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杀人考# Midlife - 人到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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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作者：张宏杰
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二十一日，重庆通远门外的广场上，三万七千名明军聚集。他
们被编成百十个长队，鱼贯前进，到队伍前的木案处，伸出右手，放在案上。
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只手应声而断，留在案上，手指还在抖动。血如喷
泉一样从断臂上喷出。执刀士兵一脚踢开他，喊道：“下一个，快点！”
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在处理被俘明军。六月二十日，张献忠攻破重庆城。
这是他入川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兴高采烈。张献忠特别指示，虽然明军曾
经顽抗，但八大王此次宽大为怀，俘虏一个不杀，仅剁手为戒。
这些俘虏没有理由不庆幸。但还有人希图进一步的侥幸。农民军明令伸右手，有人
却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刀刃拦住：“右手！”
于是两只手都废掉了。
这些断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们把恐怖像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四川省
的各个角落。
二
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虽大名鼎鼎，我们对他本人的了解其实很少。史家的笔墨都
消耗在张的“残酷好杀”上，关于其他事迹，钩稽所得，寥寥无几。
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他出生于一六〇六年九月。那一年是明万历三十四年，正是
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愈演愈烈趋于极致的年代，明王朝的灭亡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他是延安人，是的，“陕北老乡”，黄土高原上裹着白羊肚手巾面孔黧黑两颊酡红
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的陕北青年。
出身当然是贫苦了。祖上是军籍，也就是职业军人，那个时代军人是被人瞧不起的
贱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父亲这一辈好不容易脱身出来，做了个走乡串
寨卖些针头线脑的小贩，母亲则在农闲时节织炕席到集上去卖，补贴家用。从小应该挨
过饿，受过冻，吃过苦，受过地主家的孩子欺负。这都是很保险的推测。
据说是和李自成一样，被爹妈强扭着脖子送进私塾读过两年书。无奈天性和书本不
亲，坐不住。在私塾两年和同学打了无数的架，大字却没记住几个，父母无奈，只好放
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半大后生们厮混。
陕北定边，民风剽悍，人们农闲之余，爱舞刀弄棍，不只为防身，也是一种娱乐。
献忠于此道颇有天分，练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胆大。“身材魁梧，剽劲果侠，声如
巨雷，面目微黄”，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虎”。野史说他，“阴谋多狡”，“
及长，益无赖”。很快他就打遍四邻八乡无敌手，成了年轻后生里“有号”的人物。农
村文化生活贫乏，没事时只能纠集几个同样好勇斗狠的朋友，到镇上的小酒馆，像《水
浒》里那样，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两角浊白酒，吃得酒酣耳热，吹吹牛，“教量些枪
棒”，说些“江湖上好汉们的勾当”，“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回来捎半斤残酒
，顺路偷只鸡，偷几把蚕豆，找个人家赌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妈一顿痛骂，这都是
题中应有之义。
三
考察张献忠的性格，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事实：在投奔起义军前，张献忠的生活一
直是失败的。
张献忠投身起义以前的确切经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我仅仅打捞上了四个汉字：
“捕快”、“边兵”。
他的学生时代显然不成功，大字没记住几个，因为爱打架，没少挨老师的板子。进
入官府，成为捕快，这对社会底层出身的他，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然而他没能把
握住，屡屡违犯纪律，最终被革职。走投无路投了军，在军营中他又不遵守军纪，犯下
了死罪。因为军官陈洪范为其说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被关入狱中。出狱后，
穷无所归，正值各地起义军蜂起，遂投入起义军中。
结合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判断，张献忠有着一定的反社会型人格倾向。他
不甘心居于人下，有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但他又容易冲动与暴怒，情绪极不稳定
，不善自我克制，叛逆心理很强，尤其不善于与上级相处。这一切导致他在正常社会中
屡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继续太平，也许他一生会在监狱中而不是马背上度过。
对他来讲，生在乱世，生逢其时。
乱世有乱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都变
成了可能。
由军人而变为“流贼”，张献忠发现，他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在官军里虽然
也有前途，但是毕竟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有着林林总总的规矩，更主要的，有着种种
让人郁闷的腐败、倾轧、不公。而在起义军中，机会似乎更为均等，也更能让人快意恩
仇。勇气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资本，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潇洒快活
！天昏地暗之中，谁知道明天自己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着心雄气壮之时，痛痛快
快地做一回乱世枭雄，也不枉来人世一回！
四
投奔义军之初，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不过是一个小小伍长。凭着智力、勇气和天
生的领袖气质，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中出人头地，成为独领一军的首领。李
自成号称“八队闯将”，张献忠号称“西营八大王”。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时人总结说：
“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
，故曰流贼。”
这一总结一点也没错。从崇祯三年到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
“流寇”生涯。十四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几省间来回大
幅度高速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守一地。
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一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
