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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一
多年以前，在南方。
行刑班的老兵告诉张伟：“听见枪响，你要用力推那个人，不要让他回头。人在临死前一瞬间会把看到的最后一个人留在瞳孔里，如果他走不了，就会回来找你。”
但那个一身红衣的女人还是看到了张伟，在临死前一瞬间。
那个女人的丈夫在这城市里打工，待女人发现丈夫有了情人时，情人已生下了小孩。她纵火把丈夫开的发廊点了，丈夫和小孩当场烧死，丈夫的情人烧成了重伤。
女人被判了死刑。张伟看到她时，她穿了一身红。此地的风俗是，如果人认为自己是冤死的，死时就穿红衣服。女人的鞋也是红色的高跟，在押上大卡车游街时被勒令脱了下来，于是便光着脚。她皮肤很白，年纪不大，人长得干净齐整。张伟说，她讲话很有礼貌， 一点也不像个死刑犯。从牢房里押出来直到游完街，宣判，再到刑场，她唯一的要求是：“让我照照镜子”。
这是张伟第三次执行死刑。前两次他是押解员，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他站在跪着的犯人的身后，手按住犯人的肩膀，不让他动。枪响时，他按照老兵所说的，使劲把人往前推，让他栽到泥土地上，他看见背后的枪眼汩汩流血。之后，他又看见法医从面包车上下来，把吃了一半的包子塞进白大褂的兜里，抹抹手，上前扒开犯人的眼睑检查眼底。
行刑班一共十一个人，都是身材挺拔的小伙子，最年长的不过二十四五岁。在驻地，他们平时跟其他兵一起训练，只有执行任务时才被叫出来。入选行刑班的标准除了“思想过硬”，还有就是“形象好”。因为要押着死刑犯游街给老百姓看，他们属于“军队的门面”。
枪毙一个人需要四个人：两个押解员和正副枪手。押解员站在犯人身后，保证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不出差错。枪手也是两个，因为枪毙人很少能一枪毙命。正枪手只负责开第一枪，之后由副枪手补射一到四枪，直到法医宣布：“死了”。
进入行刑班两个月后，张伟在第三次执行任务时担任副枪手。
那是中秋节前的某一天。刑场在一条河边的坡地上——在南方，到处都有水。张伟端着枪等待哨声。不远处的河水汩汩流动，就像血。但他听不见。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哨声上。哨声两短一长，听到长音时，主枪手开枪。这也是行刑班的老兵教给张伟的，在部队里没有人公开谈论或教授这些，就靠老兵讲给新兵听。空气绷着，等待哨声时大脑是空白的，张伟说他什么都没想。这是最紧张的时分。
第一声枪响过后，张伟听到了那个女人说话。“太疼了，”她喃喃地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张伟知道她是广西人，但她说的是普通话，他能听懂。法医把女人翻过来，招手要张伟过去，枪抵在左胸口，枪口斜向地面45度，补一枪，右胸再补一枪。女人的嘴在冒血，血流到土里和她的红衣上。她还没死。张伟又补了一枪。她仍然没死。女人平躺在河岸上，她的胸已经没有了，剩下两个巨大的血洞。张伟看到了她的眼睛。他端着枪，往后退了几步。法医俯身看看，说：“不能再打了，踩她的肺。”四个行刑队员面面相觑，站着没动。队长走过来问，副枪手是谁?张伟说我是，队长挥挥手，你去。
张伟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穿着迷彩鞋的脚踏在那个女人的胸口上，血迅速浸没了鞋帮。
这是1996年的中国南方。这一年张伟18岁。
张伟脱掉脚上的迷彩鞋。每次执行完任务，公安系统的领导会请行刑队员们吃一次饭，算是庆功宴。上桌前，张伟又摘掉了握枪的白手套，洗了很长时间的手，还是觉得没洗干净。桌上的行刑队员没有人吃得下饭。张伟记得那天饭后有月饼，因为，中秋节马上就到了。
那天回到驻地，张伟开始发高烧。他躺在床上，紧紧地贴着墙，冰凉坚实的墙让他觉得踏实。他在床上翻身，又翻身，戴上耳机，打开从北京带来的收音机，听那档专门放流行歌曲的叫“红茶馆”的节目。歌都是广东话的，懵懂之中他好像听懂了，又好像还是没听懂。张伟的生日在年底，其实此时他还没满十八岁。他将身体牢牢地贴在墙上。
