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troller的问题# NextGeneration - 我爱宝宝
l*s
1 楼
韩流已经不似以前那么凶猛，但国人对于韩国的了解欲没有减退。《韩国人在想什么》
这套书是韩国记者李圭泰的专栏合集，通过日常生活中外国人和韩国人不同的行为，分
析韩国人的思维模式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
家庭意识全球第一
韩国语中有“人间”一词，意指“人”。从词的结构上来看，作为主体的人，要和某一
客体之间形成关系时，才能成为“人”。
“我”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只能存在于与异性、与家庭、与民族、与共同体、与国家等
众多客体的关系中。
民族不同，与某一客体的关系就会有亲疏远近之分。例如，有的民族看重与父亲的关系
，而有的民族则更看重与共同体的关系。
因此，有的民族因其风俗和先天条件，家庭优先于国家，而有的则是民族优先于家庭。
那么，我们所属的朝鲜民族最看重与哪一客体之间的关系呢？重视的程度又如何呢？这
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因为这是了解韩国人、了解历史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西方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那里的人最重视城邦这一客体。因为在地理上他们常常
面临海盗和受侵略的危险，他们的生死存亡与城邦的存亡密切相关。
较之家庭，沙漠民族更重视部族。因为游牧生活无法以家庭为单位，而必须以部族为单
位迁徙。以家庭这一规模，是无法对抗沙漠中恶劣的自然条件的，也无法抵御侵略者。
伊斯兰民族之所以对犹太人部族执着地抱有成见，正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游牧
民的缘故。
穿 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我曾见到并采访过阿富汗的库奇族牧民。在他们身上，找不
到一丝一毫所谓阿富汗国民的国家意识。他们四处游牧，全然不顾国民的一切义务 和
权利。他们从不受阿富汗法律的制约，而只执着于库奇族的律法。他们会献上自己的儿
子，作为祭祀仪式上的祭物。他们认为这是光荣的事情，并亲手将自己的子 女送上牺
牲的祭坛。在他们的价值观上，国家、家庭之重，较之部族之重，简直是九牛一毫。
韩国又怎样呢？家庭之于韩国人，可谓是重之又重。这虽然是处于季风气候民族的共同
特点，但韩国的家庭中心主义较日本和中国要更加彻底。
韩国人不会为了家庭之外的共同体而抛却私心，但在家庭之中，却懂得牺牲一己之私，
这一民族性也许是全世界中最为极端的。
历史上，为了父母、为了家庭的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牺牲被历
史评价为最高贵的牺牲。
独居的家也是“我们家”
看 似兄弟俩的两个小孩在玩放风筝。问小的那个：“这风筝是你的吗？”小的摇头说
不是。又问大的：“那这风筝是你的吧？”大的同样摇头。再问：“那这风筝是谁 的
？”两个小孩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是全体的“我们”，
不仅包括弟兄俩，因为爸爸有时也放风筝，所以也包括爸爸在内。
由此可见，在风筝的归属上，“我”被“我们”埋没了。不仅仅是作为玩具的风筝，所
有的什物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如此，所谓“我的”，所谓个人所有这一概念，韩国人是
极度缺乏的。个体埋没于集体，这是韩国人很突出的意识之一。
日本人、中国人抑或西方人，在指称父母、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的学校、社区、单位、
