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定榕：工龄三十尘与土，人生五十万事初（下） (转载)# Returnee - 海归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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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Mayingba (吳鐘學),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钱定榕：工龄三十尘与土，人生五十万事初（下）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8 21:43:45 2016, 美东)
（四）
在那几年研究的基础上，我申请了两个中国专利。大约是1991年，中科院挑选了36个专
利，委托香港某公司代为申请美国专利，该香港公司将这36个专利分送给他们自己在美
国遴选的有关的专家评估，在综合了专家评估意见之后，最后选中了两个专利向美国专
利局提交申请。这两个被挑中的专利之中，居然就有一个是我的专利。
1992年秋冬之交，我到美国从事学术交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讲的就是这个被挑中的
专利的理论基础。听众反映都不错，认为这样实验-理论-专利的过程很有意思。但是我
认为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它应该结束在产品上。此外，由室主任特许，我在布发罗纽约
州立大学（SUNYatBuffalo）的访问延长一周，利用这段时间，我在实验室做了实验，
看到了理论预期的现象，证实了我的专利的理论基础。对此，该实验室的教授很兴奋，
决定留给来年春天从德国来的研究生做系统研究。后来由于我的实验样品未获准留下，
此事只得作罢。此外，一位台湾的教授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但由于此事政治
上敏感，也只得作罢。
我向技物所领导要求，给我一点时间，留职停薪，让我在美国就地促进这个专利申请和
转让。不幸我的要求被否决。于是我找到这家香港公司在美国的专利代理律师，他认可
我的主意，并且立即安排了越洋电话会议，参与的人有我和他，外加技物所方面徐付所
长和某研究人员。电话会议一开始，美国代理律师的开场白刚一结束，徐付所长就申明
，技物所（专利所有人）决定放弃该专利申请，理由是专利发明人行踪不明。律师不解
地问，专利发明人不是就在电话线上吗？但是，付所长坚持放弃立场。从此我就不再过
问这事了。最近我查了一下，这个专利其实并没有真的放弃，随后就被美国专利局批准
了，但一直到过期都没有转让成功。假如让我参与其事，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我都是最
合适的人选。
那次学术访问还包括埃默瑞（Emery）大学。后来，该校物理系的Perkowitz教授告诉我
，他收到过我们室主任发给他的电传（FAX），要求我立即回国。“党的领导”早已名
声在外，他觉得这是非常之举，猜想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所以没有转告我。讲完以后他
还补充道，你的上级可以打电话问我，我愿意确认此事，承担责任，你确实不知道此事
。其实，和我联系办法多的是，室主任这种做法让我莫名其妙，后来一位同事告诉我，
这其实是做给研究所领导看的：我已经催过了。
接下来就是本文一开头就交代的1992年初的那一幕：开除，将近三十年的工龄一笔勾销。
这次学术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加州。由于技物所L同事的推荐，他的同学C引荐了我到他所
在的公司任工程师。从此，就在我的天命之年，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章，一切从头来
。屈指算来，到如今已有24年了。平心而论，无论是徐付所长还是室主任跟我都没有什
么个人的恩怨。他们怕的是他们手下有人出访逾期不归，影响到自己的仕途。申称放弃
该专利申请显然是为了防我，发电传给埃默瑞大学是为了逼我；除名和一笔勾销工龄更
是断了我的后路（人事科有话，只要我回去，都可以恢复）。至于这些行为造成的经济
损失和政治影响，无论后果如何，都不会落到他们头上，反倒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他们
的行为，根子还是在制度上。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一种专制思维之上的。既想留人，又不
懂得尊重人，反而把人当成奴才，动辄断人后路。其实也并非真想留人，主因还是出访
逾期不归损了“党的领导”的面子。当然，社会还是进步了。比起当年付傅聪和马思聪
出走英、美以后的吓人的叛国帽子，开除还是客气多了，何况正式使用的还是“除名”
一词。但是，说到底这还是不得已：如果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叛国”，“党的领导
”又情何以堪呢？
后来得知，就在同时，一位中年党员研究人员L也被除名。在我之前和之后，还有人也
被除名。此外，谁知道还有多少人想被“除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又不幸无法被“
除名”！其实，除名也不是什么错事，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出访不归必须除名，
当然可以。但是，过去的将近三十年的几乎可以退休的工龄为什么不予承认呢？没有解
释。这是“党的领导”下常见的权力的傲慢，非常不近情理但又令人无可奈何。对此，