早晨四点钟是行刑日起床的时间。行刑日之后第二天的这个时刻，高烧中的张伟惊醒，他仿佛又听见了指导员的声音。“这是命令!咱们这是替天行道!你不应该有负罪感。”指导员三十多岁，每周都请假回家看望怀孕的老婆。他的声音昂扬又坚决。“选中你，说明你优秀，这就跟让你现在上前线是一样的!”张伟还记得一天前他的心情：很兴奋，又有点害怕，难以形容。近似小时候去春游，或者马上要去见一个漂亮姑娘，但又完全不一样。在指导员的声音里他只确定了一件事：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病好后，张伟发现自己害怕一个人呆着，尤其是在四周没有墙的空地上。于是每天夜里两小时的站岗变得十分恐怖。握着枪站在高高的哨楼上，他被黑暗包围着，很远的地方传来模糊的水声。南方的秋夜，风又湿又冷又粘，有时候还会下雨。哨楼的铁门哗啦一响，张伟的心脏会瞬时惊到停跳。按照规定，站岗的哨兵枪里要先装两枚没有弹头的空弹，再装三枚实弹;在恐惧到达极点的时候，张伟便把实弹拆出来装在空弹的前面。好几次，悄悄来查岗的领导爬上哨楼，一抬头，看见张伟正举着枪，对准他的头。
张伟反复地跟领导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我真的会开枪。没人相信他。
1996到1997年，张伟一共执行了六次死刑，四次作押解员，两次副枪手。后来，他真的想回家了。
二
张伟是独生子。在北京，他父亲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初二那年张伟执意退学后，父亲无奈之下安排他去了南方。按照父亲铺设的路，张伟应该先进军队的体工队，再当兵，拿到五年兵龄后考入指挥学校，当军官。
1998年，张伟回了北京。听说行刑队的事情，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怎么能让孩子干这种事儿?我得跟谁说说。”张伟回答，你现在说有个屁用。遂不了了之。然后父亲四下托人，安排张伟参加指挥学校的考试。打靶测试时，张伟瞄准了旁边考生的靶子打，他如愿落榜。父亲咆哮了一阵，只好又花钱安排他进了一所三流大学。
大学里，张伟除了打架泡妞，就是泡妞打架。也是在那几年，他开始学习弹贝司，自己写歌，组乐队。几年下来，他成了演艺公司的签约艺人，没固定工资，公司给他安排演出，提成。挣的钱不够花的，张伟明着管父亲要，暗地里妈妈也给。
那段日子，张伟过得很颓。每天晚上十点多起床，起来除了玩音乐，就是喝酒，每每喝到早上七八点钟，酩酊大醉。酒局上吹牛逼，各路人马拿出自己好勇斗狠的经历来讲，偶尔，张伟会借着酒劲说一句：“那算个屁——哥们儿可是杀过人的人”。喧闹的酒局会猛然静一下，然后他便迎着姑娘们亮晶晶的眼睛，一路刹不住地说下去。
回到家里，他会做噩梦。南方的风与河在梦中醒了过来，散发着血腥味。第二天他便喝得更多。
那几年，张伟住在父亲一套空置的房子里，跟父母家离得很近。父母经常会用帮他收拾屋子的借口去他家里视察。有时人在外面，他会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张伟，你回来一趟”。到家一看，桌子上放着几个小塑料袋。“这里面是些什么?”——“别问了，不知道是什么你们还能问我?”后来父亲说，要不，你搬走吧。
张伟搬到了小西天一个朋友家的半地下室。妈妈帮他缴了前三个月的房租，悄悄跟他说，不行你就搬回来。张伟说不。
那个时候，张伟长期合作的歌手是何勇、陈琳、罗绮和龙宽九段，都算业内响当当的人物。他的演出价码攀升到每场三千到五千，在同龄的音乐人里算高收入。有了这点资本，他觉得自己搬出来不靠父母，一样也能活。
两周后，张伟醉驾，父亲给他买的桑塔纳2000被撞得稀烂，驾照也被吊销了。他心想，这倒好，又省一笔。
知道他搬出来住需要钱，弟兄们纷纷给他发活儿——类似于当下“中国好声音”之类的现场伴奏工作。张伟正是最狂妄的年纪和状态，看到这种邀请觉得是侮辱。某夜，他大醉后给所有的圈内朋友群发了一条短信：“你们是工人，我是STAR，我跟你们不一样，以后这种傻事少找我。”
一夜之间，张伟得罪光了所有的朋友。
