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亲戚为什么这么烦人# Midlife - 人到中年
b*a
1 楼
“你结婚了吗”
“你生小孩了吗”
“你谈对象了没？”
“工资多少？奖金多少？”
“你找到工作了吗，考个公务员多好！”
年关将近，回到家，年轻人们总避免不了被三姑六婆大叔大婶问题轰炸，虽然内心很想
骂一句“关你屁事”，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言不由衷无奈地一一回答，只能午夜梦回仰天
长叹：“中国亲戚为什么这么讨厌！”
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是没有隐私观念。今天，我们不妨探究一下“隐私”在中国究竟
有没有存在过、又是怎么消失的。
农业时代的思维
在我们的代际关系中，隐私似乎是长辈们的“特权”。比如亲戚们会问“你今年多大了
”，这种问题不是偶然，而是在刻意强调我比你大，“你还没生孩子？最好生个男孩”
，也是提醒你，要传宗接代。
倘若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有的长辈甚至会板起面孔：“你怎么这么不尊重长辈？”、
“你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在那一瞬间，你或许会产生幻觉：大清真的亡了吗？
归根到底，问出这些问题的长辈，思维还停留在农业时代，靠土地和血缘维持熟人关系
网，个人的利益服务于宗族的利益。
在宗族观念最盛的福建南部永定、龙岩、漳平和漳州一代，散布着许多客家土楼。这种
聚居百户、共同生产劳动的防御式堡垒，目的不止是抵御外敌，更重要的是为以宗族的
名义共同占有、集体经营的方式实践和保证宗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占沙田、卖土地、经营和控制农业、商业乃至手工业，才能保证宗族在乡村经济和政治
上的统治。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50年代的调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闽西、闽北，宗族占
有的土地占50%以上，即便在经济稍落后的闽东、闽南也占到20%多。
宗族的地位如此重要，可想而知，结婚生子绝不是个人私事，关系到宗族势力的延续。
而且，很不幸，穷的小家庭相比较而言更没有隐私。
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
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
1949年以后的上海，很多弄堂里挤满了72家房客，空间非常狭窄。以著名的上海老弄堂
石库门为例，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
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石库门里，一家五口人住个10平方米
一点儿不稀罕。
弄堂窄，住户多，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你可以尽情的想象一下，夏天，你只要稍微
抬下头或者别人稍微抬下头就可以看到对面人家，今天吃的啥，穿的啥，就连你哪只手
拿筷子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一些家务，如洗涮、晾晒、烧饭等，就自然而然转移或者延伸到弄堂里去做了。对他们
来说，在弄堂里，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比如说有五六家人家共用一
个晒台，共用一个水龙头，在弄堂过道里刷马桶、洗衣服，想要隐私，实在很难。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北方。改革开放前后，北方农村的家庭房间格局有很大差别。
1980年前，常常一间屋子全家睡在大通铺上，哪有地方谈隐私，改革开放后，经济条件
改善，开始有了里屋和外屋的区别。
盖得起楼买得起房，在一定程度上是拥有个人隐私的条件之一。根据中国房地产蓝皮书
显示，1978到2003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3.6平方米增长到11.4平方米。
换句话说，隐私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消费升级”，没有大房子和自己的房间，根本无
从谈起隐私。
但相比房子的建设速度，人的观念更迭是非常落后的，因此，里屋还是外屋说话，小辈
有没有隐私，在很多50后、60后、70后眼中依然无足轻重，这就要追溯到他们生活的那
个时代，隐私是如何被彻底摧毁的。
被时代摧毁的隐私
建国后，原先盘踞在广袤农村的宗族社会遭受了打击，尤其在土改后25年里，农业生产
由生产队来组织，生产队长的地位超越了家族家长。
在东北下岬村有位叫“大狼”的村干部特别会拍马屁，被提拔为村里最高领导，成功上
位后，把自己家中一位长辈捆起来痛打了一顿，仅仅因为这位长辈抱怨在公社食堂少吃
了一顿饭。
削弱宗族力量，并不是有意将农民改造成独立的个人，相反，集体更严格地控制着个人
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而在这一时期，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渗透也是超乎想象的。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互相举报批斗。暴风雨来临，倘若家里藏着