老百姓只好顺应，挑战这种傲慢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这些被除名的人早已经过了做事
轻率的年龄，他们在国内不仅有老有小，事业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也早已有了一定基
础，为什么要自我作践放下这一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从头开始呢？从当年许多知
识分子由国统区投奔延安，到如今又有许多知识分子背井离乡投奔国外。“党的领导”
是否有勇气反躬自问，到底是谁变了，谁应该反省？！
（五）
来美国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除了两件随身行李，一无所有。所幸，在美国这些年我一
路走来，无论做什么，从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行贿送礼，也不需要看别人脸色，讲
违心的话，更没有评级加工资时的无奈，一切都在我自己努力之中；虽然极其辛苦，内
心却很坦然。我的收入无论多少，都是问心无愧、干干净净的。我感到，给人以自由选
择和奋斗的机会，这正是美国的成功之处。对此，许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其实都
是心知肚明的。对于中国政府和控制它的那个党，我没有任何亏欠，反倒是他们亏欠于
中国老百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我做过计算，59-61三年间我国人
口减少在四千万以上。想当初政权更迭之际，许多知识分子决定留在大陆，还有许多少
海外知识分子抛弃一切投奔新政权，为的都是建设新中国。这些人中不乏国家急需的学
术精英和专家。此后的三十年里，他们之中又有几人有好结局？如果死人也能投票，他
们会认可自己当初的选择吗？在普度时我的指导教授虽然很赞成“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却极不认可，他说：“从你们国家对人才的浪费
来看，你们一点也不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得起这样的浪费！”很不幸，他说对了。
然而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已经没有了原先的事业基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此我
在这里只不过是谋生而已。留在美国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然我知道有得就必有失；但是
，有时我还是会问我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我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毫不怀疑，但是三千
年的历史加上十多亿人口形成的巨大惯性使得任何社会政治变革不仅缓慢，而且极其困
难。偏偏我凡事要较真，许多事情都看不惯，不免时时生出不满，有时甚至犯忌讳。更
不幸的是我看到过另一个世界，而且还在其中生活了两年。89年以后，失望情绪时时与
我作伴。许多事情一到中国就变样。我非常清醒而且无可奈何地看到，我的性格并不适
合于这个社会。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变，但是许多变革在我有生之年怕是已经看不到
了。当然，如果选择顺应这个社会，把自己交给这个“领导”，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有的人甚至还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是，如果要尝试一种新的活法，做自己的主人，
路还是有的：惹不起躲得起。于是我下决心，安下心来，就在这里从头干起。也许有人
会说，无论那个组织如何，我们的专长和学识都应该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国家，我原
本也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许多我们的前辈和同辈也都曾经非常虔诚地尝试过，但
是很多人的结局都令人心酸。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那个组织至今还不敢直面自己的所
作所为。老百姓不傻，一句“宜粗不宜细”是混不过去的。是谁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那个组织有没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
我生活在旧金山湾硅谷地区，这里气候宜人，充满活力，无论是过日子、创业、还是户
外活动，都是好地方。这些年我换过不少公司，一半是跳槽，一半是被裁员。有意思的
是，每换一次工作，我的收入都增加了。在“党的领导”下，“不安心工作”会受惩罚
；没有了这个“领导”，“不安心工作”却给了我更多的机遇。我说的话，不管别人听
了舒服还是不舒服，无人敢当众羞辱我。无论我的日子多么不容易，但都强于被羞辱，
被“领导”的日子。每当我想到这里，我都觉得为此我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是值得的。
除了工作，我的业余时间用于登山、野营、游泳、钓鱼、唱歌、演出、阅读和自由写作
。感谢上苍的眷顾，我过得自由自在：自由地看，自由地想，自由地写，自由地发表。
并不是说美国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但是对比我的前半生，我对我的生活已经没有抱怨了