恰在此时，与张伟合作多年的歌手何勇病了，这断了张伟最后一条靠演出拿钱的路。张伟忽然发现，他陷入了完全没有任何着落的境地。幸好房子是朋友的，没人催着管他要房租。他每天憋在地下室里，听歌，打游戏，偶尔出门，背着琴从小西天走到西四去排练。手机欠费停机了，别人找不到他，他也不找别人。家里的电表常常只有三五个字，除了电脑，张伟不开任何电器，“一开就全黑了。就电脑不能关，要放歌”。电表只剩一度的时候，他便出门去找熟人要个十块二十块，再去银行排队，“买十块钱的电”。
张伟住的小区门口有个小卖部，有天送盒饭的来，看到电脑上有张合影，他和一个染着黄头发的乐手站在一起。送盒饭的认为黄头发是郭峰，所以张伟必是个名人，于是每天中午给他送一个不收钱的盒饭——“蒜苗鸡蛋，再加上蒜苗肉丝”。
这是张伟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吃了三个月的蒜苗鸡蛋，他用身上最后的几块钱买了瓶二锅头，坐在街边喝光了。一夜宿醉醒来，他还在街边，背后的琴没了。有人问他：“那么大的东西，你能给丢了?”——“那天晚上，我比它大。”
那是2012年的夏天，张伟33岁。
三
当年张伟在行刑班的战友们大多数都已失散，只有很少几人还与张伟保持着联系。2013年秋天，一个战友来北京，给张伟带来一大堆螃蟹。两人吃了蟹，喝了酒，聊了过去又聊了现在。
从卡拉OK厅里走出来，喝多了的昔日战友把身体靠在张伟的肩上。这份量让他想起南方。
——“人的灵魂是有力气的，它会拎着你的体重把你往上拔。魂散了，人会马上重好几十斤。”
做押解员最难以忍受的，是要与死刑犯相处半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早晨进入牢房提犯人的时候，押解员手里预备一块大海绵按在犯人的脑袋上。“牢里的床和门窗都是铁的，要提防他们想不开，一头撞上去”。犯人站在卡车上游街，押解员手里扣着麻绳，麻绳打成特殊的活结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如果犯人乱喊乱叫，押解员用力一拉，就能让他们出不了声”。
而其他的时候，他们会象平常人一样交谈。“你多大了?”“当兵几年了?”“哪里人?”张伟没办法不回答这些问题。问完答完，套上绳子游街。然后——“他们自己有知觉，但还是会问，我今天是不是要死了?我只能回答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不是我决定的”。再然后，是宣判。“死刑——拉赴刑场立即执行!”再然后，每个人的神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的人很镇定，有的人完全崩溃，全靠两个押解员架着走。
“人压在我的肩上，瞬间沉了好多，就像一摊肉。”张伟说，老兵告诉他，这就是一个人的魂散了，“他已经走了”。
张伟押解的第一个死刑犯是他见过的最镇定的人之一。
那是一个江西人，系列抢劫杀人犯，一个人干了六个案子，一个活口没留。从宣判大会下来到刑场上，犯人跟张伟说，“我兜里还有一盒红塔山，给我来一根。”他的手绑着，张伟从他的衣兜里掏出烟盒，五根烟，一个打火机。“我留不着，你们都抽了吧。”一个死刑犯，四个行刑队员，每人点了一根。抽完烟，犯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求你个事儿——今天让哥哥痛快点。”
张伟说不清他对这个江西人的感觉。他觉得他是个好汉，又觉得这样想不应该。他不再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起码把这些事情作为谈资拿出来吹牛逼，一定是不对的。”张伟今年35岁，眉目和身材依旧保持着当年体工队的精干强壮，说到他想不清楚的事儿，眼光直愣愣的。他没有宗教信仰，也没去过西藏，但他手背上文了三个藏文单词： 自由、遗忘、永恒。
战友离开北京的那天，张伟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今后别聊以前那些事儿了，不想提。”
四
有一次父亲问张伟，你知道这十年来，你玩音乐花了多少钱吗?张伟说不知道。“两百万，平均每个月两万。”张伟说，那……还行。
2014年，张伟35岁。二锅头那一夜后，张伟主动与家人缓和了关系。六年前，妈妈去世了。现在父亲和父亲的女友住在北京近郊的小别墅，张伟和他的女友住在南城父亲的一套单元房里，只有逢年过节父子俩才会见上一面，但父亲会定期给张伟转账打钱。