一本书、一封信，都要提防被举报，朋友同事之间互相背叛指责、批斗殴打，父子告发
、夫妻反目、师门互斗，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和不信任。
2004年5月20日，海南琼海群良村，董业志因文革期间被多次批斗出现精神反常，被自
己96岁的父亲关押了26年 / 视觉中国
文革时期窥私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行为，私人信件、恋爱关系这类极其隐私的事情，都
需要公之于众。
文革亲历者张志梅（音译）曾经在回忆录里写道，她的学生冲着她大喊：“你个狐狸精
，快交代关系，你究竟有多少个男人！”更有甚者，会有人偷偷搜集别人的信息上报，
侵犯别人的隐私成为了一种明目张胆晋升阶级和地位的交易。
讽刺的是，这种“无私”的行为，在当时代表着对国家的忠诚。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直到19世纪上半叶，隐私只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工人
阶级的私人生活仍然受到社区力量的控制，除了权贵阶层，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同样受到
社区力量的控制。
在70年代初，东北下岬村大队给每家都装了广播喇叭，正好装在炕头上。喇叭没有开关
，无论是广播内容还是时间都由县广播站控制。村民被迫每天听大量的官方新闻、政治
宣传、干部讲话等，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在197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集体同吃同睡，一举一动都在别
人的眼中。而私人信息从心理、医学、智力、人际关系、性关系都被收集写进“档案”
中，被当地相关“单位”所掌握，定期更新。
再如婚姻自由。《婚姻法》颁布后，尽管提倡婚姻自主，其实受到社区和大队的管理。
直到1975年，这样的公社“包办婚姻”依然存在。
当时还属于汕头市的揭阳揭西县五云公社，为宣传婚事新办举行集体婚礼，由公社、生
产大队的领导出面、主持14对新人的婚礼，公社干部、大队书记、生产队长、民兵班长
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来了一千多人，公社党委、大队支书和贫下中农、妇联、
共青团等部门的代表都上台发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在集体主义的叙事下，恋爱结婚是革命行动，婚礼上的新人在公权力见证下被树立成了
《新婚姻法》的典型，双方父母沦为面目模糊的群演。这样的婚姻，万一将来想离婚，
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些运动和政策下，旧的社会等级和家庭结构被摧毁，家庭至上被集体主义所替代，
而农民们从对家庭忠诚的成员变成了“原子化”的公民，要求对国家忠诚。
正如人类学家阎云翔所言，中国在谈论“个人主义”时却忽略了个人主义最普遍、最基
本的要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计划经济的阴影
宗族衰落，集体公权力介入了农村人的生活，依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亲戚们为什么这么
讨厌。
中国人对隐私的轻视，从来没有局限在农村，城里的亲戚照样会光明正大打探你的一切
，因为他们也是在单位筒子楼、集体大院里“穿着开裆裤”长大、生活的一群人。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 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还是把成员的家庭、社会生活以
及政治管理统一到一起的空间组织。
以北京京棉二厂为例，幼儿园、托儿所、中学、浴室、食堂、单身公寓、住宅、厂房、
办公楼，从出生到死亡，一条龙服务。
公共空间（工作场所）和私人空间（住所）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下了班，隔壁邻居或
许就是你领导或者同事，彼此间什么信息都知道，因为天天在一起。
北京京棉二厂的空间性及其变化
然而，改革开放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随着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国企改革，一些工业企业单位在工业郊区化的浪潮下，厂房
与生产车间搬迁至城市外围地区，设施齐全的单位大院逐渐消失。
2016年昔日辉煌的江西南昌洪都机械厂“国企大院”，随着改革开放，日渐萧条 / 视
觉中国
再以京棉二厂为例，小学从最初的厂办小学变成市属的八里庄小学，后来成为朝阳区育
人学校 ，单位职工医院目前已转变为朝阳区医院住院部，原先的单身职工宿舍已经对
外出租，单位生活区东侧的平房，因城市道路的扩建也被夷为平地。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限制人口结构流动，分离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社会关系；80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推动了人口流动。从1982到2005年，这20年间，