养活部队。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
空，满载而归。当官军追得紧时，他们就潜入深山，苦挨时日。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
在逃跑和谋生上，久而久之，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游击战的专家。他们行动飘忽
，即战即走，在官军的包围之中穿插来回，波澜壮阔，惊险重重，也刺激无比。
“流寇”，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起义军普遍采用的战斗方式。从唐末黄巢
大起义到太平天国前期，莫不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农民起义战争的必然规律。
因为在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后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中后勤的作用至关重要。官兵有着强大的
后勤支援，有帝国通过国家机器榨取的来自全国的军饷。而农民军由于素质限制，即使
占据了广大的地盘，也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队伍，通过
赋税形式给他们提供后勤。他们的后勤供应，只能靠“抢”。而流动作战的第一个好处
是不必有后勤准备。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军打到哪里，就抢到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根
据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累赘。
除了后勤因素外，在人数对比、武器装备、技术素养等方面，起义军也常常处于官
军的下风。他们通常无力与官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因此，游击战就成了他们与官军
对峙时的必然选择。面对强大的官军，农民军取胜的法宝是分合不定，出没不常。他们
的作战方针，与后来红军总结的十六字诀大同小异，无非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
疲我打，敌退我追”。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
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长期和张献忠并肩
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为?”
毛泽东对“流寇思想”有过准确的分析。他说：
“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
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
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
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
张献忠部正是这样。在起义的前十多年里，张献忠似乎从来没有过建立根据地的打
算。他们迷恋上了这种冒险与流浪。
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我们只找到了一次赈济灾民的记录，那是攻下武昌之
后，发楚王府金银给饥民。除此之外，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他的烧杀抢掠。他和李自成
的区别：“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阅读历史，我们只
能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张献忠部的这些绿林豪杰们似乎视被攻下的城市为自己囊中的财
产，视城中的百姓为自己猎获的猎物。如何处置，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一般来讲
，搜集完物资之后，他们会纵火，把一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他们不想把死命
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给明军。
五
在诸义军领袖中，因为性情投合的缘故，张献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张军的主要成
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人尤多。这使
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高于其他的乌合之众。一位明朝军官曾说张的部队对于作战是习惯成
自然。每个人脸上身上没有囫囵个的，铅子、箭头，处处皆是。他们皆不畏死，一听说
官兵来了，都兴奋异常，听说要打仗简直和打猎一样的高兴。官军正在观望害怕，他们
却毫不畏惧，老于此道。
因为队伍的骨干由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构成，张献忠部在明末诸军中把底层阶级的
人格缺陷表现得最为明显。换句话说，张部是受底层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影响最深的一部
。
一提起农民，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罗中立《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善良、
坚忍的形象。在我们的思维定式里，“农民”这个词总是与“淳朴、勤劳、仁义”这些
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相反，与“富贵”这个词距离最近的，却是“虚伪”、“残暴
”、“为富不仁”。
然而，随着深入阅读明末四川的那场大劫，我的思维定式逐渐被打破。我越来越清
晰地看到，由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底层社会文化除了我们熟知的“质朴”、“自然”之外
，还有着“粗陋”、“浅薄”，甚至“野蛮”、“丑陋”和“黑暗”的另一面。农民们
被贫穷和专制统治双重镣铐紧锁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
最主要的缺失，就是“人道”精神。
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事物。“天
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在儒家经典上。专制法律虽
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全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
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
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头掉了碗大个疤”，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些专一杀人害命的人渣，如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居然
成了底层人民的英雄。
他人的性命，在张献忠眼里，只分有用和无用两种。年轻身壮的，可以为自己冲锋
陷阵或者当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体弱的，对自己无用，所以一
律杀掉。
当然，不杀也可以，因为杀人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不过张献忠却乐此不疲，经常
杀了一通后不过瘾，觉得杀得不够多，要“补杀”。《张献忠陷庐州纪》载，张献忠进
庐州后，起先并未大杀。第二天在城楼上发现许多火药，“随报，八贼即动气，大嚷曰
：‘这蛮子养不家（即养不熟），我厚待你，这火药就该说，并无一人提起’，遂令搬
火药来营中，放火烧楼，又传令进城补放火、杀人、捉人，一人不许放走”。
六
底层文化中的另一个严重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部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