张伟说，其实父亲一直对他不错，“但我们就是没法和平相处”。
张伟仍然是个乐手。现在他的乐队是几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一起攒起来的，以他排练室的地址命名——排练室在北京南二环里的一个地下室，三个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隔音设施也做得很专业，“关上门可劲儿造，没问题。”排练室同时也作为架子鼓学校对外开业。
张伟的四个乐队成员都生于七零末八零初，不喝大酒的时候，气质谦和，鞋袜整齐，看上去挺正常。正常，这正是张伟目前力求达到的状态。他们把排练时间定在上午，“就像上班族的作息”。“大酒也要少喝，以前那种生活状态，太糟糕了。”乐队的主唱喜欢窦唯，他们的曲目、唱腔和编曲都有点窦唯的空灵，总体听起来是亲和的，有礼貌的，不愤怒的。这跟张伟的外表和经历都有点反差。他摸摸头，又露出那种直愣愣的眼神：“我没有那么大怨恨，我不是愤青，抵制这个，反抗那个，要争取自由。我现在挺自由的。”
他们有一首歌叫《海边》，歌词是押韵的，里面唱到了大海、天空、青春和爱情，听起来仍然是青春期的感觉。
张伟的女朋友比他小将近十岁，偶尔会来排练室看他们排练。张伟以前的事情她不知道，“没必要让她知道。”张伟说。他说自己是个挺绝对的人。几年前，张伟把原来听了让他哭的歌全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完一首歌哭了，是挺牛逼的，但是……我现在觉得，音乐应该带来快乐……不管是什么，带来快乐最重要。”他现在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是“雷鬼”。
几天前的一次饭局，张伟的一个老朋友在，女友不在，边上还坐了几个陌生的姑娘。因为有新鲜姑娘在，朋友有点兴奋，有意无意又提起张伟在行刑队的往事，非让他讲讲。张伟觉得难受。“那几个姑娘，原来人家对我印象挺好，一听说我干过这个，人家能理我吗?别让人家觉得我心理变态。”吃完饭大家去唱卡拉OK，张伟唱了张学友和任贤齐，还是1996、1997年间流行的，“红茶馆”放过的歌。人散后，张伟自己找了个地方，独自喝到大醉才回家。
“这五六年间，当真正去想这些事的时候，”他说，“会发现当时部队做的那些洗脑的东西特管用。真的，只能这么想，也只能想这么多。”
五
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发觉张伟身上来自军队的一点点痕迹。比如他笔直的坐姿，平头，和黝黑的皮肤。而他拿酒杯灌酒的姿势就像北京街头常见的那种年轻小伙子，“愣头青”，一言不和就会摔杯子撕打起来，酒醒后又会抱头痛哭。他有那种不管不顾的气息。
张伟身上的文身有些已经褪色了。他胸口上是一片大麻叶子。虽然“早不碰了”，但他说，最爱的东西要离心近点。他笑着，有点不好意思，还有点憨。他的左臂上文着妈妈的肖像。 2008年奥运会开幕那会儿，张伟跟父亲一起参加网球俱乐部的一个双打比赛，那天晚上妈妈猝死，什么话也没留下就走了。
张伟没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而就在妈妈去世前不久，因为妈妈没给他钱，他发了好多脏话短信到妈妈的手机上。这些事他忘不了。“人死了唯一能带走的就是皮肤。我要跟我妈妈永远在一起。”肖像的旁边他又文上了仙鹤和樱花，“就算驾鹤西游吧”。
手臂上的妈妈有一双非常平静的眼睛。
张伟还记得他多年前，他参军前在北京家中度过的最后一晚。那时候他在父亲安排的重点中学里当“赞助费生”，老师和同学都瞧他不起，他便加倍捣蛋，搅得整个学校鸡犬不宁。最后校方建议他到工读学校去让警察管理管理，父母商量了很久，决定送他去当兵。出发前一晚的饭桌上，因为一件小事他又与父亲口角起来，气急中他把手里的饭碗向父亲扔去——没打中，掉到地上摔得粉碎。父亲站起来掀了桌子。
“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全家都哭了。”
第二天，张伟上了离开北京的火车。那时候的火车很慢，他记得旅程有两天那么长。他先到了湖北，然后转车，一路向南，向南，到他不认识的地方去。到南方去。
