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 张文举：基督教近代入华作用及性质之再认识# Reader - 书香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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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举：基督教近代入华作用及性质之再认识
时间:2010-10-08 11:37 作者:张文举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53次
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
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
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
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
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
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与思考的愿望。
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
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
一百二十六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1](P74)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
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36.6万多人，差会达
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
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
人。[2]（P427）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
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
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
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3]（P117-
118）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
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
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4]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
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
学校学生总数不到一万七千人。[1]（P74）到1918 年，教会学校约一万三千所，学生
总数约三十五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一万五千所，学生共约八十万名
。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一百万名，其中大学生约八千名，中学
生约九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
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一万二千多所，学生约二十五万名
；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所，学生共约一百六十三万名，与教会学校
的比例学校是五比一，学生是六比一,[5]（P333、336、337、334）由此可见教会教育
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
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
，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 80%。[1]（P74）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
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五所，而基督教
会所办大学，则有十六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
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
[5]（P334-336）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
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一九三六年的调查，美国教
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14.7%，教育方
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 47%。”[6]（P78）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
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
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
现在又都没有了。”[7]（P220）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
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
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
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8] （P162）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
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一名病人在四十所医院和
诊所接受过治疗；三十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二百万病人在二百五十所教会医院和诊
所接受治疗。”[9]（P618）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一八三五年开始，一直到
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二万五千张病床，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
年约有四百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5]（P283）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
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
到一九零一年八月十五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
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七十四万人次，住院病人达四万人次，曾为四万九
千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三十四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一百五十名西医人才等
。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5]（P282）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
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
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
传教士所为；[9]（P619）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
。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
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
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
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
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
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8]（P163）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一
百二十九篇译文，其中有五十七篇自然科学，四十八篇应用科学，十四篇陆海军科学，
十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9]（
P623）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
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
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
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10] （P60）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
[11]（P296）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
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
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
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
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
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
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
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9]（P632-633）辛亥革命时
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
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
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
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
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
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
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5]（P285）尤其女婴。
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
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
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
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
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
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
婴堂、孤儿院。[5]（P285）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
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
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
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
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
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
从良。[3]（P123）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
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
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
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
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
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
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
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3]（P127-128）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
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
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
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
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
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
，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
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
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
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
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
当
时间:2010-10-08 11:37 作者:张文举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53次
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
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
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
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
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
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与思考的愿望。
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
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
一百二十六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1](P74)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
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36.6万多人，差会达
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
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
人。[2]（P427）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
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
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
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3]（P117-
118）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
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
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4]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
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
学校学生总数不到一万七千人。[1]（P74）到1918 年，教会学校约一万三千所，学生
总数约三十五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一万五千所，学生共约八十万名
。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一百万名，其中大学生约八千名，中学
生约九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
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一万二千多所，学生约二十五万名
；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所，学生共约一百六十三万名，与教会学校
的比例学校是五比一，学生是六比一,[5]（P333、336、337、334）由此可见教会教育
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
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
，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 80%。[1]（P74）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
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五所，而基督教
会所办大学，则有十六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
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
[5]（P334-336）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
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一九三六年的调查，美国教
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14.7%，教育方
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 47%。”[6]（P78）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
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
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
现在又都没有了。”[7]（P220）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
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
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
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8] （P162）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
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一名病人在四十所医院和
诊所接受过治疗；三十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二百万病人在二百五十所教会医院和诊
所接受治疗。”[9]（P618）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一八三五年开始，一直到
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二万五千张病床，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
年约有四百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5]（P283）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
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
到一九零一年八月十五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
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七十四万人次，住院病人达四万人次，曾为四万九
千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三十四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一百五十名西医人才等
。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5]（P282）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
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
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
传教士所为；[9]（P619）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
。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
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
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
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
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
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8]（P163）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一
百二十九篇译文，其中有五十七篇自然科学，四十八篇应用科学，十四篇陆海军科学，
十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9]（
P623）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
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
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
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10] （P60）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
[11]（P296）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
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
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
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
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
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
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
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9]（P632-633）辛亥革命时
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
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
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
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
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
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
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5]（P285）尤其女婴。
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
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
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
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
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
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
婴堂、孤儿院。[5]（P285）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
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
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
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
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
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
从良。[3]（P123）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
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
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
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
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
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
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
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3]（P127-128）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
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
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
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
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
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
，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
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
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
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
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