中国流动人口从657万增长到1.17亿，年均增长14.5%。
人口流动，带来了观念的转变。随着生活环境的差异，70后、80后的年轻人迅速地走向
了另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
改革开放没多久，清华大学就做过一项北京大学生的人生观调查，2723名大学生想要主
动规划人生的占79.4%，年轻人露出了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意愿。
但三十年会发现后，当年的大学生又变成了如今你眼中讨厌的亲戚，他们像老一辈人一
样，继续追问着年轻人 ：找工作了没？一个月拿多少钱？有没有对象？并没有给予当
代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和自主尊重。
2014年，陕西宝鸡三岔村，村民和走访的亲友在过年期间凑在一起打麻将娱乐 / 视觉
中国
因为这波中年亲戚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他们个人意识的觉醒完全是国家政策的被动结果，比如农民公社集体化，让个体脱离于
宗族并忠诚于国家，市场经济国企改革，也是政府推动的。
中国的年轻人新获得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至上而下的影响，并不是像西方国家自我意
识的觉醒，是至下而上并为之作出牺牲的努力。换句话说，强调独立自主对于亲戚那一
代，是被逼的，他们骨子里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独立自主和隐私权利的重要性。
2014年，陕西宝鸡三岔村，全村有村民近5000人，其中一半都在外打工，过年期间才会
出现衣着光鲜的年轻人 / 视觉中国
但如今80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的一代并不一样，一出生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长大的
，面对激烈的竞争，更多强调自我的利益和权利。
类似的观念在更年轻的00后中愈发体现。2011年刚念初中的金某就到石景山八角司法所
起诉母亲偷看自己日记，侵犯隐私权。这在老一辈人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
当你再次面对亲戚们的问题轰炸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重复时代的悲剧，不要让自
己最终也成为“讨厌的亲戚”。
“你生小孩了吗”
“你谈对象了没？”
“工资多少？奖金多少？”
“你找到工作了吗，考个公务员多好！”
年关将近，回到家，年轻人们总避免不了被三姑六婆大叔大婶问题轰炸，虽然内心很想
骂一句“关你屁事”，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言不由衷无奈地一一回答，只能午夜梦回仰天
长叹：“中国亲戚为什么这么讨厌！”
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是没有隐私观念。今天，我们不妨探究一下“隐私”在中国究竟
有没有存在过、又是怎么消失的。
农业时代的思维
在我们的代际关系中，隐私似乎是长辈们的“特权”。比如亲戚们会问“你今年多大了
”，这种问题不是偶然，而是在刻意强调我比你大，“你还没生孩子？最好生个男孩”
，也是提醒你，要传宗接代。
倘若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有的长辈甚至会板起面孔：“你怎么这么不尊重长辈？”、
“你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在那一瞬间，你或许会产生幻觉：大清真的亡了吗？
归根到底，问出这些问题的长辈，思维还停留在农业时代，靠土地和血缘维持熟人关系
网，个人的利益服务于宗族的利益。
在宗族观念最盛的福建南部永定、龙岩、漳平和漳州一代，散布着许多客家土楼。这种
聚居百户、共同生产劳动的防御式堡垒，目的不止是抵御外敌，更重要的是为以宗族的
名义共同占有、集体经营的方式实践和保证宗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占沙田、卖土地、经营和控制农业、商业乃至手工业，才能保证宗族在乡村经济和政治
上的统治。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50年代的调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闽西、闽北，宗族占
有的土地占50%以上，即便在经济稍落后的闽东、闽南也占到20%多。
宗族的地位如此重要，可想而知，结婚生子绝不是个人私事，关系到宗族势力的延续。
而且，很不幸，穷的小家庭相比较而言更没有隐私。
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
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
1949年以后的上海，很多弄堂里挤满了72家房客，空间非常狭窄。以著名的上海老弄堂
石库门为例，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
