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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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中国中产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
作者：张立伟
依靠投资拉动与信用扩张的模式刺激经济，只会让中产阶层消费力不断降低，而寄生于
政府债务与银行信贷的农民工就业的收入不可持续。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发展模式。
2016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终结了一个“黄金时代”——一线城市普通的中产阶层
，依靠自己的收入买得起盛放“三口之家”梦想的房子。由住房构成的财富鸿沟正在形
成，而未来这种局面很难改变。
地产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因普遍贫穷而消灭了财富差距。启动改革开放到2000年这一时
期，中国也没有呈现出普遍而巨大的收入差别，相反，由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度，
拥有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逐渐缩小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
，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基数较低。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经历了两次恶性通
胀，都被政府义无反顾的压制下去。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2000年以前，通胀只是带来
一部分商品价格短暂的起伏，中国家庭并无资产概念。
中国财富分配发生巨大变化，2000年左右是个节点。准确的说，1998年实行住房制度改
革，1990年代末为摆脱通缩而加大货币投放与财政投资力度，2003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同期美国正在通过低利率刺激消费，促成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地，大量
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与此同时，以大城市扩张为开端的城市化开始提速，迅速膨胀的
外汇占款也释放出大量货币。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相当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由于美国消费品需求强劲、
中国城市化加速，以及在此过程中收入大涨的中国人加速了排浪式消费，因此，几乎所
有行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每个融入市场的人都获益匪浅。在这场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到全球化的开放过程中，除了生产要素的分配与回报导致不同的
收入差别外，更重要的是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尽管有时候机遇并不是以公平的方式出
现。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供给过
剩的农村劳动力的付出远远少于回报，做过努力的 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建立起基本的
农村社会保障，并修改了劳动合同法。城市白领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一个月的
工资大部分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城市购买一平米住房（现在有的城市，白领一年的工资才
可能购买一平米住房！），他们开始学习现代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互联网让中国人
的世界变得辽阔。
但是，2008年以后至今，中国的财富分配主要不再是依靠市场，主要不是由市场竞争中
不同企业或个人的状态决定。政府为稳定经济采取的刺激计划，让货币流向了地产业与
基础设施建设，依靠这种模式维持增长的做法，带来了信用持续扩张，通胀与资产泡沫
起来了。2012年后，过剩的资本继续流向IT（创业泡沫）、金融业以及地产业，不断挤
压了那些高效的生产部门。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暂时是主要获益者，因为地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吸收了大量劳动
力，导致劳动力紧张以及价格持续上涨。这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构成了巨大冲击。中
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在保增长政策下开始强化。但是，农民工本身也是通胀的受害者
，而且收入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它不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而是投资，即地产与政府基
建，两者事实上为一体，只有发展地产，地方政府才有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支撑不断投
资，但地产已经出现严重的库存。
由于劳动力不断流向服务业、地产业、建筑业等，中国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自
2008年后出现持续降低。不同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同，工资增长率却趋于相同
，这产生了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现象，引起结构性通货膨胀。城市中产阶级
成为通胀的主要承受者。但是，引起财富差距的主要是地产，让富者则更富，穷人更穷
。2008年后由富人投资性消费推动房价几次脉冲式上涨，最终导致房价远远超出城市中
产阶层的购买力，这对还没有买房的新的中等收入者而言是个噩梦。
转型期破局，中国会步入日本后尘吗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通胀、资产泡沫，为城市居民带来不安全感，而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
速，已经追不上物价的涨幅，甚至就业也因经济转型而变得不稳定，再加上社会也面临
同样的转型阵痛，不平等扩大，污染问题严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导致中等收入群
体焦虑感上升，担心随时在现有的社会地位中滑落。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是一种自然的伴生物，韩国、台湾等社会在转型
期都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或者社会运动，这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以及对公平社会
追求的反应。而且，转型社会中的人们内心缺乏价值之锚，容易产生外部与内心相互强
化的作用。如果政府没有努力通过政治民主改革给予人们一个美好的方向，这种不安会
加倍释放。因此转型中的台湾和韩国都经历了民主化改革。
未来会更加美好吗？未必。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
没有谁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即使在美国，多数美国人一直认为儿子收入好过父亲理所
应当，但2014年只有41％的30岁美国男性比他父亲挣得多。美国的中产阶层在不断滑落
，贫富差距拉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突出的现象，并再次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反全球化的
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
理论上，中国应该努力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用他们的消费支撑制造业与服务业，吸收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依靠投资拉动与信用扩张的模式刺激经济，只会让中产阶层消费力
不断降低，而寄生于政府债务与银行信贷的农民工就业的收入不可持续。这是一个很困
难的发展模式。
但是，当中国像日本转型期一样，希望在平衡与协调中实现转型目标时，意味着会继续
采取刺激性政策扩大需求，以维持“稳定”，这会继续纵容和巩固旧的发展模式。1980
年代与1990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强硬的手段对抗通胀，是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资产
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但现在利益阶层可以阻碍甚至绑架改革。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抑制资产泡沫的要求。这可能意味着楼市泡
沫不会被刺破，而是维持“不涨不跌”的平衡，以免金融遭受冲击。如果政府希望通过
经济增量来消化资产泡沫，增量可能依然来自信用扩张与通胀，导致工资上涨但购买力
缩水的现象，人们会日益窘困。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中产阶层消费力不
断下降的事实，中国经济转型到依靠内需循环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难度越来越大，财富鸿沟可能会日益加深。而这个趋势，正是中国中产阶层不安全