多年以前，在南方。
行刑班的老兵告诉张伟：“听见枪响，你要用力推那个人，不要让他回头。人在临死前一瞬间会把看到的最后一个人留在瞳孔里，如果他走不了，就会回来找你。”
但那个一身红衣的女人还是看到了张伟，在临死前一瞬间。
那个女人的丈夫在这城市里打工，待女人发现丈夫有了情人时，情人已生下了小孩。她纵火把丈夫开的发廊点了，丈夫和小孩当场烧死，丈夫的情人烧成了重伤。
女人被判了死刑。张伟看到她时，她穿了一身红。此地的风俗是，如果人认为自己是冤死的，死时就穿红衣服。女人的鞋也是红色的高跟，在押上大卡车游街时被勒令脱了下来，于是便光着脚。她皮肤很白，年纪不大，人长得干净齐整。张伟说，她讲话很有礼貌， 一点也不像个死刑犯。从牢房里押出来直到游完街，宣判，再到刑场，她唯一的要求是：“让我照照镜子”。
这是张伟第三次执行死刑。前两次他是押解员，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他站在跪着的犯人的身后，手按住犯人的肩膀，不让他动。枪响时，他按照老兵所说的，使劲把人往前推，让他栽到泥土地上，他看见背后的枪眼汩汩流血。之后，他又看见法医从面包车上下来，把吃了一半的包子塞进白大褂的兜里，抹抹手，上前扒开犯人的眼睑检查眼底。
行刑班一共十一个人，都是身材挺拔的小伙子，最年长的不过二十四五岁。在驻地，他们平时跟其他兵一起训练，只有执行任务时才被叫出来。入选行刑班的标准除了“思想过硬”，还有就是“形象好”。因为要押着死刑犯游街给老百姓看，他们属于“军队的门面”。
枪毙一个人需要四个人：两个押解员和正副枪手。押解员站在犯人身后，保证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不出差错。枪手也是两个，因为枪毙人很少能一枪毙命。正枪手只负责开第一枪，之后由副枪手补射一到四枪，直到法医宣布：“死了”。
进入行刑班两个月后，张伟在第三次执行任务时担任副枪手。
那是中秋节前的某一天。刑场在一条河边的坡地上——在南方，到处都有水。张伟端着枪等待哨声。不远处的河水汩汩流动，就像血。但他听不见。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哨声上。哨声两短一长，听到长音时，主枪手开枪。这也是行刑班的老兵教给张伟的，在部队里没有人公开谈论或教授这些，就靠老兵讲给新兵听。空气绷着，等待哨声时大脑是空白的，张伟说他什么都没想。这是最紧张的时分。
第一声枪响过后，张伟听到了那个女人说话。“太疼了，”她喃喃地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张伟知道她是广西人，但她说的是普通话，他能听懂。法医把女人翻过来，招手要张伟过去，枪抵在左胸口，枪口斜向地面45度，补一枪，右胸再补一枪。女人的嘴在冒血，血流到土里和她的红衣上。她还没死。张伟又补了一枪。她仍然没死。女人平躺在河岸上，她的胸已经没有了，剩下两个巨大的血洞。张伟看到了她的眼睛。他端着枪，往后退了几步。法医俯身看看，说：“不能再打了，踩她的肺。”四个行刑队员面面相觑，站着没动。队长走过来问，副枪手是谁?张伟说我是，队长挥挥手，你去。
张伟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穿着迷彩鞋的脚踏在那个女人的胸口上，血迅速浸没了鞋帮。
这是1996年的中国南方。这一年张伟18岁。
张伟脱掉脚上的迷彩鞋。每次执行完任务，公安系统的领导会请行刑队员们吃一次饭，算是庆功宴。上桌前，张伟又摘掉了握枪的白手套，洗了很长时间的手，还是觉得没洗干净。桌上的行刑队员没有人吃得下饭。张伟记得那天饭后有月饼，因为，中秋节马上就到了。
那天回到驻地，张伟开始发高烧。他躺在床上，紧紧地贴着墙，冰凉坚实的墙让他觉得踏实。他在床上翻身，又翻身，戴上耳机，打开从北京带来的收音机，听那档专门放流行歌曲的叫“红茶馆”的节目。歌都是广东话的，懵懂之中他好像听懂了，又好像还是没听懂。张伟的生日在年底，其实此时他还没满十八岁。他将身体牢牢地贴在墙上。
