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子女考不了北京高考 穷孩子也只有美国这一条路 ZZ#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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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40万流动子女考不了北京高考 穷人孩子只有美国这一条路 ZZ
章冬翠是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现在是北京“好妈妈”协会的会长。她的主要工作就
是帮流动人口维权给他们的子女联系就读的学校。如果访客第一次来，她一般都会笑呵
呵地站在地安门商场对面的方砖厂胡同口亲自迎接。
“丁旋估计等不到流动子女可在北京高考的那一天了。她正在准备5月份的托福考试和
香港的SAT（相当于美国的高考）。北京的高考考不了，温州老家又没有学籍，只有美
国这一条路了。”丁旋是她的女儿，今年16岁，正在北京“借读”高二。官方数据显示
，像丁旋一样，仅北京市中小学借读的非京籍流动人员子女就有四十余万。
过方砖厂胡同转辛安里胡同，是章冬翠的家。十平方米的平房放着两张搬床，这是一家
三口的卧室。家里最贵重的电器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复印机和一台海信电视。墙外
是临时搭建的5平方米的客厅，紧挨客厅的是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的厨房。
“只听说富人把孩子送海外留学，哪有穷人也送孩子出去的，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章冬翠无奈地笑，带着些许自嘲。
26 年前，江南小镇女教师章冬翠带着校长的介绍信孤身北上。当年的她怎么也不会想
到，有一天会在这个城市落地生根。她希冀有一天能为镇上无辜被打的9位教师讨回公
道，其中也包括她自己：她被打成脑震荡，卧床几个月。她至今保存着的当年整版披露
此事的那份《浙江教育报》已经发黄，可她的事情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几年上访无望后，她决定先找份安稳的工作，之后她和做食品机械生意的老乡老丁结婚
。2005年，她开始关注北京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调查。
“我很穷，丈夫老丁和女儿丁旋是我唯一的财富。”在丈夫和女儿的支持下，2008年年
末，章冬翠数易其稿，推出了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旋
即在社会上引起关注，也掀起了一轮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大讨论。
2010年5月份，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随后北
京各区陆续表态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外地子女就此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
受义务教育。
“面对外地孩子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其间经历的艰难至今仍让章冬翠不胜
唏嘘，“即使丁旋最后去了美国，我仍将继续努力，为其他非京籍孩子争取高考权。”
“三好生”
2000年，不满6岁的丁旋被章冬翠带到了北京。
“小丁旋从小就表现出跟平常孩子不一般的天赋，古诗大人教一遍，她就能背下来。”
章冬翠每次回温州老家，都教丁旋学说普通话，她很早就立志要让丁旋进北京最好的小
学，将来做个北京孩子。
没料到，她找了几家学校都吃了闭门羹。后来，章冬翠求助温州籍在京官员帮忙后，才
找到了当时的东城区帽儿胡同小学，章冬翠为此还拼凑了5000块钱借读费。
丁旋像其他北京孩子一样快乐地学习。四年级后，丁旋开始展露学习上的天赋，各科成
绩稳居第一，年年做班长兼班级中队委，还兼顾着学校广播室和小电视台，每天忙得挺
充实。
丁旋回忆，“五年级我想竞选大队长，班主任说我任班长和中队长比较忙，我就退了。
”六年级，班主任再次这样劝丁旋，章冬翠到学校请求老师给丁旋一次机会，丁旋顺利
竞选成功，辞了班长做起了大队长。
班主任事后一脸的不高兴，这让章冬翠大为不解。后来经其他的家长提醒，章冬翠才明
白丁旋可能占了其他同学的“推优”名额。“我四五年级连续两年获得东城区 ‘三好
学生’，六年级因‘体育成绩不合格’而没有获得，从而失去了评选北京市‘三好学生
’的机会。”同学跟丁旋说，如果丁旋三次获得区“三好生”，就有机会获得市“三好
”，但没有北京户籍，不能推荐重点中学，这样将浪费学校的一个名额。
升初中时，章冬翠求遍在北京的各种关系，跑了十几家学校，缴齐了借读费和赞助费，
丁旋才得以继续留在北京读书。“我告诉丁旋，你要用你的努力来证明你自己并不比北
京孩子差。”
这个16岁的高二女孩，在过去的11年里，几乎取得了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能够获得的所有
荣誉：2008年，北京市中小学航天征文竞赛一等奖；2009年，奥数竞赛北京赛区一等奖
，第一届全国大中小学硬笔书法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和全国三等奖……??