明。
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正统文化本身虽强调男女不
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即为明证，但是正统文化还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正妻的
家庭地位，欣赏在“夫为妻纲”基础上的夫妻间的“举案齐眉”，相互尊重。然而，底
层文化对妇女，却是赤裸裸的贱视甚至敌视。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
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底
层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
人消遣，别无用处。《民国时期的土匪》提到，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
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
明末农民军的首领们，把这种野蛮演绎到了极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鱼腹诸山走投无
路时，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吉。卜者谓，李自成有帝王之分。于是，身边人纷纷坚定了
奋斗下去的决心。大将刘宗敏立刻“杀其二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
闻之，亦多杀妻以从者”。
至于张献忠对待妇女，那就更让人无法接受了。
也许是受过女人的歧视或者伤害，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报复心理，
他经常说，“天下事皆妇人所坏”。征战途中，不时有部下向他进献美女，他通常留宿
几次就借故杀掉。攻占黄州后，他集中全城的妇女，然后挑那些年老或者貌丑的放走，
留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去拆城墙。这些女人平时哪干过这样的重活，许多人手
指被磨得鲜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墙拆掉后，张献忠又命令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
城下。
在攻打滁州战役中，因久攻不下，张献忠听信了一个阴阳先生的话，到周围乡村掠
来妇女数百人，“尽断其头”，倒埋在城下，露出阴部对着城上，想以此来压住城上的
大炮。这个办法当然不好用，那次战役，张军一败涂地。
七
祟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张献忠占领了湖南全省和江西一部。这是他到那时为
止起义生涯中占地最广的一次，按理他可以以此为根据地，以图霸业。然而此时李自成
已横扫北中国，北京也指日可下，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张献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
首称臣，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与李军接壤的地方，远离李自成的卧榻，以待将来。
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张献忠是个勇于决断的人。崇祯十七年春，他率全
军溯江而上，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因此有了六月二十日重庆城
破的一幕。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中国。可惜，“八大王”这
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许多省份，吓唬小孩子的最好办法是告诉
他，再不听话，“八大王”就会从窗子外面伸进手来，把他抓走。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张献忠部入蜀给四川人带来的震动。
和传说中广大人民面对起义军总是欢欣鼓舞不同，四川人在等待张献忠部到来的这
几个月时间里，受尽了恐怖的折磨。越是乱世，谣言越多，三天两头有消息传过来，说
张军马上就要到了，于是百姓们扶老携幼，匆匆逃到山里。然而等了两日，却没有动静
。这才发觉是一场虚惊。
省城成都更是乱成一团。在重庆与成都两城陷落之间的一个多月，成都居民们日夜
被恐怖所煎熬。史书记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成都城内都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之中，
三更半夜时分，经常有人因为听到风吹草动，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闯至矣！
明日又呼曰：献至矣”，于是一城骚动，人们哭爹喊娘，四处躲藏，折腾大半夜，才发
现是谣传。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干脆利落地
攻破成都城，对成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
八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并没有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后，局部的杀戮当然在所难免。按照惯例，成都城内的王公贵族们大都
难逃一死，大小官员被杀得也很多，史书忠实地记载下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却找不到普
通百姓们被集体屠杀的记载。
据说，城破之后的第三天，张献忠曾经“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城外的）中园，将
尽屠之。俄尔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如同龙尾下垂之状，张献忠以为祥瑞，遂免死”。（
《蜀难叙略》）
这个记载听起来有点离奇。不过，张献忠并没有大量屠杀成都居民，是可以确定的
。
在四川各地，也没有出现人们传说的张献忠据有一地后必然出现的大抢大掠大屠杀
现象。四川简州的一个秀才傅吉迪亲身经历了张献忠据蜀，后来他在年谱《五马先生纪
年》中记载了他所见的张部所作所为。《五马先生纪年》载，攻下成都后，张献忠曾发
兵附近州县，“谓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归顺张献忠部。“随后即派伪‘都司’
姓吴者、伪吏目姓田者下到吾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国顺民’四字，载于背上
，兵不敢乱。”
九
原来，“流贼”张献忠改弦易辙，打算由“流贼”变为“建国者”了。
挥师入川之前的十四年里，张献忠从一个普通叛兵成长为明末两大著名起义军领袖
之一，由一个文盲变为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不朽声名的卓越军事家。在崇祯十六年以前，
他的军力和声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为最大敌人。十年之间，崇祯帝屡
检朝廷重臣，以举国之力，大兵重围。而张献忠部却越战越强，并且在谷城复起后到入
川作战前，几年间一度横扫数省，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张献忠”这个名字成了明帝
国里最恐怖的三个字，朝廷重臣们在与他的交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或者是
丢官落职，或者是死于战场，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祯帝所杀。
十四年间，他三次投降官军，又三次复叛，令官军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在大江南北
，大河上下的征战中，他有过多次潜伏深山，身处重围，自以为命绝于此的困窘，也有
过纵横安徽、湖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据地称王的辉煌。飘蓬如旋风的不停息的流
