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最大海归潮 很多海归都心存悔意(zt)#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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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历最大海归潮 很多海归都心存悔意(图)
2017-01-14 15:25:35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导读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
有人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而在很多海归的内心深处，却心
存悔意。他们后悔的并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
条“不归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
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
，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重新寻找机会。
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他的到来“
大家都没想到”。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
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他注意到，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
是在李彦宏等人回国之后。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我意识到了，很多人已经回去了，国内的机会太多。”赵海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
线记者说。
起初，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在杭州，他租下房子，
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
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
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洄游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
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
，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
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要成千
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
储备，到2015年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海归。大量
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
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
，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
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Google)。他说，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
已有20多人回国。大部分在BAT(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
少数自己创业。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
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
，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几年前，俞本权与李才伟在硅谷的公司有过交集。如今，他们在杭州的同一家企业又相
遇了。
正如赵海平到达杭州时，不出意料地在这里遇上了脸书的前同事。
回国不再“毅然”
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
6.94∶1。
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
，要靠“人才红利”。
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服务器，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
从领英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提供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今，35岁~44岁回国的成熟
人才，从只占海归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领英所能观察到的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
这类中国企业。
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大量裁员，很
多华人岌岌可危。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虑了中国企业。
“现在不是抄底了。现在不是被动，是一个趋势。” 王欢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
但王欢发现，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
国外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海归，手握26份工作邀约，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企
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
“真的是有梦想的。”
兜售梦想
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
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
、“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
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钱挣得已足够多”；“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
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之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
的PayPal。
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
难找到对标。”
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他们相当于“PayPal+Visa+富国银行+嘉
信理财+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刚到这里时还没读完大学，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如今，
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那时
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7年后，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现在每秒就可以处
理十几万笔。
“对未来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够太小。”他感慨。
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
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这家公司的招聘总监薛晖说。“绝对是大势，大势往哪个方
向走，人们就会跟随那个潮流。”
她认为，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托住
了这样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从北京、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
，现在是从硅谷、西雅图“搬人”。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样”筛过
国外大企业，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
被他们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
，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
，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2014年3月29日，北京2014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
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他
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
教职，与学术界告别。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
己从没进入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
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
我觉得就是要赌一把。”“不留退路。”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他当初力主以西雅图为基地，
否则他不会考虑这份工作。一年多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在杭州的话
，也能接受。在我刚加入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他招募了一些学生、朋友，对每个人强调：“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job choice)，
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life choice)。”
“之前没人这么跟我说。”他说。
在更大的层面上，他分析，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只不过
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
也影响了国家。
逾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第一位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入了美籍，但影响了近代
中国：他带出更多留学生，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厂的诞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
们应当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国古语说：“梁园虽
好，非久居之乡。”
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在内，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极度虚弱的
中国。
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21位海归。
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
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
第一家餐厅，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
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
触。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英文：“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地球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并迎来经济的腾飞。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
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
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
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
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生活条件的提高降
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赵海平说。
李才伟不得不习惯了杭州的堵车。“这个城市比(旧金山)湾区小很多，但是感觉时间距
离比硅谷还大。”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
烈。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
44个小时，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不错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高铁
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
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在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这让赵海平感
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
在李才伟看来，中国企业曾经搬运了国外的很多模式，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创新了很多
模式。
“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
赵海平说，“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
遗憾。”
生命在于折腾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
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
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很多人劝他回美国。他一次次解释：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未考虑任何退路。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
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
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海归，海归更需要中国。”
方恩(天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
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
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
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大约20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
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国华人即使做
教授，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俞本权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不管怎么样，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
缺了一块。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虽然大家都不说，多多少少
都是能感觉到的。”
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
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钟上班、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
亏了。”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结果到了下班时间，立即关
了电脑。
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他立即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告别那种安逸的、“不
咸不淡”的生活。
李才伟在硅谷也有强烈的“螺丝钉”之感。“这种日子不是在这个岁数想要的。你感觉
自己在虚度人生——我觉得大部分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已用脚投票：回国。
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他只能在杭
州独居，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
俞本权把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他太太也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他认为，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国内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对于
机会是相信的，方向是认的。”
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腾。”在他的离职信中，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国老话”。
不同于华罗庚当年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它简单、粗暴。
清末的中国留美幼童（资料图片）
以冲刺的速度长跑
回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
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
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
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重新认识了中国：政府的官僚气息没那么重了、办事效率高了。街头
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频率低了很多。软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
由于到处都是工地，俞本权对迷路习以为常。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海归，带着3个
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还有人待了一个月，来去匆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
，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
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他们叫做小步快跑。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
俞本权对记者形容，国内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
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
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到来之初，盛子夏就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脚
，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他后来也转告别人：“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不是来做螺丝
钉领任务的。”
“想来折腾折腾的，你就来折腾，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
某种程度来说，洄游者造成了“鲶鱼效应”。
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但他力
主做深度学习，颠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见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过：“漆远，要挺住，听说你要完蛋了。”
作为首席技术官，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
程立说，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
漆远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圆滑一些，“中国特色一些”。
程立对记者说：“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非常直率，想到
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
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
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
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
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
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
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
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邓锋对年轻人说，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
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
最美的图画。”
金榕则强调“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 “什么是最好的工作？
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那就是。”
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
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赵海平也说，国人习惯了“看美国在做什么”，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国可
以在自己的环境下，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中国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个从0到1
的工作。”
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其实走出硅谷发
现，技术差距没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
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
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不管华尔街、硅谷还是中国，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区
别在于，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
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钱是我的奖赏”。
“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赵海平说
，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国
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沉淀”下来。
每个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中国以雾
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
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施一公总是回答：空气污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
一”。
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他