章冬翠拿着细心装帧的女儿的获奖证书，足有字典厚，据称这还只是初中的一部分。“
丁旋成绩始终是年级第一名，去学校开家长会，当时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会到门口接我，
让我给家长们讲育儿经。”
但小学六年级时发生的事儿，很不幸又在一个初三女孩儿的身上重演。
这一次，年级组长把丁旋叫到办公室，先是夸奖她一番，接着让丁旋让出“市三好学生
”的评选。章冬翠知道后当晚电话校长和教导主任表示不满，“第二天，又去找学校校
长、教导主任和年级组长，我问他们，孩子评‘三好学生’凭的是成绩表现还是凭户口
，他们当时哑口无言”。
“那天晚上，校团支部书记喊我出去开会，回来发现班主任已经在班里唱好了选‘好学
生’的选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我一进去，班里顿时一片死寂。还有一次是初二时
，市里组织学生去日本公费交流，我被选拔上了，但老师又称我被最后环节的抽签抽掉
了，我是唯一被裁掉的也是非京籍的学生。”一袭校服的丁旋回忆过去的不公，没有愤
懑，只是一脸恬淡的笑，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发现无论小学老师还是初中老师，
他们向你宣布不幸的消息时，总会先猛夸你。”
按照2009年北京中考招生政策和报考条件，没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借读学生不能参加中
考报名，按照规定可以在京借考。但章冬翠夫妇都没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即使在
北京借考，能否在北京读高中依然是困扰他们的难题。
“新市民”
15 岁时的丁旋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那些从小在北京上学并坚持留在这里的孩子（非
京籍学生），不知是幸福还是不幸。他们中有的或许拥有幸福的童年，享受过很好的教
育资源，但他们幼小的心灵也早早知道了“户口”与“暂住证”的区别，“考试”与“
借考”的区别，“本地”与“外地”的区别，他们或许早已将这里当做了自己的故乡，
奈何这里好像并不喜欢甚至不接受长大以后的他们……
“看着孩子这么小，心里却这么压抑，我的心里直滴血，但我要更坚强，在孩子面前不
能掉一滴泪。”章冬翠不停地擦着泪水，“上访被打我都没有哭过，但现在一想到孩子
的前途就揪心。”这更坚定了章冬翠把流动儿童渴望读书权的心声反映出来。契机就在
2008年“3.8”妇女节前夕“好妈妈”协会的挂牌成立。
那时，许多在京的流动子女家长多次向刚成立的“好妈妈”协会反映他们在北京的工作
条件、生存现状以及孩子教育等问题。“许多孩子家长谈的最多的顾虑，就是孩子将要
面临回原籍中考以及读高中的顾虑，看看章冬翠能不能帮他们孩子找到留京读书的机会
。他们都是民工，一天到晚加班，连个教委的大门都进不去。”
其实这也是章冬翠面临的同样困境。在其户籍所在地的温州老家，孩子也早已回不去了
：语言不通，教材不同；爷爷奶奶双双去世，家中没有一分田，也没有一片瓦……
“有时候帮家长联系教委和学校，一天可以打几十个电话，一个月话费二百来块。”章
冬翠希望，通过不停地努力，也许就能打开外地孩子读书的一个缺口。
北京市部分退休市民建议章冬翠，“为了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问题，你都快跑断了腿，你
应该把每天调研的经历都写下来，留给相关单位看。什么北京人、外地人，都是中国人
，北京本来就是移民城市。”
“好妈妈”协会经协商以口头和文字材料，向中央和北京市有关职能部门及在京各大媒
体如实反映新市民的诸多问题。接着“好妈妈”又进行了调研，先后对北京市社区的退
休市民、家长、学生，又向政府干部、教师、来京务工、商人等各界人士全方位了解情
况，并走访了北京八大区、北京市和中央相关部门及在北京的媒体。
1985年，章冬翠到北京后，做过电梯工、小时工、保洁员，也开过眼镜店，卖过小百货
，她自己挣的钱只够全家伙食费。老丁十年前已经不再做生意，白天蹬三轮，晚上看护
一家食品店，一个月两千来块的收入。去年他看心脑血管病花了8万多元，一分也没有
得报。
“早上老丁上夜班还没有回来，我就出去了，有什么剩饭就将就吃点。中午如果离家近
，我就回家做饭吃。”这些可以省，但打印机不能省，八百多元买个佳能的。10年前买
的台式电脑坏了，四千块买了台笔记本。章冬翠不会拼音打字，就花28元买了个手写板
。
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晚上最晚12点才回来。“最欣慰的是丈夫和女儿都理解我，晚上
丁旋经常跟我一起帮我记录整理，丫头文笔好，还经常帮我修改不通的句子。”
2008年下半年，《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出炉，反响热烈，得到了胡星斗、于
建嵘、范亚峰、李方平等知名人士的回应和支持。
学者胡星斗甚至还加入了该调查的研究与呼吁，2009年2月，胡星斗联合章冬翠公开发