。房贷已经付清了，有吃有穿，还有医疗保险，还愁什么？
退休以后，偶而我还为一些本地的公司做项目。此外我还在筹备一个产品，专利是我自
己的，合伙人都是些“不安心工作”的好朋友。这些活动都是我退休以后的“业余”活
动，我把从事这些活动看成是我融入这个社会、体现我的人生价值的方式。我过去的老
同学说我的工作寿命很长，我说这是因为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缘
故，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的故事，对人到中年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的回答。前面说过，我是抱着写历史
的态度来写这篇文章的，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很渺小，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
积累。我的故事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也许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总是难忘故土。大约一个世纪以前
，以广东农民为主的大量中国人移民美国充当劳工。现在在加州还可以看到中国营、中
国湖、中国墙、中国湾、中国滩、中国村等等。但是除了在天使岛原移民局墙上的忧愁
的诗句，我没有看到过他们留下的任何文字。我希望，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看了本
文，可以了解到在世纪之交，有个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转换了人生的轨道
，毅然在美国重打鼓另开张的故事，包括他的悲欢离合，他对故土的眷恋，他的期盼。
当年的移民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如今的移民是因为失去了什么呢？也许有读者看了本文
以后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我相信我们的后代无疑将会有更加清晰和客观的答案。我还相
信我们的后代中国人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法制更健全、更有个人尊严的社会。
对于那个组织，其实我并无成见。它刚进城的时候，我尚年幼，但是从父辈和年长的人
们的议论中得知，它曾经很令人敬佩。今后如果它愿意把自己放在国家和人民之下，遵
守宪法，还可以再次赢得国人的尊敬。但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永远只是一
句历史口号。
最后想起了辛弃疾的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2016/09/10于加州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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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钱定榕：工龄三十尘与土，人生五十万事初（下）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8 21:43:45 2016, 美东)
（四）
在那几年研究的基础上，我申请了两个中国专利。大约是1991年，中科院挑选了36个专
利，委托香港某公司代为申请美国专利，该香港公司将这36个专利分送给他们自己在美
国遴选的有关的专家评估，在综合了专家评估意见之后，最后选中了两个专利向美国专
利局提交申请。这两个被挑中的专利之中，居然就有一个是我的专利。
1992年秋冬之交，我到美国从事学术交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讲的就是这个被挑中的
专利的理论基础。听众反映都不错，认为这样实验-理论-专利的过程很有意思。但是我
认为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它应该结束在产品上。此外，由室主任特许，我在布发罗纽约
州立大学（SUNYatBuffalo）的访问延长一周，利用这段时间，我在实验室做了实验，
看到了理论预期的现象，证实了我的专利的理论基础。对此，该实验室的教授很兴奋，
决定留给来年春天从德国来的研究生做系统研究。后来由于我的实验样品未获准留下，
此事只得作罢。此外，一位台湾的教授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但由于此事政治
上敏感，也只得作罢。
我向技物所领导要求，给我一点时间，留职停薪，让我在美国就地促进这个专利申请和
转让。不幸我的要求被否决。于是我找到这家香港公司在美国的专利代理律师，他认可
我的主意，并且立即安排了越洋电话会议，参与的人有我和他，外加技物所方面徐付所
长和某研究人员。电话会议一开始，美国代理律师的开场白刚一结束，徐付所长就申明
，技物所（专利所有人）决定放弃该专利申请，理由是专利发明人行踪不明。律师不解
地问，专利发明人不是就在电话线上吗？但是，付所长坚持放弃立场。从此我就不再过
问这事了。最近我查了一下，这个专利其实并没有真的放弃，随后就被美国专利局批准
了，但一直到过期都没有转让成功。假如让我参与其事，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我都是最
合适的人选。
那次学术访问还包括埃默瑞（Emery）大学。后来，该校物理系的Perkowitz教授告诉我
，他收到过我们室主任发给他的电传（FAX），要求我立即回国。“党的领导”早已名