早晨四点钟是行刑日起床的时间。行刑日之后第二天的这个时刻，高烧中的张伟惊醒，他仿佛又听见了指导员的声音。“这是命令!咱们这是替天行道!你不应该有负罪感。”指导员三十多岁，每周都请假回家看望怀孕的老婆。他的声音昂扬又坚决。“选中你，说明你优秀，这就跟让你现在上前线是一样的!”张伟还记得一天前他的心情：很兴奋，又有点害怕，难以形容。近似小时候去春游，或者马上要去见一个漂亮姑娘，但又完全不一样。在指导员的声音里他只确定了一件事：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病好后，张伟发现自己害怕一个人呆着，尤其是在四周没有墙的空地上。于是每天夜里两小时的站岗变得十分恐怖。握着枪站在高高的哨楼上，他被黑暗包围着，很远的地方传来模糊的水声。南方的秋夜，风又湿又冷又粘，有时候还会下雨。哨楼的铁门哗啦一响，张伟的心脏会瞬时惊到停跳。按照规定，站岗的哨兵枪里要先装两枚没有弹头的空弹，再装三枚实弹;在恐惧到达极点的时候，张伟便把实弹拆出来装在空弹的前面。好几次，悄悄来查岗的领导爬上哨楼，一抬头，看见张伟正举着枪，对准他的头。
张伟反复地跟领导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我真的会开枪。没人相信他。
1996到1997年，张伟一共执行了六次死刑，四次作押解员，两次副枪手。后来，他真的想回家了。
二
张伟是独生子。在北京，他父亲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初二那年张伟执意退学后，父亲无奈之下安排他去了南方。按照父亲铺设的路，张伟应该先进军队的体工队，再当兵，拿到五年兵龄后考入指挥学校，当军官。
1998年，张伟回了北京。听说行刑队的事情，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怎么能让孩子干这种事儿?我得跟谁说说。”张伟回答，你现在说有个屁用。遂不了了之。然后父亲四下托人，安排张伟参加指挥学校的考试。打靶测试时，张伟瞄准了旁边考生的靶子打，他如愿落榜。父亲咆哮了一阵，只好又花钱安排他进了一所三流大学。
大学里，张伟除了打架泡妞，就是泡妞打架。也是在那几年，他开始学习弹贝司，自己写歌，组乐队。几年下来，他成了演艺公司的签约艺人，没固定工资，公司给他安排演出，提成。挣的钱不够花的，张伟明着管父亲要，暗地里妈妈也给。
那段日子，张伟过得很颓。每天晚上十点多起床，起来除了玩音乐，就是喝酒，每每喝到早上七八点钟，酩酊大醉。酒局上吹牛逼，各路人马拿出自己好勇斗狠的经历来讲，偶尔，张伟会借着酒劲说一句：“那算个屁——哥们儿可是杀过人的人”。喧闹的酒局会猛然静一下，然后他便迎着姑娘们亮晶晶的眼睛，一路刹不住地说下去。
回到家里，他会做噩梦。南方的风与河在梦中醒了过来，散发着血腥味。第二天他便喝得更多。
那几年，张伟住在父亲一套空置的房子里，跟父母家离得很近。父母经常会用帮他收拾屋子的借口去他家里视察。有时人在外面，他会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张伟，你回来一趟”。到家一看，桌子上放着几个小塑料袋。“这里面是些什么?”——“别问了，不知道是什么你们还能问我?”后来父亲说，要不，你搬走吧。
张伟搬到了小西天一个朋友家的半地下室。妈妈帮他缴了前三个月的房租，悄悄跟他说，不行你就搬回来。张伟说不。
那个时候，张伟长期合作的歌手是何勇、陈琳、罗绮和龙宽九段，都算业内响当当的人物。他的演出价码攀升到每场三千到五千，在同龄的音乐人里算高收入。有了这点资本，他觉得自己搬出来不靠父母，一样也能活。
两周后，张伟醉驾，父亲给他买的桑塔纳2000被撞得稀烂，驾照也被吊销了。他心想，这倒好，又省一笔。
知道他搬出来住需要钱，弟兄们纷纷给他发活儿——类似于当下“中国好声音”之类的现场伴奏工作。张伟正是最狂妄的年纪和状态，看到这种邀请觉得是侮辱。某夜，他大醉后给所有的圈内朋友群发了一条短信：“你们是工人，我是STAR，我跟你们不一样，以后这种傻事少找我。”
一夜之间，张伟得罪光了所有的朋友。
恰在此时，与张伟合作多年的歌手何勇病了，这断了张伟最后一条靠演出拿钱的路。张伟忽然发现，他陷入了完全没有任何着落的境地。幸好房子是朋友的，没人催着管他要房租。他每天憋在地下室里，听歌，打游戏，偶尔出门，背着琴从小西天走到西四去排练。手机欠费停机了，别人找不到他，他也不找别人。家里的电表常常只有三五个字，除了电脑，张伟不开任何电器，“一开就全黑了。就电脑不能关，要放歌”。电表只剩一度的时候，他便出门去找熟人要个十块二十块，再去银行排队，“买十块钱的电”。