团体、民族、国家时，不使用表示复数的“我们”，而说“我的妈妈”、“我的家”、
“我的学校”、“我的国家”，唯独韩国人说“我们妈妈”、“我们家”、“我们学校
”、“我们国家”。
“纵然游遍美丽的宫殿，享尽富贵荣华，但是无论我在哪里，都怀念我的家……”当听
到这首 Sweet Home时， 歌中那种和美融洽的甜蜜家庭，韩国人是感受不到的，反而联
想起独自一人离群索居的孤零零的“lonely home”。也就是说，西方人听这首歌的感
怀，跟韩国人是大相径庭的。原因很简单——韩国人对歌词中的“我的家”感到陌生。
如果不翻译成“我们家”，韩国 人听歌的感受就不会有改变。
“我们”这床温暖棉被下盖着的，是韩国人的赤子之心。 寒冷的冬天，大家把脚放进
炕头的被子里，形成了共同体的纽带感。在流浪乞讨的饥寒交迫中，兴夫的老婆对全家
人说，咱们一家二十七口，还是各奔东西、各自为 生吧。兴夫却说：“要没有二十七
口子背上的暖和气，就该冻死了。”兴夫的话是对“我们”这一纽带感的准确诠释。
靠着抱团取暖，我们才能够在数千年间历经穷困、饥饿、欺侮、亡国，坚强地活下来。
其实，西方的“我的家”和韩国的“我们家”在结构上是不同的。被家务事搞得筋疲力
尽的主妇有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锁上门好好休息一天。主妇们的愿景，正说明了韩国
的房屋结构特点——没有可以将自己隔绝开来的空间，抵制个人的私密性。
换 言之，西方的房屋在结构上有着隔音的厚墙和房间门，房间门上有锁，可以提供彻
底隔绝的自我空间，而这在韩国的房屋是不允许的。韩国的房屋是所有家庭成员 的，
是“我们”的空间。当然，房间是隔开的，但这种隔断不同于西式房屋的物理上的隔断
，而不过是精神上的隔断罢了，就好像是画出一道分界线。韩国的房屋采 用纸糊的横
推门或隔扇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进出出，听得到声音，也可以随时探望。这种精神上
的隔断只针对尊重这种隔断的人，因此即便屋里只有一人，旁边的 房间空着，也总是
感觉到旁边会有人在，精神上不可能独自存在。
家是“我们”的共同 空间，由此形成了韩国人特有的“干咳文化”。这种咳嗽不是生
理上的自然现象，而是为告知自己的存在而发出的人为的咳嗽，韩国人对此驾轻就熟。
跨进屋来时干 咳，表示“我进来了”；在屋子里干咳，则表示“我在里面”。移至某
一空间时，一定要先干咳一下，发出信号。韩国人之所以有“干咳文化”，是因为空间
不是自 己独有，而是“我们”大家共有。不仅是干咳，韩国人常常自言自语也是出自
这一缘故。
例如，明明没有听众，也会说——“天气怎么搞的”、“风真冷”，或狗遭数落鸡遭撵
；明明没必要问，也一定要问上一句——“喂猪了没”、“衣服干了没”、“爷爷来了
没”。这并不是为了传达话语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而是一种进入共有空间的信号，和干
咳的性质相同。
因为韩国人的家是“我们家”，所以先得收发“我们存在”的信号。纵然有门相隔，也
必须要有一双透视的眼睛，用心灵之眼关注着旁边房间里有谁，以及正在做什么。因此
韩国人用眼说话要多于用嘴。
食文化也不例外，“我”同样埋没于“我们”之中。西方人把大容器中共有的食物倒在
各人的小盘子里，把食物变成自己的，然后再吃。而韩国人则是先将食物上桌，大家一
起夹着吃。因此摆到桌上的食物从汤水到酱料都是“我们”的。
祭拜完后，将祭拜的食物倒入盆中，做成拌饭，你一勺我一筷地吃掉，这种饮食习惯强
化了彼此之间的纽带感，也是韩国所特有。这种拌饭里一定要有供桌上供奉过的食物，
通过这一媒介，把大家族的“我们”联系起来，不仅仅是现在活着的后孙们，还包括已
经去世的祖先。
孩提时，如果没等到吃祭祀拌饭就沉沉睡去，那么母亲就会把饭留下，待第二天早上再
给我们吃。母亲这么做，饱含着母性的眷顾爱怜，她不想让年幼的子女游离在大家族的
“我们”之外。
以前的小孩子，不会随随便便摘自家院里的果子吃，哪怕是一个柿子，一颗栗子，或一
根黄瓜。如果摘了吃，就会有脱离“我们”的犯罪感，因为摘的是“我们”的东西。新