布了《关于非北京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书》；胡也在凤凰卫视新闻大破解及中福圣山文
化研究所宪政与三农问题研讨会上就该话题向社会疾呼。
高考权
2009 年，丁旋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借考”，虽然考了527分，章冬翠也跑了十几家高中
，“但各个高中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不收外地生，没有熟人，捧着钱都没有人要”。后
来还是22中的校长看到丁旋成绩优秀，最终答应接收，不过3万元的赞助费和1.2万元的
借读费一分都不能少，“其实这已经是优惠了，人家的赞助费都是五万”。
三年后的高考该怎么办？当时才爬过一座大山的章冬翠夫妇来不及喘气，也不敢想。
2011年2月24日下午，章冬翠等6名家长代表和2名志愿者再赴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
呼吁书和建议。这是他们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8次去教育部、第6次去市教委。“我们
计划一周去一趟北京教委和教育部，让他们听听几十万家长的呼声。”但他们数次去教
委均无功而返。
“绿卡族”焦怀玲就是这些家长代表中的一员。在众多非京籍孩子家长中，她可以免除
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和借读费，孩子毛毛（化名）最终考入了通州区一所普通高中，因为
理科成绩突出，孩子一直排在该年级前10名。
1996年焦怀玲夫妇俩来京发展，不久便购置了房产、汽车。两人的事业也都在北京，“
我们托人找了一所寄宿中学，路费、打点关系、准备孩子生活用品等，花了近1万元”
。
2008年7月4日高考网上报名的第一天，西城区展览路派出所辖区的高三女生玲玲（化名
），由于是非婚生育女孩，没有北京户口，服下自制亚硝酸盐胶囊自杀，幸被及时抢救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自杀时，她称“就像一群乌龟都有尾巴，而我却是没有的那只，觉
得别扭”。
焦怀玲也担心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心理：“我现在恨不得给孩子身上装上窃听器，随时
掌握她的动向。”
章冬翠也一直关注着毛毛的报名情况，因为毛毛的今天就是丁旋的明天。“去年看到毛
毛没有报上名，我们就死了心了，交了4000多元培训费，下定决心准备考托福去美国了
。”章冬翠说，至于考上后费用从哪里来，还不进入日程，也不敢多想。
在 “胡杨”、“烟暖”、“跳舞”等学生家长以及志愿者“天线”、陈家坪等共同维
护的“我要高考网”上，自2010年3月推动“小升初”时就开始的签名，已经达到17900
人次。每天早上五点多，十多个“争取非京籍学生高考权的QQ群”就开始闪烁，不眠的
家长发着牢骚，相互鼓励，一旦网上有关于“流动人口高考权”的话题，他们都不会放
过蛛丝马迹。
“北京开放了30年，至今也只有公交‘一卡通’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一位网民留
言：孩子不能参加医保，外地人烧煤气98元一罐，北京市民烧才40元一罐。改革开放的
成果应该让我们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工作纳税都在北京，孩子考大学的权利却被剥夺
了呢！”
据2010年的统计，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非京籍登记人口有726.4万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再
回到原籍，作为北京的“新市民”，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同样为北京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透露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
逐步推进异地高考。这个消息在群里引起家长们的一阵骚动，但有家长称去年教育部也
曾承诺进行异地高考改革试点而最后无疾而终时，群里迅即又恢复了平静。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就此接连3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俞学文为此还设计出
一个方案：所有在居住地城市取得中学六年学籍的非城市籍全日制在校生，其间父母一
方连续六年以上在居住地城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的，拥有在居住地城市参加高
考的权利。
现在，“跳舞”和11岁的儿子每到周末便去地铁站和商场，征求家长的签名。“我们不
想让11岁的孩子知道太多，但他最近不但主动要求去签名，还不断问大人，‘现在开两