荡生涯，让喜动荡好冒险的张献忠，也难免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战斗和奔走渐渐耗去了
“八大王”的青春，转眼，他已经接近四十岁，已经没有太多青春豪气可供任意挥洒。
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更让他受到强烈刺激的是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据地称王，兵锋直指北京，
帝王大业已见雏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样的“流贼”，长期以来一直甘拜他的下风
。“初，自成无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坞壁，不肯从。”然而，从崇祯十三年经历一
次大的挫败之后，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
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鲜明口号，不再骚扰平民百姓，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凡是带
不走的粮食，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并且，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而是派官设府
，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这不，仅仅四年，李自成就从一个
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的最有优势的候选人，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
人物。现在，他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也不得不开始奉“大顺”正朔。
凭什么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张献忠做“中国人民之主”？难道他张献忠有哪点不如李
自成吗？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张献忠天资非凡。他作战非常勇敢，“战辄先登”，每次战斗都
身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除此之外，他的领导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颇能吃苦耐劳，“
夜尝不寐，裹甲微行，携刀巡视”。当时在大西军的外国传教士这样描写：“张献忠人
甚聪明，与士卒同甘苦，自由谈话，表现坦白，温情大量，慷慨态度，且尝与属下饮食
。”
官方史书说张“阴贼多智”。据曾与张朝夕相处的西方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中
记载，张为人“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令两位传教士“亦暗暗称奇”。
论智力、胆气、武勇，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检讨自己
十多年的起义生涯，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没有长性。
性格急躁刚烈，作风简单粗暴，只图眼前痛快，缺乏长远打算。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
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八大王”还是没有多大长进。
不能再这样成天沉溺于打打杀杀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张献忠只有俯首称臣。
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史书，他也知道，李自成不会仁慈地对待他这个前竞争者。亡羊补牢
，犹未为晚。在挥师入川前，他已经下定了“炼炼坐性”，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川兵柔脆，这一路破重庆，据
成都，派兵横扫各府、州、县和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短短
一年之内，除了遵义(当时属四川省)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
十几年来头一次，稳稳当当据有一个大省，前无劲敌，后无追兵。真是爽啊！“咱
老子”也该尝尝“抚驭万民”的滋味了。“咱老子”这回学学李自成，稳扎稳打，数年
之后，未必天下不姓“张”！想当初，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不就是一个要饭花子出身吗？
现在，自己这个前“捕快”、“边兵”也要开创朝代，在二十三史之后再加他个“大西
史”！
恰在这时，李自成被清军击败，退出北京的消息传来。张献忠闻听，大喜过望。现
在，头上这座大山没了，天下重新陷入纷乱，原本张李两家争斗的局面变成了李、清、
南明、张四家，自己机会大增，如何不喜！
自从李自成开了大顺朝以来，张献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号。两家一直保持着表面的
和和气气。现在，张献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听说李自成部的马科进入川北，他毫不
客气，亲率大军，把马科打了个大败，赶回陕西。这是起兵以来，张李二军第一次公开
火拼。张献忠对这次胜利非常得意，宣布把战斗发生地绵州改名为“得胜州”。
一六四四年冬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因为过去一直奉
大顺军名义，一时不好转圜，遂以“大顺”为纪年，改元大顺，献忠称“大西王”。
十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作为新朝的王宫。府中正殿
为承天殿，府门外廊作为朝房，雕龙绘凤，整饰一新。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
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
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贡、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
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
疆、外蒙各地。(起义者的想象力有时惊人的雷同，数百年后，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
同样宣布，东王的任务是管制东方各国，西王的任务是管制西方各国，以此类推。)
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掀髯大笑：“起来吧，龟孙
们，弄得还挺像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
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接着，又学历代皇帝，命人们“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
”、“忠”二字，犯者杀头。在全四川认真检查石碑，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一
律铲掉，弄得一块完整的石碑都见不到。
仪式举行完了，后妃、太监、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要有的把戏都弄完
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
，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时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官府成了自己的
官府，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那么，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
