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忆童年苦难谈人心向背:穷人应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富人一起买房#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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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
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
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
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
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
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
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
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
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
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
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
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
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
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
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
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
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
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
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
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
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
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
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
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
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
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
道路。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
。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
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
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
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
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
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
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
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
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
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
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
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
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
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
。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
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
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
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
,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
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
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
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
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
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
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
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
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
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
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
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
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
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
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
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
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
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
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
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
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
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
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
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
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
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
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
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
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行。这句话的
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
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
,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
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
,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
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
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
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
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
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
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
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
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
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
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
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
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
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
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
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
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
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
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
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
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
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
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
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
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
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
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
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
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
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
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
道路。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
。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
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
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
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
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
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
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
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
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
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
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
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
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
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
。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
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
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
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
,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
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
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
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
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
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
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
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
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
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
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
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
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
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
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
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
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
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
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
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
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
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
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
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
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
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
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
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
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行。这句话的
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
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
,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
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
,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
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
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
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
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
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