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卡门谈钱学森 (转载)# Returnee - 海归
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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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冯卡门谈钱学森 (转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Aug 19 10:48:09 2011, 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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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冯卡门谈钱学森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Aug 19 10:47:52 2011, 美东)
我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推荐的专家之一。
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作出过重大贡
献。他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
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我有鉴于此，才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1950年，美国情报机关无视钱的学问、名望以及对美国的贡献，竟指控他是外国的共产
党分子，硬说他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当他要返回中国时，移民局将他逮捕起来，在拘
留所里关押了14天，此后又违反他本人的意愿，将他强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并不断受
到押送出境的威胁。在经受了种种虐待之后，1955年他才得以返回祖国。
钱出生在上海，在中国古老庄严的都城——北京长大。他从那里一所专门培养高材生的
中学毕业后，又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35年，他公费赴美国留学，在麻省
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有一天他来找我，就自己进一步深造问题征询我的意
见。这是我们初次会面。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
，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
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
钱同意了我意见。开初，他跟我一起研究一些数学问题。我发觉他想象力非常丰富，既
富有数学才华，又具备将自然现象化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并且能把两者有效地结合
起来。他还是个年轻学生，已经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我廓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这
种天资是少见的，因此，我俩便成了亲密的同事。
钱来校后不久，就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其他教授的重视。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爱
泼斯坦有一次对我说：“您的学生钱学森在我任教的一个班级里，他才华出众”。
“是啊，他确实很好”。我回答说。
“哎”，爱泼斯坦诙谐地挤挤一只眼睛问道：“难道他也像你一样有犹太血统”?
钱很喜欢上我家串门。由于他的见解饶有兴趣，态度直率诚恳，因此我妹妹非常欢迎他
。他经常会提出种种新奇的设想。我记得，他在导弹试验初期已敏锐地感到导弹的重要
性将日益增长。他半开玩笑地提出，美国应设立一个名称叫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专
门研究遥控导弹。当时他还指出，控制导弹与操纵常规武器的技术要求完全不同，因此
，必须委托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以崭新的作战思想和方法进行管理。后来事实证明
这个设想完全正确。他甚至还建议我们建立一个学会，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
钱对加州理工学院喷气助推起飞计划作出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加入
了空军科学顾问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我非常高兴地带他一起到德国去稽查希特勒的秘密技术发展情
况。他还和德莱顿博士、瓦登道夫博士一起去考察了著名的柯切尔和奥茨托尔风洞。瓦
登道夫从那里受到启发，提议在美国搞一套类似的装备，从而导致后来在图拉霍马建立
了安诺德工程中心。当钱和我在哥延根大学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希·普朗特尔时，
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会面是多么奇特。一个是我高足，他后来终于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
运和红色中国连接在一起了，另一个是我的业师，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是多么
不可思议，竞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钱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算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因为他对待学生态度严厉、性情急切
，又显得有些高傲。不过我倒认为，学生跟他接触接触，看看他怎样解决技术问题是大
有裨益的。他一直对我很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挚友，他还是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称为
“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个称呼大概是对别人的最佳赞词了。 1947年12月，我非
常乐意地推荐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此后不久，钱接到中国来的家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去安慰年迈的老父，这
是他12年第一次回国。数月后，他写了一封长信寄我，信里详谈了他亲眼目睹他的家乡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贫困和痛苦情景，还述及我以前几个学生的情况。信的结尾顺便告诉
我，他已经与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并打算与她一起来美。蒋英颇具声乐才
华，见多识广，先前在柏林学习德国古典歌典，而后又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
歌唱家的指导。钱很喜欢音乐，他显然感到很幸福。他找了这样一位具有广博国际知识
的夫人，我也为他感到由衷高兴。
后来，我听别人说，他在中国时曾经受到聘请，担任他的母校交通大学校长，但他没有
接受，他要在美国继续深入进行研究。这件事钱本人没有跟我谈过。
钱返回麻省理工学院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了2年左右，又返回加州理工学院，担任
喷气推进戈达德讲座教授，兼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古根
海姆基金会主席哈雷·古根海姆于1949年创立的新机构，以鼓励研究崭新的推进技术为