张伟住的小区门口有个小卖部，有天送盒饭的来，看到电脑上有张合影，他和一个染着黄头发的乐手站在一起。送盒饭的认为黄头发是郭峰，所以张伟必是个名人，于是每天中午给他送一个不收钱的盒饭——“蒜苗鸡蛋，再加上蒜苗肉丝”。
这是张伟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吃了三个月的蒜苗鸡蛋，他用身上最后的几块钱买了瓶二锅头，坐在街边喝光了。一夜宿醉醒来，他还在街边，背后的琴没了。有人问他：“那么大的东西，你能给丢了?”——“那天晚上，我比它大。”
那是2012年的夏天，张伟33岁。
三
当年张伟在行刑班的战友们大多数都已失散，只有很少几人还与张伟保持着联系。2013年秋天，一个战友来北京，给张伟带来一大堆螃蟹。两人吃了蟹，喝了酒，聊了过去又聊了现在。
从卡拉OK厅里走出来，喝多了的昔日战友把身体靠在张伟的肩上。这份量让他想起南方。
——“人的灵魂是有力气的，它会拎着你的体重把你往上拔。魂散了，人会马上重好几十斤。”
做押解员最难以忍受的，是要与死刑犯相处半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早晨进入牢房提犯人的时候，押解员手里预备一块大海绵按在犯人的脑袋上。“牢里的床和门窗都是铁的，要提防他们想不开，一头撞上去”。犯人站在卡车上游街，押解员手里扣着麻绳，麻绳打成特殊的活结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如果犯人乱喊乱叫，押解员用力一拉，就能让他们出不了声”。
而其他的时候，他们会象平常人一样交谈。“你多大了?”“当兵几年了?”“哪里人?”张伟没办法不回答这些问题。问完答完，套上绳子游街。然后——“他们自己有知觉，但还是会问，我今天是不是要死了?我只能回答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不是我决定的”。再然后，是宣判。“死刑——拉赴刑场立即执行!”再然后，每个人的神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的人很镇定，有的人完全崩溃，全靠两个押解员架着走。
“人压在我的肩上，瞬间沉了好多，就像一摊肉。”张伟说，老兵告诉他，这就是一个人的魂散了，“他已经走了”。
张伟押解的第一个死刑犯是他见过的最镇定的人之一。
那是一个江西人，系列抢劫杀人犯，一个人干了六个案子，一个活口没留。从宣判大会下来到刑场上，犯人跟张伟说，“我兜里还有一盒红塔山，给我来一根。”他的手绑着，张伟从他的衣兜里掏出烟盒，五根烟，一个打火机。“我留不着，你们都抽了吧。”一个死刑犯，四个行刑队员，每人点了一根。抽完烟，犯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求你个事儿——今天让哥哥痛快点。”
张伟说不清他对这个江西人的感觉。他觉得他是个好汉，又觉得这样想不应该。他不再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起码把这些事情作为谈资拿出来吹牛逼，一定是不对的。”张伟今年35岁，眉目和身材依旧保持着当年体工队的精干强壮，说到他想不清楚的事儿，眼光直愣愣的。他没有宗教信仰，也没去过西藏，但他手背上文了三个藏文单词： 自由、遗忘、永恒。
战友离开北京的那天，张伟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今后别聊以前那些事儿了，不想提。”
四
有一次父亲问张伟，你知道这十年来，你玩音乐花了多少钱吗?张伟说不知道。“两百万，平均每个月两万。”张伟说，那……还行。
2014年，张伟35岁。二锅头那一夜后，张伟主动与家人缓和了关系。六年前，妈妈去世了。现在父亲和父亲的女友住在北京近郊的小别墅，张伟和他的女友住在南城父亲的一套单元房里，只有逢年过节父子俩才会见上一面，但父亲会定期给张伟转账打钱。
张伟说，其实父亲一直对他不错，“但我们就是没法和平相处”。
