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萨拉•杜吉德: 我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教授#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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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教授
采访者：英国《金融时报》 萨拉•杜吉德
我8个月开始识字，到两岁时，已经读过了《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我的
父母觉得这有点奇怪，但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可供比较，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奇怪。
在纽约诺斯波特的学前班，我迅速超过了所有人。7岁时，我进入中学上课，但所有社
交活动仍是与同龄的孩子们一起。但当我9岁时，公立学校管理部门表示，我必须与16
岁的孩子一起就读全日制中学。我不想那样，因为那里有些人总是欺负我，当他们叫我
“百事通”并试图抢我的作业，那种场面十分可怕。
我的父母试图给我找到另一所学校，但最后，由于我过于“超前”，唯一与我水平相当
的学校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招生的人说，如果我认为自己能行，那么我就可以入学，但前提是我妈妈要陪读。
因此，10岁的我开始攻读应用数学学士学位。开学第一天我害怕极了，但我也非常兴奋
地发现，自己要上第一节真正的物理课了。多数老师都不错，但有一两位不喜欢我。一
位教授说，我的学习成绩和其他男同学一样好，这并不意味着我这个人就跟他们一样好
。但同学们很支持我，我的父母也一直确保让我拥有一群同龄的朋友；他们不希望我变
成一个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14岁那年我毕业了，并享有一项最高荣誉——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我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我认为，自己不会就此满足。随后我进入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17岁时，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科学界的幻想破灭了。我看到了不良行为，并意识到，一些教
授的动机并非出于对科学的热爱。我与自己的博士学位导师翻了脸。我对德雷塞尔大学
提起了民事诉讼，此案现在已进入有约束力的私下仲裁程序。
我认为，导师利用我的创意申请经费和专利，并享受相应的荣誉。他对此予以否认，并
指责我窃取了他的成果。尽管这所大学排除了我剽窃的嫌疑，但仍拒绝授予我博士学位。
在我满心希望获得博士学位时，我在首尔建国大学(Konkuk university)申请了一个教
授先进的聚变技术的职位。当我获聘时，尚未年满19岁，因此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Guinness World Records)。
在韩国，我被当作一个小名人。不管我走在校园的哪个角落，人们都对我行注目礼，还
有人邀请我与十来岁的年轻人进行启发性的交谈。但我没有续约：这一年过得很棒，但
我想回家了。
我现在仍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我对此感到气愤和失望。我一直如此努力，但我的研究
成果最终却无影无踪。
希望总是会存在，但我在德雷塞尔大学的经历毁了我。如果有大学给我机会完成学业，
我会抓住机会。但作为一个曾将之前就读的大学告上法庭的人，许多大学都害怕与我接
触。
眼下，我进入了一所法学院，准备成为一名律师。我希望将法律和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
，这样我就能保护人们从事研究的权利。
重返校园让我感觉有些奇怪：我今年21岁，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与其他学生同龄。
译者/梁艳裳
采访者：英国《金融时报》 萨拉•杜吉德
我8个月开始识字，到两岁时，已经读过了《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我的
父母觉得这有点奇怪，但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可供比较，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奇怪。
在纽约诺斯波特的学前班，我迅速超过了所有人。7岁时，我进入中学上课，但所有社
交活动仍是与同龄的孩子们一起。但当我9岁时，公立学校管理部门表示，我必须与16
岁的孩子一起就读全日制中学。我不想那样，因为那里有些人总是欺负我，当他们叫我
“百事通”并试图抢我的作业，那种场面十分可怕。
我的父母试图给我找到另一所学校，但最后，由于我过于“超前”，唯一与我水平相当
的学校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招生的人说，如果我认为自己能行，那么我就可以入学，但前提是我妈妈要陪读。
因此，10岁的我开始攻读应用数学学士学位。开学第一天我害怕极了，但我也非常兴奋
地发现，自己要上第一节真正的物理课了。多数老师都不错，但有一两位不喜欢我。一
位教授说，我的学习成绩和其他男同学一样好，这并不意味着我这个人就跟他们一样好
。但同学们很支持我，我的父母也一直确保让我拥有一群同龄的朋友；他们不希望我变
成一个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14岁那年我毕业了，并享有一项最高荣誉——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我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我认为，自己不会就此满足。随后我进入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17岁时，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科学界的幻想破灭了。我看到了不良行为，并意识到，一些教
授的动机并非出于对科学的热爱。我与自己的博士学位导师翻了脸。我对德雷塞尔大学
提起了民事诉讼，此案现在已进入有约束力的私下仲裁程序。
我认为，导师利用我的创意申请经费和专利，并享受相应的荣誉。他对此予以否认，并
指责我窃取了他的成果。尽管这所大学排除了我剽窃的嫌疑，但仍拒绝授予我博士学位。
在我满心希望获得博士学位时，我在首尔建国大学(Konkuk university)申请了一个教
授先进的聚变技术的职位。当我获聘时，尚未年满19岁，因此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Guinness World Records)。
在韩国，我被当作一个小名人。不管我走在校园的哪个角落，人们都对我行注目礼，还
有人邀请我与十来岁的年轻人进行启发性的交谈。但我没有续约：这一年过得很棒，但
我想回家了。
我现在仍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我对此感到气愤和失望。我一直如此努力，但我的研究
成果最终却无影无踪。
希望总是会存在，但我在德雷塞尔大学的经历毁了我。如果有大学给我机会完成学业，
我会抓住机会。但作为一个曾将之前就读的大学告上法庭的人，许多大学都害怕与我接
触。
眼下，我进入了一所法学院，准备成为一名律师。我希望将法律和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
，这样我就能保护人们从事研究的权利。
重返校园让我感觉有些奇怪：我今年21岁，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与其他学生同龄。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