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教育的策略zt# Returnee - 海归
B*D
1 楼
装载自水母
结合你前几天有个关于信息来源在于汉学界的帖子，我想展开说一说。
欧洲和美国最初对于中国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传教士。传教士到中国来搜集情报的目的
就非常明确，就是异教徒的一切都是它感兴趣的，所以他在搜集的过程中，就非常注重
以后传教和宗教征服的问题。这个是千万不能忘记的，即他们研究我们，从一开始就不
是为了迎合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所需要的“它者”的建构，而是为了
征服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西方学界还对耶稣会士和方济各会对于拜上帝和拜祖兼举的
争论结果还惋惜不已。这种惋惜恰恰说明他们是很有进攻性的。
至于对美国要小心，看到这个问题，就觉得beep情何以堪啊。哈哈。
要说明这个问题，要从美国的教育体制、人才博弈机制、汉学界的导向以及信息收集机
理等角度来看待。简单地拒绝或者迎合都是可能有失慎重。
美国的教育体制，简单地概括，是精英式教育和大众的垃圾式教育混合体。常青藤和社
区教育的差异不是百步和五十步的问题。这种体制注定了美国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教育体
制选拔足够多的后备人才来维持它的科技和竞争力，事实上，它把大量的奖学金给亚非
拉的留学生，就是这种教育体制和国内二元分立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本和代价。当然，从
美国的精英层来说，这种体制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通过这种教育体制把国内潜在的竞争
者排挤掉，然后以种族的名义把国外的优秀留美分子排斥在精英-决策层之外。所以，它
大规模地给亚非拉以非常高额的人才补贴政策，不见得是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而是和
国内的人才-统治模式息息相关的。
同理的，美国的社科人才博弈 机制，跟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两码事。美国的行会、小
团体、协会的利益主体是占据主流位置的，它的社科人才，往往直接代表某一协会或者
行会的利益，这点在经济学界最为明显。这种多头式的人才分布决定了它的政策制定，
充满了“集体博弈”的结晶。我们以往对于这种集体博弈是多持肯定的态度的。例如刘
瑜的民主的细节，对于一个政策能有那么多不同利益群体来代表自己说话，她觉得很民
主很给力。事实上，这种博弈模式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1，没有另
外一个跟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否则，这种多头利益模式很容易被收买、瓦解和分化。
2，多头博弈的结果始终与美国的长远利益保持一致。这两个前提条件能够保持，是美国
这套博弈和行驶机制能够永葆青春和吸引力的必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至于美国的汉学界呢，我觉得情况很复杂。例如费正清和胡适一直不和这个事实，说明
汉学界的价值取向并非是以理念为敌我区分的界限。原来有句话说，欧洲的汉学界重在
考据，美国的汉学界重在模型。这句话大致不错，当然，如果以这句话为基点，我们也
可以得出美国汉学界重在提供政策和事件应对的工具模型和信息分析。我不知道这么说
对不对，不过，美国汉学界近十几年来的使命和对中国的客观影响，我用一句话来概括
，相信自己不会错的离谱，即以华裔学者为代表的文化传教士，以学术名义进行的民主
福音的隐性传递，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我读本科、硕士开始的那几年，从列文森、
孔飞力、史华慈到余英时、李欧梵等人在文科学生心目中的影响力，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人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使命，而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撞和思考当中，无疑都接受了民
主-国家观念优先于集体-帝国观念，并且以此为主导，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这就
好比你说内藤湖南等京都学派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去张本，肯定很多人是不接受的，但是
，内藤湖南对东亚史和宋明史的研究，其结论的确和日本作为亚洲之星的上升这种氛围
息息相关。就好比beep研究的大同，最为深入地研究大同以及做城市规划的，是日本学
者，这主要是大同的建城是一个少数民族（拓跋氏）开始征服中原的起点，作为二战时
期的日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和通过大同来塑造某种历史重现的圣神感，那是支撑
