间长一点儿，青春期也就延长了。
他也不想学那些马上能挣钱的专业，我觉得他迟早要走艺术这条路。
即使哪天我不在了，他也毫无问题，他能面对任何事情。我打电话跟他说的时候，他在
电话里一下就哭了。我说，儿子，哭归哭，哭完了咱们接着说。
我后来也告诉我妈了。前几天我回沈阳，她看我的眼光都那么愁苦，但又看我精气神儿
特别高。我跟她说，真没什么事，可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从医院里逃出来那时候我就想，我只有一个一辈子，我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我不愿意死，活的乐趣我每天都在享受。在北京每天跟我老婆视频两次，看她抱着孩子
在屋里走，孩子抓她头发什么的。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享受。但要是死了，我一点遗憾都
没有。说实在的，现在每多活一天，我觉得都是赚的。看《培尔·金特》的时候我很自
豪，我没有培尔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和闪躲，我就难过了一天，这一关就过去了。
当然最好满足几个条件，最好我妈看不见，你想她今年都80了；最好再画些画；手里的
房地产项目能做起来，周围有些庄稼果树的。我一直想写两个人，林散之和毛泽东，估
计没时间了。我还想写本书，（记者：《忏悔录》之类？）呵呵，《马大哈》，长篇，
个人传记，像《培尔·金特》、《阿甘正传》那种。我特别欣赏马大哈的境界。
我相信灵魂是有的，但不是以轮回的方式。如果真有来生，我当然还写小说，这是离上
帝最近的工种之一，多有快感啊！
吴瑶说，她目睹了马原这些年来的情感经历，每次恋爱他都是扑心扑肝，百分百地投入
和专注。如果某个黄昏他坐在那里哀声叹气，一定是吵架了。他有时也会虚无，说“没
意思”。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的每一天，都为爱活着。
什么是死？马原说，人人都欠上帝一条命。死，是归还。当那一刻真的来临，他早想好
了，自己了断，跟上帝开个小玩笑——主动权别总掌握在他老人家手里。
“我只有一条命，我自己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