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争（3）# Reader - 书香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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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夏志清对刘再复的回应，是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已经流露出来的批评观点的延
续。虽然夏志清一再说自己的小说史坚持自己的批评方式，以作家作品为依托，以西方
的文学审美观点为标准。并挖掘除了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路翎、张天翼等人
，但是，在肯定这些作家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他也否定了鲁迅、矛盾、郭沫若、丁玲、
赵树理等人的成绩。他在政治上的反共立场，还是顽强的渗透进他的文学批评标准中去
。在挖掘出一批作家的同时又把另一批作家进行了“掩埋”。刘再复指出，作家有选择
政治立场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场而抹煞其作品，这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批评。他进
一步指出，他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赤地之恋》的批评，并不是批评他们的“拥
共”与“反共”的政治立场，而是批评他们与描述对象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进行关照，
却用政治眼光取代审美眼光，从而发生审美主体失落的悲剧。而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
并非作家成败的宿命。他批评夏志清对丁玲和鲁迅的评价，都是一种“共产宿命论”，
谁与共产主义思潮靠近，谁一定是失败的作家。
对于张爱玲与鲁迅。刘再复提出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的问题。他说，衡量一部作品的价
值，不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内涵与灵魂深度。鲁迅从发表《狂人日记》
到去世为止，在大约二十年的写作期间，始终投入对民族灵魂的研究与治疗。他的作品
，从头一篇到最后一篇，其精神探索过程从未中断过，其反叛绝望的韧性精神从未失败
过。也就是说，他的天才从未夭折过。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大型转
折时代苦闷的综合与苦闷的总象征。其精神的重量与精神内涵的深广，无人可比，也完
全不是张爱玲可以比拟的。他认为，张爱玲作品与鲁迅作品的精神广度相比，不是存在
着一般的距离，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不是契科夫与普宁的距离，而是托尔斯泰与
普宁的距离。普宁的作品有贵族气，有文采，典雅而带哲学感和沧桑感，但其精神内涵
和思想深度远不及托尔斯泰。
刘再复最后指出，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体框架是“共产作家”与“非共
产作家”的分野与对立。《小说史》对“非共产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词；而对
“共产作家”则用非文学评论语言进行嘲弄和贬抑，完全用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
种偏见与简单化的批评，是上个世纪两极化对立的冷战思维方式在文学研究中的投影，
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代的风气。如果说，那个年代大陆的现代小说史教科书太政治意识
形态化，以至于活埋了非左翼阵营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那么夏志清先生
则从另一个方向也同样太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至于从另一个方向活埋了那些在政治上同
情“共产”和属于“共产”的作家。这都是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史上写作的牵
强和主宰。“审美法庭”的背后都是“政治法庭”，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深层是政治批
评，这是当时两岸文坛共犯的时代病。
续。虽然夏志清一再说自己的小说史坚持自己的批评方式，以作家作品为依托，以西方
的文学审美观点为标准。并挖掘除了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路翎、张天翼等人
，但是，在肯定这些作家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他也否定了鲁迅、矛盾、郭沫若、丁玲、
赵树理等人的成绩。他在政治上的反共立场，还是顽强的渗透进他的文学批评标准中去
。在挖掘出一批作家的同时又把另一批作家进行了“掩埋”。刘再复指出，作家有选择
政治立场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场而抹煞其作品，这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批评。他进
一步指出，他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赤地之恋》的批评，并不是批评他们的“拥
共”与“反共”的政治立场，而是批评他们与描述对象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进行关照，
却用政治眼光取代审美眼光，从而发生审美主体失落的悲剧。而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
并非作家成败的宿命。他批评夏志清对丁玲和鲁迅的评价，都是一种“共产宿命论”，
谁与共产主义思潮靠近，谁一定是失败的作家。
对于张爱玲与鲁迅。刘再复提出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的问题。他说，衡量一部作品的价
值，不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内涵与灵魂深度。鲁迅从发表《狂人日记》
到去世为止，在大约二十年的写作期间，始终投入对民族灵魂的研究与治疗。他的作品
，从头一篇到最后一篇，其精神探索过程从未中断过，其反叛绝望的韧性精神从未失败
过。也就是说，他的天才从未夭折过。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大型转
折时代苦闷的综合与苦闷的总象征。其精神的重量与精神内涵的深广，无人可比，也完
全不是张爱玲可以比拟的。他认为，张爱玲作品与鲁迅作品的精神广度相比，不是存在
着一般的距离，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不是契科夫与普宁的距离，而是托尔斯泰与
普宁的距离。普宁的作品有贵族气，有文采，典雅而带哲学感和沧桑感，但其精神内涵
和思想深度远不及托尔斯泰。
刘再复最后指出，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体框架是“共产作家”与“非共
产作家”的分野与对立。《小说史》对“非共产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词；而对
“共产作家”则用非文学评论语言进行嘲弄和贬抑，完全用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
种偏见与简单化的批评，是上个世纪两极化对立的冷战思维方式在文学研究中的投影，
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代的风气。如果说，那个年代大陆的现代小说史教科书太政治意识
形态化，以至于活埋了非左翼阵营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那么夏志清先生
则从另一个方向也同样太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至于从另一个方向活埋了那些在政治上同
情“共产”和属于“共产”的作家。这都是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史上写作的牵
强和主宰。“审美法庭”的背后都是“政治法庭”，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深层是政治批
评，这是当时两岸文坛共犯的时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