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石库门里，一家五口人住个10平方米
一点儿不稀罕。
弄堂窄，住户多，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你可以尽情的想象一下，夏天，你只要稍微
抬下头或者别人稍微抬下头就可以看到对面人家，今天吃的啥，穿的啥，就连你哪只手
拿筷子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一些家务，如洗涮、晾晒、烧饭等，就自然而然转移或者延伸到弄堂里去做了。对他们
来说，在弄堂里，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比如说有五六家人家共用一
个晒台，共用一个水龙头，在弄堂过道里刷马桶、洗衣服，想要隐私，实在很难。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北方。改革开放前后，北方农村的家庭房间格局有很大差别。
1980年前，常常一间屋子全家睡在大通铺上，哪有地方谈隐私，改革开放后，经济条件
改善，开始有了里屋和外屋的区别。
盖得起楼买得起房，在一定程度上是拥有个人隐私的条件之一。根据中国房地产蓝皮书
显示，1978到2003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3.6平方米增长到11.4平方米。
换句话说，隐私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消费升级”，没有大房子和自己的房间，根本无
从谈起隐私。
但相比房子的建设速度，人的观念更迭是非常落后的，因此，里屋还是外屋说话，小辈
有没有隐私，在很多50后、60后、70后眼中依然无足轻重，这就要追溯到他们生活的那
个时代，隐私是如何被彻底摧毁的。
被时代摧毁的隐私
建国后，原先盘踞在广袤农村的宗族社会遭受了打击，尤其在土改后25年里，农业生产
由生产队来组织，生产队长的地位超越了家族家长。
在东北下岬村有位叫“大狼”的村干部特别会拍马屁，被提拔为村里最高领导，成功上
位后，把自己家中一位长辈捆起来痛打了一顿，仅仅因为这位长辈抱怨在公社食堂少吃
了一顿饭。
削弱宗族力量，并不是有意将农民改造成独立的个人，相反，集体更严格地控制着个人
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而在这一时期，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渗透也是超乎想象的。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互相举报批斗。暴风雨来临，倘若家里藏着
一本书、一封信，都要提防被举报，朋友同事之间互相背叛指责、批斗殴打，父子告发
、夫妻反目、师门互斗，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和不信任。
2004年5月20日，海南琼海群良村，董业志因文革期间被多次批斗出现精神反常，被自
己96岁的父亲关押了26年 / 视觉中国
文革时期窥私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行为，私人信件、恋爱关系这类极其隐私的事情，都
需要公之于众。
文革亲历者张志梅（音译）曾经在回忆录里写道，她的学生冲着她大喊：“你个狐狸精
，快交代关系，你究竟有多少个男人！”更有甚者，会有人偷偷搜集别人的信息上报，
侵犯别人的隐私成为了一种明目张胆晋升阶级和地位的交易。
讽刺的是，这种“无私”的行为，在当时代表着对国家的忠诚。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直到19世纪上半叶，隐私只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工人
阶级的私人生活仍然受到社区力量的控制，除了权贵阶层，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同样受到
社区力量的控制。
在70年代初，东北下岬村大队给每家都装了广播喇叭，正好装在炕头上。喇叭没有开关
，无论是广播内容还是时间都由县广播站控制。村民被迫每天听大量的官方新闻、政治
宣传、干部讲话等，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在197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集体同吃同睡，一举一动都在别
人的眼中。而私人信息从心理、医学、智力、人际关系、性关系都被收集写进“档案”
中，被当地相关“单位”所掌握，定期更新。
再如婚姻自由。《婚姻法》颁布后，尽管提倡婚姻自主，其实受到社区和大队的管理。
直到1975年，这样的公社“包办婚姻”依然存在。
当时还属于汕头市的揭阳揭西县五云公社，为宣传婚事新办举行集体婚礼，由公社、生
产大队的领导出面、主持14对新人的婚礼，公社干部、大队书记、生产队长、民兵班长
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来了一千多人，公社党委、大队支书和贫下中农、妇联、
共青团等部门的代表都上台发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在集体主义的叙事下，恋爱结婚是革命行动，婚礼上的新人在公权力见证下被树立成了
《新婚姻法》的典型，双方父母沦为面目模糊的群演。这样的婚姻，万一将来想离婚，