感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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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伟
依靠投资拉动与信用扩张的模式刺激经济，只会让中产阶层消费力不断降低，而寄生于
政府债务与银行信贷的农民工就业的收入不可持续。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发展模式。
2016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终结了一个“黄金时代”——一线城市普通的中产阶层
，依靠自己的收入买得起盛放“三口之家”梦想的房子。由住房构成的财富鸿沟正在形
成，而未来这种局面很难改变。
地产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因普遍贫穷而消灭了财富差距。启动改革开放到2000年这一时
期，中国也没有呈现出普遍而巨大的收入差别，相反，由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度，
拥有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逐渐缩小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
，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基数较低。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经历了两次恶性通
胀，都被政府义无反顾的压制下去。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2000年以前，通胀只是带来
一部分商品价格短暂的起伏，中国家庭并无资产概念。
中国财富分配发生巨大变化，2000年左右是个节点。准确的说，1998年实行住房制度改
革，1990年代末为摆脱通缩而加大货币投放与财政投资力度，2003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同期美国正在通过低利率刺激消费，促成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地，大量
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与此同时，以大城市扩张为开端的城市化开始提速，迅速膨胀的
外汇占款也释放出大量货币。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相当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由于美国消费品需求强劲、
中国城市化加速，以及在此过程中收入大涨的中国人加速了排浪式消费，因此，几乎所
有行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每个融入市场的人都获益匪浅。在这场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到全球化的开放过程中，除了生产要素的分配与回报导致不同的
收入差别外，更重要的是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尽管有时候机遇并不是以公平的方式出
现。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供给过
剩的农村劳动力的付出远远少于回报，做过努力的 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建立起基本的
农村社会保障，并修改了劳动合同法。城市白领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一个月的
工资大部分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城市购买一平米住房（现在有的城市，白领一年的工资才
可能购买一平米住房！），他们开始学习现代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互联网让中国人
的世界变得辽阔。
但是，2008年以后至今，中国的财富分配主要不再是依靠市场，主要不是由市场竞争中
不同企业或个人的状态决定。政府为稳定经济采取的刺激计划，让货币流向了地产业与
基础设施建设，依靠这种模式维持增长的做法，带来了信用持续扩张，通胀与资产泡沫
起来了。2012年后，过剩的资本继续流向IT（创业泡沫）、金融业以及地产业，不断挤
压了那些高效的生产部门。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暂时是主要获益者，因为地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吸收了大量劳动
力，导致劳动力紧张以及价格持续上涨。这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构成了巨大冲击。中
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在保增长政策下开始强化。但是，农民工本身也是通胀的受害者
，而且收入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它不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而是投资，即地产与政府基
建，两者事实上为一体，只有发展地产，地方政府才有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支撑不断投
资，但地产已经出现严重的库存。
由于劳动力不断流向服务业、地产业、建筑业等，中国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自
2008年后出现持续降低。不同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同，工资增长率却趋于相同
，这产生了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现象，引起结构性通货膨胀。城市中产阶级
成为通胀的主要承受者。但是，引起财富差距的主要是地产，让富者则更富，穷人更穷
。2008年后由富人投资性消费推动房价几次脉冲式上涨，最终导致房价远远超出城市中
产阶层的购买力，这对还没有买房的新的中等收入者而言是个噩梦。
转型期破局，中国会步入日本后尘吗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通胀、资产泡沫，为城市居民带来不安全感，而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
速，已经追不上物价的涨幅，甚至就业也因经济转型而变得不稳定，再加上社会也面临
同样的转型阵痛，不平等扩大，污染问题严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导致中等收入群
体焦虑感上升，担心随时在现有的社会地位中滑落。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是一种自然的伴生物，韩国、台湾等社会在转型
期都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或者社会运动，这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以及对公平社会
追求的反应。而且，转型社会中的人们内心缺乏价值之锚，容易产生外部与内心相互强
化的作用。如果政府没有努力通过政治民主改革给予人们一个美好的方向，这种不安会
加倍释放。因此转型中的台湾和韩国都经历了民主化改革。
未来会更加美好吗？未必。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
没有谁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即使在美国，多数美国人一直认为儿子收入好过父亲理所
应当，但2014年只有41％的30岁美国男性比他父亲挣得多。美国的中产阶层在不断滑落
，贫富差距拉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突出的现象，并再次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反全球化的
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
理论上，中国应该努力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用他们的消费支撑制造业与服务业，吸收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依靠投资拉动与信用扩张的模式刺激经济，只会让中产阶层消费力
不断降低，而寄生于政府债务与银行信贷的农民工就业的收入不可持续。这是一个很困
难的发展模式。
但是，当中国像日本转型期一样，希望在平衡与协调中实现转型目标时，意味着会继续
采取刺激性政策扩大需求，以维持“稳定”，这会继续纵容和巩固旧的发展模式。1980
年代与1990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强硬的手段对抗通胀，是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资产
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但现在利益阶层可以阻碍甚至绑架改革。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抑制资产泡沫的要求。这可能意味着楼市泡
沫不会被刺破，而是维持“不涨不跌”的平衡，以免金融遭受冲击。如果政府希望通过
经济增量来消化资产泡沫，增量可能依然来自信用扩张与通胀，导致工资上涨但购买力
缩水的现象，人们会日益窘困。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中产阶层消费力不
断下降的事实，中国经济转型到依靠内需循环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难度越来越大，财富鸿沟可能会日益加深。而这个趋势，正是中国中产阶层不安全
感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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