会了，那些大人会讨论我们的问题吗？’”“跳舞”无法回答，唯有鼻子发酸。
章冬翠是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现在是北京“好妈妈”协会的会长。她的主要工作就
是帮流动人口维权给他们的子女联系就读的学校。如果访客第一次来，她一般都会笑呵
呵地站在地安门商场对面的方砖厂胡同口亲自迎接。
“丁旋估计等不到流动子女可在北京高考的那一天了。她正在准备5月份的托福考试和
香港的SAT（相当于美国的高考）。北京的高考考不了，温州老家又没有学籍，只有美
国这一条路了。”丁旋是她的女儿，今年16岁，正在北京“借读”高二。官方数据显示
，像丁旋一样，仅北京市中小学借读的非京籍流动人员子女就有四十余万。
过方砖厂胡同转辛安里胡同，是章冬翠的家。十平方米的平房放着两张搬床，这是一家
三口的卧室。家里最贵重的电器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复印机和一台海信电视。墙外
是临时搭建的5平方米的客厅，紧挨客厅的是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的厨房。
“只听说富人把孩子送海外留学，哪有穷人也送孩子出去的，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章冬翠无奈地笑，带着些许自嘲。
26 年前，江南小镇女教师章冬翠带着校长的介绍信孤身北上。当年的她怎么也不会想
到，有一天会在这个城市落地生根。她希冀有一天能为镇上无辜被打的9位教师讨回公
道，其中也包括她自己：她被打成脑震荡，卧床几个月。她至今保存着的当年整版披露
此事的那份《浙江教育报》已经发黄，可她的事情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几年上访无望后，她决定先找份安稳的工作，之后她和做食品机械生意的老乡老丁结婚
。2005年，她开始关注北京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调查。
“我很穷，丈夫老丁和女儿丁旋是我唯一的财富。”在丈夫和女儿的支持下，2008年年
末，章冬翠数易其稿，推出了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旋
即在社会上引起关注，也掀起了一轮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大讨论。
2010年5月份，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随后北
京各区陆续表态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外地子女就此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
受义务教育。
“面对外地孩子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其间经历的艰难至今仍让章冬翠不胜
唏嘘，“即使丁旋最后去了美国，我仍将继续努力，为其他非京籍孩子争取高考权。”
“三好生”
2000年，不满6岁的丁旋被章冬翠带到了北京。
“小丁旋从小就表现出跟平常孩子不一般的天赋，古诗大人教一遍，她就能背下来。”
章冬翠每次回温州老家，都教丁旋学说普通话，她很早就立志要让丁旋进北京最好的小
学，将来做个北京孩子。
没料到，她找了几家学校都吃了闭门羹。后来，章冬翠求助温州籍在京官员帮忙后，才
找到了当时的东城区帽儿胡同小学，章冬翠为此还拼凑了5000块钱借读费。
丁旋像其他北京孩子一样快乐地学习。四年级后，丁旋开始展露学习上的天赋，各科成
绩稳居第一，年年做班长兼班级中队委，还兼顾着学校广播室和小电视台，每天忙得挺
充实。
丁旋回忆，“五年级我想竞选大队长，班主任说我任班长和中队长比较忙，我就退了。
”六年级，班主任再次这样劝丁旋，章冬翠到学校请求老师给丁旋一次机会，丁旋顺利
竞选成功，辞了班长做起了大队长。
班主任事后一脸的不高兴，这让章冬翠大为不解。后来经其他的家长提醒，章冬翠才明
白丁旋可能占了其他同学的“推优”名额。“我四五年级连续两年获得东城区 ‘三好
学生’，六年级因‘体育成绩不合格’而没有获得，从而失去了评选北京市‘三好学生
’的机会。”同学跟丁旋说，如果丁旋三次获得区“三好生”，就有机会获得市“三好
”，但没有北京户籍，不能推荐重点中学，这样将浪费学校的一个名额。
升初中时，章冬翠求遍在北京的各种关系，跑了十几家学校，缴齐了借读费和赞助费，
丁旋才得以继续留在北京读书。“我告诉丁旋，你要用你的努力来证明你自己并不比北
京孩子差。”
这个16岁的高二女孩，在过去的11年里，几乎取得了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能够获得的所有
荣誉：2008年，北京市中小学航天征文竞赛一等奖；2009年，奥数竞赛北京赛区一等奖
，第一届全国大中小学硬笔书法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和全国三等奖……??