声在外，他觉得这是非常之举，猜想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所以没有转告我。讲完以后他
还补充道，你的上级可以打电话问我，我愿意确认此事，承担责任，你确实不知道此事
。其实，和我联系办法多的是，室主任这种做法让我莫名其妙，后来一位同事告诉我，
这其实是做给研究所领导看的：我已经催过了。
接下来就是本文一开头就交代的1992年初的那一幕：开除，将近三十年的工龄一笔勾销。
这次学术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加州。由于技物所L同事的推荐，他的同学C引荐了我到他所
在的公司任工程师。从此，就在我的天命之年，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章，一切从头来
。屈指算来，到如今已有24年了。平心而论，无论是徐付所长还是室主任跟我都没有什
么个人的恩怨。他们怕的是他们手下有人出访逾期不归，影响到自己的仕途。申称放弃
该专利申请显然是为了防我，发电传给埃默瑞大学是为了逼我；除名和一笔勾销工龄更
是断了我的后路（人事科有话，只要我回去，都可以恢复）。至于这些行为造成的经济
损失和政治影响，无论后果如何，都不会落到他们头上，反倒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他们
的行为，根子还是在制度上。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一种专制思维之上的。既想留人，又不
懂得尊重人，反而把人当成奴才，动辄断人后路。其实也并非真想留人，主因还是出访
逾期不归损了“党的领导”的面子。当然，社会还是进步了。比起当年付傅聪和马思聪
出走英、美以后的吓人的叛国帽子，开除还是客气多了，何况正式使用的还是“除名”
一词。但是，说到底这还是不得已：如果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叛国”，“党的领导
”又情何以堪呢？
后来得知，就在同时，一位中年党员研究人员L也被除名。在我之前和之后，还有人也
被除名。此外，谁知道还有多少人想被“除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又不幸无法被“
除名”！其实，除名也不是什么错事，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出访不归必须除名，
当然可以。但是，过去的将近三十年的几乎可以退休的工龄为什么不予承认呢？没有解
释。这是“党的领导”下常见的权力的傲慢，非常不近情理但又令人无可奈何。对此，
老百姓只好顺应，挑战这种傲慢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这些被除名的人早已经过了做事
轻率的年龄，他们在国内不仅有老有小，事业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也早已有了一定基
础，为什么要自我作践放下这一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从头开始呢？从当年许多知
识分子由国统区投奔延安，到如今又有许多知识分子背井离乡投奔国外。“党的领导”
是否有勇气反躬自问，到底是谁变了，谁应该反省？！
（五）
来美国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除了两件随身行李，一无所有。所幸，在美国这些年我一
路走来，无论做什么，从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行贿送礼，也不需要看别人脸色，讲
违心的话，更没有评级加工资时的无奈，一切都在我自己努力之中；虽然极其辛苦，内
心却很坦然。我的收入无论多少，都是问心无愧、干干净净的。我感到，给人以自由选
择和奋斗的机会，这正是美国的成功之处。对此，许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其实都
是心知肚明的。对于中国政府和控制它的那个党，我没有任何亏欠，反倒是他们亏欠于
中国老百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我做过计算，59-61三年间我国人
口减少在四千万以上。想当初政权更迭之际，许多知识分子决定留在大陆，还有许多少
海外知识分子抛弃一切投奔新政权，为的都是建设新中国。这些人中不乏国家急需的学
术精英和专家。此后的三十年里，他们之中又有几人有好结局？如果死人也能投票，他
们会认可自己当初的选择吗？在普度时我的指导教授虽然很赞成“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却极不认可，他说：“从你们国家对人才的浪费
来看，你们一点也不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得起这样的浪费！”很不幸，他说对了。
然而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已经没有了原先的事业基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此我
在这里只不过是谋生而已。留在美国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然我知道有得就必有失；但是
，有时我还是会问我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我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毫不怀疑，但是三千
年的历史加上十多亿人口形成的巨大惯性使得任何社会政治变革不仅缓慢，而且极其困
难。偏偏我凡事要较真，许多事情都看不惯，不免时时生出不满，有时甚至犯忌讳。更
