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五大著名劳教营 (转载)#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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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chinabbsdad (张果老他爹),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毛泽东时代的五大著名劳教营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May 16 08:40:37 2018, 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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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生两娃 2016-08-31 21:58
2014-01-16袁凌 水煮历史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
最后关闭。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
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
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
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近年来
，随着当事人回忆和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倒用索尔仁尼
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
，无从清晰勾勒。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
沟、兴凯湖、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
，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
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
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
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
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
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
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
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
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
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
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
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
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
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
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
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
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
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
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
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
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
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
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
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
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
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
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
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
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
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
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
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
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
魄的小小地名。
兴凯湖
兴凯湖畔的这间茅屋，是著名作家丁玲当年下放兴凯湖农场劳改期间所住。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
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
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
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
，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
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
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
，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
：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
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
，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
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
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
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
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
。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
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
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
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
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曾经在兴凯湖下放
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
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
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
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
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
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
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馁
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
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
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
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
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
之无远弗届。整个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
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
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
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
，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
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
，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
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
，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
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
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
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
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
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
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
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过耳光。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
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穿”，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
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对专政下的人性恶
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
张，所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
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
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
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
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
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
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
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
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
，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
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
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得及实现这
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
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
，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识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
”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吕荧，就死在被称为
“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
核、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
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道，释放
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
，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
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
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这几位，是当年峨边沙坪劳教农场的幸存者。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
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
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
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
《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
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
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
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
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
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
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
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
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
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
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
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
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
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
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
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
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
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
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
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
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
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
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
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
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
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
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纪录片通过
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
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
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
”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
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
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
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
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
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
到1970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
搬迁至四川眉山。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年
，《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
，该报道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
，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
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道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
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
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如今的青海湖劳教农场早已废弃，当年农场残破的照壁上，领袖画像和语录字迹仍隐约
可见。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
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
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
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
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
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
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
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
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
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
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
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
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
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
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
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
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
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
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
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
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
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
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
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
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
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
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
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
、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
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
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
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
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
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
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
，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
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
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
，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
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
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
“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
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
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
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
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
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周培桐原是中
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
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
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
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
劳教（动）营。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
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
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
、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
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
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
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
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
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
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
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
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
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
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
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
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
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
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
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
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
《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
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
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
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
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
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
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
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
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
“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
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
在，基因犹存。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
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
，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
它们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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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毛泽东时代的五大著名劳教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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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生两娃 2016-08-31 21:58
2014-01-16袁凌 水煮历史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
最后关闭。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
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
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
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近年来
，随着当事人回忆和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倒用索尔仁尼
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
，无从清晰勾勒。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
沟、兴凯湖、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
，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
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
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
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
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
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
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
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
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
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
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
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
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
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
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
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
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
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
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
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
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
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
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
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
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
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
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
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
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
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
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
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
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
魄的小小地名。
兴凯湖
兴凯湖畔的这间茅屋，是著名作家丁玲当年下放兴凯湖农场劳改期间所住。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
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
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
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
，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
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
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
，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
：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
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
，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
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
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
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
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
。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
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
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
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
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曾经在兴凯湖下放
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
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
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
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
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
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
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馁
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
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
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
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
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
之无远弗届。整个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
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
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
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
，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
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
，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
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
，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
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
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
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
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
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
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
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过耳光。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
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穿”，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
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对专政下的人性恶
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
张，所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
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
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
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
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
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
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
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
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
，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
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
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得及实现这
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
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
，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识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
”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吕荧，就死在被称为
“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
核、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
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道，释放
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
，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
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
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这几位，是当年峨边沙坪劳教农场的幸存者。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
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
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
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
《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
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
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
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
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
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
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
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
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
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
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
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
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
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
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
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
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
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
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
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
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
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
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
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
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
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
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纪录片通过
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
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
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
”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
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
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
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
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
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
到1970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
搬迁至四川眉山。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年
，《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
，该报道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
，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
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道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
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
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如今的青海湖劳教农场早已废弃，当年农场残破的照壁上，领袖画像和语录字迹仍隐约
可见。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
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
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
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
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
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
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
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
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
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
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
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
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
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
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
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
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
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
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
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
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
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
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
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
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
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
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
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
、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
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
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
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
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
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
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
，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
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
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
，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
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
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
“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
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
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
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
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
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周培桐原是中
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
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
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
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
劳教（动）营。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
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
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
、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
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
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
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
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
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
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
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
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
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
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
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
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
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
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
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
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
《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
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
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
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
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
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
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
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
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
“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
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
在，基因犹存。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
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
，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
它们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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