章冬翠拿着细心装帧的女儿的获奖证书，足有字典厚，据称这还只是初中的一部分。“
丁旋成绩始终是年级第一名，去学校开家长会，当时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会到门口接我，
让我给家长们讲育儿经。”
但小学六年级时发生的事儿，很不幸又在一个初三女孩儿的身上重演。
这一次，年级组长把丁旋叫到办公室，先是夸奖她一番，接着让丁旋让出“市三好学生
”的评选。章冬翠知道后当晚电话校长和教导主任表示不满，“第二天，又去找学校校
长、教导主任和年级组长，我问他们，孩子评‘三好学生’凭的是成绩表现还是凭户口
，他们当时哑口无言”。
“那天晚上，校团支部书记喊我出去开会，回来发现班主任已经在班里唱好了选‘好学
生’的选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我一进去，班里顿时一片死寂。还有一次是初二时
，市里组织学生去日本公费交流，我被选拔上了，但老师又称我被最后环节的抽签抽掉
了，我是唯一被裁掉的也是非京籍的学生。”一袭校服的丁旋回忆过去的不公，没有愤
懑，只是一脸恬淡的笑，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发现无论小学老师还是初中老师，
他们向你宣布不幸的消息时，总会先猛夸你。”
按照2009年北京中考招生政策和报考条件，没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借读学生不能参加中
考报名，按照规定可以在京借考。但章冬翠夫妇都没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即使在
北京借考，能否在北京读高中依然是困扰他们的难题。
“新市民”
15 岁时的丁旋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那些从小在北京上学并坚持留在这里的孩子（非
京籍学生），不知是幸福还是不幸。他们中有的或许拥有幸福的童年，享受过很好的教
育资源，但他们幼小的心灵也早早知道了“户口”与“暂住证”的区别，“考试”与“
借考”的区别，“本地”与“外地”的区别，他们或许早已将这里当做了自己的故乡，
奈何这里好像并不喜欢甚至不接受长大以后的他们……
“看着孩子这么小，心里却这么压抑，我的心里直滴血，但我要更坚强，在孩子面前不
能掉一滴泪。”章冬翠不停地擦着泪水，“上访被打我都没有哭过，但现在一想到孩子
的前途就揪心。”这更坚定了章冬翠把流动儿童渴望读书权的心声反映出来。契机就在
2008年“3.8”妇女节前夕“好妈妈”协会的挂牌成立。
那时，许多在京的流动子女家长多次向刚成立的“好妈妈”协会反映他们在北京的工作
条件、生存现状以及孩子教育等问题。“许多孩子家长谈的最多的顾虑，就是孩子将要
面临回原籍中考以及读高中的顾虑，看看章冬翠能不能帮他们孩子找到留京读书的机会
。他们都是民工，一天到晚加班，连个教委的大门都进不去。”
其实这也是章冬翠面临的同样困境。在其户籍所在地的温州老家，孩子也早已回不去了
：语言不通，教材不同；爷爷奶奶双双去世，家中没有一分田，也没有一片瓦……
“有时候帮家长联系教委和学校，一天可以打几十个电话，一个月话费二百来块。”章
冬翠希望，通过不停地努力，也许就能打开外地孩子读书的一个缺口。
北京市部分退休市民建议章冬翠，“为了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问题，你都快跑断了腿，你
应该把每天调研的经历都写下来，留给相关单位看。什么北京人、外地人，都是中国人
，北京本来就是移民城市。”
“好妈妈”协会经协商以口头和文字材料，向中央和北京市有关职能部门及在京各大媒
体如实反映新市民的诸多问题。接着“好妈妈”又进行了调研，先后对北京市社区的退
休市民、家长、学生，又向政府干部、教师、来京务工、商人等各界人士全方位了解情
况，并走访了北京八大区、北京市和中央相关部门及在北京的媒体。
1985年，章冬翠到北京后，做过电梯工、小时工、保洁员，也开过眼镜店，卖过小百货
，她自己挣的钱只够全家伙食费。老丁十年前已经不再做生意，白天蹬三轮，晚上看护
一家食品店，一个月两千来块的收入。去年他看心脑血管病花了8万多元，一分也没有
得报。
“早上老丁上夜班还没有回来，我就出去了，有什么剩饭就将就吃点。中午如果离家近
，我就回家做饭吃。”这些可以省，但打印机不能省，八百多元买个佳能的。10年前买
的台式电脑坏了，四千块买了台笔记本。章冬翠不会拼音打字，就花28元买了个手写板
。
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晚上最晚12点才回来。“最欣慰的是丈夫和女儿都理解我，晚上
丁旋经常跟我一起帮我记录整理，丫头文笔好，还经常帮我修改不通的句子。”
2008年下半年，《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出炉，反响热烈，得到了胡星斗、于
建嵘、范亚峰、李方平等知名人士的回应和支持。
学者胡星斗甚至还加入了该调查的研究与呼吁，2009年2月，胡星斗联合章冬翠公开发
布了《关于非北京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书》；胡也在凤凰卫视新闻大破解及中福圣山文