张伟仍然是个乐手。现在他的乐队是几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一起攒起来的，以他排练室的地址命名——排练室在北京南二环里的一个地下室，三个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隔音设施也做得很专业，“关上门可劲儿造，没问题。”排练室同时也作为架子鼓学校对外开业。
张伟的四个乐队成员都生于七零末八零初，不喝大酒的时候，气质谦和，鞋袜整齐，看上去挺正常。正常，这正是张伟目前力求达到的状态。他们把排练时间定在上午，“就像上班族的作息”。“大酒也要少喝，以前那种生活状态，太糟糕了。”乐队的主唱喜欢窦唯，他们的曲目、唱腔和编曲都有点窦唯的空灵，总体听起来是亲和的，有礼貌的，不愤怒的。这跟张伟的外表和经历都有点反差。他摸摸头，又露出那种直愣愣的眼神：“我没有那么大怨恨，我不是愤青，抵制这个，反抗那个，要争取自由。我现在挺自由的。”
他们有一首歌叫《海边》，歌词是押韵的，里面唱到了大海、天空、青春和爱情，听起来仍然是青春期的感觉。
张伟的女朋友比他小将近十岁，偶尔会来排练室看他们排练。张伟以前的事情她不知道，“没必要让她知道。”张伟说。他说自己是个挺绝对的人。几年前，张伟把原来听了让他哭的歌全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完一首歌哭了，是挺牛逼的，但是……我现在觉得，音乐应该带来快乐……不管是什么，带来快乐最重要。”他现在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是“雷鬼”。
几天前的一次饭局，张伟的一个老朋友在，女友不在，边上还坐了几个陌生的姑娘。因为有新鲜姑娘在，朋友有点兴奋，有意无意又提起张伟在行刑队的往事，非让他讲讲。张伟觉得难受。“那几个姑娘，原来人家对我印象挺好，一听说我干过这个，人家能理我吗?别让人家觉得我心理变态。”吃完饭大家去唱卡拉OK，张伟唱了张学友和任贤齐，还是1996、1997年间流行的，“红茶馆”放过的歌。人散后，张伟自己找了个地方，独自喝到大醉才回家。
“这五六年间，当真正去想这些事的时候，”他说，“会发现当时部队做的那些洗脑的东西特管用。真的，只能这么想，也只能想这么多。”
五
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发觉张伟身上来自军队的一点点痕迹。比如他笔直的坐姿，平头，和黝黑的皮肤。而他拿酒杯灌酒的姿势就像北京街头常见的那种年轻小伙子，“愣头青”，一言不和就会摔杯子撕打起来，酒醒后又会抱头痛哭。他有那种不管不顾的气息。
张伟身上的文身有些已经褪色了。他胸口上是一片大麻叶子。虽然“早不碰了”，但他说，最爱的东西要离心近点。他笑着，有点不好意思，还有点憨。他的左臂上文着妈妈的肖像。 2008年奥运会开幕那会儿，张伟跟父亲一起参加网球俱乐部的一个双打比赛，那天晚上妈妈猝死，什么话也没留下就走了。
张伟没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而就在妈妈去世前不久，因为妈妈没给他钱，他发了好多脏话短信到妈妈的手机上。这些事他忘不了。“人死了唯一能带走的就是皮肤。我要跟我妈妈永远在一起。”肖像的旁边他又文上了仙鹤和樱花，“就算驾鹤西游吧”。
手臂上的妈妈有一双非常平静的眼睛。
张伟还记得他多年前，他参军前在北京家中度过的最后一晚。那时候他在父亲安排的重点中学里当“赞助费生”，老师和同学都瞧他不起，他便加倍捣蛋，搅得整个学校鸡犬不宁。最后校方建议他到工读学校去让警察管理管理，父母商量了很久，决定送他去当兵。出发前一晚的饭桌上，因为一件小事他又与父亲口角起来，气急中他把手里的饭碗向父亲扔去——没打中，掉到地上摔得粉碎。父亲站起来掀了桌子。
“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全家都哭了。”
第二天，张伟上了离开北京的火车。那时候的火车很慢，他记得旅程有两天那么长。他先到了湖北，然后转车，一路向南，向南，到他不认识的地方去。到南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