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
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
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二十一日，重庆通远门外的广场上，三万七千名明军聚集。他
们被编成百十个长队，鱼贯前进，到队伍前的木案处，伸出右手，放在案上。
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只手应声而断，留在案上，手指还在抖动。血如喷
泉一样从断臂上喷出。执刀士兵一脚踢开他，喊道：“下一个，快点！”
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在处理被俘明军。六月二十日，张献忠攻破重庆城。
这是他入川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兴高采烈。张献忠特别指示，虽然明军曾
经顽抗，但八大王此次宽大为怀，俘虏一个不杀，仅剁手为戒。
这些俘虏没有理由不庆幸。但还有人希图进一步的侥幸。农民军明令伸右手，有人
却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刀刃拦住：“右手！”
于是两只手都废掉了。
这些断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们把恐怖像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四川省
的各个角落。
二
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虽大名鼎鼎，我们对他本人的了解其实很少。史家的笔墨都
消耗在张的“残酷好杀”上，关于其他事迹，钩稽所得，寥寥无几。
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他出生于一六〇六年九月。那一年是明万历三十四年，正是
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愈演愈烈趋于极致的年代，明王朝的灭亡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他是延安人，是的，“陕北老乡”，黄土高原上裹着白羊肚手巾面孔黧黑两颊酡红
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的陕北青年。
出身当然是贫苦了。祖上是军籍，也就是职业军人，那个时代军人是被人瞧不起的
贱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父亲这一辈好不容易脱身出来，做了个走乡串
寨卖些针头线脑的小贩，母亲则在农闲时节织炕席到集上去卖，补贴家用。从小应该挨
过饿，受过冻，吃过苦，受过地主家的孩子欺负。这都是很保险的推测。
据说是和李自成一样，被爹妈强扭着脖子送进私塾读过两年书。无奈天性和书本不
亲，坐不住。在私塾两年和同学打了无数的架，大字却没记住几个，父母无奈，只好放
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半大后生们厮混。
陕北定边，民风剽悍，人们农闲之余，爱舞刀弄棍，不只为防身，也是一种娱乐。
献忠于此道颇有天分，练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胆大。“身材魁梧，剽劲果侠，声如
巨雷，面目微黄”，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虎”。野史说他，“阴谋多狡”，“
及长，益无赖”。很快他就打遍四邻八乡无敌手，成了年轻后生里“有号”的人物。农
村文化生活贫乏，没事时只能纠集几个同样好勇斗狠的朋友，到镇上的小酒馆，像《水
浒》里那样，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两角浊白酒，吃得酒酣耳热，吹吹牛，“教量些枪
棒”，说些“江湖上好汉们的勾当”，“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回来捎半斤残酒
，顺路偷只鸡，偷几把蚕豆，找个人家赌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妈一顿痛骂，这都是
题中应有之义。
三
考察张献忠的性格，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事实：在投奔起义军前，张献忠的生活一
直是失败的。
张献忠投身起义以前的确切经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我仅仅打捞上了四个汉字：
“捕快”、“边兵”。
他的学生时代显然不成功，大字没记住几个，因为爱打架，没少挨老师的板子。进
入官府，成为捕快，这对社会底层出身的他，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然而他没能把
握住，屡屡违犯纪律，最终被革职。走投无路投了军，在军营中他又不遵守军纪，犯下
了死罪。因为军官陈洪范为其说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被关入狱中。出狱后，
穷无所归，正值各地起义军蜂起，遂投入起义军中。
结合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判断，张献忠有着一定的反社会型人格倾向。他
不甘心居于人下，有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但他又容易冲动与暴怒，情绪极不稳定
，不善自我克制，叛逆心理很强，尤其不善于与上级相处。这一切导致他在正常社会中
屡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继续太平，也许他一生会在监狱中而不是马背上度过。
对他来讲，生在乱世，生逢其时。
乱世有乱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都变
成了可能。
由军人而变为“流贼”，张献忠发现，他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在官军里虽然
也有前途，但是毕竟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有着林林总总的规矩，更主要的，有着种种
让人郁闷的腐败、倾轧、不公。而在起义军中，机会似乎更为均等，也更能让人快意恩
仇。勇气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资本，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潇洒快活
！天昏地暗之中，谁知道明天自己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着心雄气壮之时，痛痛快
快地做一回乱世枭雄，也不枉来人世一回！
四
投奔义军之初，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不过是一个小小伍长。凭着智力、勇气和天
生的领袖气质，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中出人头地，成为独领一军的首领。李
自成号称“八队闯将”，张献忠号称“西营八大王”。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时人总结说：
“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
，故曰流贼。”
这一总结一点也没错。从崇祯三年到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
“流寇”生涯。十四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几省间来回大
幅度高速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守一地。
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一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
养活部队。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
空，满载而归。当官军追得紧时，他们就潜入深山，苦挨时日。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