痛恨空气污染，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因为，他是那么
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
2017-01-14 15:25:35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导读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
有人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而在很多海归的内心深处，却心
存悔意。他们后悔的并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
条“不归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
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
，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重新寻找机会。
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他的到来“
大家都没想到”。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
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他注意到，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
是在李彦宏等人回国之后。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我意识到了，很多人已经回去了，国内的机会太多。”赵海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
线记者说。
起初，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在杭州，他租下房子，
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
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
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洄游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
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
，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
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要成千
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
储备，到2015年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海归。大量
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
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
，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
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Google)。他说，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
已有20多人回国。大部分在BAT(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
少数自己创业。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
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
，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几年前，俞本权与李才伟在硅谷的公司有过交集。如今，他们在杭州的同一家企业又相
遇了。
正如赵海平到达杭州时，不出意料地在这里遇上了脸书的前同事。
回国不再“毅然”
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
6.94∶1。
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
，要靠“人才红利”。
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服务器，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
从领英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提供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今，35岁~44岁回国的成熟
人才，从只占海归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领英所能观察到的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
这类中国企业。
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大量裁员，很
多华人岌岌可危。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虑了中国企业。
“现在不是抄底了。现在不是被动，是一个趋势。” 王欢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
但王欢发现，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
国外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海归，手握26份工作邀约，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企
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
“真的是有梦想的。”
兜售梦想
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
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
、“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
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钱挣得已足够多”；“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
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之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
的PayPal。
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
难找到对标。”
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他们相当于“PayPal+Visa+富国银行+嘉
信理财+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刚到这里时还没读完大学，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如今，
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那时
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7年后，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现在每秒就可以处
理十几万笔。
“对未来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够太小。”他感慨。
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
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这家公司的招聘总监薛晖说。“绝对是大势，大势往哪个方
向走，人们就会跟随那个潮流。”
她认为，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托住
了这样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从北京、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
，现在是从硅谷、西雅图“搬人”。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样”筛过
国外大企业，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
被他们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
，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
，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2014年3月29日，北京2014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
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他
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
教职，与学术界告别。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
己从没进入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
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
我觉得就是要赌一把。”“不留退路。”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他当初力主以西雅图为基地，
否则他不会考虑这份工作。一年多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在杭州的话
，也能接受。在我刚加入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他招募了一些学生、朋友，对每个人强调：“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job choice)，
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life choice)。”
“之前没人这么跟我说。”他说。
在更大的层面上，他分析，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只不过
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
也影响了国家。
逾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第一位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入了美籍，但影响了近代
中国：他带出更多留学生，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厂的诞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
们应当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国古语说：“梁园虽
好，非久居之乡。”
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在内，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极度虚弱的
中国。
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21位海归。
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
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
第一家餐厅，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
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
触。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英文：“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地球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并迎来经济的腾飞。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
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
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
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
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生活条件的提高降
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赵海平说。
李才伟不得不习惯了杭州的堵车。“这个城市比(旧金山)湾区小很多，但是感觉时间距
离比硅谷还大。”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
烈。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
44个小时，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不错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高铁
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
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在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这让赵海平感
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
在李才伟看来，中国企业曾经搬运了国外的很多模式，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创新了很多
模式。
“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
赵海平说，“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
遗憾。”
生命在于折腾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
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
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很多人劝他回美国。他一次次解释：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未考虑任何退路。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
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
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海归，海归更需要中国。”
方恩(天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
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
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
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大约20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
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国华人即使做
教授，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俞本权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不管怎么样，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
缺了一块。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虽然大家都不说，多多少少
都是能感觉到的。”
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
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钟上班、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
亏了。”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结果到了下班时间，立即关
了电脑。
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他立即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告别那种安逸的、“不
咸不淡”的生活。
李才伟在硅谷也有强烈的“螺丝钉”之感。“这种日子不是在这个岁数想要的。你感觉
自己在虚度人生——我觉得大部分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已用脚投票：回国。
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他只能在杭
州独居，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
俞本权把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他太太也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他认为，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国内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对于
机会是相信的，方向是认的。”
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腾。”在他的离职信中，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国老话”。
不同于华罗庚当年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它简单、粗暴。
清末的中国留美幼童（资料图片）
以冲刺的速度长跑
回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
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
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
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重新认识了中国：政府的官僚气息没那么重了、办事效率高了。街头
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频率低了很多。软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
由于到处都是工地，俞本权对迷路习以为常。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海归，带着3个
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还有人待了一个月，来去匆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
，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
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他们叫做小步快跑。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
俞本权对记者形容，国内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
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
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到来之初，盛子夏就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脚
，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他后来也转告别人：“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不是来做螺丝
钉领任务的。”
“想来折腾折腾的，你就来折腾，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
某种程度来说，洄游者造成了“鲶鱼效应”。
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但他力
主做深度学习，颠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见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过：“漆远，要挺住，听说你要完蛋了。”
作为首席技术官，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
程立说，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
漆远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圆滑一些，“中国特色一些”。
程立对记者说：“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非常直率，想到
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
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
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
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
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
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
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
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邓锋对年轻人说，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
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
最美的图画。”
金榕则强调“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 “什么是最好的工作？
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那就是。”
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
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赵海平也说，国人习惯了“看美国在做什么”，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国可
以在自己的环境下，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中国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个从0到1
的工作。”
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其实走出硅谷发
现，技术差距没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
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
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不管华尔街、硅谷还是中国，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区
别在于，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
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钱是我的奖赏”。
“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赵海平说
，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国
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沉淀”下来。
每个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中国以雾
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
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施一公总是回答：空气污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
一”。
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他
痛恨空气污染，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因为，他是那么
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