果和新谷要先供奉到祖先的祠堂，然后大家族的“我们”才能吃。
这套书是韩国记者李圭泰的专栏合集，通过日常生活中外国人和韩国人不同的行为，分
析韩国人的思维模式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
家庭意识全球第一
韩国语中有“人间”一词，意指“人”。从词的结构上来看，作为主体的人，要和某一
客体之间形成关系时，才能成为“人”。
“我”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只能存在于与异性、与家庭、与民族、与共同体、与国家等
众多客体的关系中。
民族不同，与某一客体的关系就会有亲疏远近之分。例如，有的民族看重与父亲的关系
，而有的民族则更看重与共同体的关系。
因此，有的民族因其风俗和先天条件，家庭优先于国家，而有的则是民族优先于家庭。
那么，我们所属的朝鲜民族最看重与哪一客体之间的关系呢？重视的程度又如何呢？这
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因为这是了解韩国人、了解历史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西方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那里的人最重视城邦这一客体。因为在地理上他们常常
面临海盗和受侵略的危险，他们的生死存亡与城邦的存亡密切相关。
较之家庭，沙漠民族更重视部族。因为游牧生活无法以家庭为单位，而必须以部族为单
位迁徙。以家庭这一规模，是无法对抗沙漠中恶劣的自然条件的，也无法抵御侵略者。
伊斯兰民族之所以对犹太人部族执着地抱有成见，正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游牧
民的缘故。
穿 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我曾见到并采访过阿富汗的库奇族牧民。在他们身上，找不
到一丝一毫所谓阿富汗国民的国家意识。他们四处游牧，全然不顾国民的一切义务 和
权利。他们从不受阿富汗法律的制约，而只执着于库奇族的律法。他们会献上自己的儿
子，作为祭祀仪式上的祭物。他们认为这是光荣的事情，并亲手将自己的子 女送上牺
牲的祭坛。在他们的价值观上，国家、家庭之重，较之部族之重，简直是九牛一毫。
韩国又怎样呢？家庭之于韩国人，可谓是重之又重。这虽然是处于季风气候民族的共同
特点，但韩国的家庭中心主义较日本和中国要更加彻底。
韩国人不会为了家庭之外的共同体而抛却私心，但在家庭之中，却懂得牺牲一己之私，
这一民族性也许是全世界中最为极端的。
历史上，为了父母、为了家庭的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牺牲被历
史评价为最高贵的牺牲。
独居的家也是“我们家”
看 似兄弟俩的两个小孩在玩放风筝。问小的那个：“这风筝是你的吗？”小的摇头说
不是。又问大的：“那这风筝是你的吧？”大的同样摇头。再问：“那这风筝是谁 的
？”两个小孩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是全体的“我们”，
不仅包括弟兄俩，因为爸爸有时也放风筝，所以也包括爸爸在内。
由此可见，在风筝的归属上，“我”被“我们”埋没了。不仅仅是作为玩具的风筝，所
有的什物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如此，所谓“我的”，所谓个人所有这一概念，韩国人是
极度缺乏的。个体埋没于集体，这是韩国人很突出的意识之一。
日本人、中国人抑或西方人，在指称父母、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的学校、社区、单位、
团体、民族、国家时，不使用表示复数的“我们”，而说“我的妈妈”、“我的家”、
“我的学校”、“我的国家”，唯独韩国人说“我们妈妈”、“我们家”、“我们学校
”、“我们国家”。