不幸的是我看到过另一个世界，而且还在其中生活了两年。89年以后，失望情绪时时与
我作伴。许多事情一到中国就变样。我非常清醒而且无可奈何地看到，我的性格并不适
合于这个社会。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变，但是许多变革在我有生之年怕是已经看不到
了。当然，如果选择顺应这个社会，把自己交给这个“领导”，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有的人甚至还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是，如果要尝试一种新的活法，做自己的主人，
路还是有的：惹不起躲得起。于是我下决心，安下心来，就在这里从头干起。也许有人
会说，无论那个组织如何，我们的专长和学识都应该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国家，我原
本也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许多我们的前辈和同辈也都曾经非常虔诚地尝试过，但
是很多人的结局都令人心酸。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那个组织至今还不敢直面自己的所
作所为。老百姓不傻，一句“宜粗不宜细”是混不过去的。是谁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那个组织有没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
我生活在旧金山湾硅谷地区，这里气候宜人，充满活力，无论是过日子、创业、还是户
外活动，都是好地方。这些年我换过不少公司，一半是跳槽，一半是被裁员。有意思的
是，每换一次工作，我的收入都增加了。在“党的领导”下，“不安心工作”会受惩罚
；没有了这个“领导”，“不安心工作”却给了我更多的机遇。我说的话，不管别人听
了舒服还是不舒服，无人敢当众羞辱我。无论我的日子多么不容易，但都强于被羞辱，
被“领导”的日子。每当我想到这里，我都觉得为此我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是值得的。
除了工作，我的业余时间用于登山、野营、游泳、钓鱼、唱歌、演出、阅读和自由写作
。感谢上苍的眷顾，我过得自由自在：自由地看，自由地想，自由地写，自由地发表。
并不是说美国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但是对比我的前半生，我对我的生活已经没有抱怨了
。房贷已经付清了，有吃有穿，还有医疗保险，还愁什么？
退休以后，偶而我还为一些本地的公司做项目。此外我还在筹备一个产品，专利是我自
己的，合伙人都是些“不安心工作”的好朋友。这些活动都是我退休以后的“业余”活
动，我把从事这些活动看成是我融入这个社会、体现我的人生价值的方式。我过去的老
同学说我的工作寿命很长，我说这是因为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缘
故，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的故事，对人到中年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的回答。前面说过，我是抱着写历史
的态度来写这篇文章的，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很渺小，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
积累。我的故事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也许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总是难忘故土。大约一个世纪以前
，以广东农民为主的大量中国人移民美国充当劳工。现在在加州还可以看到中国营、中
国湖、中国墙、中国湾、中国滩、中国村等等。但是除了在天使岛原移民局墙上的忧愁
的诗句，我没有看到过他们留下的任何文字。我希望，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看了本
文，可以了解到在世纪之交，有个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转换了人生的轨道
，毅然在美国重打鼓另开张的故事，包括他的悲欢离合，他对故土的眷恋，他的期盼。
当年的移民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如今的移民是因为失去了什么呢？也许有读者看了本文
以后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我相信我们的后代无疑将会有更加清晰和客观的答案。我还相
信我们的后代中国人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法制更健全、更有个人尊严的社会。
对于那个组织，其实我并无成见。它刚进城的时候，我尚年幼，但是从父辈和年长的人
们的议论中得知，它曾经很令人敬佩。今后如果它愿意把自己放在国家和人民之下，遵
守宪法，还可以再次赢得国人的尊敬。但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永远只是一
句历史口号。
最后想起了辛弃疾的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2016/09/10于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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