在逃跑和谋生上，久而久之，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游击战的专家。他们行动飘忽
，即战即走，在官军的包围之中穿插来回，波澜壮阔，惊险重重，也刺激无比。
“流寇”，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起义军普遍采用的战斗方式。从唐末黄巢
大起义到太平天国前期，莫不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农民起义战争的必然规律。
因为在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后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中后勤的作用至关重要。官兵有着强大的
后勤支援，有帝国通过国家机器榨取的来自全国的军饷。而农民军由于素质限制，即使
占据了广大的地盘，也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队伍，通过
赋税形式给他们提供后勤。他们的后勤供应，只能靠“抢”。而流动作战的第一个好处
是不必有后勤准备。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军打到哪里，就抢到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根
据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累赘。
除了后勤因素外，在人数对比、武器装备、技术素养等方面，起义军也常常处于官
军的下风。他们通常无力与官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因此，游击战就成了他们与官军
对峙时的必然选择。面对强大的官军，农民军取胜的法宝是分合不定，出没不常。他们
的作战方针，与后来红军总结的十六字诀大同小异，无非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
疲我打，敌退我追”。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
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长期和张献忠并肩
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为?”
毛泽东对“流寇思想”有过准确的分析。他说：
“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
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
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
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
张献忠部正是这样。在起义的前十多年里，张献忠似乎从来没有过建立根据地的打
算。他们迷恋上了这种冒险与流浪。
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我们只找到了一次赈济灾民的记录，那是攻下武昌之
后，发楚王府金银给饥民。除此之外，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他的烧杀抢掠。他和李自成
的区别：“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阅读历史，我们只
能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张献忠部的这些绿林豪杰们似乎视被攻下的城市为自己囊中的财
产，视城中的百姓为自己猎获的猎物。如何处置，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一般来讲
，搜集完物资之后，他们会纵火，把一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他们不想把死命
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给明军。
五
在诸义军领袖中，因为性情投合的缘故，张献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张军的主要成
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人尤多。这使
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高于其他的乌合之众。一位明朝军官曾说张的部队对于作战是习惯成
自然。每个人脸上身上没有囫囵个的，铅子、箭头，处处皆是。他们皆不畏死，一听说
官兵来了，都兴奋异常，听说要打仗简直和打猎一样的高兴。官军正在观望害怕，他们
却毫不畏惧，老于此道。
因为队伍的骨干由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构成，张献忠部在明末诸军中把底层阶级的
人格缺陷表现得最为明显。换句话说，张部是受底层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影响最深的一部
。
一提起农民，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罗中立《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善良、
坚忍的形象。在我们的思维定式里，“农民”这个词总是与“淳朴、勤劳、仁义”这些
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相反，与“富贵”这个词距离最近的，却是“虚伪”、“残暴
”、“为富不仁”。
然而，随着深入阅读明末四川的那场大劫，我的思维定式逐渐被打破。我越来越清
晰地看到，由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底层社会文化除了我们熟知的“质朴”、“自然”之外
，还有着“粗陋”、“浅薄”，甚至“野蛮”、“丑陋”和“黑暗”的另一面。农民们
被贫穷和专制统治双重镣铐紧锁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
最主要的缺失，就是“人道”精神。
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事物。“天
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在儒家经典上。专制法律虽
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全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
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
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头掉了碗大个疤”，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些专一杀人害命的人渣，如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居然
成了底层人民的英雄。
他人的性命，在张献忠眼里，只分有用和无用两种。年轻身壮的，可以为自己冲锋
陷阵或者当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体弱的，对自己无用，所以一
律杀掉。
当然，不杀也可以，因为杀人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不过张献忠却乐此不疲，经常
杀了一通后不过瘾，觉得杀得不够多，要“补杀”。《张献忠陷庐州纪》载，张献忠进
庐州后，起先并未大杀。第二天在城楼上发现许多火药，“随报，八贼即动气，大嚷曰
：‘这蛮子养不家（即养不熟），我厚待你，这火药就该说，并无一人提起’，遂令搬
火药来营中，放火烧楼，又传令进城补放火、杀人、捉人，一人不许放走”。
六
底层文化中的另一个严重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部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
明。
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正统文化本身虽强调男女不
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即为明证，但是正统文化还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正妻的