目的。钱对发展核动力发动机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期望能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适当研
究。事实上，他在1949年已经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核动力火箭的杰出论文，时至今日，这
篇文章仍被认为是这领域中的一篇经典名著。
然而，这时候，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了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
底里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
，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
是1936～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
。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迫而可恶的审查程序来证明自己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
·温朋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受审。
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可能早在审
讯温朋及其友人时已经开始了。简而言之，结果是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
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完全执照他无法留在
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
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
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
秉性高傲，认为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诉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
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谄我，那么我也会
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当钱的安全执照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雷奇院长的来信中获悉此事后立即给
钱去信，表示对这事感到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的事尽最大努力。其时，许多要人都
站出来声援钱。杜布雷奇与华盛顿许多部门进行了接触，后来任通用航空喷气公司总裁
的贝尔·济希走访了五角大楼，要求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海军上将复查此案，然而
，一切活动都无济于事。
钱约见了负责他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海军次长金玻尔，当面告诉他如果不发
还他的安全执照，他决定立刻返回中国。当毫无结果时，他便下定决心，打电话告知那
位次长说，他准备动身了。
金玻尔接到电话后十分紧张，立刻将此事通知了移民局。后来，事情转眼之间就搞得如
此不可收拾。有个同事对我说，移民局是政府中最专横的部门，看来确实如此。他们不
仅拘留了钱，进行了搜查，还把他在特敏纳尔岛的拘留所里关了15天，后以重金保释才
放出来。
接下来事情发展到了顶点：海关官员没收了钱的行李，包括800千克书籍和笔记本，硬
说其中有不少机密材料。接着，西方报纸又以“共产党间谍图谋挟带机密文件逃离美国
”为标题进行了大量报导。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听说钱光明磊落，在装
箱之前，他把全部资料让克拉克·密立根过目，接下来，帕沙迪纳地方检查官又复核一
遍，确认钱没有携带任何机密资料。
尽管如此，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布钱是侨居的
共产党分子，1947年重返美国是非法的。很多同事尤其是威廉·西尔斯、弗朗克-马勃
尔都去尽力劝解和安慰他。当时我正在为北约国家筹建一个航空研究机构。我从欧洲打
电话给他说，美国确实有很多人不信任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带外国口音的科学家。我劝
告他对这类事情要泰然处之，照旧去埋头攻读或著书立说。一开始钱似乎被我说动了，
但不久又再陷入沉闷。老实说，我一直为他的心绪感到不安。
我和我的不少同事都认为，移民局所谓的证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事曾经有好几种说
法。马勃尔告诉我说，其中有个说法是：两名洛杉矶的警官说，他们在一个什么共产党
员登记卡上看到过钱学森这个名字，但不是钱本人笔迹。此外，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尔对我说，当局让一个共产党教授出庭作证，咬定钱也是共产党。一开始那个教授
拒绝作证，说当局对钱的指控纯属虚构，但不久便摇身一变，立刻成了坑害钱的证人。
他的陷害证词说，他“推想”钱是共产党，因为他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像看到过
钱。这就是“证据”。
帕沙迪纳移民局向钱发出了驱逐出境令。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将以伪证罪论处。结果是，钱被强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这件事导致中国政府公开发
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情况下监禁一名中国公民。
据说扣留钱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5年之后就陈旧过时了。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
执教，但每月得上移民局汇报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返回中国的
打算，他认为中国在营救他，只有在祖国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钱、他的夫人蒋英和2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美国。1956年，我接到钱的来信，邀请我
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弗兰克纪念大会，并重游旧地，到我从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去看看
，不幸我当时无法前往，只得婉言辞谢。此后在1960年，他给我又来过几封信。
在一封回复我邀请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正式来函中，他语气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如果会议邀请台湾代表，他决不出席。
我认为，50年代安全问题搞得过火了。我并不反对适当重视安全保障，然而必须指出，
政府在这方面制定的一些法律往往是愚蠢而有害的。记得英国的艾伧·努恩·梅和克劳
斯·福斯案件公布后，人们都在大谈特谈安全问题。这两个人因向敌人偷送秘密计划被
判了刑。我看这类间谍事件在公众头脑里被过分夸大了。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搞清楚
对方对我们哪些目标最感兴趣，而我们往往无需花多大精力研究，就能发现这种问题。
如果我了解某个问题的主要思路，就能够推断出它的细节。
记得有一次我在苏联时，有位女科学家问我，计算载荷作用下的冰块强度有无理论专著。
我回答说：“噢，您想必对坦克在冬季跨越贝加尔湖这个问题感兴趣吧”。
那位女士顿时脸色苍白，显得有些紧张起来，我微笑说：“别急，关于这个论题有一本
专著，那是赫尔姆霍兹在1870年写的”。
政府部门在展望未来发展方面往往是无能的。说到底，它们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些吹牛