“纵然游遍美丽的宫殿，享尽富贵荣华，但是无论我在哪里，都怀念我的家……”当听
到这首 Sweet Home时， 歌中那种和美融洽的甜蜜家庭，韩国人是感受不到的，反而联
想起独自一人离群索居的孤零零的“lonely home”。也就是说，西方人听这首歌的感
怀，跟韩国人是大相径庭的。原因很简单——韩国人对歌词中的“我的家”感到陌生。
如果不翻译成“我们家”，韩国 人听歌的感受就不会有改变。
“我们”这床温暖棉被下盖着的，是韩国人的赤子之心。 寒冷的冬天，大家把脚放进
炕头的被子里，形成了共同体的纽带感。在流浪乞讨的饥寒交迫中，兴夫的老婆对全家
人说，咱们一家二十七口，还是各奔东西、各自为 生吧。兴夫却说：“要没有二十七
口子背上的暖和气，就该冻死了。”兴夫的话是对“我们”这一纽带感的准确诠释。
靠着抱团取暖，我们才能够在数千年间历经穷困、饥饿、欺侮、亡国，坚强地活下来。
其实，西方的“我的家”和韩国的“我们家”在结构上是不同的。被家务事搞得筋疲力
尽的主妇有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锁上门好好休息一天。主妇们的愿景，正说明了韩国
的房屋结构特点——没有可以将自己隔绝开来的空间，抵制个人的私密性。
换 言之，西方的房屋在结构上有着隔音的厚墙和房间门，房间门上有锁，可以提供彻
底隔绝的自我空间，而这在韩国的房屋是不允许的。韩国的房屋是所有家庭成员 的，
是“我们”的空间。当然，房间是隔开的，但这种隔断不同于西式房屋的物理上的隔断
，而不过是精神上的隔断罢了，就好像是画出一道分界线。韩国的房屋采 用纸糊的横
推门或隔扇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进出出，听得到声音，也可以随时探望。这种精神上
的隔断只针对尊重这种隔断的人，因此即便屋里只有一人，旁边的 房间空着，也总是
感觉到旁边会有人在，精神上不可能独自存在。
家是“我们”的共同 空间，由此形成了韩国人特有的“干咳文化”。这种咳嗽不是生
理上的自然现象，而是为告知自己的存在而发出的人为的咳嗽，韩国人对此驾轻就熟。
跨进屋来时干 咳，表示“我进来了”；在屋子里干咳，则表示“我在里面”。移至某
一空间时，一定要先干咳一下，发出信号。韩国人之所以有“干咳文化”，是因为空间
不是自 己独有，而是“我们”大家共有。不仅是干咳，韩国人常常自言自语也是出自
这一缘故。
例如，明明没有听众，也会说——“天气怎么搞的”、“风真冷”，或狗遭数落鸡遭撵
；明明没必要问，也一定要问上一句——“喂猪了没”、“衣服干了没”、“爷爷来了
没”。这并不是为了传达话语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而是一种进入共有空间的信号，和干
咳的性质相同。
因为韩国人的家是“我们家”，所以先得收发“我们存在”的信号。纵然有门相隔，也
必须要有一双透视的眼睛，用心灵之眼关注着旁边房间里有谁，以及正在做什么。因此
韩国人用眼说话要多于用嘴。
食文化也不例外，“我”同样埋没于“我们”之中。西方人把大容器中共有的食物倒在
各人的小盘子里，把食物变成自己的，然后再吃。而韩国人则是先将食物上桌，大家一
起夹着吃。因此摆到桌上的食物从汤水到酱料都是“我们”的。
祭拜完后，将祭拜的食物倒入盆中，做成拌饭，你一勺我一筷地吃掉，这种饮食习惯强
化了彼此之间的纽带感，也是韩国所特有。这种拌饭里一定要有供桌上供奉过的食物，
通过这一媒介，把大家族的“我们”联系起来，不仅仅是现在活着的后孙们，还包括已
经去世的祖先。
孩提时，如果没等到吃祭祀拌饭就沉沉睡去，那么母亲就会把饭留下，待第二天早上再
给我们吃。母亲这么做，饱含着母性的眷顾爱怜，她不想让年幼的子女游离在大家族的
“我们”之外。
以前的小孩子，不会随随便便摘自家院里的果子吃，哪怕是一个柿子，一颗栗子，或一
根黄瓜。如果摘了吃，就会有脱离“我们”的犯罪感，因为摘的是“我们”的东西。新
果和新谷要先供奉到祖先的祠堂，然后大家族的“我们”才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