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
2 楼
中国各大城市曾发布过幸福指数。
但这些发布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
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
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
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
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
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
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2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
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
“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
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
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
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
“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
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
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
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
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
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
“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
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
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
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
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
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
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
“这有本质的区别。”
3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
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
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
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
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
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
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
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
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
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
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
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
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
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
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
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
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
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
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
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
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
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
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
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
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
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4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
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
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
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
“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
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
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
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
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
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
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于是她携手陈元帅的儿子陈小鲁，
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
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
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
陈老帅病重到最后，已基本没有知觉。
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
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
“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
陈小鲁问：“能不能不抢救了？”
医生说：“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
当时，陈小鲁沉默了，他不敢作这个决定。
“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
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尊严死”后，
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申明放弃临终抢救：
“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
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
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
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
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兰病重入院，
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
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
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
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家人伤痛之余也颇感欣慰。
“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罗点点很感动。
但这些发布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
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
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
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
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
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
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2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
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
“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
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
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
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
“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
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
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
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
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
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
“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
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
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
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
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
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
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
“这有本质的区别。”
3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
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
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
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
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
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
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
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
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
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
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
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
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
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
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
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
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
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
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
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
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
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
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
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
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
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4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
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
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
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
“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
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
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
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
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
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
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于是她携手陈元帅的儿子陈小鲁，
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
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
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
陈老帅病重到最后，已基本没有知觉。
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
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
“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
陈小鲁问：“能不能不抢救了？”
医生说：“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
当时，陈小鲁沉默了，他不敢作这个决定。
“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
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尊严死”后，
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申明放弃临终抢救：
“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
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
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
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
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兰病重入院，
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
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
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
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家人伤痛之余也颇感欣慰。
“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罗点点很感动。
m*s
3 楼
puke
【在 r*f 的大作中提到】
: 感觉就象,就象,就象什么呢?
: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很惬意....
【在 r*f 的大作中提到】
: 感觉就象,就象,就象什么呢?
: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很惬意....
r*f
4 楼
没当上BF,你心里酸吧.....
活该活该...
【在 m******s 的大作中提到】
: puke
活该活该...
【在 m******s 的大作中提到】
: puke
m*s
5 楼
bu suan bu suan
but so fast
BM of chemsitry is still in the air.heihei
【在 r*f 的大作中提到】
: 没当上BF,你心里酸吧.....
: 活该活该...
but so fast
BM of chemsitry is still in the air.heihei
【在 r*f 的大作中提到】
: 没当上BF,你心里酸吧.....
: 活该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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