放炮的科学家。比如，拿纳粹德国来说吧，在二次大战前，一个工人如果从工厂里违章
带走一只螺丝钉，发现后就会以间谍罪处决。然而，德国政府却不反对奥托·汉斯公开
发表关于核裂变的论文，也不阻挡汉斯的同事丽丝·梅特纳离开德国到瑞典去，她在瑞
典终于把人分裂原子的情报传送到哥本哈根的玻尔，接着，玻尔又把情报转送到在美国
的几位科学家手里。正是德国人，亲自为美国研制原子弹提供了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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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推荐的专家之一。
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作出过重大贡
献。他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
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我有鉴于此，才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1950年，美国情报机关无视钱的学问、名望以及对美国的贡献，竟指控他是外国的共产
党分子，硬说他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当他要返回中国时，移民局将他逮捕起来，在拘
留所里关押了14天，此后又违反他本人的意愿，将他强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并不断受
到押送出境的威胁。在经受了种种虐待之后，1955年他才得以返回祖国。
钱出生在上海，在中国古老庄严的都城——北京长大。他从那里一所专门培养高材生的
中学毕业后，又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35年，他公费赴美国留学，在麻省
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有一天他来找我，就自己进一步深造问题征询我的意
见。这是我们初次会面。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
，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
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
钱同意了我意见。开初，他跟我一起研究一些数学问题。我发觉他想象力非常丰富，既
富有数学才华，又具备将自然现象化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并且能把两者有效地结合
起来。他还是个年轻学生，已经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我廓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这
种天资是少见的，因此，我俩便成了亲密的同事。
钱来校后不久，就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其他教授的重视。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爱
泼斯坦有一次对我说：“您的学生钱学森在我任教的一个班级里，他才华出众”。
“是啊，他确实很好”。我回答说。
“哎”，爱泼斯坦诙谐地挤挤一只眼睛问道：“难道他也像你一样有犹太血统”?
钱很喜欢上我家串门。由于他的见解饶有兴趣，态度直率诚恳，因此我妹妹非常欢迎他
。他经常会提出种种新奇的设想。我记得，他在导弹试验初期已敏锐地感到导弹的重要
性将日益增长。他半开玩笑地提出，美国应设立一个名称叫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专
门研究遥控导弹。当时他还指出，控制导弹与操纵常规武器的技术要求完全不同，因此
，必须委托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以崭新的作战思想和方法进行管理。后来事实证明
这个设想完全正确。他甚至还建议我们建立一个学会，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
钱对加州理工学院喷气助推起飞计划作出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加入
了空军科学顾问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我非常高兴地带他一起到德国去稽查希特勒的秘密技术发展情
况。他还和德莱顿博士、瓦登道夫博士一起去考察了著名的柯切尔和奥茨托尔风洞。瓦
登道夫从那里受到启发，提议在美国搞一套类似的装备，从而导致后来在图拉霍马建立
了安诺德工程中心。当钱和我在哥延根大学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希·普朗特尔时，
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会面是多么奇特。一个是我高足，他后来终于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
运和红色中国连接在一起了，另一个是我的业师，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是多么
不可思议，竞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钱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算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因为他对待学生态度严厉、性情急切
，又显得有些高傲。不过我倒认为，学生跟他接触接触，看看他怎样解决技术问题是大
有裨益的。他一直对我很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挚友，他还是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称为
“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个称呼大概是对别人的最佳赞词了。 1947年12月，我非
常乐意地推荐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此后不久，钱接到中国来的家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去安慰年迈的老父，这
是他12年第一次回国。数月后，他写了一封长信寄我，信里详谈了他亲眼目睹他的家乡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贫困和痛苦情景，还述及我以前几个学生的情况。信的结尾顺便告诉
我，他已经与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并打算与她一起来美。蒋英颇具声乐才
华，见多识广，先前在柏林学习德国古典歌典，而后又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
歌唱家的指导。钱很喜欢音乐，他显然感到很幸福。他找了这样一位具有广博国际知识
的夫人，我也为他感到由衷高兴。
后来，我听别人说，他在中国时曾经受到聘请，担任他的母校交通大学校长，但他没有
接受，他要在美国继续深入进行研究。这件事钱本人没有跟我谈过。
钱返回麻省理工学院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了2年左右，又返回加州理工学院，担任
喷气推进戈达德讲座教授，兼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古根
海姆基金会主席哈雷·古根海姆于1949年创立的新机构，以鼓励研究崭新的推进技术为
目的。钱对发展核动力发动机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期望能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适当研
究。事实上，他在1949年已经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核动力火箭的杰出论文，时至今日，这
篇文章仍被认为是这领域中的一篇经典名著。