一个学者进行客观研究的基本情感基础，那是很自然的。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要说明一下，美国汉学界近十数年来对于中国学术界的传教士
的影响力，也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宗教势力在解放后被肃清的差不多有关系。相反，
如果你去研究一下台独运动当中，长老会（或者翻译成美生会，mansion）与台独千丝万
缕的联系，就不能不说，wsy448认为对美国宗教要警惕，那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至于美国汉学界的信息搜集机制问题，我觉得wsy君说的很对，中国的信息冗余量很
多，美国以政策制定为导向的信息分析工具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制定出长期施行的对华战
略。我们要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弱国，能和美国这么强国保持没有正面的大规模
冲突，不是因为我们强，而是因为美国不知道怎么办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国际战略，
从来没有把中国置于问题的中心，这是中国的幸运。
回过头来，跟日本热衷于搜集中国信息并加以储备不同，中国有再多的留学生为了
美国的奖学金研究中国，其成果不见得能为美国所利用，或者说，这种模式更多地和美
国的教育体制有关。进一步言，这种美国培养出来的人才模式，反而在不远的将来能为
中国所用，这是考虑到中国以下的事实：
中国国内的人才培养模式（待遇和科研经费）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吸收一流人才搞什
么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情研究。国内特有的占山头人才模式（规模太小，排斥性
太强，特讲师承），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深厚的国外研究人才储备队伍。随着中国海
外经营的日渐深入，这种人才瓶颈就愈发明显，也就越来越需要美国、欧洲培养的社科
高端人才为我们的海外战略服务。
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美国的信息搜集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有区别，有差
异地对待。凡是和宗教有关的，以禁止或者多设立壁垒为主；而与美国汉学界有关的，
要多展开学术交流和多向的学术批评，不能像10几年那样图新鲜，连中国近代史专业招
人都看是否东亚系毕业。与美国社科界 有关的，不必过分拘泥与眼前的利益格局，多交
流，放心、大胆地鼓励我们的社科人才走出去。
结合你前几天有个关于信息来源在于汉学界的帖子，我想展开说一说。
欧洲和美国最初对于中国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传教士。传教士到中国来搜集情报的目的
就非常明确，就是异教徒的一切都是它感兴趣的，所以他在搜集的过程中，就非常注重
以后传教和宗教征服的问题。这个是千万不能忘记的，即他们研究我们，从一开始就不
是为了迎合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所需要的“它者”的建构，而是为了
征服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西方学界还对耶稣会士和方济各会对于拜上帝和拜祖兼举的
争论结果还惋惜不已。这种惋惜恰恰说明他们是很有进攻性的。
至于对美国要小心，看到这个问题，就觉得beep情何以堪啊。哈哈。
要说明这个问题，要从美国的教育体制、人才博弈机制、汉学界的导向以及信息收集机
理等角度来看待。简单地拒绝或者迎合都是可能有失慎重。
美国的教育体制，简单地概括，是精英式教育和大众的垃圾式教育混合体。常青藤和社
区教育的差异不是百步和五十步的问题。这种体制注定了美国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教育体
制选拔足够多的后备人才来维持它的科技和竞争力，事实上，它把大量的奖学金给亚非
拉的留学生，就是这种教育体制和国内二元分立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本和代价。当然，从
美国的精英层来说，这种体制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通过这种教育体制把国内潜在的竞争
者排挤掉，然后以种族的名义把国外的优秀留美分子排斥在精英-决策层之外。所以，它
大规模地给亚非拉以非常高额的人才补贴政策，不见得是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而是和
国内的人才-统治模式息息相关的。
同理的，美国的社科人才博弈 机制，跟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两码事。美国的行会、小
团体、协会的利益主体是占据主流位置的，它的社科人才，往往直接代表某一协会或者
行会的利益，这点在经济学界最为明显。这种多头式的人才分布决定了它的政策制定，
充满了“集体博弈”的结晶。我们以往对于这种集体博弈是多持肯定的态度的。例如刘
瑜的民主的细节，对于一个政策能有那么多不同利益群体来代表自己说话，她觉得很民
