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平在《宋子文与他的时代》这本书里，提到宋美龄在1962年给宋子文的一封信。“1962年10月11日，宋美龄自台湾写信给宋子文，内附在台学者张其昀关于徐光启研究的演讲稿，并且亲笔摘录了关于徐光启的生平以及上海徐家汇的内容。宋美龄用中文写道：徐光启：明朝上海人，万历年进士。崇祯时，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当时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中国，徐光启从他入天主教堂，并从他学天文、数学等。精于历，和意大利人修正历法。中国人研究西方学术的人自徐始，著书甚多，以《农政全书》《徐氏厄言》及《几何原本》前六卷最为著名。宋美龄还以英文写道：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他吊死在故宫。清朝自1644年开始，亡于1911年。徐家汇的名称一直没有改变，但纪念我们先祖的庙已经改为商场。我们先祖建立的天文台仍在那里。”
对比宋美龄所摘录的那页中文材料与下面这封宋庆龄亲自写下并嘱托李燕娥收起来的资料，会发现笔迹相似，内容更几乎是一模一样。显然它们都出自庆龄之手，且应该是在同一时间写下的。因此，美龄给子文信中所附的资料，并非她自己的摘录，而是庆龄亲笔所写。
徐光启是宋妈妈倪桂贞的先祖，1962年正逢他诞辰400周年，不知道这两张庆龄亲笔写下的信是怎样辗转由大陆到了台湾美龄手上的。徐光启的生平美龄不会不知道，庆龄为什么还这样大费周折将自己亲手写下的东西递到她那里去呢。除了告知关于徐光启的生平与徐家汇的现状，感觉更多是种无声的问候。而这两页纯属介绍性文字的东西，即便在交托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麻烦。而文字内容所代表的东西，又是姐妹俩所共同拥有的。庆龄亲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想必也怀念着她的妈妈，以及与她有着共同家族记忆的兄弟姐妹。
对美龄来说，那个平时几乎音信断绝甚至在他人眼中与自己敌对的姐姐，她写下并想办法托人辗转送来的东西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内容本身。不知道美龄最终拿到这两页纸时是怎样的心情，她应该也没告诉别人这是谁写的，只是不动声色地把它们都寄给了美国的宋子文，让在美的兄弟姐妹也都能看到二姐亲笔写下的东西。大家应该都是认识与珍惜庆龄的笔迹的，宋子良宋子安分别在宋子文给美龄回信的左上和右上写下已拷备留存相关介绍，子安还颇有深意地来了一句“事情安排得很好”。应该是为了保护庆龄，没有人在文字中表露出那是她写的东西的意思，大家都在一起默契地守护着这个秘密。从宋子文的回信看，他收到信后有去蔼龄家做客，那么，大姐想必也是看到妹妹久违的笔迹了。
49年后，庆龄极少在人前提起她的兄弟姐妹，更从未跟人说起她与他们特别是与美龄有过联系。1978年，她还曾在给邓广殷的信中说起她与美龄二十多年都不曾通信了，“由于信仰和想法不同，我不赞同戴维（孔令侃）和我的妹妹，所以我们至少有29年没有通信了。”在别的信中，庆龄也说起过无法与家人通信，比如1969年致林达光“我在国外的亲属从不给我写信”，以及致牛恩美“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家人的消息，因为我无法与他们任何一个人通信。”在这些信的印证之下，她亲笔书写并传递到美龄手中的那两页资料的发现更让人意外，可见即便是在给朋友与亲戚的信中，她也是那样不肯轻易流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她心里曾涌起过的那些孤独与安慰，都化为了世人所熟悉的那个亲切淡然的笑容，最后在永恒的沉默中一起归于尘土。
庆龄美龄的这次联系我之前曾在朱玖琳老师的论文中看到过，但论文中没有提到有两份同样手稿，更没有对比，作者给的理由是“熟悉宋庆龄笔迹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她写的”，让当时的我感觉这个理由略牵强。而我又在之前的阅读中留下了庆龄1960年后应该都没有与她的兄弟姐妹联系的错觉，且感觉这样特意宣扬先祖的事迹更符合美龄的风格，所以还是一直认为那两页东西是美龄写下的。直到昨天在跟朋友聊天时把无意中找到的两份手稿放在一起对比，心里一震，才惊觉当年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与深情。
关于庆龄美龄私下的辗转联系，杨小佛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到，那是1980年前后：“孙夫人让我带一包东西送到郭宝珠家里，并代她谢谢郭为她购衣料、制衣等等。我回到上海后，便去看望郭宝珠，向她转交了孙夫人托带的东西，并转达了孙夫人的谢意。这以后，我多次去郭家谈天说地。聊天中我得知，孙夫人曾告诉郭宝珠自己患有荨麻疹，非常痛苦，妹妹美龄也有这个毛病。郭宝珠听后便记在心上，托美国的亲戚与宋美龄联系，后来美龄为孙夫人购买了她所使用的药，辗转托郭宝珠交给了孙夫人。药物是否有用虽不得而知，但郭宝珠的确担当起了孙夫人与妹妹美龄之间的联系人。”在杨小佛的叙述中，药品和那两页信纸一样，都象征着不能公开联系甚至不方便写信的姐妹对彼此的牵挂与问候。
真希望这些不为世人所知不被世事所扰的私下联系能多一些，不管对她还是她海外的亲人，都会是重要的安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