家庭地位，欣赏在“夫为妻纲”基础上的夫妻间的“举案齐眉”，相互尊重。然而，底
层文化对妇女，却是赤裸裸的贱视甚至敌视。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
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底
层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
人消遣，别无用处。《民国时期的土匪》提到，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
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
明末农民军的首领们，把这种野蛮演绎到了极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鱼腹诸山走投无
路时，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吉。卜者谓，李自成有帝王之分。于是，身边人纷纷坚定了
奋斗下去的决心。大将刘宗敏立刻“杀其二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
闻之，亦多杀妻以从者”。
至于张献忠对待妇女，那就更让人无法接受了。
也许是受过女人的歧视或者伤害，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报复心理，
他经常说，“天下事皆妇人所坏”。征战途中，不时有部下向他进献美女，他通常留宿
几次就借故杀掉。攻占黄州后，他集中全城的妇女，然后挑那些年老或者貌丑的放走，
留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去拆城墙。这些女人平时哪干过这样的重活，许多人手
指被磨得鲜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墙拆掉后，张献忠又命令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
城下。
在攻打滁州战役中，因久攻不下，张献忠听信了一个阴阳先生的话，到周围乡村掠
来妇女数百人，“尽断其头”，倒埋在城下，露出阴部对着城上，想以此来压住城上的
大炮。这个办法当然不好用，那次战役，张军一败涂地。
七
祟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张献忠占领了湖南全省和江西一部。这是他到那时为
止起义生涯中占地最广的一次，按理他可以以此为根据地，以图霸业。然而此时李自成
已横扫北中国，北京也指日可下，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张献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
首称臣，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与李军接壤的地方，远离李自成的卧榻，以待将来。
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张献忠是个勇于决断的人。崇祯十七年春，他率全
军溯江而上，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因此有了六月二十日重庆城
破的一幕。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中国。可惜，“八大王”这
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许多省份，吓唬小孩子的最好办法是告诉
他，再不听话，“八大王”就会从窗子外面伸进手来，把他抓走。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张献忠部入蜀给四川人带来的震动。
和传说中广大人民面对起义军总是欢欣鼓舞不同，四川人在等待张献忠部到来的这
几个月时间里，受尽了恐怖的折磨。越是乱世，谣言越多，三天两头有消息传过来，说
张军马上就要到了，于是百姓们扶老携幼，匆匆逃到山里。然而等了两日，却没有动静
。这才发觉是一场虚惊。
省城成都更是乱成一团。在重庆与成都两城陷落之间的一个多月，成都居民们日夜
被恐怖所煎熬。史书记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成都城内都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之中，
三更半夜时分，经常有人因为听到风吹草动，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闯至矣！
明日又呼曰：献至矣”，于是一城骚动，人们哭爹喊娘，四处躲藏，折腾大半夜，才发
现是谣传。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干脆利落地
攻破成都城，对成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
八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并没有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后，局部的杀戮当然在所难免。按照惯例，成都城内的王公贵族们大都
难逃一死，大小官员被杀得也很多，史书忠实地记载下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却找不到普
通百姓们被集体屠杀的记载。
据说，城破之后的第三天，张献忠曾经“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城外的）中园，将
尽屠之。俄尔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如同龙尾下垂之状，张献忠以为祥瑞，遂免死”。（
《蜀难叙略》）
这个记载听起来有点离奇。不过，张献忠并没有大量屠杀成都居民，是可以确定的
。
在四川各地，也没有出现人们传说的张献忠据有一地后必然出现的大抢大掠大屠杀
现象。四川简州的一个秀才傅吉迪亲身经历了张献忠据蜀，后来他在年谱《五马先生纪
年》中记载了他所见的张部所作所为。《五马先生纪年》载，攻下成都后，张献忠曾发
兵附近州县，“谓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归顺张献忠部。“随后即派伪‘都司’
姓吴者、伪吏目姓田者下到吾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国顺民’四字，载于背上
，兵不敢乱。”
九
原来，“流贼”张献忠改弦易辙，打算由“流贼”变为“建国者”了。
挥师入川之前的十四年里，张献忠从一个普通叛兵成长为明末两大著名起义军领袖
之一，由一个文盲变为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不朽声名的卓越军事家。在崇祯十六年以前，
他的军力和声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为最大敌人。十年之间，崇祯帝屡
检朝廷重臣，以举国之力，大兵重围。而张献忠部却越战越强，并且在谷城复起后到入
川作战前，几年间一度横扫数省，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张献忠”这个名字成了明帝
国里最恐怖的三个字，朝廷重臣们在与他的交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或者是
丢官落职，或者是死于战场，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祯帝所杀。
十四年间，他三次投降官军，又三次复叛，令官军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在大江南北
，大河上下的征战中，他有过多次潜伏深山，身处重围，自以为命绝于此的困窘，也有
过纵横安徽、湖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据地称王的辉煌。飘蓬如旋风的不停息的流
荡生涯，让喜动荡好冒险的张献忠，也难免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战斗和奔走渐渐耗去了
“八大王”的青春，转眼，他已经接近四十岁，已经没有太多青春豪气可供任意挥洒。