然而，这时候，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了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
底里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
，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
是1936～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
。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迫而可恶的审查程序来证明自己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
·温朋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受审。
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可能早在审
讯温朋及其友人时已经开始了。简而言之，结果是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
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完全执照他无法留在
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
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
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
秉性高傲，认为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诉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
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谄我，那么我也会
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当钱的安全执照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雷奇院长的来信中获悉此事后立即给
钱去信，表示对这事感到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的事尽最大努力。其时，许多要人都
站出来声援钱。杜布雷奇与华盛顿许多部门进行了接触，后来任通用航空喷气公司总裁
的贝尔·济希走访了五角大楼，要求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海军上将复查此案，然而
，一切活动都无济于事。
钱约见了负责他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海军次长金玻尔，当面告诉他如果不发
还他的安全执照，他决定立刻返回中国。当毫无结果时，他便下定决心，打电话告知那
位次长说，他准备动身了。
金玻尔接到电话后十分紧张，立刻将此事通知了移民局。后来，事情转眼之间就搞得如
此不可收拾。有个同事对我说，移民局是政府中最专横的部门，看来确实如此。他们不
仅拘留了钱，进行了搜查，还把他在特敏纳尔岛的拘留所里关了15天，后以重金保释才
放出来。
接下来事情发展到了顶点：海关官员没收了钱的行李，包括800千克书籍和笔记本，硬
说其中有不少机密材料。接着，西方报纸又以“共产党间谍图谋挟带机密文件逃离美国
”为标题进行了大量报导。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听说钱光明磊落，在装
箱之前，他把全部资料让克拉克·密立根过目，接下来，帕沙迪纳地方检查官又复核一
遍，确认钱没有携带任何机密资料。
尽管如此，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布钱是侨居的
共产党分子，1947年重返美国是非法的。很多同事尤其是威廉·西尔斯、弗朗克-马勃
尔都去尽力劝解和安慰他。当时我正在为北约国家筹建一个航空研究机构。我从欧洲打
电话给他说，美国确实有很多人不信任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带外国口音的科学家。我劝
告他对这类事情要泰然处之，照旧去埋头攻读或著书立说。一开始钱似乎被我说动了，
但不久又再陷入沉闷。老实说，我一直为他的心绪感到不安。
我和我的不少同事都认为，移民局所谓的证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事曾经有好几种说
法。马勃尔告诉我说，其中有个说法是：两名洛杉矶的警官说，他们在一个什么共产党
员登记卡上看到过钱学森这个名字，但不是钱本人笔迹。此外，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尔对我说，当局让一个共产党教授出庭作证，咬定钱也是共产党。一开始那个教授
拒绝作证，说当局对钱的指控纯属虚构，但不久便摇身一变，立刻成了坑害钱的证人。
他的陷害证词说，他“推想”钱是共产党，因为他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像看到过
钱。这就是“证据”。
帕沙迪纳移民局向钱发出了驱逐出境令。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将以伪证罪论处。结果是，钱被强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这件事导致中国政府公开发
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情况下监禁一名中国公民。
据说扣留钱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5年之后就陈旧过时了。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
执教，但每月得上移民局汇报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返回中国的
打算，他认为中国在营救他，只有在祖国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钱、他的夫人蒋英和2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美国。1956年，我接到钱的来信，邀请我
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弗兰克纪念大会，并重游旧地，到我从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去看看
，不幸我当时无法前往，只得婉言辞谢。此后在1960年，他给我又来过几封信。
在一封回复我邀请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正式来函中，他语气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如果会议邀请台湾代表，他决不出席。
我认为，50年代安全问题搞得过火了。我并不反对适当重视安全保障，然而必须指出，
政府在这方面制定的一些法律往往是愚蠢而有害的。记得英国的艾伧·努恩·梅和克劳
斯·福斯案件公布后，人们都在大谈特谈安全问题。这两个人因向敌人偷送秘密计划被
判了刑。我看这类间谍事件在公众头脑里被过分夸大了。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搞清楚
对方对我们哪些目标最感兴趣，而我们往往无需花多大精力研究，就能发现这种问题。
如果我了解某个问题的主要思路，就能够推断出它的细节。
记得有一次我在苏联时，有位女科学家问我，计算载荷作用下的冰块强度有无理论专著。
我回答说：“噢，您想必对坦克在冬季跨越贝加尔湖这个问题感兴趣吧”。
那位女士顿时脸色苍白，显得有些紧张起来，我微笑说：“别急，关于这个论题有一本
专著，那是赫尔姆霍兹在1870年写的”。
政府部门在展望未来发展方面往往是无能的。说到底，它们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些吹牛
放炮的科学家。比如，拿纳粹德国来说吧，在二次大战前，一个工人如果从工厂里违章
带走一只螺丝钉，发现后就会以间谍罪处决。然而，德国政府却不反对奥托·汉斯公开
发表关于核裂变的论文，也不阻挡汉斯的同事丽丝·梅特纳离开德国到瑞典去，她在瑞
典终于把人分裂原子的情报传送到哥本哈根的玻尔，接着，玻尔又把情报转送到在美国
的几位科学家手里。正是德国人，亲自为美国研制原子弹提供了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