主很给力。事实上，这种博弈模式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1，没有另
外一个跟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否则，这种多头利益模式很容易被收买、瓦解和分化。
2，多头博弈的结果始终与美国的长远利益保持一致。这两个前提条件能够保持，是美国
这套博弈和行驶机制能够永葆青春和吸引力的必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至于美国的汉学界呢，我觉得情况很复杂。例如费正清和胡适一直不和这个事实，说明
汉学界的价值取向并非是以理念为敌我区分的界限。原来有句话说，欧洲的汉学界重在
考据，美国的汉学界重在模型。这句话大致不错，当然，如果以这句话为基点，我们也
可以得出美国汉学界重在提供政策和事件应对的工具模型和信息分析。我不知道这么说
对不对，不过，美国汉学界近十几年来的使命和对中国的客观影响，我用一句话来概括
，相信自己不会错的离谱，即以华裔学者为代表的文化传教士，以学术名义进行的民主
福音的隐性传递，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我读本科、硕士开始的那几年，从列文森、
孔飞力、史华慈到余英时、李欧梵等人在文科学生心目中的影响力，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人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使命，而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撞和思考当中，无疑都接受了民
主-国家观念优先于集体-帝国观念，并且以此为主导，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这就
好比你说内藤湖南等京都学派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去张本，肯定很多人是不接受的，但是
，内藤湖南对东亚史和宋明史的研究，其结论的确和日本作为亚洲之星的上升这种氛围
息息相关。就好比beep研究的大同，最为深入地研究大同以及做城市规划的，是日本学
者，这主要是大同的建城是一个少数民族（拓跋氏）开始征服中原的起点，作为二战时
期的日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和通过大同来塑造某种历史重现的圣神感，那是支撑
一个学者进行客观研究的基本情感基础，那是很自然的。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要说明一下，美国汉学界近十数年来对于中国学术界的传教士
的影响力，也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宗教势力在解放后被肃清的差不多有关系。相反，
如果你去研究一下台独运动当中，长老会（或者翻译成美生会，mansion）与台独千丝万
缕的联系，就不能不说，wsy448认为对美国宗教要警惕，那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至于美国汉学界的信息搜集机制问题，我觉得wsy君说的很对，中国的信息冗余量很
多，美国以政策制定为导向的信息分析工具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制定出长期施行的对华战
略。我们要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弱国，能和美国这么强国保持没有正面的大规模
冲突，不是因为我们强，而是因为美国不知道怎么办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国际战略，
从来没有把中国置于问题的中心，这是中国的幸运。
回过头来，跟日本热衷于搜集中国信息并加以储备不同，中国有再多的留学生为了
美国的奖学金研究中国，其成果不见得能为美国所利用，或者说，这种模式更多地和美
国的教育体制有关。进一步言，这种美国培养出来的人才模式，反而在不远的将来能为
中国所用，这是考虑到中国以下的事实：
中国国内的人才培养模式（待遇和科研经费）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吸收一流人才搞什
么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情研究。国内特有的占山头人才模式（规模太小，排斥性
太强，特讲师承），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深厚的国外研究人才储备队伍。随着中国海
外经营的日渐深入，这种人才瓶颈就愈发明显，也就越来越需要美国、欧洲培养的社科
高端人才为我们的海外战略服务。
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美国的信息搜集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有区别，有差
异地对待。凡是和宗教有关的，以禁止或者多设立壁垒为主；而与美国汉学界有关的，
要多展开学术交流和多向的学术批评，不能像10几年那样图新鲜，连中国近代史专业招
人都看是否东亚系毕业。与美国社科界 有关的，不必过分拘泥与眼前的利益格局，多交
流，放心、大胆地鼓励我们的社科人才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