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些运动和政策下，旧的社会等级和家庭结构被摧毁，家庭至上被集体主义所替代，
而农民们从对家庭忠诚的成员变成了“原子化”的公民，要求对国家忠诚。
正如人类学家阎云翔所言，中国在谈论“个人主义”时却忽略了个人主义最普遍、最基
本的要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计划经济的阴影
宗族衰落，集体公权力介入了农村人的生活，依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亲戚们为什么这么
讨厌。
中国人对隐私的轻视，从来没有局限在农村，城里的亲戚照样会光明正大打探你的一切
，因为他们也是在单位筒子楼、集体大院里“穿着开裆裤”长大、生活的一群人。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 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还是把成员的家庭、社会生活以
及政治管理统一到一起的空间组织。
以北京京棉二厂为例，幼儿园、托儿所、中学、浴室、食堂、单身公寓、住宅、厂房、
办公楼，从出生到死亡，一条龙服务。
公共空间（工作场所）和私人空间（住所）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下了班，隔壁邻居或
许就是你领导或者同事，彼此间什么信息都知道，因为天天在一起。
北京京棉二厂的空间性及其变化
然而，改革开放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随着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国企改革，一些工业企业单位在工业郊区化的浪潮下，厂房
与生产车间搬迁至城市外围地区，设施齐全的单位大院逐渐消失。
2016年昔日辉煌的江西南昌洪都机械厂“国企大院”，随着改革开放，日渐萧条 / 视
觉中国
再以京棉二厂为例，小学从最初的厂办小学变成市属的八里庄小学，后来成为朝阳区育
人学校 ，单位职工医院目前已转变为朝阳区医院住院部，原先的单身职工宿舍已经对
外出租，单位生活区东侧的平房，因城市道路的扩建也被夷为平地。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限制人口结构流动，分离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社会关系；80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推动了人口流动。从1982到2005年，这20年间，
中国流动人口从657万增长到1.17亿，年均增长14.5%。
人口流动，带来了观念的转变。随着生活环境的差异，70后、80后的年轻人迅速地走向
了另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
改革开放没多久，清华大学就做过一项北京大学生的人生观调查，2723名大学生想要主
动规划人生的占79.4%，年轻人露出了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意愿。
但三十年会发现后，当年的大学生又变成了如今你眼中讨厌的亲戚，他们像老一辈人一
样，继续追问着年轻人 ：找工作了没？一个月拿多少钱？有没有对象？并没有给予当
代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和自主尊重。
2014年，陕西宝鸡三岔村，村民和走访的亲友在过年期间凑在一起打麻将娱乐 / 视觉
中国
因为这波中年亲戚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他们个人意识的觉醒完全是国家政策的被动结果，比如农民公社集体化，让个体脱离于
宗族并忠诚于国家，市场经济国企改革，也是政府推动的。
中国的年轻人新获得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至上而下的影响，并不是像西方国家自我意
识的觉醒，是至下而上并为之作出牺牲的努力。换句话说，强调独立自主对于亲戚那一
代，是被逼的，他们骨子里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独立自主和隐私权利的重要性。
2014年，陕西宝鸡三岔村，全村有村民近5000人，其中一半都在外打工，过年期间才会
出现衣着光鲜的年轻人 / 视觉中国
但如今80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的一代并不一样，一出生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长大的
，面对激烈的竞争，更多强调自我的利益和权利。
类似的观念在更年轻的00后中愈发体现。2011年刚念初中的金某就到石景山八角司法所
起诉母亲偷看自己日记，侵犯隐私权。这在老一辈人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
当你再次面对亲戚们的问题轰炸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重复时代的悲剧，不要让自
己最终也成为“讨厌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