化研究所宪政与三农问题研讨会上就该话题向社会疾呼。
高考权
2009 年，丁旋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借考”，虽然考了527分，章冬翠也跑了十几家高中
，“但各个高中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不收外地生，没有熟人，捧着钱都没有人要”。后
来还是22中的校长看到丁旋成绩优秀，最终答应接收，不过3万元的赞助费和1.2万元的
借读费一分都不能少，“其实这已经是优惠了，人家的赞助费都是五万”。
三年后的高考该怎么办？当时才爬过一座大山的章冬翠夫妇来不及喘气，也不敢想。
2011年2月24日下午，章冬翠等6名家长代表和2名志愿者再赴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
呼吁书和建议。这是他们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8次去教育部、第6次去市教委。“我们
计划一周去一趟北京教委和教育部，让他们听听几十万家长的呼声。”但他们数次去教
委均无功而返。
“绿卡族”焦怀玲就是这些家长代表中的一员。在众多非京籍孩子家长中，她可以免除
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和借读费，孩子毛毛（化名）最终考入了通州区一所普通高中，因为
理科成绩突出，孩子一直排在该年级前10名。
1996年焦怀玲夫妇俩来京发展，不久便购置了房产、汽车。两人的事业也都在北京，“
我们托人找了一所寄宿中学，路费、打点关系、准备孩子生活用品等，花了近1万元”
。
2008年7月4日高考网上报名的第一天，西城区展览路派出所辖区的高三女生玲玲（化名
），由于是非婚生育女孩，没有北京户口，服下自制亚硝酸盐胶囊自杀，幸被及时抢救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自杀时，她称“就像一群乌龟都有尾巴，而我却是没有的那只，觉
得别扭”。
焦怀玲也担心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心理：“我现在恨不得给孩子身上装上窃听器，随时
掌握她的动向。”
章冬翠也一直关注着毛毛的报名情况，因为毛毛的今天就是丁旋的明天。“去年看到毛
毛没有报上名，我们就死了心了，交了4000多元培训费，下定决心准备考托福去美国了
。”章冬翠说，至于考上后费用从哪里来，还不进入日程，也不敢多想。
在 “胡杨”、“烟暖”、“跳舞”等学生家长以及志愿者“天线”、陈家坪等共同维
护的“我要高考网”上，自2010年3月推动“小升初”时就开始的签名，已经达到17900
人次。每天早上五点多，十多个“争取非京籍学生高考权的QQ群”就开始闪烁，不眠的
家长发着牢骚，相互鼓励，一旦网上有关于“流动人口高考权”的话题，他们都不会放
过蛛丝马迹。
“北京开放了30年，至今也只有公交‘一卡通’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一位网民留
言：孩子不能参加医保，外地人烧煤气98元一罐，北京市民烧才40元一罐。改革开放的
成果应该让我们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工作纳税都在北京，孩子考大学的权利却被剥夺
了呢！”
据2010年的统计，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非京籍登记人口有726.4万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再
回到原籍，作为北京的“新市民”，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同样为北京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透露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
逐步推进异地高考。这个消息在群里引起家长们的一阵骚动，但有家长称去年教育部也
曾承诺进行异地高考改革试点而最后无疾而终时，群里迅即又恢复了平静。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就此接连3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俞学文为此还设计出
一个方案：所有在居住地城市取得中学六年学籍的非城市籍全日制在校生，其间父母一
方连续六年以上在居住地城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的，拥有在居住地城市参加高
考的权利。
现在，“跳舞”和11岁的儿子每到周末便去地铁站和商场，征求家长的签名。“我们不
想让11岁的孩子知道太多，但他最近不但主动要求去签名，还不断问大人，‘现在开两
会了，那些大人会讨论我们的问题吗？’”“跳舞”无法回答，唯有鼻子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