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更让他受到强烈刺激的是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据地称王，兵锋直指北京，
帝王大业已见雏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样的“流贼”，长期以来一直甘拜他的下风
。“初，自成无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坞壁，不肯从。”然而，从崇祯十三年经历一
次大的挫败之后，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
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鲜明口号，不再骚扰平民百姓，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凡是带
不走的粮食，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并且，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而是派官设府
，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这不，仅仅四年，李自成就从一个
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的最有优势的候选人，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
人物。现在，他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也不得不开始奉“大顺”正朔。
凭什么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张献忠做“中国人民之主”？难道他张献忠有哪点不如李
自成吗？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张献忠天资非凡。他作战非常勇敢，“战辄先登”，每次战斗都
身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除此之外，他的领导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颇能吃苦耐劳，“
夜尝不寐，裹甲微行，携刀巡视”。当时在大西军的外国传教士这样描写：“张献忠人
甚聪明，与士卒同甘苦，自由谈话，表现坦白，温情大量，慷慨态度，且尝与属下饮食
。”
官方史书说张“阴贼多智”。据曾与张朝夕相处的西方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中
记载，张为人“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令两位传教士“亦暗暗称奇”。
论智力、胆气、武勇，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检讨自己
十多年的起义生涯，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没有长性。
性格急躁刚烈，作风简单粗暴，只图眼前痛快，缺乏长远打算。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
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八大王”还是没有多大长进。
不能再这样成天沉溺于打打杀杀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张献忠只有俯首称臣。
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史书，他也知道，李自成不会仁慈地对待他这个前竞争者。亡羊补牢
，犹未为晚。在挥师入川前，他已经下定了“炼炼坐性”，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川兵柔脆，这一路破重庆，据
成都，派兵横扫各府、州、县和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短短
一年之内，除了遵义(当时属四川省)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
十几年来头一次，稳稳当当据有一个大省，前无劲敌，后无追兵。真是爽啊！“咱
老子”也该尝尝“抚驭万民”的滋味了。“咱老子”这回学学李自成，稳扎稳打，数年
之后，未必天下不姓“张”！想当初，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不就是一个要饭花子出身吗？
现在，自己这个前“捕快”、“边兵”也要开创朝代，在二十三史之后再加他个“大西
史”！
恰在这时，李自成被清军击败，退出北京的消息传来。张献忠闻听，大喜过望。现
在，头上这座大山没了，天下重新陷入纷乱，原本张李两家争斗的局面变成了李、清、
南明、张四家，自己机会大增，如何不喜！
自从李自成开了大顺朝以来，张献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号。两家一直保持着表面的
和和气气。现在，张献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听说李自成部的马科进入川北，他毫不
客气，亲率大军，把马科打了个大败，赶回陕西。这是起兵以来，张李二军第一次公开
火拼。张献忠对这次胜利非常得意，宣布把战斗发生地绵州改名为“得胜州”。
一六四四年冬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因为过去一直奉
大顺军名义，一时不好转圜，遂以“大顺”为纪年，改元大顺，献忠称“大西王”。
十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作为新朝的王宫。府中正殿
为承天殿，府门外廊作为朝房，雕龙绘凤，整饰一新。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
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
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贡、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
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
疆、外蒙各地。(起义者的想象力有时惊人的雷同，数百年后，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
同样宣布，东王的任务是管制东方各国，西王的任务是管制西方各国，以此类推。)
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掀髯大笑：“起来吧，龟孙
们，弄得还挺像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
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接着，又学历代皇帝，命人们“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
”、“忠”二字，犯者杀头。在全四川认真检查石碑，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一
律铲掉，弄得一块完整的石碑都见不到。
仪式举行完了，后妃、太监、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要有的把戏都弄完
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
，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时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官府成了自己的
官府，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那么，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
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
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
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